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家

1936年，楊福家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鎮海區駱駝鎮河角村。楊福家自幼機靈好動、淘氣頑皮，小時候多次轉學。

1954年，畢業於上海市格致中學，在格致中學給了他人生兩件最寶貴的東西：一是人生觀，成為有夢想、有追求的人；二是點燃了他頭腦里知識的火種，培養了學習和後來做學問的興趣，更讓他懂得了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必須尊重客觀、尊重知識。在楊福家4年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時年43歲的一級教授盧鶴紱，從北京大學回到復旦，給他們開設了富有色彩、七章七節的原子核理論課，而且有幸在最後一學期，盧鶴紱成了楊福家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是盧鶴紱把他領入原子核物理領域，讓他有幸領略絢爛的"物理之美"，並使之成為他一生的事業。

1955年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7月，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留校，在原子核科學系做了一名助教，隨即參加原子能系的創建。

1960年，任原子能系副主任。

1963年，到原子物理故鄉丹麥哥本哈根的玻爾研究所進修，他在此期間所證實的“一種核的運動狀態”，至今仍被國際核物理學界廣泛引用。

1987年，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長。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1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上海應用物理所）所長。

1993年，當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長。

1993年，任復旦大學校長。

1997年至1999年任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創會會長。

1999年起，任香港大學校長特別顧問。

2001年起，至今擔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成為出任英國名校之長的第一位中國人。

2011年1月，受聘擔任上海建橋學院名譽校長。

2012年6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楊福家有幸被選派到丹麥玻爾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從事核反應能譜方面的研究，他在物理學家"朝聖"之地、原子物理的故鄉--丹麥哥本哈根度過了難忘的兩年。

臨出國前，當時擔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給新中國第一批出國深造的人員親口講了一個故事：當年陳毅留學法國期間，一次乘無軌電車，遇上一位老太太，陳毅主動為她讓座，但誰也不會料到，當這位老太太知道陳毅是中國人時，竟站起來說："中國人坐過的位子我不要坐。"這個故事極大地震撼了楊福家的心靈，讓他刻骨銘心了一輩子。

誠然，陳毅元帥故事裡的那個年代早已過去了，中國人畢竟站起來了。但是楊福家也看到，在這個以實力排座次的世界，一個虛弱的民族縱然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是一個小腳女人和東亞病夫--不要說叫人家給你讓位子，就是你想給人家讓位子都沒有資格！--要緊的是，怎樣使我們的國家強盛起來？

玻爾研究所，是20世紀最偉大的兩位物理學大師之一的尼耳斯·玻爾於1921年創建的。玻爾一直引用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麥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鄉，這裡就是我心中的世界開始的地方。"以此來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勵自己為祖國的昌盛建功立業。科學無國界，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楊福家深為玻爾的精神所感動，如果"丹麥"兩字改成中國，玻爾的追求不就是一個中國科學家的追求嗎？

楊福家一方面慶幸自己有機會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實驗室工作，另一方面則憧憬在不久的將來能有自己的"鍊鋼爐子"，即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起具有國際水準的實驗室，使自己的祖國在世界的現代科學殿堂里也能得到她應有的席位。

楊福家在玻爾研究所留學期間，該所來自各國的50多位學者大多有博士學位，而他只是一個本科畢業才5年的講師，又來自科技相對落後的中國，面臨的壓力是相當大的。因此，楊福家總是滿腔熱情主動地工作和學習，夜以繼日地發奮工作，連吃飯的時間也同各國同學討論問題，僅用一年時間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4年夏，楊福家證實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該所所長奧格·玻爾教授和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莫特遜教授對一種核運動狀態的預言。玻爾教授祝賀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並希望他延長在丹麥工作的時間。

在此期間，楊福家的另一大收穫是，親身感受到了什麼是“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的玻爾研究所之所以成為"物理學界的朝拜聖地"，除了他的創始人尼耳斯·玻爾對世界物理學做出的無與倫比的不朽貢獻之外，還因為他愛才如命，到處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人來所工作，積極提倡國際合作，以致被人譽為"科學國際化之父"。尤其是在玻爾倡導下形成了"平等、自由地討論和相互緊密地合作的濃厚的學術氣氛"，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精神"已成為物理學界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對世界的貢獻，也許不亞於玻爾的量子力學。而對楊福家來說，在丹麥兩年所感受到的"哥本哈根精神"，也許是對他日後成為一個名牌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一個研究所所長時的最好的科學精神的洗禮！

