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禮

早年就讀於上海育才中學。

194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1950年8月併入上海財經學院，即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1947年初，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當研究生，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52年，獲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獎金。

1953年，獲得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在華盛頓大學經濟系、遠東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副教授等職，主研中國紳士問題和太平天國史。1958年底回國，歷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室主任、副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院長。兼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上海分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生態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高級職稱評委會主任委員等職。

第六至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2年獲美國盧斯基金會中國學者獎。

赴美留學1946年夏，國民政府在上海舉行了一場赴美留學生選拔考試，張仲禮參加了這場考試。他1941年從聖約翰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已經在當時上海的銀行界從業多年；對於一心繼續深造、一生鍾情學術研究的張仲禮來說，當時國內大學還沒有研究生教育的現狀，留給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出國留學。

選拔考試的競爭非常激烈，即使是申請自費留學，成功的比例也只有十分之一。好在有中學和大學期間打下的紮實基礎，所以他順利通過了選拔考試，而且到達美國后也能很快轉入學術研究之中。從此，上海的銀行業少了一個勤勉的職員，中國學研究領域則多了一個卓有成就的學者。

1947年初，27歲的張仲禮前往美國西雅圖，進入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攻讀碩士學位。赴美之前，他已經在上海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回憶到，當時“家裡兄弟姐妹多，經濟條件並不好，但是家裡對讀書還是非常重視。”儘管他一直都需要通過半工半讀來支付學費，但幸運的是，他所就讀的學校都是名校，中學是著名的育才中學，大學則是當時首屈一指的聖約翰大學，“在聖約翰，除了國文課外，教師都是用英文來授課的。”

進入華盛頓大學經濟系，使張仲禮一開始就站到比較高的學術研究起點上。“當時，華盛頓大學和哈佛大學作為美國研究亞洲和中國的兩個中心，也處於起步發展階段。兩者不分上下。”兩所學校都從中國民間和官方搜集了大量資料，“一些資料甚至是從戰亂的中國民間地攤上搜集得來的”。他選定“中國紳士”作為自己的術業專攻，就與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當時有豐富的資料儲備有關。“當時圖書館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獻、19世紀重要官員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譜家譜族譜等資料，還沒有什麼人整理分析。”張仲禮如獲至寶，幾乎天天泡在那裡埋頭鑽研。1953年，他獲得華盛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是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二戰后培養的第一位博士。華盛頓大學的那些師長，也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談及自己當年的研究生導師弗蘭茲·邁克爾教授時，張仲禮仍舊不無動情：“邁克爾教授發現我能坐下來追求學術創新，不僅非常看重我，還給我提供了許多機會。他使我進一步認識到，做學術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來，要認真、嚴謹，還要對國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這也成為我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座右銘。”

1955年，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徵詢多位專家意見后，正式出版了張仲禮的學術處女作《中國紳士》。這部開山之作一舉奠定了張仲禮在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獨特地位，其學術影響力，在50年後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

這是一部從特定的社會階層入手，對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加以科學實證分析的學術著作。它把19世紀的中國紳士階層分為上、下兩個集團，上層由學銜較高及擁有官職的紳士組成，下層則是由那些通過初級考試的生員、捐監生和一些地位較低的人組成。張仲禮認為：中國紳士是一個以科舉制度為政治背景，以捐納制度為輔助形成的特殊社會階層，其成員的資格由政府控制的銓選制度決定，這一制度有複雜的品級和學銜等級，這使得他們成為統治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他們的特權由法律授予並為社會承認。而19世紀中國科舉制度的崩潰，不僅具有歷史必然性，而且是中華帝國社會結構蛻化的徵兆。

在此之前，關於中國的書一般都源於傳教士的見聞記錄；《中國紳士》的出版，可以說填補了當時中國學研究的學術空白。弗蘭茲·邁克爾在該書的導言中評價道：“這些研究為19世紀中國紳士在社會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綱。”後來，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教授在《美國與中國》所附文獻選讀中也對這本書讚賞有加：“《中國紳士》是一本從有功名的人的意義來研究中國紳士的最透徹的統計研究著作。”《美國歷史評論》更是稱此書是“一本對中國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貢獻的研究著作”。

許多年來，《中國紳士》一直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著作。張仲禮回憶道：1979年，一批來華訪問的美國明清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來上海訪問，儘管他本人也參與了接待工作，但是美國學者仍然向接待人員打聽《中國紳士》作者當時的下落；當他被介紹給美國學者時，這些學者發出了“都讀過你的書”的由衷感嘆。

在學術界一舉成名，使張仲禮很快當上了華盛頓大學的教授；也正是憑藉《中國紳士》一書，他獲得了1952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獎。這一獎項，意味著他有了美國的國家級學者身份，意味著他此後可以更加方便地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了。“之後，我就可以被允許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看資料，接觸面就更廣了。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部的專家閱覽室一呆就是3個月，查閱到了大量資料。此外，我可以接觸到更多研究相關問題的專家。當時，我試圖獲得19世紀80年代中國GDP的有關數據，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人研究過這一問題，於是我設法聯繫到研究國民經濟的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他得知我是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獎的獲得者后，給我回復說，你來吧。談了整整一天。這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好的機會，使我掌握了很多資料，可以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了。”

從1952年獲得博士學位，到後來又得到終身教授職位，所有事情足以證明，張仲禮在美國有了非常好的前途。

回國工作　1950年代，新生的共和國興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有關方面與留學海外的自然科學家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家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國內的歐美同學家屬聯誼會通過張仲禮的父親和妻弟，也同他進行了聯繫，表達了希望他回國工作的願望。

