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駕六

2002年洛陽進行河洛文化廣場人防工程建設時，文物部門在這3萬平米的區域內探得古墓600餘座，車馬坑、馬坑29座，其中的“天子駕六”車馬坑更是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有專家驚嘆它為“東周瑰寶，舉世無雙”。

周禮條款繁多，文獻記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禮的內容極其豐富，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甚至滲透到社會的細胞—家庭。“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冖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一般認為，周禮包括了周代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社會行為規範，如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畿服制度、爵謚制度和禮樂制度等等。由於有關記載夏禮和殷禮具體內容的“書篇散失，夏商之禮絕滅”，所以周禮就成為我國現存於世的奴隸制國家法典。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而且在奴隸主貴族內部也是等級森嚴，制度嚴密。周代的禮樂制度詳細地規定了不同等級的貴族享受不同的待遇，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個人生活，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大者國之大事，如都城建設、軍隊編製等，小者個人生活用品，如服飾、乘輿等，通通納入禮的範疇。

天子駕六

按理說，古制天子乘輿“駕六馬”似乎是不用爭論的問題。可是在經學最為興盛的東漢（25-220年），經學家們卻為周天子“駕六馬”或是“駕四馬”發生了爭論。據文獻記載，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著《五經異義》十卷，對傳世的儒家經典著作中存在的問題闡述己見43。而鄭玄對許慎的《五經異義》中的許多觀點持有不同看法，著《駁五經異義》百萬言予以反駁44。在他們爭論的諸多問題中，其中一個議題就是“天子駕數”。許慎在《五經異義》中以《易》京氏、《春秋公羊傳》和《逸禮·王度記》中有關“天子駕六”的記載，認為古制“天子駕六馬”。鄭玄則以《周禮》、《尚書》為依據，認為古制“天子駕四馬”。他在《駁五經異義》中反駁說：“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既實周天子駕六，《周禮》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45南朝梁人劉昭在為《後漢書·輿服志》作注時，概述了這場論戰的論點與論據。

“《古文尚書》曰：‘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為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為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馬，黃、朱乘，亦四馬’。”

東漢時期發生的這場經學大論戰，由於文獻散佚，已難考證，但從後人的描述中可知他們之間論爭之劇烈，論理之精闢，以及對後世產生的極大影響：“兩漢經學，號為極盛，若許若鄭，尤為一代通儒，大敵相當，輸攻墨學，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殘章斷簡，固遠勝后儒之累牘連篇矣。”46

包括“天子駕數”在內的這場大論戰，無疑是東漢經常發展的表現。“西漢學者大都專治一經，彼此不能相通，師說所承，每多乖異。迨東漢而兼者漸眾，故許慎至有五經無雙之目。”47很可惜，敢於對儒學經典提出異議的許慎，他的觀點在以後的歲月里並不佔據主導地位。南北朝時，為《後漢書》作注的劉昭，很明顯地反對許慎的“天子駕六”說：“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制異耳。”48尤其到了唐代，“自唐儒作五經《正義》專主鄭說，許義漸微”49.儘管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爭論的結束，其中還是有許多學者仍認為古制中存在“天子駕六”。如在宋代，著名學者陸佃（農師）認為：“天子之馬，盛者駕六，常則駕上。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駕六’之證也”。50另一位著名學者林之奇支持陸佃的觀點，認為“古者車皆四馬，唯天子之車則特駕六馬……陸農師曰‘天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此說可信”51。

這場發生在公元2世紀的關於古制天子駕數的經學爭論，大約歷經了1800多年悠悠歲月的等待，在公元21世紀初才真正有了定論，其結論就是：古制“天子駕六馬”。之所以有如此的結論，首先是因為洛陽東周“天子駕六”車馬坑的出土。

規定天子之城九里，高九仞；公侯方七里、高七仞；侯伯方五里、高五仞；子男方三里，高三仞27。在軍隊編製上，規定天子擁有六個軍，諸侯大國擁有三個軍，次國二個軍，小國一個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28；天子兵車萬乘，大夫百乘。

朝堂夜間點燃火炬議事，稱“庭燎”，其火炬數規定“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

在禮器使用上，規定“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使用金石之樂，將編鐘、編磬懸掛在古稱“徇簴”的架子上，然後放在廳堂里。在編鐘、編磬使用的數量上規定“天子八堵四肆；諸侯六堵三肆；卿大夫四堵二肆；士二堵一肆”，即天子鍾馨各六十四枚，諸侯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各三十二枚，士各十六枚。若屬諸侯的卿大夫、士，又各減半32；其擺放的位置規定：“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即天子放置在廳堂的四面，形若宮室的四面牆，稱“宮懸”；諸侯三面，稱“軒懸”，由於形若曲，也稱“曲懸”；卿大夫二面，稱“判懸”；士一面，稱“特懸”。

卜筮時使用的龜、蓍，規定“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冢人造墓，以死者的爵等來決定墳丘高度和樹數：“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

