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鎔

我國最著名的菊科分類學家

林鎔(1903～1981)，字君范，江蘇省丹陽市人。植物學家、植物分類學家，中國植物學學科的先驅者之一，中國菌物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早年留學法國，獲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西北聯合大學、西北農學院、廈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福建省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北京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等。曾在國外從事真菌學研究，歸國后從事種子植物分類學研究，對菊科、龍膽科、旋花科植物以及福建省的植物作了廣泛深入地研究，積累大量資料。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生物學部委員及副主任、全國人大代表等。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組織參加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調查和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工作。晚年主持《中國植物志》的編纂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國北部植物圖志》(第二冊)、《中國植物志》(第74和75卷)、《中國新見和未得悉之菊科植物》等。1981年5月逝世。享年78歲。

林鎔於1920年考入法國南錫大學農學院。1921年他作為“新中國農學會”的代表，代表中國首次出席在比利時舉行的國際農業會議；1923年大學畢業后，考入法國克萊孟大學理學院繼續深造，從事真菌學研究；1925年獲法國自然科學高級文憑；1927年至1928年又相繼獲得克萊孟大學理學碩士和國家理學碩士學位；1930年獲得巴黎大學國家理學博士學位。

1930年回國后，林鎔歷任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生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國立西北農學院教授，福建省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廈門大學生物學系教授、系主任兼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調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歷任研究員、副所長、代理所長。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院士（學部委員），1957年他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副主任。此後，他還曾擔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名譽理事長，北京市植物學會理事長，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他參加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此外，他多次率領中國科學代表團出訪前蘇聯及其他東歐各國。

林鎔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從事高等植物分類學的研究，是中國菊科、旋花科和龍膽科植物系統分類的奠基者。他發現了菊科重羽菊屬及各類植物的新分類群百餘種，為中國菊科植物分類和植物區系做出了重要貢獻。50年代，他參加了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編寫了《水土保持手冊》，為黃河綜合治理和黃土區水土保持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他曾主持《中國高等植物圖鑑》（菊科）和《中國植物志·菊科》兩書的編寫，並編著了《中國植物志》第74、75、76（1）、76（2）卷。

林鎔從不急於求成。他發現過不少植物新種和分類群，但他總是要反覆檢查比較，在標本材料不夠完備或未得到充分證據之前，從不輕易撰文發表。

造詣精深，經驗豐富

林鎔在植物分類學研究上有精深的造詣和豐富的經驗，且掌握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但是，他從不把這些據為己有，而總是毫無保留地提供出來，讓大家共同使用。更令人欽佩的是，有一些重要的發現，只要再做一些研究，即可成為很有價值的成果以論文形式發表，而他卻將其讓學生去研究。學生所做的研究工作，雖然都經過他的指導，並且所寫論文都經過他審閱和修改，但他從不讓學生在論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對他所寫的論文，哪怕學生只做了一點微薄工作，他卻主動署上學生的名字。在半個多世紀的工作歷程中，他以“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忘我精神，把畢生的精力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中國的科學與教育事業。

林鎔，字君范。1903年3月27日出生於江蘇省丹陽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清朝秀才，早逝。母親勤勞節儉，撫養他長大並供其上學。林鎔從小聰敏好學，初中時先在鄰縣鎮江中學讀書，後轉入上海格致中學，成績優異，於1919年高中畢業。當時正值“五四”運動興起，大力提倡以科學、民主救中國。在這種新思潮的影響下，林鎔懷著科學救國的志向，參加赴法勤工儉學團體，於1920年以優秀成績獲准赴法留學。到法國后不久，就考入南錫大學農學院，於1923年畢業獲農學學士學位和農業技師稱號，隨即到安底伯農業學校和地中海一帶的農場實習。1924年考進克萊孟大學理學院，師從著名真菌學家摩羅教授進行研究工作。由於他工作和學習勤奮，得到老師們的器重，並獲學校的公費待遇和嘉獎。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兩篇真菌學的學術論文，1927年和1928年先後獲克萊孟大學理學碩士和國授理學碩士學位。1928年入巴黎大學理學院繼續深造，1930年以高水平的真菌學論文通過了學位考試，獲法國國授理學博士學位。此後在法國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做了短期的研究工作，於1930年秋天回到了離別十年的祖國。

