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廟村

白廟村位於咸陽城區東北15公里的渭北黃土台原上。

白廟村，位於咸陽城區東北15公里的渭北黃土台原上，是渭城區韓家灣鄉轄下的一個普通村莊。明、清時期，該村官路口壽峰寺的白色牆面為過往車輛提供了一個顯目的標誌，壽峰寺習稱白廟。村以廟名，遂定名為白廟村。

白廟村南面不遠處是埋葬著西漢第二個皇帝——漢惠帝劉盈的安陵大冢。村周圍有漢安陵邑城垣遺址。附近的漢代文化堆積層及建築材料、生活用品等遺物，時有發現。因此，白廟村作為西漢安陵邑的故地，已屬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這塊地方漢代以前的歷史演變及其與中國古代司馬氏、班氏兩大史學世家的關係等歷史文化淵源，還有待挖掘和展現。本文就此談一些個人看法，以供識者參考。

咸陽第一城

秦漢以前，白廟村所在的安陵故城是什麼地方？成書於唐初的《括地誌》里有答案：“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①，周之程邑也。”然而周之程邑，並非此地建置的源頭。羅長源的《路史》說：“程。商封吳回后，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鄭樵的《通志》也說：“程氏，伯爵，風姓，重黎之後也。重為火正，裔孫封於程”。(關於吳回、重黎，下文有解)。由此可見，程是商代咸陽市區境內的一個小封國，這個封國怎樣演變為周之程邑，需要作進一步考察。

商代後期，居住在關中西部的周族勢力逐步強大起來。該部族的首領由於堅持推行其祖先後稷、公劉等創始的種植技術，促進農業生產而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與此同時，在政治上以“仁政”對抗殷商王朝的“暴政”，對周圍的部族，採取德威並重的措施，促其歸順，從而使統治區的範圍不斷擴大。當時，處於周國東部的程國，因“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②”而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周族的首領季歷於公元前1124年(商武乙二十四年)率師伐程，佔領了程地。之後，又於公元前1108年(商文丁五年)，在這裡營造程邑，創建了見諸記載的咸陽境內渭水北岸的第一座城邑③。

程邑的建造，暴露了季歷東進的意圖，對殷商王朝構成了很大的威脅。這塊地方北距涇、南控渭、東部為涇渭之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進可順流而下，直搗黃河以東；退可賴三面臨水，以為屏障。程邑建造后不久，季歷便被商王文丁殺掉。季歷死後，其子孫在西周建國前仍居於程邑，“維周王宅程”(《逸周書·大匡》)。季歷的兒子周文王，從程地出發，消滅了渭河南部灃河流域的侯爵大國崇國，把周國的國都，由關中西部的周原遷到了關中中部的豐京。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除了在灃河東岸營造鎬京之外，程邑仍然是他的居邑和攻打商王朝的根據地。《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記載：“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亳，武王嘗窮於畢裎(程)矣。”證明武王伐紂的準備工作，是在畢程④這個地方進行的。西周建國后，這裡是程伯的封地。西周末，程伯的後代同周平王一起遷到洛陽。程國故地，經過戰亂，同豐、鎬二京一道被夷為平地，成了“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的田野。

周王朝東遷之後，關中西部靠養殖業起家的秦族勃然興起，他們在依照原先周族的路線，沿渭河東進的同時，獲得了種植業的生產技術，使種植業和養殖業都得到了發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在程國故地，建造了都城咸陽。孝公的後代，一方面不斷東征，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另一方面陸續將都城由渭北向渭南擴展，意欲把都城的中心逐步由渭北轉置渭南。延至秦始皇，第一個目標已經實現，第二個目標卻是在秦亡后，由西漢王朝實現的。

通過以上記述，可以將程邑的歷史地位，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咸陽的建城時間，不應由公元前350年的秦國都城算起，而應由公元前1108年商代的程邑算起，迄今已有3110多年的歷史。第二，程地是中國周、秦兩個朝代實現大統一的出發點。如果說周代實行的是諸侯分封制度的大統一的話，那麼，秦代實行的則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大統一。兩次統一，在中國歷史上，都起到了推進社會進步的劃時代作用。第三，咸陽的城市建設，漢代以前，經歷了兩次由渭北向渭南的擴展過程，同樣也經歷了兩次徹底的毀滅，是中國歷史上諸多王朝“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一面鏡子。

司馬氏祖籍

程邑與史學世家司馬氏的關係，從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中可以找到線索。司馬遷寫道：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在《史記·楚世家》里，司馬遷又寫道：帝嚳時代，因重黎對作亂的共工誅之不力而被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后，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及其後代在夏代有無封地，封於何處，不得而知，但商代封於程地，卻是有籍可查的事實。他們的任務是“世序天地”，這也許是那個時代史官的首要任務。我們翻開《尚書》中的《堯典》和《舜典》，一開頭就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⑤”，目的是要通過天象觀測來弄清時間，如果不首先弄清時間，將何以紀事？所以古代的史官也稱作天官。