在乘輿使用上，規定：“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甚至在稱謂上，規定：“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2002年10月，在河南洛陽市中心的東周王城遺址上施工建設的“河洛文化廣場”（現更名為“東周王城廣場”）的考古鑽探中，在擬建的四萬多平方米的近三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就發現710座東周墓葬（其中有墓道的大型墓葬4座），馬坑、車馬坑36座（其中大型車馬坑2座）。在經發掘的17座馬坑、車馬坑中，保存完整的車馬坑5座，其中4座（編號為四、八、九、十號車馬坑）出土四馬駕馭的車各一輛，二馬駕馭的車各一輛或各兩輛。另一座為大型車馬坑（編號為五號車馬坑），南北長42米，東西寬7.2米，深1.8米，坑內埋車26輛，馬68匹。車子呈南北縱向雙列擺放，車頭、馬頭均向南，車輛中馭六匹馬者1輛（單轅），馭四匹馬者8輛，馭兩匹馬者17輛。馭六匹馬的車擺放在西列從北南數第二輛的的位置上。該車車輿方形，車廂、車軸、車輪、車轅痕迹清晰。在車輿之前、車轅的兩側放置六具完整的馬骨駕。車轅之東三具，頭南尾北，側卧向東；車轅之西三具，頭南尾北，側卧向西。排列整齊有序，清晰無疑地表示了這六匹馬和這輛車組成了六馬駕一車的關係52。

2002年7月底至2003年3月，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配合市中心廣場一期工程建設中，發現一處東周時期的大型墓地及車馬坑群。總計鑽探東周時期墓葬600多座，車馬坑（含車坑、馬坑）29座。其中尤以中區5號車馬坑為突出。該坑長42.6米，寬7.4米，葬車26輛，殘留馬匹個數達70匹，規模為國內少見。坑大致呈南北向，車子呈縱向兩列擺放。西排2號車為六馬拉一車，合乎文獻中“天子駕六”的記述，折射出所陪墓葬墓主身份的至高無上及這片墓地地位的不同尋常。

上述發現為進一步探索東周王陵的位置及王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線索，為研究同時期家族墓地的布局提供了豐富材料。

2014年9月，西安財院新校區發現一座古代墓葬，考古專家認為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陵墓。對於這座陵墓的墓主人，專家們依據歷史文獻和秦國陵墓的規律等認為，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陵墓。隨著考古工作的展開，在試掘兩座陪葬坑時，考古人員還發現了皇帝級別的六匹馬拉的兩輛馬車，即著名的“天子駕六”。這種高規格的禮制行為，如不得到在位皇帝的認可，陵墓會被毀掉的。而諸多玉器、金銀器和刻字陶器等相繼出土，尤其是陶文“私官”二字的出現，進一步堅定了有關墓主人是秦始皇祖母的認知。

根據文獻，該車馬坑中這六匹馬在古代都應該有自己專有的稱呼，位於車轅兩側駕轅的兩匹馬稱為“服馬”，緊挨著服馬的稱為“驂馬”，驂馬之外的稱為“騑馬”。此外，根據該車馬坑中這六具馬骨駕的出土位置，說明這六匹馬當年駕車時應是沿車轅兩側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則兩驂之外雙有兩騑。《說文》曰：‘騑，驂旁馬’，蓋於服、驂之旁又加兩馬，則為六也。”53

《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天子駕六，四黃兩緋，所以最外面的緋紅色硃紅色的驂馬又叫騑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馬，黃、朱乘，亦四馬’。”諸侯不能獻六隻能獻四，所以獻黃2乘、朱1乘，拆為天子2乘。

由於這座車馬坑出土於東周天子所居的國都東周王城內，這座車馬坑中的六馬駕一車，無疑就是古代文獻記載的“天子駕六馬”的考古遺存！這輛由六匹馬駕馭的既然是東周天子的乘輿，那麼這座車馬坑出土的遺存無疑就是當年東周天子的出巡車隊！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天子駕六馬”考古遺存的發現，從而也認定了位於洛陽東周王城東部的大型東周貴族墓地就是東周王陵陵園遺址，應該說這是中國考古史上繼安陽殷墟王陵之後又一處被確認的早於秦始皇陵的中國帝王陵園遺址。

2006年3月，考古工作者繼2002年在洛陽東周王城東周王陵陵園遺址發現“天子駕六”車馬坑之後，又在該王陵陵園遺址內發現另一座東周晚期“天子駕六”車馬坑，共發現車馬三輛，駕六者一輛，駕者兩輛。據報道，“此次發掘的車馬坑一共有兩座，坐北向南，中間有土牆隔開。位於北邊的車馬坑長約4.5米、寬不足4米、深不足2米，內有一車六馬—車衡下有兩馬，車轅兩側各有兩馬，保存現狀好於天子駕六博物館的“駕六”。南邊的車馬坑長6米多、寬3.5米左右，深度和北邊的坑相同，裡面有兩輛車，均是一車兩馬。除南邊一車的兩馬前半身、車衡、車軛遭到破壞外，兩車其餘部分保存都相當完好”54。在東周王陵遺址內“駕六”乘輿連續被發現，充分證實了文獻記載的古制周天子“駕六馬”是客觀存在的。

《說文解字》段玉裁注“騑”