譽為“武功四君子”之一

1930年至1937年，他應聘任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生物系教授，後任系主任，同時兼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研究員，還在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兼課。他根據當時國內的情況和需要，從研究真菌學轉為以研究種子植物分類作為自己的主要方向，從此也奠定了以後一生的研究生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內遷，林鎔因家累一時未能隨校轉移。北平淪陷后曾有人準備用高薪聘請他出來繼續執教，儘管那時家庭經濟十分困難，但他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效勞，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1938年他變賣家產做為路費，隻身離家到陝西武功任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教授。1939—1941年轉任西北農學院教授，並與劉慎諤、辛樹幟教授共同籌辦了西北植物調查所。在此期間，西北農學院的一些進步學生因響應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而被捕入獄，他與同校的金樹章、虞宏正和一位物理學教授一起，反對國民黨地方當局的倒行逆施，並多方設法營救，終使這些學生獲釋出獄。他們的正義行動被時人廣為傳頌，並譽之為“武功四君子”。

1941年他接受汪德耀教授的邀請，於1942年到在福建永安的廈門大學任教，這時他以主要精力著手籌建福建省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並任研究員兼所長，還創辦了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叢刊。

在永安，他得以和從北平出逃的家眷重新團聚。1944—1946年，他離開了動植物研究所，任廈門大學教授兼該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在福建期間，他率領隊伍先後在永安、長汀、連城等地進行植物調查，採得了標本數千號。抗戰勝利后，1946年林鎔舉家遷回北平，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研究員，並在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兼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林鎔在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任研究員。1953年該所改稱為植物研究所，他歷任副所長、代理所長、顧問，直到1981年5月28日逝世。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長達30年，在參與籌劃和領導該所的建設上付出了許多心血。

1955年林鎔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7年又被聘任為生物學部副主任。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曾代表學部數次參加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到蘇聯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訪問與商談科學合作事宜。在國內經常接待各國科學家的來訪，為促進國際間的科學合作交流和科學家之間的友誼做出了貢獻。

他曾任《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副主編、主編，中國植物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北京植物學會理事長。曾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林鎔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20年代在法國留學期間，林鎔主要從事真菌學的研究，是我國較早研究真菌學的科學工作者之一。曾就真菌形態、細胞、性現象的研究發表過幾篇文章，他的長篇博士論文“毛霉有性生殖的生物學研究”（1930年），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

1930年回國后，當時我國種子植物分類研究的基礎薄弱，既沒有編出適合自己國家用的教材，也缺乏可供鑒定菌類寄主植物參考的書籍，由於他具有比較廣博的植物學知識基礎，於是決定改行研究種子植物分類，並且很快做出了成績，1931年他與劉慎諤合作編著出版了《中國北部植物圖志》第一冊旋花科。過後不久，他就選定了難度較大的龍膽科植物和菊科植物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現出他不畏困難的膽識和堅強信心。1933年，編著出版了《中國北部植物圖志》第二冊龍膽科，此後還發表了一些龍膽科和其它高等植物分類的論文，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和引用。

林鎔最重要的成就是關於菊科分類的研究，是我國最著名的菊科分類學家之一。菊科是種子植物中屬種最多的一個科，在我國已查明的就有240餘屬，約3000種。由我國植物分類學家集體編纂的《中國植物志》共125卷冊的巨著中，菊科植物共7卷11冊，在全書中所佔的數量最多。菊科植物中有許多種藥用植物、油料植物以及其他經濟植物，研究菊科植物對開發利用我國的植物資源具有指導意義；了解菊科植物的種類、分佈、習性和親緣關係等，對於闡明中國植物區系的起源和發展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經過多年研究，林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發現了菊科的一個新屬——重羽菊屬（ Diplazoptilon），描述和探討了近千種的中國菊科植物，發表了一大批研究論文。在大量工作的基礎上，他或與他的學生合作編纂出版了《中國植物志》（菊科）三卷冊，即《中國植物志》第74卷、第75卷、第76卷第1冊，這些專著的水平與質量，得到了有關專家的好評。此外，他還遺留下許多寶貴的中國菊科文獻資料，為後人繼續編纂其它中國植物志（菊科）和進行專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我國菊科植物分類的開拓和發展上，林鎔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林鎔除繼續進行植物分類的基礎研究外，對我國國防和生產實踐的需要也十分關心。1950年美國在朝鮮和我國東北悍然發動細菌戰，他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與其他生物學家、醫學家一起，抱病參加反細菌戰的工作，日夜鑒定樣物，以確鑿的證據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1955年他被聘任為中國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副隊長，為了解決黃土高原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連續幾年率隊赴山西、陝西、甘肅等省的水土流失區考察，並先後發表了“對黃河中游黃土區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見”、“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等文章。他和考察隊其他人員一起，提出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則下，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溝坡兼治，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方針，以及不同類型區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合理配置方案，為黃土高原地區制訂水土保持規劃和實行綜合治理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正確指導，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研究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