蹉跎歲月不蹉跎

1965年8月楊福家從丹麥學成回國。不久，“山雨欲來風滿樓”，繼之祖國陷於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在"文革"中，楊福家雖然沒有遭受很大的衝擊，但在中國已經找不到一間安靜的實驗室了，他所鍾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倖免。

不過，對一個有心人來說，機會總是有的，哪怕在夾縫中也能找到。1975年3月，楊福家帶領一批"工農兵大學生"去一家化工廠“開門辦學”。在廠里，楊福家發現該廠環境污染測試計算出來的結果，有不少是負值。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呢？百思不得其解。楊福家找到有關部門，查核了計算公式，發現原來該廠所用的公式是盲目搬用蘇聯的，在我國根本不適用。再查查美國、英國等先進國家的環保測試公式，也幾乎令人絕望，因為這些國家的計算公式都是有條件限制的，一個公式只能適用於一種條件。但是這個發現也使他興奮不已，因為發現新的問題正是新的科學創造的契機。從解決這一新的難題出發，以及從控制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大計著眼，楊福家決心搞出一個普遍適用的計算公式。經過他數月的不懈努力，分析了6個微分方程，終於推導出了"核級聯衰變一般公式"。這一公式可適用於所有廠礦的環保測試，而且囊括了前面提到的西方與蘇聯的所有相關公式，因為那些公式只是它的特例。把它運用於重離子反應、壽命測量學方面，也獲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因此這個公式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迅速成為測試環境污染程度的一個基本的計算公式。

巴斯德說得對呀，機會總是垂青有準備的頭腦！

把"爐子"砌起來

“文革”災難終於過去，科技工作者又回到了實驗室和課堂。楊福家被任命為原子核系主任，並且升為副教授。和"臭老九"一起香起來的，還有職稱，簡直成了知識分子的"通靈寶玉"。有人勸楊福家，為了"正高"，應該埋頭寫論文。楊福家則不這樣認為，寫論文固然需要，但根本的是要把實驗室建起來。國外一些大學的研究生培養工作很有質量，為什麼？是因為那些大學有很多燒得很旺的爐子，鐵丟下去就能很快地燒紅。而我們國家由於種種原因還缺少足夠的好爐子。我們這一代人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把爐子燒起來，為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在這樣的爐子里鍛煉成好鋼創造條件。楊福家在丹麥玻爾研究所的"串列靜電加速器"實驗室工作過，可以說是當時接觸過串列加速器的少數中國學者之一，多年前他就夢想著自己的祖國能有這樣一個實驗室。因此，"文革"結束后楊福家最大的願望，就是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實驗室。結果，"基於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實驗室"終於建起來了，經過他和同事們的共同努力，實驗室在1989年被國內第一流專家評定為國內領先、達到國際水平的實驗室。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這條路走對了。實驗室上去了，高質量的論文也出來了，國內第一批實驗核物理博士也從這裡培養了出來。1980年楊福家升為教授，1981年，成為復旦大學首批博士生導師，其後又擔任了研究生院院長。

1986年底，中科院周光召院長誠邀楊福家去上海原子核所（現上海應用物理所）任所長，楊福家卻婉拒了半年。後來禁不住該所老黨委書記巴延年"五顧茅廬"，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員會書記的陳至立也登門勸說，楊福家同意了，1987年8月，在陳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馬上任。

相比於復旦的原子核實驗室，上海原子核所是一個更大的"爐子"，是中科院第二大所。先前他之所以婉拒周光召院長的邀請，是因為他曾擔心行政事務會影響自己的科研工作。但是當他上任后，想到如果把這個"爐子"燒得更旺，由於自己的工作而能夠進一步調動全所1200多位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那麼自己的工作就會很有意義，很有價值。

還在楊福家走馬上任之前的3個月，他突然收到一封信，來信者是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的副研究員陳茂柏。信中寫道："我一直思考著在有生之年究竟幹什麼？怎麼干？我們意欲帶著本課題可能有的基金資助來投奔你處，並恭請你為本課題掛帥……"信發出3天後，陳茂柏戲劇性地得知楊福家將調任原子核所所長。不久，他接到了楊福家請人帶來的口信，約他到家裡聊天。見了面，楊福家認真地聽了老陳關於自己進行微型迴旋質譜計研究的情況介紹后，說了兩句話："我支持你，但你要冒風險。"話雖然簡短，但卻是陳茂柏久久盼望的，這使他堅定了自己的信心。

