西南服務團
1949年成立的服務團
1949年夏，渡江戰役勝利后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劉伯承、鄧小平決定從中央和老區選調一批新聞、郵電、財經、公安等方面的幹部，同時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學生、青年職工，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
消息一經傳出，隨即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掀起了一股“南下熱”，萬餘進步青年報名參加西南服務團。經過近三個月的匯合、整編和集訓學習，1949年10月1日，西南服務團16000餘人整裝出發，挺進西南邊疆。
1949年夏，渡江戰役勝利后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劉伯承、鄧小平決定從中央和老區選調一批新聞、郵電、財經、公安等方面的幹部，同時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學生、青年職工，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
消息一經傳出，隨即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掀起了一股“南下熱”，萬餘進步青年報名參加西南服務團。經過近三個月的匯合、整編和集訓學習，1949年10月1日，西南服務團16000餘人整裝出發，挺進西南邊疆。
1949年6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在上海成立。1.7萬餘名老幹部和來自寧滬杭的進步青年，告別親人，跋山涉水，隨戰鬥部隊向大西南挺進，其中7000餘名幹部，於1949年12月先後抵達山城，投入到接管、建設重慶的艱巨任務中。
西南服務團隨同二野解放大軍西進，每解放一個縣，就留下一個中隊負責接管和政權建設，幾乎重慶每個區縣和部門、工礦企業、學校等，都有西南服務團戰士。
1949年6月12日，劉伯承、鄧小平把貫徹黨中央進軍大西南的決定，解決新解放區幹部問題，放在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時代大背景下，做出組建西南服務團的重大決策。西南服務團按軍事編製，列為進軍大西南的第五梯隊，隨戰鬥部隊同步進軍。
西南服務團共計1.7萬餘人，骨幹力量是戰功卓越的6100多名老幹部，另一部分是來自上海、南京、蘇南、皖南等地的一萬多名大中學生、青年職工，多數是地下黨員或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的進步青年。
西南服務團總團長宋任窮，第一團(上海團)團長曹荻秋，下設重慶支隊、川東支隊等6個支隊及技術大隊、四川幹部隊、財經大隊、文藝大隊等。
在鄧小平等首長的統籌組織下，西南服務團幹部學員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從北方各老解放區南下支援前線的軍事老幹部，另一部分則是從上海、南京、蘇州等各大院校招收的進步青年學生以及知識分子。據原西南服務團總團部主任（總團長）宋任窮回憶：“我們南下時，從太行、太岳帶來一批幹部，準備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饒漱石向鄧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幹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帶來的幹部都給福建，並說可以給一部分山東的支前幹部隨二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顧全大局，很痛快地答應了，說我們再另想別的辦法吧。此後，根據小平同志的建議，我們除了從中央和老區選調一部分新聞、郵電、財經、公安等方面的幹部以外，從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
宋任窮所說，從東北局、中原局、華東局等各老解放區抽調的7000多名老幹部先後在南京、徐州、武漢、長沙等地集結編入西南服務團。例如，隨第三野戰軍由山東出發的華東支前司令部所屬各部的幹部，在戰火紛飛中，運糧草，送彈藥，為我軍取得淮海戰役的全面勝利立下了功勞。正當他們滿懷喜悅心情，準備返回山東時，領導動員他們參加西南服務團，於是他們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南京。這些老解放區的南下幹部既成為西南服務團的骨幹力量，也把我黨優秀的革命傳統、樸實的工作、生活作風融入到西南服務團全體學員中，為培養、教育年輕後備幹部，奠定了革命經驗與人才幹部基礎。同時，為補充新生幹部力量，根據黨中央決議，西南服務團面向上海、南京、蘇南、皖南等地的各大院校招收進步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一時間各行各業的工會職工、技術人員、專家、學者、教授、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紛紛響應黨的號召，踴躍報名參加西南服務團。