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

中國“大一統”一詞的正式提出，始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裡的“大”字不是形容詞“大”，而是動詞“尊大”的“大”，“一”是元，“統”是始，“一統”就是元始，元始就是萬物（包括政治社會）的本體，“一統”的本義是指政治社會自下而上地歸依於一個形而上的本體，從而使這一政治社會獲得一個超越的存在價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個最高權力為中心來進行政治範圍的集中統一。因此，最初的“大一統”概念不是現代人所認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個地域寬廣、民族眾多、高度集中、整齊劃一的龐大帝國。

“大一統”強調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視重建國家政統和法統的根本。也就是說，“大一統”一詞最早主要是解釋王朝更替的理論，是對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論基礎所做的說明，是中國早期國家建立之理念。後來才引申為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統一。

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皆統繫於周天子。後世因此稱封建王朝統治全國為大一統。

中國關於國家統治觀念起源於我國的夏商周三代，由氏族血緣關係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內王統是靠父子相繼的嫡長子繼承製來延續的，“當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一個特定的王室成員手中的時候，人們可以、也才會認為這個最高權力是合法的；反之，人們便可以指責它為非法。中原文化夏朝建國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漸成了標誌國家主體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在我國歷史上造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即建立一個真正的、被承認的國家，就必須佔據特定的地域，並有相應的中央權力。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原地區即“中國”。佔據中原地區便獲得一種強烈的自尊意識，就可以向四周發號施令，進行征伐；所以只要中原統治勢力稍弱，四周勢力強者就會千方百計躋身中原，攫取中原主宰權。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後才贏得正統地位的。但是，三代時期的“大一統”觀念只是人們的一種模糊意識，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大一統的概念還沒有系統化、理論化。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雖然分裂動亂，卻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時代。諸子百家不僅將原有的“大一統”觀念系統化、理論化，而且還增加了新的內容，即加強調國內政治秩序的統一問題。孔子針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混亂局面，提出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的秩序社會。孟子主張“君仁臣義，君民同樂”天下“定於一”，認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荀子則認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是禍亂的原因。《呂氏春秋》言：“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則治，兩則亂”。管仲說：“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堯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紂之民非生而亂也，故治亂在上也。”管仲甚至還提出了具體制度上的大一統，即“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顯然這都是對國家政治秩序的“大一統”觀念的不同表述，但他們都強調自上而下的政令統一。這一理念最終由“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秦朝變成了現實。從秦始皇開始，“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真正系統發揮《春秋》大一統思想的是漢代董仲舒。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這是說，封建的大一統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變的。有了大一統的國家，必須具有適應這種大一統國家的統一思想，只有上下統一，才能保證法制號令規章制度的暢行。

中國的大一統思想由來已久。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應握有一統天下的權威，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潛藏著大一統的身影。老子主張以“一”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42章）。大一統從此有了本體論。

正式提出“大一統”的是《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唐人顏師古說：“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李斯更是明確提出：“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漢書·王吉傳》中稱：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一統的原始意義正是消滅對手，由帝王一人統治天下。

大一統思想源遠流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古至今，一直有許多中國人熱愛、推崇大一統。唐朝的李白讚歎道：“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朝的李贄在《藏書》中尊始皇為“千古一帝”。大一統的邏輯中派生出來的許多觀念使得大一統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紮下根來。中國人對大一統形成了精神依賴。

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王朝有秦朝、西漢、玄漢、東漢、西晉、隋朝、唐朝，北宋、元朝、明朝、清朝，其中北宋是不是大一統王朝在史學界尚有爭議。

為什麼偏偏是中國人創造了中華大一統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現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緣由（至於合理與否，則取決於人們各自的利益判斷）。

1、中國的中原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的東部，這裡東有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和荒漠，北有西伯利亞高寒區，南有南海和熱帶高溫區，因此中原地區自然成為亞洲東部的地理中心。與此同時，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人們，在數千年間始終能夠創造出領先的文明與文化，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層出不窮，從而進一步形成文化中心、經濟中心、科技中心和政治中心，並對周邊地區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2、以炎帝族和黃帝族為主體的民族，很早就實施婚姻開放，從而有利於民族融合。中國著名的民間故事牛郎織女，記錄的正是炎帝族與黃帝族通婚的故事，詳情可參閱筆者《牛郎織女隔河望，炎黃戀戰七千年》等文。

