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樂泉
崔樂泉
崔樂泉，男，1959年8月出生，山東省淄博市人。1984年畢業於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9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獲考古學碩士學位，1995年畢業於成都體育學院和上海體育學院，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是中國首位體育史專業博士學位獲得者。2003～2004年作為高級訪問學者赴日本廣島大學進行學術研修，任廣島大學客座研究員。數次受邀赴中國台灣地區、日本、韓國、瑞士、丹麥、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愛沙尼亞等地區和國家進行學術交流。先後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以及國內各大學和科研機構做學術演講。
現為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發展中心（中國國家體育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傳統體育組”評審委員會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同行評議專家、國家體育總局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評審專家，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理事、體育史分會秘書長、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理事。國家體育總局優秀中青年學術和技術帶頭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內多所大學兼職教授。
學術史上的大量事實證明，學術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有賴於新方法的應用。從司馬遷的《史記》、劉勰的《文心雕龍》，到魏源的《海國圖志》，無不如此。對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尤其是古代史學的研究而言，無論涉及到哪個領域，同樣離不開方法論的借鑒和更新。
我是研究體育史學的，但我的大學和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的卻是考古學，這使我在進入體育史學研究領域后，很自然地將考古學的方法和考古資料研究的特點應用到了我的體育史、尤其是古代體育史的研究中去，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收穫。這是考古資料在體育史學研究中被充分應用的結果，但如果引伸到方法論上，我認為應該值得注重的還是研究領域的擴大和交叉學科本身研究方法的拓展。
我們知道，十九世紀以前的史學曾經是一門包羅萬象的綜合學科，以後隨著人的認識的深化，方法學的發展，許多學科不斷從歷史學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但是人類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特別是二十世紀末期以來，受新技術革命浪潮的衝擊，每門學科都在重新調整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如今已經沒有哪一門學科的發展是孤立的了，它必須取得與相鄰相關學科的相互滲透和結合，不僅是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相互借鑒和利用，就是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也不可能再做到“經渭分明”了。可以說，與一個新的、科學的綜合時代到來的同時，歷史學又要變成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整體，人類活動是各個領域的綜合，研究人類歷史不僅要注意時間上的延展性、繼承性，而且還必須考慮到空間分佈的差異性。說得明確一點，史學研究領域必須擴大和豐富，從平面向立體，從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轉化。只有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我們才有可能充分利用當代科學技術和相關學科的新成果、新方法。
以我從事的體育史，尤其是古代體育史的研究來說，在分析有關問題如體育的起源、運動項目的產生與發展演變時，在結合相關文獻探討時更注重了文物考古資料的研究和考證。使體育考古真正成為了古代體育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和研究方法，這在相當的程度上改變了以往體育史學界對古代體育史研究，多局限於古史傳說和史籍考證的局面。這就是研究領域擴大和交叉學科方法論拓展應用的具體例證。
當然，要對某一史學領域進行全面的研究，並不僅僅局限於以上所指。因為人類活動是在一定空間範圍內進行的，個體的活動不僅與同類發生聯繫，而且還影響和改變著自然界，人類無法脫離一定的自然環境而生存，所以也必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就像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的歷史和人的歷史是相互制約的。”因此，研究任何史學現象包括體育史學，不僅要掌握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而且還要學會交叉學科多種方法和手段的運用。就上述我所從事的體育史的研究來說，除了歷史學、考古學，同時還要了解民族學、民俗學、統計學、地理學以及社會學等的方法和相關知識。由此看來，任何領域的史學研究不運用多學科和交叉學科的新方法是無法得出接近客觀實際的結果的。（“多學科涉獵 拓展研究空間”，原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11月19日3版）