吳回的後代，在西周時期，並沒有失掉其伯爵的地位和史官的職務。周初的史官程伯史佚(史佚又稱尹佚)，為武王、成王、康王時名臣，與太公望、周公旦、召公被尊為“四聖”。史佚後裔世代襲封至周宣王時的程伯休甫，才因“失其守”而降為司馬氏。司馬氏雖無爵位，但仍承擔著“世典周史”的工作。公元前770年，他們隨周平王一起遷到洛陽。大約在公元前649年左右，因東周王朝政局混亂，司馬氏逃到了晉國，隨後又流落到衛、趙、秦等地，不從事史官工作。後世史家，對這一現象發出了“疇人子弟分散”、“史不記時，君不告朔”的憾嘆!

司馬氏流落到秦國的有名將司馬錯，秦惠王時因伐蜀功留作郡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跟隨武安君白起參加長平之戰，回來后同白起一併被秦昭王賜死咸陽杜郵亭。司馬靳的第五代孫司馬談，重新操起史官的業務，其子司馬遷，繼承父業，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學巨著《史記》。

以上記述表明：程這個地方，始終是和史官的名字連為一體的，從商封吳回的後代算起，到周的程伯史佚、休甫、司馬氏，在這裡居住和活動了800餘年。可以說，這裡不僅是司馬遷老祖宗的宅居，而且是商、周時代中國的史學之鄉。

班氏故里

公元前188年，西漢惠帝死葬安陵，置安陵邑，遷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到此作為安陵邑的居民。後來安陵的居民發展到萬戶以上。住戶中有許多名門望族，班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班氏家族之涉於史學，是從東漢初年班彪開始的。《後漢書·班彪列傳》記：“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缺而不錄，后好事者頗或綴集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

班彪死後，他的兒子班固，為完成其父的未竟之業，“潛精研思”，在安陵故里對班彪史記後傳的體例和內容進行修改、補充和提高。此項工作開始不久，便被人密告到漢明帝那裡，說他私自改作國史。明帝下詔，把班固關進長安的牢獄，抄收家藏全部書籍。班固的弟弟班超怕班固在郡守的刑考下不能自明其說，便急速馳往京都，向明帝說明情況，得到了明帝的諒解，擢班固任蘭台令史、典校秘書等職，給班固的修史工作提供了官方的認可和有利的條件。此後，班固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終於基本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整的斷代史《漢書》。

班固任職的同時，班超也隨母親到了洛陽，因家貧，常常為官府抄寫文書聊以糊口。明帝知道后，給了班超蘭台令史的職位，使他們兄弟能夠在一起從事同一的工作。但班超志不在編書，而在“立功異域，以取封候”，干一番驚天動地事業的理想上。後來他率領三十六人之師，轉戰西域各國，打通了長期被匈奴控制的西域南北兩路交通；因屢建奇功而被封為定遠侯，任西域都護之職。班超在西域呆了三十一年，一直呆到七十歲高齡，才在他的妹妹班昭給和帝那篇感人肺腑的陳詞下，被調回京城。班超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他打通西域的業績，而且還有激勵後人勇敢精神的“投筆從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文化遺產。

班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史學家，是《漢書》的撰寫人之一。她的兄長班固生前並沒有全部完成《漢書》的編寫工作，所剩下的《天文志》及《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都是由班昭完成的。班昭不僅完成了《漢書》的編寫任務，而且通過她的校對、刊行，使《漢書》流傳於世。《漢書》成書後，讀不通的人甚多，班昭又擔任教師，對他們進行教習。東漢著名學者馬融，就是伏於班昭閣下就讀的學子之一。

班超的兒子班勇，也是這個史學世家的一名成員。班超死後，匈奴又一次侵佔西域各國，並攻佔了西域都護府，造成“玉門關閉，西域路絕”的局面。漢安帝任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與北匈奴呼衍王決戰車師北部，殲滅了匈奴的主力，再次開通東漢與西域各國的交往，營造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和平安定環境。班勇沒有忘記自己是史學家的後代，搜集了西域各國地情資料，以備著史之用。《後漢書·西域傳》卷末記：“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雲。”班勇的貢獻，已被載入史冊。

綜上所述，班氏三代，可稱是中國漢代名副其實的史學世家。

如果把白廟村與漢代的安陵邑、商周的程邑連接起來，是不是可以說，這個地方是中國史學家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