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的明確指示：“今後將一反過去20年先鄉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的方式。軍隊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5月23日，中央軍委電令正在浙贛一線進行戰備整休的第二野戰軍：“應準備兩月後，以主力或全軍向西南進軍。”6月2日，中央軍委再次電令：“二野入川應積極準備，情況許可下爭取八月初出動，小平準備去四川。”由此，鄧小平接中央明確電示，立即開展隨軍幹部隊伍的籌建工作，並將此納入到解放大西南的總體戰略部署。
在研究這支南下幹部隊伍名稱時，鄧小平強調說：叫服務團，更能體現和符合為西南人民服務的宗旨。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由此誕生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實際是西南服務團的締造者，他為組建這支南下幹部大軍傾注了很多心血。
早在同年5月30日，鄧小平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就鄭重提出：“二野進軍西南最大問題是手中無一地方幹部隊伍。擬從華東局抽出一部分幹部，估計數目有限。我們準備動員一批京滬學生入川，中央有無此項準備，請告。”6月11日，中央發出《中央關於準備三萬八千幹部的布置》文件，同意在京滬地區招收學生入川。鄧小平便立即親自趕赴上海，並於12日即派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員曹荻秋在上海大夏大學設立西南服務團一團團部，公開招生。同時命令將在浙皖支前的華東支前司令部四個前方辦事處的三千老幹部召回南京，全建制編入西南服務團作基幹力量。這為西南服務團的統籌組建活動奠定了基礎。鄧小平還親自主持籌劃了《西南服務團章程》和“集訓方案”的審定，並為西南服務團幹部學員講授了革命思想學習報告。為了提高南下幹部的政治覺悟與思想素質，西南服務團大部分成員在南京進行了集訓。鄧小平、劉伯承等二野首長擔任了為西南服務團的幹部、學員講授革命理論、形勢任務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等授課工作。
9月6日，鄧小平在南京原國民大會堂為幹部學員作了學習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報告。他要求大家認清誰是敵人，誰是人民，對誰民主對誰專政，以誰為領導，以誰為基礎，從而分清敵我，站穩立場，做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9月21日和22日鄧小平在南京原中央大學運動場作了《忠誠老實》的報告。
總團長宋任窮
宋任窮 張霖之 曹荻秋 彭濤 段君毅 李大章 萬里 馬繼孔
總團直屬隊下轄貴州幹部隊、四川幹部隊、技術大隊、文藝大隊、財經大隊等。經過三個多月的籌建，6月12日，西南服務團第一團在上海成立，由曹荻秋兼團長，張慶林任副團長。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到9月底，上海市共招收青年學生、職工和文藝工作者4800多人。第一團下設第一支隊（川東支隊），后擴建為壁山、大竹、萬縣和涪陵四個支隊；第二支隊（學生支隊）；第三支隊（職工支隊）；第四支隊（華東革大）；第五支隊（重慶支隊）；第六支隊（公安支隊）。7月12日，由1000多人組成的蘇南分團在無錫成立，由宋學武任團長。
7月25日，第二團在南京成立。7月28日南京市共招收青年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3000多人，團長彭濤，下設第一支隊（雲南支隊）；第二支隊（川南支隊）。此外，加上上海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的750名大學生，皖南選調的400餘人，總計1萬餘名。加上老解放區南下幹部的7000餘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共有1.7萬餘人。經過集訓之後，他們陸續分批次隨人民解放大軍挺進西南邊疆。
重慶是蔣介石的經營重點，地處西南，封建勢力頑固。逃跑時，蔣匪有預謀地把一批惡匪慣犯等從監獄釋放，而我主力作戰部隊西追殘敵，接管人員較少，西南服務團面臨極其嚴峻的形勢。