50年代後期，我國開展了科技人員和廣大農民相結合的野生植物利用的群眾運動。林鎔肯定了這次運動對弄清我國植物資源和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同時也數次強調提出，既要重視挖掘我國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豐富植物資源，又要十分注意這些資源的保護工作，避免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惡果。對於植物資源開發利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既要全面兼顧，又要突出重點的建議。就是對各類具有經濟價值的植物，都要進行研究，不可偏廢；同時又要抓住重點，著重研究藥用植物、芳香植物的調查和開發利用工作。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他所提建議的正確性和戰略遠見。

凡是研究機構的科技人員和大學教師，都是很重視閱覽、收集和記錄與自己專業有關的文獻資料的。但是像林鎔那樣，在文獻收集整理方面花費如此之大的功夫，做了如此浩繁而堅實的工作是很少見的。

從30年代起，他幾十年如一日，只要一有時間和機會，就傾注精力於有關文獻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彙集的旋花科、龍膽科、菊科植物的文獻資料多達數十冊，僅菊科植物就有32冊。這些文獻把散見於國內外約百種的書刊中有關我國和鄰近地區菊科植物的各種記載進行集錄，包括每一個種、亞種、變種甚至類型的原始記錄，分種、分屬檢索表，地理分佈和生態環境，文獻來源等，並按照族、屬、種加以分類整理，其中大部分還附有複製的或由他親自繪製的各種精美插圖，以及對各個分類群的初步鑒定意見。限於當時的條件，這樣大量的文獻記錄工作，絕大部分都是由他手抄完成的，最後還親自把它們分別裝訂成冊。這一卷卷付出了畢生心血匯錄整理成的文獻，正如他的學生所給予的恰當稱謂，是一部“中國菊科分類文獻大全”。

可惜的是，林鎔沒有能來得及把自己辛勤積累起來的這些資料全部研究整理出版。但它們跟他已發表的專著和論文一樣，是留給後人的一份極其難得的珍貴科學遺產。繼承他未竟事業的學生說：“每當我們整理出一批文稿后，總是想到，如果沒有老師這些彙編的文獻資料，要想進行菊科植物的分類研究，將會遇到多麼大的困難啊！”（他去世后，他的學生又出版了中國植物志（菊科）三冊，即76卷第2冊，77卷第2冊，78卷第1冊。為紀念他的勞績，編著者都把他的姓名列在第一位）。

林鎔對標本的整理也十分重視。珍藏在植物研究所的100多櫃菊科植物標本，都由他在百忙中帶領學生做了認真、系統的整理。整理標本的全過程，從族、屬、種的分類鑒定，寫貼名簽，制疊種夾屬夾，直至分類入櫃，都是由他親自動手進行的，從不輕易要別人代勞。經他整理的這部分標本，排列井然有序，查看時一目了然，給人們使用以極大的方便。

林鎔素以治學嚴謹著稱，這種學風貫穿於他研究工作的全過程。在從事研究工作時，總是耐心地解剖標本，對標本仔細觀察，並據以準確繪圖和作出記載；在寫作文章時，對文獻上各家所做的記載都要進行反覆的分析比較，還不時重新檢閱標本查對，經過深入思考後寫出文稿；在寫出稿件后，又不斷進行補充修改。他寫好的文章，一般都是經過四五次改動后才最後定稿，有時多達七次。在發表的文章中，對於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都認真負責地做出說明，便於他人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他曾發現過不少新種和其它分類群，但在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之前，絕不輕易發表；他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在沒有經過深入研究考慮成熟之前，也不急於求成寫出文章。他所發表的專著，都是以掌握大量的標本、材料為依據，通過系統、深入的研究后寫成的，因而內容豐富，材料翔實，觀點可靠，質量良好，能經得住時間與實踐的考驗。