楊福家到任后，與所黨委共同研究，積極推進"一所兩制"的運行體制，提出了既要重視基礎研究，又要堅決貫徹為國民經濟服務的方針。楊福家自然也沒有忘記陳茂柏，為了使陳茂柏的"超靈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質譜計"課題能夠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認可和支持，楊福家親自寫信為當時還只是副研究員的陳茂柏力爭：超靈敏質譜計是當代最重要的核分析手段，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在我國尚屬空白。陳茂柏等提出的"超靈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質譜計"含有新的想法，值得一試。結果，這個課題被立項了，負責人就是陳茂柏。一個副研究員領銜一個項目，這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歷史上是空前的。1993年6月14日，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主持下，以陳茂柏為首的課題組所研製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超靈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質譜計"通過了鑒定和驗收，成為我國核技術研究中具有獨創性的重大成果。國外耗費了大量資金，研究了近10年還沒有成功的項目，被陳茂柏攻克了。

實驗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雙惠提出了尋找新核素的課題，立即被楊福家列為重點科研項目。迄今為止，世界上已發現的2000多個核素中，沒有一個是還中國人發現的。周光召院長曾經對楊福家說，你們應該爭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插上去。經過漫長的攻堅，終於率先合成了新核"鉑-202"。1992年7月28日，這項研究成果終於正式在國際權威雜誌發表，五星紅旗終於插上了核素的版圖！

這就是楊福家的"爐子效應"。

追求卓越，創造一流

1993年2月，楊福家在擔任副校長兩年後，被國務院任命為新中國第五任復旦大學校長。自從1905年馬相伯創辦這所大學起，復旦就是江南名校。所以，在1993年2月25日的就職典禮上，楊福家發表就職演說，題目就是：《找差距，創一流，振興復旦》。楊福家說：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動的時刻並不多，當選院士算一次；現在宣布了國務院對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責任重大。

楊福家鄭重地宣言："復旦的昨天是輝煌的，明天將更美好。復旦兩字意味著'一個早晨接著一個早晨'。一個新的黎明已經到來。"

"給青年人以機會"，"給復旦人以關懷"，是楊福家上任后的第一個舉措。很快，古老的復旦就出現了二十幾歲的教授，三十幾歲、四十來歲的二級學院院長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副主任。復旦大學教師、幹部的平均年齡，在當時全國高校中是最年輕的。為此，《人民日報》發表編者按說："'給青年人以機會！'--復旦大學這個口號提得好，不僅對大學培養第一流人才十分重要，而且對全社會有普遍意義。""讓我們各行各業都學學復旦大學領導人在培養新一代上的責任感和胸懷吧！"

啟動"名教授上基礎課"的計劃，"首先是教學生怎樣做人"等舉措也相繼出台。而建立一個"Think Tank"（即：智囊團、思想庫）是楊福家在副校長任內就提出來的。鑒於上海市在國內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參照國外一些高級智囊研究機構的成功經驗與範例，在上海建立一個為政府與企業決策服務的"思想庫"。很快，徐匡迪給楊福家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所提Think Tank一事，我已請市府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蔡來興研究員牽頭籌組，不久他即會與您聯繫。"

1993年2月12日，春節剛過，楊福家倡議的復旦發展研究院召開成立大會，宣告一個沒有圍牆、完全開放的新型研究機構在復旦園裡掛牌成立了，徐匡迪欣然出任名譽院長，楊福家則被推為院長。

為什麼要成立"思想庫"？楊福家的解釋是：復旦的目標不是要創一流嗎？一流就是要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像英國的劍橋、美國的哈佛那樣。復旦在上海，既要打"中華牌"也要打"上海牌"，在作為龍頭、帶頭羊的上海騰飛過程中獻計獻策。復旦不僅應在基礎學科方面拿國際金牌，而且應該在國民經濟主戰場上起積極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成立復旦發展研究院的緣故。"

楊福家豪邁地宣布："復旦大學應在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留下她的烙印。"