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副會長季麗麗介紹，記得經過三個多月政治理論學習，1949年10月1日，她與7000多名幹部開始向重慶進發，長征7000里，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於當年12月底前，先後抵達山城重慶。出現在接管人員面前的山城，滿目瘡痍。解放后，重慶首任市長陳錫聯撰文回憶：“……特務匪徒四處潛伏進行陰謀破壞，散兵游勇流浪街頭，10萬左右的舊有員工等待接收、安插或處理，大批學校師生等待救濟與複課，工廠遭受敵特大破壞，商業停滯，謠言滿天飛”。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3月底，重慶市發生持槍搶劫等案255起。一些歹徒光天化日下，在鬧市公然搶劫，甚至向追捕人員投擲手榴彈等。更有潛伏匪特糾集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保民軍”、“警察人員調查處”、“地下工作隊”、“浙贛邊區縱隊”等非法組織層出不窮。在淮海戰役中，被我軍俘虜、原國民黨72軍的排長劉大申打出“劉伯承十一軍軍管會”旗號，擅自改編敵軍，成立“解放軍人民政府”，張貼布告，攤派錢糧，強行接管國民黨軍26艘登陸艇、兵工及被服廠各一個，私營紗廠兩個，企圖渾水摸魚。
被編入二野大軍三分校的西南服務團女戰士胡曉如記得，部隊打到湖南常德，她接到任務：進入重慶后，將參與接管國民黨警察第八分局。“當時，我們除知道重慶這個名字外，其他兩眼一抹黑。”胡曉如說，第八分局位於紅岩村，是國民黨專為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而設立，特務密布，攤販、行人都可能是敵特人員。街上滿是乞丐、小偷、妓女，槍殺案幾乎天天都有。
據西南服務團資料記載，接管重慶的步驟分為政務、軍事、財經、交通、後勤、文教和公安等七大系統，由六個接管委員會和一個公安部進行。
解放重慶入城式領袖畫像,由朱宣咸繪製
西南服務團老戰士孫曙回憶，重慶解放后，首先處理散兵游勇，第二步禁止煙毒，第三步則是處理妓女。當時，臨江門、人民公園、南區公園、較場口、七星崗等地，游妓成群。有妓女拉不到客，竟霸佔公共廁所門口，向如廁婦女強索“位置費”。
1950年5月開始，公安機關會同民政部門先後8次集中收容遊民、乞丐、妓女等1.4萬餘人。經過安定情緒、開展階級教育和勞動教育、安置就業三個階段教育改造，山城一萬餘名妓女走向新生活，重慶社會開始步入穩定。
胡曉如抵達重慶后，與愛侶王家珍結婚，兩人把新家安在化龍橋的警察第八分局內。該分局轄下8萬餘人，幹部只有10多人。新婚後的胡曉如，每天夜裡背著卡賓槍走街串巷、爬坡上坎巡邏，幾次遭遇匪徒打黑槍。
據查資料，西南服務團於1949年12月8日、16日、28日分三批抵達重慶，經歷艱苦卓絕的鬥爭，到1950年1月23日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會議宣告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轉入正常管理階段。
原市委書記任白戈說，整個山城接管工作僅歷時53天，在當時形勢和條件下，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稱奇迹。西南服務團約佔重慶接管力量90%，居功至偉。
西南服務團的團徽
王政帶著兩名警衛員，闖入羅炳然戒備森嚴的山寨。談判中，羅炳然囂張地提出三條意見：拒絕人民政府進入山寨，保留武裝；掌控黔江西北各區鄉，政府不準插手；只能慢慢陸續送繳一些糧食。王政嚴詞駁斥，宣講完黨的政策，揚長而去。羅炳然懾於我軍聲威，未敢輕舉妄動，但仍拒絕放下武器，后被解放軍15團殲滅。
1950年1月23日中午，秀山縣溶溪區政府被上百名匪徒包圍，戰鬥持續到天黑，土匪放火燒房，12人壯烈犧牲，其中有西南服務團5位戰友。1950年2月17日，山東昌樂人、西南服務團五支隊郵電中隊戰友劉政文押運去成都的郵車，駛至大足郵亭鋪一拐彎處時，遭遇百餘武裝土匪襲擊。劉政文用攜帶的步槍和駁殼槍交替射擊，斃敵兩名，終因子彈打光，寡不敵眾，英勇犧牲，年僅19歲。
浙江慈溪人、二支隊十三中隊年僅16歲的戰友汪樹人，接管璧山時擔任專署民政幹部。1950年2月，剿匪犧牲於璧山城南鄉。戰友們從小戰士遺體口袋裡發現了一封他寫給母親的家書：“親愛的媽媽，我已平安到達重慶……”胡曉如抵達重慶時僅18歲，當時，她剛放棄考取的北師大，在家鄉安徽蕪湖報名參加了西南服務團。
共和國華誕60周年之際，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經過專門搜集，發現重慶地區犧牲的西南服務團英烈共有68人，目前已專門補註出了《英烈名錄》。
雲南支隊的具體組成情況是這樣的：第一、四大隊由一千餘人的大專學生組成，是學生大隊，裡面有9名大學教授。還有從山東解放區抽調的幾百名老幹部，都是整黨以後經過審查挑選的縣委、區委幹部，大部分是區縣骨幹，小部分是地區級幹部。第二批是河北幹部，第三批是皖南幹部，第四批則是從北京來的一千多名老幹部，地市級幹部二百多人，老解放區幹部四五百人，包括財經、文 教、報社、廣播、郵電等方面的人員。此外，還有從上海調來的一批技術工人和技術幹部。這些組建的大隊，大隊長、政委都是縣的主要幹部，個別是地區級幹部，連隊的幹部則來自老區區委，他們作為服務團領導骨幹帶領全體團員工作。