主要研究方向：
體育史學、奧林匹克運動、民族傳統體育，首次將考古學引入體育史學研究領域，並提出了“體育考古學”這一學術概念。為體育史學尤其是古代體育史學的實證性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主要學術著作：
近年來出版有學術專著60餘部，其中獨著30餘部，主編和參與編著30餘部。主要代表性的著作有：
《中國武術史》，台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
《中國近代體育史話》，中華書局，1998年3月
《體育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1月
《雜技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1月
《奧林匹克運動與文化藝術》，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7月
《古代奧運會》，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7月
《奧林匹克百科全書》（全十六卷，總主編），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7月
《中國古代體育文物圖錄》，中華書局，2000年9月
《20世紀的中國·體育衛生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圖說中國古代遊藝》，台灣文津出版社，2002年12月
《忘憂清樂——古代遊藝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圖說中國古代遊藝》，台灣文津出版社，2002年12月
《奧林匹克運動簡明百科》，中華書局，2003年1月
《圖說中國古代百戲雜技》，世界圖書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7年2月
《圖說中國古代體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7年2月
《圖說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圖書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8年1月
《奧林匹克運動與文化藝術》，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4月
《中國奧林匹克運動通史》，青島出版社，2008年4月
《奧林匹克運動通史》，青島出版社，2008年4月
《奧林匹克文化叢書》（全八卷，總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4月
《中國體育思想史》（全三卷，主編），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
《奧林匹克運動百科全書》（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8月
《中國體育通史》（全八卷，總主編），人民體育出版社，2008年8月
《中國古代百戲雜技發展史》，文津出版社，2010年11月
《中國古代體育發展史》，文津出版社，2010年11月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發展史》，文津出版社，2011年4月
《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貴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
《中國古代體育文化源流》，貴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
《體育文化學概論》（副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主要學術論文：
發表有關學術研究論述（包括譯文）200餘篇。其中代表性論文有：
“伍伯”略說，《體育文史》1989年第6期
中國古代蹴鞠的起源與發展，《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從出土文物看漢代體育，《文物》1992年第2期
山東地區東周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華夏考古》1992年第4期
中國古代體育史分期問題的技術社會形態考察，《體育科學》1995年第1期
“射侯”考略，《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漢畫中球類活動形式研究，《體育科學》1996年第5期。
創建體育考古學學科體系的理論思考，《體育科學》1998年第4期。
從漢畫看漢代的射箭活動，《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從遠古走向未來，從神州走向世界—中國體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群言》2001年第1期
中國古代體育文物——人文奧運，《中國文物報》（八版獨刊，45000字），2001年7月8日
中國體育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體育文化導刊》，2002年第1期
原始體育文化的考古學研究，《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論“原始體育形態”——體育考古學研究方法實證分析，《體育與科學》，2002年第4期
遊藝起源的考古學觀察，《體育文化導刊》，2003年第9期
原始時代體育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考察——以中國原始時代體育文化研究為例，《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4年1期
人類文明·人文精神·人文奧運，《群言》，2005年7期
中國古代六博研究（上、中、下）《體育文化導刊》，2006年4-6期