3、從伏羲畫卦、倉頡造字，到秦始皇書同文，中國人始終使用象形文字元號體系（準確說是拼形文字），這種文字有著非常穩定的信息傳輸性能（幾千年前的字都很容易認得），而且能夠超越語音進行信息交流，並極大地促成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認同。對比之下，與中國面積相當的歐洲，由於採用拼音文字，不同國家的語言不同文字也不同，從而也就難以產生認同感，至今仍然未能完成大一統事業。

4、中國人有著強烈的祖先崇拜、認祖歸根的情結，而且古老的記憶都能夠追溯到同一個祖先，因此這種情結特別有利於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

5、中國人有著對“中”的崇拜或偏愛。“中”的字義為，中間，內里，半，中等，適中；中央（央字義為當中，盡，懇求），中心；中庸；是（中聽、中用）；古代盛籌的器皿；通忠；姓氏。中原地區處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這裡能夠看到的最明顯的天象之一就是北斗星的繞極旋轉（北極星為天中，黃帝族的圖騰星就是北斗星，並以“斗為帝車”），這種天象給古代中國人的啟示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種四方環繞中央的社會結構。相傳武王伐紂勝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確定天下之中所在地，最後選定黃河與洛水交匯處的洛陽為中土。這個選擇可能有著實測的依據，因為洛陽與東海之濱和青藏高原邊緣的距離大體相等，洛陽與燕山山脈和長江的距離也大體相等。

有趣得是，河圖、洛書的結構也是一種中心與四方的關係，包括四方與中心，八方與中心。總之，中國古代特別注重中土、中原、中州，中原與四夷（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以及由此而擴展延伸的四海、九州、神州、天下。

6、中國人很早就擁有大一統的哲學理念和政治抱負，例如孔子倡導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以及歷代有識之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

7、中國人沒有其他國家地區所存在的宗教障礙。

8、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文字的統一，以及度量衡的統一。相傳早在秦始皇之前，黃帝時代就進行過統一文字的工作，帝舜時代就進行過統一度量衡的工作。

9、中國人自古就重視物品交易和交通建設、驛站建設。《尚書·旅獒》記有：“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詩經》有讚美周代國道平坦筆直的詩句，秦代的國道四通八達，唐玄宗時的國道兩側栽種著果樹。而且，古人還有祭祀道路神的習俗，《宋書·禮志》注引崔實《四民月令》：“祖，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10、中國古代統治者長期採取懷柔遠方異國、同化異族、吸納異族的政策，有利於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和大中華文化圈。

近年來，全球化正在成為海內外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其中對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意涵的討論尤為熱絡。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信息克服空間障礙在全世界的自由傳遞，是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是指在國際範圍內統一運作的一種經濟運行過程，無論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信息傳遞、原料能源的提供、管理和組織的實施等都實現國際化運作，等等。有人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推廣和擴張，是現代文明從西方社會向全球的擴展和漫延；有人認為全球化是全球範圍內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逐步一體化的過程。人們對全球化的討論多則重其經濟或文化方面，對其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範式著墨不多。經濟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且正在推動著現代化社會和世界秩序的重組。

自冷戰結束之後，由於政治、經濟、技術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全球化進程開始加速。全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政治轉型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著調整。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衝破柏林牆、冷戰的結束和鐵幕的消失開始的。為什麼全球化直到冷戰結束之後才開始？因為冷戰結束之後，再也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用武力實現世界大一統了。