雲南支隊支隊長劉林元，是從東北過來的。支隊政委馬繼孔，從山東老解放區來的老幹部。政治部主任陳方，從松花江調過來的雲南籍老幹部。政治部副主任兼青年團總支書記黃天明，主要負責黨在雲南支隊的思想政治工作。 1950年2月，隊伍抵達雲南曲靖沾益進行休整，春節過後就開會師大會。之前在貴州安龍舉行了小型會師，這次沾益會師是大規模的群眾性會師。昆明市區委組織了文藝團來慶祝，包了水餃，當時婦聯的地下黨劉蘇文帶人來迎接我們，並開了慶祝大會。曲靖的群眾好多，兩三千同志一起熱烈歡迎大軍。所謂會師，主要是指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解放軍與滇黔桂邊縱、雲南地下黨的會師。1950年，喻園會師時，陳賡和四兵團、宋任窮與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鄭伯克及省委地下黨、滇黔桂邊縱的領導同志，主要是地師級幹部近百人召開了一個會師會議。當時中央的精神、大方針明確是團結第一，工作第二。會上，宋任窮、陳賡講話，講雲南解放的形勢與任務，鄭伯克也代表地下黨講話。後來雲南省一直貫徹落實中央的工作精神，所以各方面的會師工作都搞得比較好，中央對此予以了充分肯定。在第二次會議上，陳賡宣布1950年2月24日雲南全境解放，雲南解放日就此最後定了下來。
雲南省七個邊疆地委由部隊幹部配備；內地的玉溪、楚雄、曲靖、宜良、武定五個地委和昆明市，還有整個省、市級機關，在雲南省委的具體領導下，以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來的幹部為主配備，同時吸收了地下黨、“邊縱”一批老的領導骨幹。分配的時候，雲南省委強調了按劉少奇提出、鄧小平正式宣布的“以外來為主，地方為輔”的原則使用幹部，內地五個地區加昆明市和省級機關一把手基本都是由外來的南下幹部擔當。外來的南下幹部都經過整黨，通過戰爭考驗，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地方為輔”是指一部分縣委幹部由本地幹部擔任，他們副職多一些，但也有個別的，比方當時宜良地委書記劉青就是 雲南地方幹部。另外分配工作掌握三點：一是地委書記由西南局研究，鄧小平親自審批，原則上由師政委級的幹部擔任；二是專員由國務院批；三是公安局局長由西南局批。這些幹部的任命都是由上級逐一審查的。那時，我從支隊分配下來，先到組織部任幹部科長，分管幹部，后擔任組織處長。
第一項工作是征糧剿匪、清匪反霸。征糧期間土匪暴動，國民黨軍殘部和盧漢一部分部隊也跟著叛變。其時雲南匪患最嚴重的一個是玉溪，一個是楚雄，還有文山的幾個區鬧得很兇。玉溪地委書記岳肖峽到省里來彙報工作后，宋派了一個團去幫助剿匪。清匪反霸期間，西南服務團犧牲了很多同志，包括縣委書記、縣長都英勇犧牲了，通海縣縣委書記張盾犧牲在電話機旁，還有幾個至今不知道姓名，落實政策時核查到100多位烈士。雲南支隊的大多數同志表現都很好，經受住了重大考驗。
第三項工作是整黨、建黨。1951年，雲南地區就開展整黨、建黨工作。整黨是為了土改，通過整黨解決消滅地主階級過程中的階級立場問題。南下的幹部都是通過整黨過來的，雲南的同志當時還沒開展過整黨，而整黨需要有人與地主家庭劃清界限，要幹部調整、迴避才能搞起來。原來地下黨是秘密的，現在組織了2500多位同志公開開展建黨工作。土改運動中，把積極分子集中起來訓練，組成訓練班，訓練以後進行黨的教育，然後集中教育，就地發展，集中宣誓，公開建黨。那一時期雲南發展了幾萬名黨員，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組織基礎。這幾項工作的開展使雲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打下了由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
第四項工作是開展合作化運動。1955年，我參加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中央擴大會議，號召開展合作化運動。經過前期的整黨、建黨工作，我們在每一個鄉、每一個村建立的黨支部直接來領導合作化運動。雲南各個地區、縣區和村都先後組織起來，組建合作社、初 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經濟建設進展順利，合作化基礎打得很好。到了“大躍進”時期，出現了嚴重偏差，不過經濟基礎建設等方面還是有些成績的。
總之，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到了以後，在幾個大的方面，骨幹力量起到很大的作用。雲南支隊3800人中有五六百名老幹部，雲南當地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安機關及各個省的機關都是由這些南下老幹部主持工作的，而且南下幹部與地下黨的團結工作也搞得很好，培養了相當一批幹部。現在看來，幹部的成長必須經受革命鬥爭的磨鍊，一大批縣、局、廳的幹部成長起來，當然有極個別的也出了問題，但是很次要的。
上海解放時，鄧小平認識了陳毅的堂兄、著名兵工專家陳修和。兩人交流時一致認為，應儘快修築成渝鐵路，帶動四川經濟復甦。經鄧小平多次請求，陳修和答應制訂修路方案，並推薦和物色了50多名專家，合併組建西南服務團技術大隊。技術大隊成員馮汝為原是安徽工業專科學校副教授。他回憶，大隊有原南京建設局總工程處處長戴根法、台灣中央大學總務長陳定閎、教授溫嗣芳、國立邊疆學員教授鄔宗鏞、中央大學研究院范鳴麟和陳達士研究員、國民黨兵工署工兵少將翁惠成、德國留學歸國博士何雲騮、地質礦床專家馬鎮坤博士等著名專家學者。