復旦的"思想庫"一設立，就立即顯示了它的活力和實力。1993年6月，由復旦發展研究院主持召開的"上海：面向新世紀國際化大都市"戰略研討會在錦江飯店隆重舉行。100多名著名專家濟濟一堂，共同為振興上海、開發浦東進行決策論證。時任上海市長的黃菊稱之為"拉開了21世紀上海戰略研討的序幕"，市委副書記陳至立評價說：研討會將對上海市委、市府進行上海的戰略決策提供很重要的參考。1994年3月，復旦的第一本綠皮書《重新認識中國--1993年中國發展報告》，就呈現在上海市領導的辦公桌上。

尤其讓復旦人自豪的是，復旦的"思想庫"不但成了上海市發展建設的"高參"，還為國家輸送了傑出的人才。

楊福家執掌復旦后的作為，《人民日報》在1994年12月17日、20日、21日、26日連發4篇文章，並配發編者按，給予高度評價。

"知識經濟"的"二傳手"

楊福家有一個主張：既然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一個必然趨勢，那麼中國的大學校長就應該多走出去。你要了解世界，也要讓世界了解你。1996年，楊福家第一次參加國際大學校長協會的會議，併當選為"國際大學校長協會"執行理事，給了他走向世界舞台的一個極好機會。

每年2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都要舉行一個總統早餐會。楊福家多次出席過柯林頓和小布希的總統早餐會，覺得的確受益匪淺。特別是1997年2月6日柯林頓總統的第45次早餐會，楊福家等3位外國名牌大學校長和來自170個國家的650名外賓，一起聆聽了柯林頓發表的即席演講。柯林頓演講的主題是團結、合作與教育。"雖然我們乘不同的船來到這個國家，但是我們現在是在同一條船上。"柯林頓的話雖然輕鬆幽默，話題卻也很有分量："在我下一任期四年內的首要任務，是使美國人民在全世界受到最好的教育。"特別是，柯林頓強調："要使每一個公民都了解，要成功地進入以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為特徵的新世紀，應達到什麼樣的教育標準。"

"知識經濟"一詞雖然早已有之，但從一位國家總統的口中這樣鄭重地提出來卻還是第一次。思維敏銳的楊福家像捕捉科學前沿的最新信息一樣，瞬即意識到了這個英文單詞的特殊意義：它表明，一個新的時代，即"直接依據知識和信息進行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經濟"的時代開始了！

回國后，楊福家分別在《文匯報》和《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知識經濟》、《談談"知識經濟"》等文章，被幾十家報刊轉載。楊福家文中以比爾·蓋茨為例，闡述了知識經濟的含義及其巨大威力，並迅即請復旦有關同志組織力量對知識經濟進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識經濟論》一書。當時"知識經濟"在國內還是一個鮮為人知的新名詞，楊福家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后，知識經濟問題才引起了國內媒體的普遍關注，並很快成為新的熱點。《文匯報》主任記者江世亮撰文指出："楊福家院士率先在國內引進並闡釋了知識經濟的概念及其對我國經濟、社會和教育帶來的挑戰，無疑已在中國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濃重一筆。"

"知識經濟"的概念很快引起國家高層領導的注意，1998年2月4日，江澤民在中科院一份報告中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在同年6月1日的兩院院士大會上，江澤民再次強調："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知識經濟已初見端倪。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徵，就是知識不斷創新，高新技術迅速產業化。而要加快知識創新，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關鍵在人才，必須有一批又一批的優秀青年人才脫穎而出。"

出任英國校長

1999年1月，楊福家卸下已經當了6年的復旦大學校長之職，原想專心一意地繼續搞他的原子物理，但是一個消息瞬間傳遍了全世界：2000年12月12日，著名的英國諾丁漢大學董事會宣布，選舉中國科學家楊福家先生為下一屆校長(Chancellor，又譯：校監)，從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

為什麼請一個中國人去擔任原來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擔任的職務呢？校方的理由是："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院士，在他的領域享有國際聲譽，並有在許多國家工作的經驗。他曾是中國著名的復旦大學的校長……"而諾丁漢大學在新聞發布會上用了這樣一個標題：我們請了一位國際校長。