林鎔在植物分類學研究上有精深的造詣和豐富的經驗，又掌握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但他從不把這些據為己有，只要他人有需要，總是毫無保留地提供出來，讓大家共同使用。甚至有一些重要的發現，只要再做一些研究，就可以成為很有價值的論文發表。但他對此毫不計較，把這些即將到手的成果讓學生去研究。抗戰期間在福建時，他曾發現一個科（川苔草科）在我國分佈的新記錄，就把這個發現告訴他的學生，指導這位學生去研究寫成論文發表。1974年他發現了菊科的一個新屬（紊蒿屬），又讓自己的學生去研究后共同署名發表。他多年積累的全部文獻資料，都無私地傳留給學生去使用。對於學生所做的研究工作，雖然都經他給予指導，幫助審閱和修改論文，但他從來不讓學生在他們的論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那怕學生只是做一點微薄的工作，卻總是主動地署上他們的名字。林鎔這種崇高的科學道德品質，使他的學生們深受感動。

他跟同行之間的親密友誼和團結合作精神也常被人們所稱頌。他和張肇騫、陳封懷兩位教授都是我國老一輩的菊科分類專家，他們之間從30年代起就相互認識，幾十年來他們在學術上共同切磋交流，互相幫助；在工作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互關心，相互照顧，彼此成為親密無間的良朋益友，從未有過舊社會中一些人之間存在的那種“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家”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壞習氣。當張肇騫教授病故之後，林鎔還給張肇騫的學生在工作和學習上予以指導，幫助他完成所承擔的菊科植物志的編寫任務。

林鎔曾在多所大學任教和兼課，講授過植物學、植物分類學、植物系統學等課程。為了使學生能有較多的收穫，他盡量把內容講得生動易懂，經常採用對比的方法，並結合植物標本和圖解，講解每一種植物的特徵，種屬之間的異同和親緣關係。同時他很重視把課堂上的講授和實際相結合，常帶領學生到野外實習，認識大自然中多彩多姿的各種活植物。這樣，學生們都能較快較好地領會和掌握他所傳授的知識，因而受到他們的歡迎和讚揚。

在研究機構工作時，林鎔也十分關心和熱情培養年輕人才。在培養造就青年上，他有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重視培養學生自由思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他注意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給學生以指導和幫助，如選定研究方向和課題、制訂工作和學習計劃、撰寫和修改論文等。除此以外，平常的大量時間就放手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鑽研，通過學習和實際工作的鍛煉，養成能獨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是要求學生不僅在本專業有深入的造詣，而且還應掌握比較廣博的有關學科的知識。他不贊成學生只局限於閱讀自己所研究的某個專科的文獻，而對其它有關的知識卻一無所知。他認為擴大知識領域，可以開闊視野，對於從多方面深入思考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有很大幫助。三是提倡理論和實際相結合。要求學生既要學習書本知識，又要學會並掌握室內工作的一整套方法，經常參加野外調查採集，廣泛識別植物，逐步達到既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幾十年來，林鎔培養造就了一大批植物學科研人才，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成為科研上的學術帶頭人和教學上的骨幹力量。經他培養的一些學生，對於他言傳身教給予自己的深刻影響，至今還懷著無限的感激之情。

1903年3月27日　出生於江蘇省丹陽縣。

1920—1923年　法國南錫大學農學院畢業，獲農學學士和農業技師稱號。

1924—1928年　法國克萊孟大學理學院畢業，獲克萊孟大學理學碩士學位和國授理學碩士學位。

1928—1930年　法國巴黎大學理學院畢業，獲國授理學博士學位。

1930—1937年　任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生物系教授，後任系主任，兼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研究員、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教授。