在南京，二野副政委、西南服務團總團長宋任窮設宴招待專家，代表劉鄧首長宣布：“專家教授一律保持原職、原薪，按中灶待遇，行軍途中有警衛隊保障安全。”抵達重慶時，技術大隊已擴至近200人，主要分配在交通和工業部門，以軍事聯絡員身份完成接管后，又投身恢複發展生產第一線。
1950年6月5日，戰火剛停，硝煙未盡，成渝鐵路開工。技術大隊80多位戰友參與，高級工程師16人。全路9個工務段，全是技術大隊專家扛大樑。他們戰天鬥地，自行設計產出第一根重型鐵軌，深谷隧道中成功爆破500多次。兩年時間，全長505公里的成渝鐵路全線建成通車。這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設計施工、自己生產鋼軌鋪設的鐵路。
2009年06月23日當年西南服務團戰士，紮根重慶奉獻至今的約有3000餘人，成為中國青年運動又一亮點。時值建國60周年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集結號再次吹響。
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副會長季麗麗介紹，西南服務團成立第60周年，希望能找齊重慶地區的西南服務團老戰友，派代表參加本月30日市委舉辦的紀念大會，領取紀念章。季麗麗說，西南服務團約有7000多人到重慶工作，因工作調動、過世等原因，現在，大約還有3000多人。目前，該團史研究會已聯繫上的老戰友有2800多人。該團史研究會一批老同志，正忙著去報紙登載尋人啟事，去各個機關查詢，西南服務團集結號再度響起。該團史研究會在三峽博物館旁皇僑飯店設有接待室，幾乎每天都有老戰友前來報到，聯絡電話響個不停。
西南各省素以封建勢力根深蒂固而著稱，據史料記載，當地的土匪、民間槍支和煙土之多，冠於全國，地方上的土匪、部分起義又叛變的國民黨士兵和潛藏敵特，乘解放軍立足未穩之機，迅速糾集在一塊兒，組成了人數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打出‘反共救國抗糧’之類旗號，佔山稱王，展開了‘游擊戰’。一時間，幾乎川南各縣都有一兩股以上這樣的土匪，每股人數由幾十人至幾千人不等，其活動的中心目標便是竭力破壞征糧工作，因此，要征糧就必須先剿匪。
西南服務團的軍裝
25歲的“雙槍老太婆”
陳寶榮隨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入滇后，被分配到武定專區第四區征糧工作組。
這個工作組共有8個人，3個是當地中共黨員，5個是從西南服務團過來的。當時在雲南省這樣的征糧工作組一共有5000餘人。到武定縣后的前三個月，陳寶榮幾乎天天要跟隨其他征糧工作組組員出去聯繫射擊。“組長給我配了兩把手槍，一把‘推六’(左輪)，一把‘拉七’。”陳寶榮笑說，“每天上午征糧，下午練槍。以前從來沒摸過槍，就當臨時抱佛腳。”
1950年5月下旬的一天，是武定專區貓街的一個趕街(趕集)日。一個名叫傅偉的“邊縱”(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隊員跟陳寶榮在集市上搭檔。傅偉負責收稅，陳寶榮負責收糧。到了下午4點多鐘，已經有4萬多斤糧食進了倉。這時，一個姓陳的民兵跑到陳寶榮面前請假，說：“我要回家去了。”陳寶榮沒同意，他又說：“是我哥要我回家。”
陳寶榮一本正經地對那個民兵說：“你白學了《為人民服務》啊，晚上回家難道不行嗎？”
那個民兵猶豫了一下，把陳寶榮拉到一邊，低聲說：“我哥哥剛剛在集市上聽到人用彝語說，元永井的稅警隊叛變了，今晚要攻打貓街。已經有很多人偽裝成農民混進了貓街。”一直埋頭收糧的陳寶榮這才發現，今天集市上的陌生人確實比往常多。
陳寶榮趕緊找回傅偉，兩個人把民兵們召集起來開了個短會。之後，她立刻宣布三條命令：一是停止收糧；二是驅散趕街人流，並把陌生人都清理出貓街；第三清店，所有旅館和當地住戶家裡都不準留客。
陳寶榮數了數自己人，除了她和傅偉，一共才10個民兵。她派出其中兩個民兵出去搬救兵：一個去30裡外的解放軍某部駐地，一個去15裡外的農會。
“貓街的寨子在一個山頭上，有碉堡、崗樓和厚實的土牆，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我們把寨門關上，剩下的人分配好槍支彈藥，以碉堡、崗樓為據點，分別派人把守住，應該能等到解放軍過來。”
晚上12點左右，30多個農會會員趕到貓街。陳寶榮把他們集中布置在學校的圍牆邊，那裡離寨門很近。
接下來就是等土匪進攻了。周圍一片死寂，連平時聒噪的山鳥都沒有發出叫聲。
“雖然白天的工作很累，但我們一點睡意都沒有。就這樣眼睛睜了一夜，一夜沒事。”陳寶榮說。
東方漸漸發白。一個民兵突然聽到腳下的狗洞發出撲簌簌的聲音，再一看，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在爬進來，他趕緊朝狗洞處開了一槍，只聽到一聲慘叫。隨後，槍聲四起，這時他們才意識到土匪在山寨外已經埋伏半夜，現在要正式進攻了。