2001年2月13日上午，在中國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中，楊福家偕夫人告別祖國赴英履新，正式就任諾丁漢大學第六任校長。而專為他舉行的任職典禮，選擇在7月4日諾丁漢大學的畢業典禮之前。這一天，在因傳奇英雄羅賓漢和"諾丁漢森林足球隊"而聞名的英格蘭中部文化名城諾丁漢，在有"大學公園"之稱的風景如畫的諾丁漢大學校園，在英格蘭童話般的清澈的池塘、參天的古樹、古堡似的小樓之間，曠古未有地升起了一面五星紅旗。接著，在楊福家以校長身份主持的諾丁漢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包括中國等139個國家留學生在內的3000名畢業生，在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學生家長和當地政要名流的注目中，一個一個魚貫上台，接受中國校長的親切祝福。從清朝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國留學開始，至20世紀末，中國學人踏出國門，目的全都是一個：學習。但是從本世紀的第一年開始，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所有名譽博士學位證書上，都將簽有一位中國人的名字，那是他們的校長--楊福家。

中國人擔任英國名校校長，這在中英、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其意義遠遠超過了這件事本身，它再一次證明了一個真理：落後就要挨打，先進意味著發言權！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說："英國大學能選一位中國科學家當校長，證明他們關於中國的觀念也正在改變，而中國科學的飛速進步是他們改變的基礎。"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主席路甬祥說："諾丁漢大學聘請楊院士為該校校長，是對他科學工作的成就、貢獻及影響的高度評價與認可，這既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中國科學家的驕傲。"

就在楊福家執掌諾丁漢的消息傳出不久，在香港的一輛計程車上，當司機認出眼前的楊福家就是那個令人揚眉吐氣的中國校長時，竟當場激動得流淚。

就在楊福家面前放著權杖，憑王室賦予的權杖來行使他的權力主持莊嚴儀式，看五星紅旗凡是他坐到這個台上的時候就冉冉升起的時候，有一次在台下坐了一個華僑會會長叫江鳳翔，儀式后他一定要請楊福家吃飯。他說自己是60多年前來到英國的，他問楊福家：你知不知道那時候英國人叫我什麼？楊福家說不知道，他說："叫我'清人'，腦後拖著一條屈辱的辮子的'清人'。你知道嗎？清朝最腐敗了，所以叫我清人，不叫我華人！……沒有想到，現在這裡最有名的大學中間的唯一一套衣服、唯一的一頂金邊帽給真正的華人戴上了……"

大樓，大師與"大愛"

到2003年底，楊福家的諾丁漢大學校長3年任期已滿，該校董事會卻再一次作出決定：繼續聘請楊福家擔任校長，任期從2004年到2006年年底。不言而喻，這當然是對楊福家的工作的肯定和褒揚。

十餘年間連任兩所中外一流名牌大學校長，楊福家可謂千年華夏第一人。在楊福家看來，這與其說是一份榮耀，毋寧說是一份責任。出任諾丁漢大學校長四五年來，楊福家站在這個國際高等教育制高點上，他看到了許多，也想到了許多，也就有了很多的感慨。

2004年8月，正當全中國的考生經過緊張的期待陸續接到大學錄取通知的時候，楊福家卻在美國《紐約時報》上看到了一篇觸目驚心的文章：在中國四川一所農村高中，一個叫鄭清明的優秀高三畢業生，因為家庭貧窮拖欠了學校600元學費而不被允許參加高考，在深深的絕望和悲哀中卧軌自殺了……一個未來的人才被扼殺了，茹苦含辛攢下每一分錢供他上學的70多歲的外公外婆的夢破滅了，一個一貧如洗的農家的脫貧希望無情地被碾碎了！

駭人的悲劇！極度的震驚！痛徹心脾的惋惜！初讀這篇報道的楊福家百感交集，那種刻骨銘心的痛楚，在幾個月後面對筆者的採訪時仍然難以自抑：

"我是在外國一個美麗的大學校園裡，在外國同行面前讀到這則消息的！作為一個曾經當過中國大學校長的中國人，無地自容啊……"

更有甚者，報道說18歲的鄭清明是被一列開往北京的特快列車撞死的。文章作者說，鄭清明的死讓人"看到的是中國農村令人難以置信的貧窮，看到的是被快速向前行駛的中國經濟快車落下的幾億中國農民"--這些話每一個字都像鋼針刺中了楊福家的心。

鄭清明之死的確有太多的遺憾：如果學校和老師多一點寬容和同情，如果社會多一些關愛和援手，如果政府多一些體恤和措施，當然最根本的如果外公外婆不是這樣的貧窮，那麼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如果鄭清明可以死而復生，一定會有很多的人即刻掏出這600元。區區600元啊，不就是城裡人的一頓飯嗎？不就是大學城裡的一磚一木嗎？可是600元和一條寶貴的生命，和一個美麗的希望，和一個美好的未來，怎能劃上等號？