華盛頓大學不想放走這樣一位嶄露頭角的希望之星，它們的遠東研究所和經濟所都試圖竭力勸說他留下來。在他們看來，張仲禮人才難得，是大有希望的亞洲研究學者。畢竟，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關中國問題的書《中國紳士》、《太平天國史》、《19世紀中國重要官員的奏稿提要》、《中國紳士的收入》，都出自張仲禮之手。

當時的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也的確具備了非常好的研究條件，它在1946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第一筆50萬美元基金，專門用以研究亞洲和中國問題，1950年又得到福特基金會提供的50萬美元，用於日本和中國問題研究。

儘管如此，張仲禮依然歸心似箭。他說，自己早年在上海讀中學和大學時，就已經立下了報國之志。雖然育才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都是洋人辦的學校，學生的愛國熱情同樣高漲。中學畢業時，他曾給一位同學留下了報效祖國的勉勵之詞，被那位同學珍藏至今。現在，是選擇回去的時候了：“我雖然因為學者身份持有美國綠卡，但始終沒有入籍美國，我在美國的薪金拿到1958年11月底，也一直干到11月份……”他完成了在美國的全部工作，毅然放棄了終身教授的職位，賣掉剛剛分期付款購買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時間整理行裝，就和夫人帶著三個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國的路。

張仲禮是1958年12月回到上海的，當時他在美國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連那些移民官也覺得不可思議，以至於登機的前一刻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美國移民官將他們夫婦分開徵詢是否真的“自願”回國，只要一方承認“不自願”，就不放人。

1958年12月回國后，張仲禮就加入了剛成立僅三個月的上海社科院，他從經濟所研究員開始做起，一直做到副院長、院長。張仲禮在社科院里首倡“跨所結合”的團隊研究方式。在他看來，“做研究就是要有團隊精神”。上世紀80年代從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張仲禮牽頭點將，把經濟所和歷史所的“十八羅漢”團聚在一起，綜合研究了上海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問題，成果全面完整，被業內一致評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單個城市研究的代表作。

張仲禮利用自己在歐美的影響，積極展開多邊國際學術交流。他至今一直堅定地認為，出國交流可以對學術研究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年輕學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觸比較好的學院，接觸他們優秀的教授，面對面地聽課，參與他們的學術討論會，對進一步提高學術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幫助。尤其是學習國外是如何研究問題的，學習他們探究問題的精神，從而加以借鑒，對年輕人進一步開展研究絕對有好處。”

學術交流是雙向的，在鼓勵並派遣中國學者去國外學習、參加國外研討會的同時，張仲禮也著力邀請國外學者專家到中國來，實地考察中國，加強合作。但是上世紀80年代，社科院經費有限；張羅開研討會的費用，也成為老院長的必備功課之一。張仲禮說，當年自己每次去北京，除了正常的行程外，一定都會去拜訪兩個地方，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就是福特基金會。

還是他，不遺餘力地重點培養後備學術力量。卸去院長職務后，作為前輩學者，他又個人拿出近100萬元，在上海社科院設立了“張仲禮學術獎勵基金”，用來獎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促進科研後備力量的培養。談到年輕學者的發展問題，他毫不諱言自己的要求：“不能不費多大工夫，也不進行多少思考，就開始寫東西。一定要扎紮實實地進行研究，並且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有新的資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開始寫。東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腳的。既然寫，就一定要寫有生命力的著作。”

50年來，他本人的學術研究並沒有因為社會活動而終止：“文革”前，他重點研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史和上海工業史，出版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榮家企業史料》等；改革開放后，他把研究重點轉到外國在華企業，合作的主要成果包括《英美煙草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彙編》、《沙遜集團在舊中國》、《太古集團在舊中國》等；近十餘年來，他著力上海史和上海學的研究，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研究》、《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等創新性著作。

議案大王　從1983年開始，連續當選為第六、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張仲禮，20年間提交了50多個議案，僅被編為“一號議案”的就有8個，他因此獲得了“議案大王”的稱號。

最初的時候，張仲禮對全國人大代表的角色內涵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對於這一點，他自己很坦率：“我1983年第一次參加全國人代會的時候，也沒有考慮到這些，只是當作是一種榮譽。自己更直接地參政議政，那已經是1987年的事情了。”

1987年，在第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張仲禮匯總許多同事的意見提出了第一份議案，提議專業職稱評定要經常化、制度化。這份議案也是當年全國人代會的“一號議案”。提出后僅隔幾個月，有關部門就作出落實決定，以後專業職稱評定每年都進行一次。

這樣一來，張仲禮意識到了人大代表提交議案的重要意義：“我是直到那個時候，才真正體會到，當人大代表更是一種職責。”隨後的十多年，他每年都認真準備議案。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他在80高齡的時候，還堅持自己上菜場買菜，認真參加社區的各種活動，在百姓中直接聽取呼聲。在他的議案中，不僅有他所從事的經濟學及社會科學領域的議題，還有大量與百姓息息相關、又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相當數量的議案都很快得到了反應，對解決問題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如今廣為人知的《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證券法》、《反腐敗法》等，都是由他首先提出議案，並得到政府的重視，及時加以制訂、實施的。

張仲禮的人大代表一當就是20年，他也成為“議案大王”、“議案專業戶”。無數次被問起當人大代表的感想，他總是說：“社會科學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會科學，這涉及到人的問題、民生問題、法治問題，需要不斷推進它們的建設，人代會有很好的機會來發揮他們的潛力。”

《英美煙草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彙編》、《沙遜集團在舊中國》、《第三產業的理論與實踐；《兼論上海第三立業發展戰略》等。

在美國時期，用英文著譯有《中國紳士》、《中國紳士的收入》、《太平天國歷史與文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