“當時，我除了腰間的兩把小槍，肩膀上還挎了一支‘中正式’步槍。聽到土匪的槍聲，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可能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陳寶榮說。
“那就是對民兵的布置。我把民兵都布置在碉堡和崗樓這樣重要的制高點上，一旦民兵中有人叛變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陳寶榮的擔心並非多餘，之前不久，四區征糧組的兩個同志就是因為民兵叛變而慘遭土匪殺害。其中一個同志叫朱宗富，有個民兵一直拉著他聊天，當土匪出現時，那個民兵突然抓住朱宗富的雙手，朱宗富拔不出槍，被蜂擁上來的土匪抓住。寧死不降的朱宗富很快被土匪殺害。還有一個同志叫朱德芳，叛變的民兵將他平時休息的地方告訴了土匪，一天夜裡，土匪摸進寨子，將其刺殺。
陳寶榮急中生智，趕忙奔向民兵們扼守的據點。
她向記者解釋道：“我既要防止民兵叛變，又擔心他們察覺到我的疑心，只能跟他們說一些射擊的要領，要節約子彈等。在巡視的過程中，土匪射來的子彈好幾次擦身而過。我當時沒有想到死，心裡只想著兩件事，怎麼把敵人擊退，怎麼穩定民兵們的情緒，等待解放軍的救援。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山寨下布滿了土匪，大概有幾百人。”
激戰6個多小時，槍聲慢慢不再密集。敵人眼看硬攻無效，就想“軟攻”——只聽土匪對著民兵用蹩腳的普通話高喊：“活捉傅偉，活捉陳寶榮，大洋五百！”之後，他們又把價錢提高到“大洋八百”。民兵們都不為所動，繼續向敵人射擊。
土匪一看這招不行，又來一招。因為經過交戰，他們發現把守學校的是農會會員，並且認出這些農會會員是哪個村的。他們又對這些農會會員打彝話：“你們再幫(征糧)工作組的人，殺你們全村，燒你們全家！”這些話是一個叫楊柏志的老人跑來跟陳寶榮說的。
於是，農會的人悄悄撤走了，寨子後門洞開。幸好此時土匪還不知情。
禍不單行，陳寶榮又發現一個致命的問題：寨子斷水了。
貓街的水源在山下，平時吃水都要下山去挑。因為敵情緊急，沒來得及備水，苦戰一天後，戰士們都口乾舌燥。“我們沒水喝可以堅持，可寨子里的人一旦發現斷水，肯定會騷亂起來。”
“兵法上有這一條，營寨不扎山頂上。”陳寶榮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讓陳寶榮不安的想法也得到了證實：無法讓解放軍來救援。
“事後我從領導那得知，派去解放軍駐地求救的民兵下山沒多久就被叛軍抓住。”陳寶榮說。
於是，陳寶榮和大夥決定，等夜幕降臨後分散突圍。
突圍後行不多遠，陳寶榮在樹林里撿到一把手槍和一頂帽子，一看是傅偉的。陳寶榮對記者說：“他可能怕帽子上有五角星，身份被土匪認出來。當我與其他8個民兵在約定地點匯合時，傅偉也沒有出現，我們都很憤怒，斷定他當了逃兵。我們在附近的果納村作了短暫的休整后，想打回貓街。果納村的村長急忙勸住我們，說：‘你不能去，敵人已經進貓街了。’我們只好改變計劃，準備先回縣城。果納村距離縣城有90多里，我們沒走多遠，就看見我們必須經過的山頭上有大約30多個打柴人。是敵，是友？我一下子緊張起來。全體進入戰鬥狀態。”
千鈞一髮之際，一個之前跟陳寶榮他們並肩作戰的農會會員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他身邊還有一個彝族打扮的婦女，那個婦女手上提著一隻大菜籃。農會會員對陳寶榮說：“陳同志，我們對不起你，沒跟你們打招呼就撤了。現在土匪將通往縣城的道路都切斷了，四處都是埋伏。”他身邊的彝族婦女從菜籃中拿出一套彝族服裝，說：“他們抓的就是穿黃軍裝的，你目標太大，趕快換了吧。”
在他們的勸說下，陳寶榮打扮成彝族婦女，孤身一人去了那個婦女家，隱蔽下來。
陳寶榮在彝族農民家住了3天。第三天晚上，農會來了3個陌生人，他們拿著一封信，說是縣委書記寫的便條，通知她到果納村開會。開始陳寶榮還很高興。可是，當農會會長點名農會會員陪她一起去時，竟然沒有一個人答應。
“我立刻覺得這事很可疑，便告訴那3個人，我有雞蒙眼(夜盲)，走不了夜路，要去明天白天再去。他們說，晚上月亮很亮，山路看得見。我更懷疑了，便說，月亮被山擋住了。”
農會會長也覺得不對勁，趕忙把那3個人支走。他們走後，會長對陳寶榮說：“你已經暴露了，我帶幾個會員送你去山上躲一個晚上，明天附近的龍街有趕街，到那時候你再走。”當晚，陳寶榮在農會會員的掩護下，上山露宿了一夜。
第二天，陳寶榮化裝成彝族婦女，混在趕街的人群中到了龍街。巧的是，縣、區領導和傅偉都在龍街。
“這時候，我證實了兩件事：之前那3個拿著縣委書記信的人其實是土匪偽裝的，而傅偉當了逃兵，不敢跟我們匯合，並告訴縣領導我已經死了。縣委書記對我說：‘3天沒見到你，我們準備開追悼會了。’不久，我聽說傅偉受到了嚴厲處分。
“我向書記報告說，貓街有徵來的8萬多斤糧食，不能讓土匪搶走了。書記聽了我的彙報，立刻命令我趁土匪立腳未穩，去把糧食運回來。我說那就給我一個排吧，書記說，這裡只能調出兩個班。我沒多想，就答應下來。
“當我們走到距離貓街寨子不遠的密三咱村時，一個解放軍戰士在望遠鏡里看到對面山頭盤踞著一千多土匪，看來土匪正準備離開。我們趕緊派一個戰士趕回去請求支援，而我們則悄悄地摸進貓街。我和一個班的戰士守在糧庫，還有一個班埋伏到寨子邊上的山頭。當土匪發覺只有人數不多的解放軍回來時，大著膽子向我們進攻。這次土匪終於中了我們的埋伏，更讓我們高興的是，戰鬥進行了兩個小時，援軍趕到了，這次來了5個連！土匪們遭到裡外夾攻，潰不成軍。我們一共追了50多里，把他們一舉殲滅。貓街收復了，庫存的8萬多斤糧食也保住了。更讓我們高興的是，當這批土匪被殲滅以後，當地建立起了人民政府！