痛定思痛，楊福家還有深一層的聯想：假如悲劇沒有發生，假如鄭清明如願以嘗考上了大學，當他和油枯燈盡的外公外婆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又會怎樣？不難想象，撲面向他們壓過來的就不是600元，而可能是6萬元！你能想象一個已經榨不出區區600元的家庭，怎樣去籌措這筆巨款？那麼接下來將會發生的到底是悲劇還是喜劇？說不定，不甘心向命運低頭的鄭清明仍然會選擇迎向那列飛馳而來的特快列車！

--這不是學者的想象，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像是為了驗證楊福家的聯想，不久以後，又一則消息再一次令他震撼：就在鄭清明卧軌兩個月後，一個名叫張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績考入中央民族大學，這本來是一件歡天喜地的事，但母女倆卻為籌不到8000元的學費而抱頭痛哭。事後，母親悄悄上街貼出一張"賣腎"的告示，此事被女兒得知，哭著說道："媽媽，我不要你賣腎，我不上大學了……"

為了得到一張大學的書桌，一個學子付出了自己鮮活的生命，一個母親要捨棄自己身上的器官。楊福家在問自己：我們的大學怎麼啦？我們的教育怎麼啦？

幾個月後，楊福家從英國回到了國內，當他邁入他曾經非常熟悉的大學校園，一陣陣熱浪撲面而來：從並校之風開始，更名秀，圈地熱，一浪高過一浪；校園一個比一個大，大樓一幢比一幢高，大學城一座比一座宏偉……爭創世界一流大學本是好事，但，這就是國家和民族所呼喚的世界一流么？

1931年12月3日，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上，梅校長這樣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的名言被一次次引用，但大樓還是一幢一幢地崛起。

楊福家從1996年第一次參加"國際大學校長協會"的會議併當選為執行理事，到2001年獲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世界為他開了另外一扇窗戶，使他有機會一窺國際名牌大學的堂奧。

從諾丁漢到哈佛、到耶魯、到普林斯頓、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學院，楊福家幾乎踏遍了世界頂尖名牌大學的校園，而且成了許多校長的朋友。與許多人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在這些校園裡沒有看到值得稱道的大樓、也沒有人屑於稱道大樓。在劍橋、牛津看到的處處是古老陳舊的建築，而且在世界大學排名的各項指標中，既沒有校園面積或校內建築面積這類項目，也沒有院系設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之類。普林斯頓大學已連續六年榮登美國大學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學院也總是在美國大學排名前五之列（2000年排名第一）；前者6500名學生，後者2000名學生，兩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綜合性大學，但都培養了二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有名的智庫。加州理工學院是美國火箭設計的發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領域佔主導地位，中國航天事業創始人錢學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學院1939年博士畢業生，中國遺傳學創始人談家楨院士是該校1936年博士畢業生，中國物理學泰斗周培源是該校1928年博士畢業生……

一句話，大樓的高度和爭創世界一流的目標沒有必然的聯繫！相反，我們把天文數字般的巨資浪擲在圈地、建摹天大樓、造容得下26座北大的大學城，是南轅北轍、適得其反，很可能把我們追趕世界一流的寶貴時機給耽誤了。

面對那聳入雲天的大學高樓，楊福家馬上聯想到那些渴望邁進大學門檻的清貧學子。他覺得有一種如鯁在喉的刺痛，有一種難以自抑的衝動，於是他寫下了一篇題為《我對高等教育發展中若干現象的迷惑》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詰問："當很多貧困學生接到入學通知書，卻因付不起學費無法去報到時，我們有什麼理由超大規模地擴建校園，建造豪華的'標誌性'大樓？"

文章尚未發表，就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陣接一陣的波濤。

"最。近一段時間，楊福家教授寫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長手中流傳，並在這些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領跑者中引起震動和深思。"2004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的編者按如是說。文章發表的第二天，有記者採訪他："您就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已經三年多了。儘管您曾經是復旦大學校長，但這幾年，您在國外的時間相對更多。為什麼還要寫這篇文章？"

楊福家回答："我知道這篇文章會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講真話。這出於一個人的責任感。"