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的發展（一、二），《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7年4-5期
從衝突走向融合——近代中國傳統體育與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歷史審視，《體育文化導刊》，2007年7期
關於體育考古學學科體系的理論思考，《南方文物》，2008年2期
考古發現與唐宋時期的體育活動，《考古》，2008年2期
考古學與中國古代體育史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2期
東方體育文化之魂—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及其特徵，載《光明日報》2008年第12期總第51期（10～11版）。
奧林匹克文化論，《體育文化導刊》，2009年9期
原始形態體育器械的考古學分析——史前勞動工具與原始形態的體育器械，《南方文物》，2010年3期
20世紀中國體育的崛起與中華民族的復興，《體育文化導刊》，2010年10期
中國古人的休閑方式，《東方收藏》，2012年第6期
主要研究課題：
先後主持完成和正在進行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國家體育總局項目10多項，其中代表性的課題有：
《體育考古學研究》，國家體育總局2000～2001年課題。
《中國體育簡明通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03年體育學重點項目。
《中國民族傳統體育學》，國家體育總局2009～2010年課題。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0年體育學院一般項目。
《中國古代體育項目志(漢民族部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0年重大招標項目。
主要項目策劃：
1、2004年主持與組織中國古代蹴鞠（足球）起源論證工程
2、2006年參與設計中國古代捶丸（高爾夫）器械（藝術品）復原工程
3、2008年主持與組織北戴河奧林匹克大道暨奧林匹克公園總體策劃與設計工程
4、2008年主持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大型雕塑《中華體育五千年》策劃與設計工程
1976年，崔樂泉中學畢業后，先是回鄉務農，再到供銷社百貨商店做銷售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后，他成為第一批高考應試者，卻是三次落第。1980年終於考取了以文史哲見長的全國一類重點院校——山東大學，主修中國歷史和考古學。1984年大學畢業后，崔樂泉被分配到山東省濱州市文物管理所工作。1986年，他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碩士研究生考試，成功踏進這所社科研究最高學府的院門，主修方向為商州考古學，導師是國內商周時期考古方面的權威專家張長壽教授。1989年，碩士畢業后的崔樂泉被分配到中國國家體育博物館工作后，在日常徵集文物、籌備展覽之餘，他開始了自己的專業研究——體育考古學的探討。
這是一門交叉學科，它以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對體育史尤其是古代體育史，進行系統的文化學研究。當時，利用考古學進行各學科歷史的研究、考證，在史學界也算不上新穎，但在僅有幾十年曆程的中國體育史學界而言，卻是獨創。一方面是因為體育史學工作起步晚，尚處於搜集資料、探索研究方法階段；另一方面，號稱有500會員的體育史學大軍中，基本上無人從事過考古學的工作和研究，即使近幾年來，體育史學界有些學者利用部分體育文物進行有關研究，但也僅僅是停留在對某些常見體育文物的簡單引入上，尚未進行系統的理論闡述。
經過近3年的努力，崔樂泉積累的資料卡片500多張，約500萬字，並由此掌握了考古界、史學界對所謂體育文物的分類及有關研究方法，並逐步積累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3年間，他在《文物》、《中國文物報》、《中國體育報》及《體育文史》等專業性報刊發表了30多篇文章。1992年7月14日，他在《中國體育報》發表的《體育考古文化學》文章中闡發了自己的構思，介紹了體育考古文化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方向等系列框架，在學術界產生了極大影響。
1992年，崔樂泉考取了中國首位體育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師從中國著名的體育史研究專家，時任成都體育學院院長的周西寬教授和上海體育學院院長陳安槐教授。並於1995年以《中國原始時代體育文化的研究——原始體育形態的考古學分析》為題，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這篇受到學術界好評的論文是崔樂泉數年心血的結晶，頗多創造之外，有兩個方面的突出特點：第一，此文首次系統地提出了體育考古學的理論架構。崔樂泉解釋這個構架的基本含義是：考古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向體育科學滲透；實物資料與歷史研究、邏輯論證相結合；中西體育文化觀念的比較研究方法等等。第二，此文在原始體育文化與起源的研究上取得重大進展。以前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是依據神話考證和有限的文獻，其局限性自不待言。崔樂泉的研究，大量的以考古資料作為材料，開啟了新的篇章。
2001年，央視《百家講壇》講座
2004年與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合影
在崔樂泉看來，我們《桓台大眾》開展的這次《桓台驕傲》採訪活動搞得非常好，不但能夠加強桓台在外遊子與家鄉人民的溝通，讓遊子們了解到桓台的發展現狀，而且能夠讓外面的人認識桓台、了解桓台。崔樂泉一直關注家鄉的發展，他建議，家鄉人民與他多聯繫，他很樂意為家鄉的發展出謀劃策，作出自己的貢獻。
基本信息
- 國籍
- 中國
- 出生地
- 山東淄博
- 出生日期
- 1959年8月
- 民族
- 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