“我的事迹在專區通報表揚，因為我經常腰別著兩把小手槍，所以就有人說我是雙槍老太婆，可我那時候才25歲。”
在血與火的戰鬥洗禮中，陳寶榮逐漸成熟，1954年被任命為元謀縣江邊區區委書記，成為雲南省第一批女區委書記之一。
並不是所有人都像陳寶榮那樣幸運。
汪作民告訴記者，他所在的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一大隊，離開南京時有373人。到長沙后擴編為424人，1950年抵雲南后大多分配到玉溪專區各縣工作，大約半年時間，便犧牲了41人，佔總數的10%。後來經過統計，整個西南服務團大約有400多人在征糧剿匪戰鬥中犧牲。
汪作民反思說：“大西南解放后，敵我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就整體講，解放軍是強大的，但在某一局部(一個縣、一個區、一個鄉)，土匪的力量有時相對地比我方佔優勢；我們的活動是公開的，而土匪是隱蔽的，因此我們常常挨了敵人的冷槍和暗箭；我們的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新成分，很多人(如西南服務團的學員們)缺乏武裝鬥爭的經驗，甚至過去還從未摸過槍，而敵人隊伍中則聚集了兵痞、軍官、慣匪和職業特務；另外我們是勝利者，往往不自覺地有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而敵人恰恰相反，他們則是孤注一擲，因此敵人常常打我們一個“猝不及防”。更重要的是，這種劍拔弩張的局面，恐怕從上到下都是估計不足的，缺乏思想準備，也缺乏必要的武器裝備，以至很多區鄉幹部在匪患區工作時，往往在毫無提防的情況下，落入敵手而遭殘害。”
連枕頭都沒有的婚房
為了響應組織上“紮根大西南”的號召，很多西南服務團團員都跟當地人結了婚。陳寶榮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她與一個當地人結婚，婚後育有一子。
剿匪女英雄的後來
江蘇省檔案館徵集處處長林越陵告訴記者，他們從徵集到的史料中得知，在當年“左”的政策干擾下，西南服務團很多團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坐牢，有的被誤殺，還有的被勞教，除了已經逝世的人，陳寶榮的經歷是最讓他們唏噓不已的。
陳寶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一點沒有迴避。
“1958年，一頂‘極右分子’的帽子扣到了我頭上，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併發配到元謀縣新民農場勞動教養。雖然當時我已經懷了第二胎，有5個多月的身孕，但丈夫依然跟我 離婚，劃清界限。”
當年11月，陳寶榮的女兒出生。農場就安排她在磨房工作，這樣能一邊工作一邊帶孩子。
“小孩出生后每月有10斤大米的口糧，我把這些大米磨成粉，熬米糊糊喂她吃。可是很快就有人告訴別人，我這是偷磨房的米粉。農場領導就把我調去種菜。這樣一來，孩子就得不到照顧，常常我回房間的時候，看到她滾下了床，在地上哇哇大哭。”陳寶榮說，“我覺得自己再也沒法帶孩子了，就託人找到丈夫的父親，請他把孩子領到家裡養。”
“為了早日‘改造’好，我專門挑重活累活干。先是拖土，後來又到30多裡外的山上砍柴，每天早上4點起床，回來的時候食堂已經沒有晚飯，我只好拚命喝涼水充饑，時間一長就得了水腫。這場病讓我掉了40多斤肉，出院時我稱了一下，是34公斤。
“後來我被安排去餵豬。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到處找吃的，高粱殼子，攀枝花的花、樹皮、樹葉，糠皮都是我的食物。這些東西都不消化，有一次，我連續十幾天解不出大便，硬是灌了1000毫升的肥皂水才把大便排出。醫生檢查后還發現我得了‘干血癆’。
“還好我把豬養得很好，我養的豬一年能產3窩，受到上級表彰，1961年摘去了右派的帽子。”
離開農場后，陳寶榮回到了丈夫家。這時她才知道，女兒在離開她沒多久就生了病，家裡沒錢給她治病，丈夫的父親抱著她跑出去求醫，走了幾十里山路后，他又累又乏，靠著一棵樹睡著了，當他醒來時，女兒已經停止了呼吸。
“這些我都沒計較，只希望在丈夫家好好乾活，用勞動來打動他，讓他同意復婚。可是，幹了6年農活並沒使他回心轉意。”陳寶榮說，“母親知道這些情況后，給我寫信，讓我回南京。我也心灰意冷，孤身一人回到了南京。”
雖然摘了右派的帽子，但陳寶榮的黨籍和職務都沒有恢復，到南京以後她靠打短工謀生，紡棉花、泥瓦匠，什麼活兒都干過。後來，陳寶榮與現在的丈夫結了婚，婚後生有一男一女。
1979年，陳寶榮得到平反，恢復了黨籍和幹部資格。那年4月，她回到雲南，找到原單位辦了手續，在縣委工作。7月調回南京，在三條巷街道辦事處工作。沒多久，她就離休了。