這一份責任感，或者可以說是出於一種愛：對祖國，對人民，對教育事業。楊福家大聲疾呼：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學，除了"大樓，大師"外，更需要"大愛"！何謂"大愛"？在楊福家看來，首先是營造一種寬鬆、寬容的環境，充盈著一種以人為本的愛心。有了這樣的環境，既能請得來、也能留得住大師，更能讓他們在坦然、平和的心境下出成果。另外，這種大愛還起碼應該包括兩個層面：就國家和社會而言，應該建立起一種幫助所有考上大學的貧寒子弟上得起學的機制，而不再有鄭清明式的悲劇；就高等教育的主體--大學而言，應該徹頭徹尾地體現"以學生為中心"。

讓楊福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回應。他平靜地對筆者說："我寫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現在中央對這些問題的重視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受到極大鼓舞。"

對中國大學來說，爭創世界一流的道路是崎嶇漫長的，楊福家願做一個播火種者和傳薪人，但他更願意做一個實踐者和探索者--

創建中外合作大學

公元2004年9月17日，在楊福家的故鄉--浙江寧波，一座嶄新的國際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在鮮花、彩旗、喜氣洋洋中開學，迎來了中國第一批256個不出國門而能留學的幸運的學子。

寧波諾丁漢大學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學，身兼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的楊福家又在中外教育史上創造了一個"第一"！

"我有一個夢"，美國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楊福家最喜歡的一句話。在楊福家看來，人的本質不在於創造出什麼具體的東西，而是一種精神--看他有沒有追求，有沒有夢想。沒有追求、沒有夢想就不會有所成就。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

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教育的國際化。怎樣把英國諾丁漢大學這樣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內的優質教育資源引到國內，這是楊福家2001年到英國上任伊始就在考慮的問題。

2003 年1月5日晚上，寧波萬里教育集團董事長徐亞芬從寧波趕到上海，登門拜訪了楊福家，要求和英國合作在寧波辦一所諾丁漢大學。楊福家是萬里學院的顧問，他對萬里和徐亞芬不但了解而且十分讚賞，因此徐亞芬的要求和楊福家不謀而合。尤其是把學校辦在故鄉寧波，讓家鄉學子在家門口就能到世界名校"留學"，那是多麼好的事情！

楊福家思考了一下，然後以他那科學家加教育家的縝密說了三句話。第一句："這個事情我無權決定，我們要校務委員會討論，但是我可以說，這個可能性很大。"第二句："非盈利，求平衡，追求卓越。"--教育方針都出來了！第三句："我可以保證，我們辦學不會拿一分錢到英國去。"這是一個鄭重的承諾，對祖國，對家鄉！

不久楊福家就去了英國，而且很快，帶了諾丁漢的執行校長來到寧波。從2003年1月5日徐亞芬夜訪，到2004年9月17日寧波諾丁漢大學開學，滿打滿算正好20個月，中國第一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擁有獨立校區的中外合作大學宣告誕生！

後來的事情全部實現了楊福家代表英國方的承諾。早在楊福家出任諾丁漢校長的消息一傳出，許多國人就以為英國人是借楊福家來賺中國人的錢。他們不知道好的學校不是為了錢。當萬里與英方簽約幾個月後，英方卻單方面宣布，鑒於寧波方面目前有困難，平衡根本做不到，為了補償，他們在三年內再給5000萬。這個突然的決定，把徐亞芬感動得不得了！

寧波諾丁漢的創辦，實現了楊福家的一個夢想。還有一個夢想也在他的努力下成為現實：他在英國諾丁漢和寧波諾丁漢分別設立了"夢想基金"，目的是幫助能進這兩座大學就讀的中國貧寒子弟實現大學夢，然後和他一起，和全世界每一個炎黃子孫一起，去共同實現一個偉大的夢想。

科研成就

● 科研綜述

楊福家給出複雜能級的衰變公式，概括了中國國內外已知的各種公式，用於放射性廠礦企業，推廣至核能級壽命測量，給出圖心法測量核壽命的普適公式領導實驗組用g共振吸收法發現了國際上用此法找到的最窄的雙重態。在中國國內開創離子束分析研究領域。在束箔相互作用方面，首次採用雙箔（直箔加斜箔）研究斜箔引起的極化轉移，提出了用單晶金箔研究溝道效應對極化的影響，確認極化機制。

1964年夏天，證實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該所所長奧格·玻爾教授和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莫特遜教授對一種核運動狀態的預言。