驂也。旁馬也。各本無上也字。不可通。今補。考禮記正義，文選注引說文。或作旁馬也三字。或作驂旁馬也四字。正由有二也字而奪一耳。騑馬，經典皆謂之驂。故曰驂也。下文雲駕三馬曰驂。許意古為駕三馬之名。後乃駕四駕六，其旁馬皆得驂名矣。故又申之曰旁馬。旁者，冡上在軛中言之。不當衡下者謂之驂。亦謂之騑。駕三駕四所同也。若小雅傳曰。騑騑，行不止之皃。別為一義。從馬。非聲。甫微切。十五部。

唐人論周制之馬匹數量

隋唐孔穎達疏《鄘風*干旄》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賵音奉，送財物助人辦喪事）；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按：《秦風*駟驖》：‘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秦風*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是應為六轡，誤作‘八轡’也）。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為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軧錯衡（按：軧音抵，車後杠），八鸞鏘鏘’（按《商頌*烈祖》：‘約軧錯衡，八鸞鶬鶬’，《小雅*采芑》：‘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按：諸《說》即諸《緯》也）：“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大雅*烝民》），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頌*閟宮），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委遲”（小雅*四牡），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司馬遷對秦始皇乘六馬的記述

《史*正史*史記*本紀*秦始皇本紀第六*始皇二十六年》：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註釋：

1.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索隱：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採用。

2.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

3.方今水德之始。索隱：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謂為水德也。

4.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正義：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賀。

5.衣服旄旌節旗。正義：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周禮云：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旌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

6.皆上黑。正義：以水德屬北方，故上黑。

7.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集解：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譙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不同。

8.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河，黃河。

9.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

【評】孔子生於周末，禮崩樂壞，至季札訪魯，魯未毀周禮也，天子駕四，蓋未改焉。孔穎達認為“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未提東周之制。齊地出土不少戰國車馬，皆駟馬，並未越制。司馬遷與漢武帝同時，明確提出：“乘六馬”，自秦始皇始。且漢承秦制，蓋孔穎達論此之時，對天子車馬規制，已有所考慮。故洛陽王城天子駕六考古，斷代至東周，可能稍有提前。

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魏王曹操“乘金根車，駕六馬”，東漢延康元年（220年），其子曹丕受漢禪，廢漢獻帝登上帝位，以“魏”為國號，為魏文帝，改元黃初元年84。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晉王司馬昭“乘金根車，駕六馬”，是年，其子司馬炎受魏禪，廢魏元帝登上帝位，以“晉”為國號，為晉武帝，改元泰始元年85。

東晉元熙元年（419年），宋王劉裕“乘金根車，駕六馬”，元熙二年（420年）受晉禪，廢東晉恭帝司馬文德登上帝位，以“宋”為國號，為宋武帝，改元永初元年86。

南朝宋升明三年（479年）齊王蕭道成“乘金根車，駕六馬”，是年受宋禪，廢宋順帝劉淮登上帝位，以“齊”為國號，為齊高帝，改元建元元年87。

南朝齊中興二年（502年），梁王蕭衍“乘金根車，駕六馬”，是年受齊禪，廢齊和帝蕭寶融登上帝位，以“梁”為國號，為梁武帝，改元天監元年88。

南朝梁太平二年（557年），陳王霸先“乘金根車，駕六馬”，是年受梁禪，廢梁敬王蕭方智上帝位，以“陳”為國號，為陳武帝，改元永定元年89。

北朝北周大定元年（581年），隋王楊堅“乘金根車，駕六馬”，是年受周禪，廢周靜帝宇文闡登上帝位，以“隋”為國號，為隋文帝，改元開皇元年90。

隋義宋二年（618年），唐王李淵“乘金根車，駕六馬”，是年受隋禪，廢隋恭帝楊侑，登上帝位，以“唐”為國號，為唐高祖，改元武德元年91。

東晉咸康三年（337年），燕王慕容皝“乘金根車，駕六馬”，永和八年（352年）其子慕容x脫離與東晉皇帝的群臣關係，自稱皇帝92。慕容氏的政權以“燕”為國號，史稱“前燕”，為我國歷史上“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之一。

在廣泛徵求文物專家和社會各界意見並得到國家文物局批准后，洛陽市於2003年對中小型車馬坑實施科研性回填保護，重點對“天子駕六”大型車馬坑遺址妥善制定保護方案，成立了專門文物保護機構，核定了13名專職保護人員，市委、市政府修改了廣場建設方案，修建了這座依託“天子駕六”車馬坑的東周專題博物館，向世人展示這世間獨一無二的文物瑰寶。

整個博物館佔地1700多平方米，位於王城廣場，分為兩個展區。第一展區是洛陽地區5大都城與當代洛陽相互位置關係、東周王城概況、王陵的探索與發現及珍貴的東周文物；第二展區是東周時期大型車馬坑展區。這裡展示的是2002－2003年考古工作者發掘清理的17座車馬坑（馬坑）中的2座，除車馬外，還有殉狗殉人。歷史場景猶在眼前，是中國唯一一處原址展示的“天子駕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