在採訪過程中，陳寶榮聲音一直平靜，彷彿談的是別人的事。她告訴記者：“有人說我那時候多輝煌，要樹典型，都被我婉言謝絕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只是盡了社會賦予我應盡的責任而已。有人問我，當年在農場里有沒有想過為黨和人民做了那麼多事，還被人冤枉？說老實話，那些我一點沒想到。我真的認為自己犯了錯誤，想的都是怎麼好好接受改造，能早點出來。”
朱宣咸(1927年浙江——2002年重慶)，傑出的中國畫畫家、木刻版畫家、漫畫家與美術活動家。
1949年在上海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任文藝大隊美術隊隊長，1949年底隨軍到重慶。繪製解放重慶入城儀式隊伍前高舉的領袖油畫畫像。
朱宣咸是中西美術合璧方面的重要代表，也是重慶外來文化（海上畫派與國統區新興木刻版畫）方面的重要代表。
20世紀40年代初起從事中國畫、中國新興木刻版畫與時政漫畫。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開除，由浙江到上海直接投身海上畫派和魯迅新興木刻版畫。1946年加入中華全國美協。1948年在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中被捕。1949年與劉開渠、張樂平、龐薰琹、楊可揚等代表上海美術界在《大公報》發表“美術工作者宣言”，該宣言的發表意味著國統區美術和上海近現代美術史從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同時進入中華全國美術協會工作，參與早期美術事業的建立。1949年底隨軍到重慶，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今中國美術家協會)重慶執委，參與全國美展評審、重慶市文聯成立。是成立重慶市美術家協會的籌備人、首任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顧問，最早的重慶美術館館長，成立重慶國畫院發起人、顧問，成立重慶美專創始人、校長。作為20世紀中期與後期我國美術事業的開拓者之一，對於建立、推動和促進重慶現代美術事業的形成、繁榮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被政府授予“獻給共和國創立者”勳章。
朱宣鹹的藝術之路是由投槍匕首而到純美藝術，畢生彰顯了對真、善、美理想不懈追求與謳歌的藝術精神，洋溢著鮮明的時代感、抒情性與藝術多元性。
大半個世紀對中西繪畫、傳統與現代美術孜孜不倦的探索，在中國畫中融入版畫等西方藝術的元素、木刻版畫中賦予寫意等中國畫修養。在深厚蒼勁的傳統功力基礎上、師傳統而不泥古，充滿新意、充滿生機、充滿清新的氣息與積極向上之朝氣。從而形成了朱宣咸藝術在中西繪畫相結合、傳統與現代相交融方面的開拓性與鮮明藝術成就。
創作了一大批中國畫、木刻版畫、時政漫畫、插畫、水彩畫、水粉畫、連環畫等作品。1946年起入選一系列國家級美展，被中國美術館等收藏，多部大型文獻和美術辭書收錄，主要媒體專題評論，發表數千次。香港、重慶、浙江等先後舉辦畫展。出版《朱宣咸作品選》、《朱宣咸花鳥畫選輯》、《朱宣咸木刻版畫集》、《朱宣咸風景木刻版畫選輯》、《朱宣咸漫畫》、《藝術常青——美術家朱宣咸》、《朱宣咸美術作品選》。
丁品與妻子程明敏的婚姻當年在瀘州被傳為美談。程明敏也是西南服務團成員，來自上海，一直和丁品是同事。“那時候也不懂什麼叫愛情，當敵我關係緊張的時候，我這個男的自然要多照顧女同志了。”談起戀愛過程，丁品顯得很不好意思，“1952年她調到縣辦公室，一年後，我被調到縣委宣傳部。這樣的巧合，加上之前在基層同生共死過，我們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1955年，丁品和程明敏的婚姻被瀘州地委批准，並由瀘縣縣委書記做了主婚人。
“我們的婚房很簡單，我倆把鋪蓋搬到一起，兩張小床拼成一張大床，連枕頭也沒有。縣委書記說，怎麼這麼寒酸啊。就自己掏錢幫我們買了一對枕頭。”丁品笑得合不攏嘴。
1960年，丁品所在的工作單位四川省委宣傳部，接受了派幹部去西藏支援建設的任務。丁品夫婦雙雙去了西藏。他告訴記者：“進藏時，我們已有兩個孩子，大的不滿4歲，小的剛滿周歲，在四川無親無故，孩子又不能進藏。在得知調藏消息的當天，我們就拍了電報告訴孩子的外婆，並且在第二天就動身把兩個孩子送到千里以外的安徽外婆家。後來，我因為工作離不開，10年未探望過孩子。等到10年以後，程明敏因病在成都療養，我去看她和孩子們時，孩子沒有一個認識我的，也不喊我爸爸。”
聽著丁品講述他們當年的愛情故事，在大廳里用中藥泡腳的程明敏一直面帶微笑。
汪作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停地稱讚丁品夫婦：“1980年，丁品才從西藏自治區委黨校副校長的職位上調回南京，他們夫婦先入川再進藏，等到回南京，一晃都30年了。這在整個西南服務團里恐怕都不多見。”
當記者問汪作民當年的愛情故事時，他笑著說：“我當年被分配到彌勒縣公安局工作，因為人生地不熟，所以很長時間都不怎麼跟當地女同志接觸。後來好不容易有女同志看上我，我也看上一個女同志的時候，‘反右’來了，一頂‘右派’的帽子扣頭上，什麼愛情都沒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