1989年，經過和同事們的共同努力建起來的“基於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實驗室“被中國國內專家評定為國內領先、達到國際水平的實驗室。

● 學術論著

楊福家與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教授J.H.Hamilton合著《現代原子與原子核物理》一書，1996年由麥格勞·希爾公司（McGraw-Hill）出版。

人才培養

● 教育理念

楊福家開始擔任校長時就認為：教授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把教學搞好，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科學研究。教學是教授的本職工作，科學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兩者兼顧。如果不搞研究，就沒有更多新的東西，教學也是教不好的。

● 治校理念

楊福家覺得中國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對不同類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學、一般性大學、職業高校）有不同的評價體系，要鼓勵各類高等院校的發展。比如，寧波諾丁漢大學，楊福家提出來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學，而不是研究型大學，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此外，社會上對職業教育還有偏見，認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職業院校，這是錯誤的。應該尊重職業教育，尊重孩子們的職業發展規劃。高等教育應該鼓勵多元評價體系，消除區別待遇。

楊福家還覺得中國國內的校長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是非常不妥當的。楊福家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做了十二年校長，而中國校長一般是最多做兩屆。校長可以一直做下去，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長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長換的比較頻繁，學校發展的觀念就完全不一樣了。

● 治校舉措

楊福家開始擔任校長后的第一個舉措是：“給青年人以機會”、“給復旦人以關懷”，隨後復旦大學就出現了二十幾歲的教授，三十幾歲、四十來歲的二級學院院長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副主任。之後啟動“名教授上基礎課”的計劃，“首先是教學生怎樣做人”等舉措也相繼出台。

● 建立智囊團

楊福家在副校長任內就提出來了建立一個“ThinkTank”（即：智囊團、思想庫）。1992年9月，楊福家給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的徐匡迪寫信談了自己對高校為社會培養、輸送人才的想法，並明確提出：高校應當成為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他提議：在加快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形式下，鑒於上海市在中國國內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參照中國之外一些高級智囊研究機構的成功經驗與範例，在上海建立一個為政府與企業決策服務的“思想庫”。徐匡迪給楊福家回了一封信：“所提ThinkTank一事，我已請市府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蔡來興研究員牽頭籌組，不久他即會與您聯繫”。

● 出版教材

楊福家所著的《原子物理學》第一版在1987年獲全國優秀教材獎，作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8年已出了第四版。

有《現代原子與原子核物理》。楊福家於1993年至1999年出任復旦大學校長。2001年起出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註：英國大學校長不處理具體行政事務，約相當於我國的名譽校長），已連任三屆，成為出任英國知名院校校長的第一位在籍中國人。

1984年被國家科委定為國家級有傑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1988年成為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中國現代科學技術中心特別委員

1995年獲日本創價大學名譽科學博士

1998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名譽人文博士

1999年獲香港大學名譽科學博士

1999年獲英國諾丁漢大學名譽科學博士

2002年獲美國康涅狄克大學名譽科學博士

2013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理學博士

楊福家有八個兄弟姐妹，他的大哥過世得早，楊福家是最小的。他的三哥哥楊福愉是生物化學家，師從貝時璋院士，兄弟倆年齡相差9歲。兩人在1991年同時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楊福家是教育國際化的倡導者，在英國諾丁漢大學12年的校長生涯中，他奔走於世界各地，在推動教育的國際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英教育科技的交流合作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是在他的推動下，中國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得以誕生，為中國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學生走向世界打開一扇門。在楊校長的帶領下，英國諾丁漢大學在學術研究、教學活動等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在英國大學里的排名明顯提升，成為英國進步最快的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評）

“楊福家院士率先在國內引進並闡釋了知識經濟的概念及其對我國經濟、社會和教育帶來的挑戰，無疑已在中國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濃重一筆。”（《文匯報》評）

● 愛國獎

1997年，楊福家個人出資在母校格致中學設立了一項獎學金，並把它定名為“愛國獎”，他認為愛自己的祖國是一個人最起碼的情感，成立“愛國獎”，就是希望格致學子銘記自己是祖國的兒女，擔負起祖國賦予的責任。該獎每年獎勵兩位進入復旦大學的格致畢業優秀生。

● 楊福家樓

為了彰顯楊福家教授的貢獻，英國諾丁漢大學將Jubilee校區的地標性建築國際樓命名為“楊福家樓”。這棟樓建於2008年，由英國建築師設計，一共5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