當今的全球化區別於以往“世界帝國”圖謀的根本之處在於它的和平性格。中國是被迫納入大東亞共榮圈的，但是加入當前的全球化進程卻是完全自願的。在全球化時代來臨之前，人類擴展政治秩序的主導方式是大一統。尤其是在中國，自秦朝征服中原以來，建立和擴展政治秩序的方式至今根本沒有發生變化。在西方，武力政府及隨之而來的中央集權式的統治也一直是建立、維持和擴展政治秩序的主要方法。在西方，威斯特伐尼亞條約為中央集權的、絕對主權的民族國家的出現提供了合法性。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起源於一些國家試圖用暴力的方法通過武力征服他國來建立一統到底的世界帝國。日本用武力試圖拼湊“東亞共榮圈”，是用暴力和一統的辦法來實現區域一體化的一個典型事例。“用武力的批判”來建立世界大一統更是其中的極端。為什麼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的擴張不被稱為“全球化”？它們都是靠暴力來實現一體化。全球化的“包容度”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它對封閉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可能是非常不寬容的。

全球化反映了整個世界的運行方式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伴隨著全球範圍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不僅在實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國家之間，十九世紀意義上的國家邊界已經消失；而且，伴隨著商業活動和社會交往的國際化，以網際網路路為代表的現代通訊技術正在衝破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國家之間的森嚴壁壘。全球化的一大特徵就是其涉及面之廣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因為世界的發展方向就是從分散走向一體化，雖然其中不乏一體化后又分裂的事例，但總體上人類無疑是在走向一體化的。這個過程既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因為它幾乎不受任何一方或個人的左右，也是一個主觀的過程，因為它反映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轉變。全球化，尤其與中國的相關性而言，其所蘊涵的真正意義在於其所推動的由中央集權大一統向聯邦主義的轉變。全球化蘊涵著一種完全不同於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的構建、統合和維持的方式。而這方面的發展需要在對全球化的研究中特別加以關注。

分權也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遍及各個領域，而治理單位又趨向小型化，整合和分權在同時發展。以歐盟為例，它的一體化程度很高，但成員國內部的分權傾向同樣強烈。高度中央集權的法國近20年來一直在搞分權，英國前兩年向地方議會轉讓了重要的立法權力，比利時已經很小，可人們還想分。這種分權對於理解全球化和分權傾向的關係具有一定啟發意義。“中央”這個概念在全球化時代的全球事務中絕對不可能像其在中國事務中那樣，成為一個如此至關重要的概念。

全球化及與此相聯的全球性制度變遷是客觀發展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全球化即是過程，也是結果。從過程看，全球化不僅是主體間的利益、意義交往過程，也是主體不同行為規則的衝突、相容與共同性新規則的建構過程。全球化不僅指人類經濟聯繫的世界化及各發展主體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念、社會結構等在世界交往中的被認可、合法化；同時，也指作為普遍交往基礎的共同交往規則--制度文明--的產生、發展、形成、轉換。在過程與結果的統一中，制度文明對全球化具有特殊意義。

全球化也是一股巨大的拆解中央集權的力量，雖然也為在特定方面的中央集權提供借口，如加強對某個行業的管制。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的權力被國際組織（世貿組織，國際刑事法庭等，奧運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民間部門（private sector）所分享。全球化意味著“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傳統國族國家的地位愈發不重要。全球化極大地模糊了國內與國際之間的界線，重寫了國家主權的概念。非政府組織的出現與繁榮改變在第三世界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邊界。各國國家可以選擇加入，或是退出。公民的流動性的增加（移民、留學、工作、旅遊，為遷徙注入了國際因素），意味著政府束縛能力的降低。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政治特徵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合。二戰以後，尤其是冷戰以後，國家主義開始向聯邦主義轉變。其特徵是各種地區與國際性組織紛紛湧現，其中著名的有聯合國、歐洲共同體等。蘇聯在解體之後開始向邦聯轉變。前蘇聯的成員國變成了一個名為"獨立國家聯合體"的邦聯。歐洲共同體變成了歐洲聯盟，其一體化的速度也相應加快。這兩次轉變都是以某個強大的極權國家的垮台為轉折點的。許多原來是獨立的國家，為了共同安全、經濟一體化和（或）人權保護，結成某種類似於聯邦制的國家組織形式。聯邦與邦聯，不僅是一種政體形式，而且是一種新型的國際組織形式。聯邦與邦聯越來越普遍的這一趨勢，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的擴大，而是國家形態的轉變。以聯邦和邦聯為形式的聯邦主義正在超越國家疆界的限制，走向世界舞台，成為締造國際組織的一種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