1938—1939年　任西北聯合大學教授。

1939—1941年　任西北農學院教授。

1942—1944年　任福建省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廈門大學生物系教授。

1944—1946年　任廈門大學生物系教授兼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

1946—1950年　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

1950—1953年　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研究員。

1953—1981年　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歷任副所長、代理所長、顧問。

1981年5月28日　因病在北京逝世。

1　Ling Young．Etude morphologigue，cytologigue，et microchimique d'unenouvelle Mucorine，Pilaire Moreanesp．nov．Clermont－Ferrand，1926：1—15．

2　Ling Young．Sur I'existance d'hybrides imparfaitentre thalles de la meme espèce de Mucorinées．Bulletinde la Societe Botanique de France， 192．

3　Ling Young．Etude Biologique des Phénomenes de la sexualité chez les Mucorinées．Rev Gen Bot，1930，42：147—163，205—218，283—296，348—365，491—504，535—552，618—639，681—704，722—752．

4　Ling Young．Sur la présence de Cuscuta major Choisy dans la Chine Proprement dite，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31，1：15—16．

5　Ling Young．Sur les Variations foliaires de quesques genresde Convolvulacées．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31，1：23—33．

6　Ling Young．Flore illustrée du Nord de la Chine，Hopei（Chili）et ses provinces vvoisines1．Convolvulaceae in Liou T N，1931．

7　劉慎諤，林鎔．大豆菟絲子在中國本部之存在．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1931，2（2）：1—4．

8　劉慎諤，林鎔．旋花科中數屬之葉形變化．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1931，2（4）：1—6．

9　Ling Yong．Flore illustrée du Nord de la Chine，Hopei（Chili）et des provinces Voisines 2，Convolvulaceaein Liou T N，1933，（1—2）：1— 63，pl．1—25．

10　Ling Young．Sur quelques Gentiana de la Section Aptera．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3，3：375—382．

11　Ling Young．Les Composées chinoises de l'herbier de i'académie de Peiping．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4，2：453—537，1935，3：123—220．

12　Ling Young．Notes sur quelques Chrysanthemum de la Chine．Contr Inst，Bot Nat Acad Peiping，1935，3：459—48．

13　林鎔．真菌之雌雄異體．生物學雜誌，1936，1（1）：28—50．

14　Ling Young．Un nouveau Swertia de Shensi．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6，4：337—339．

15　Ling Young．Compositae sinenses novae vel minus congitae（1）．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7，5：1—30．

16　Ling Young．Plantae Tsoogiane I Compositae．Contr Bot Survey of Northwestern China，1939，1（2）．

17　Ling Young．Notes on some Fukien species of smutfungi of the family Ustilaginaceae．Fukien Acad Inst Eooland Bot Res Bull，1947，1：1— 23．

18　Ling Young．The genus Quercus in central Fukien．Res Bull Fukien Acad Biol Sect，1947，2：1—11．

19　Ling Young．The Chinese Species of Pertya．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48，6（1）：23—35．

20　Ling Young．Compositae Sinenses Novae vel minus cognitaeⅡ．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49，6（2）：65—101．

21　Ling Young．A new species of Gentiana from Fukien．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49，6（4）：217—220．

22　Ling Young．Species novae vel non satis cognitae e Flora Fukienensis． Act Phytotax Sin，1951，1：199—219．

23　林鎔．對黃河中游黃土區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見．水土保持，1958，6：26—30．

24　林鎔等．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十年來的中國科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51—70．

25　林鎔，陳藝林．紫苑屬（狹義）及一些鄰屬的系統分類．中國植物學會三十周年論文摘要彙編，1963：118．

26　林鎔．菊科的一些新屬及未詳悉的屬．中國植物學會三十周年論文摘要彙編，1963：123．

27　Ling Young．Genera nova vel minus cognita familae Compositarum I Vladimiria Ilj，Diplazoptilon Ling，et Dolomiaea Dc．Act phytotax Sin，1965，10（1）：75—90．

28　Ling Young．Notulae de nonnulis generibus Tribus Inulearum Familiae．Compositarum Florae Sinicae，Act phytotax Sin，1965，10（2）：167—181．

29　Ling Young，Chen Yi－ling．Genera nova vel minus cognita Familiae Compositarum Ⅱ Cavea W．W．Smith et Small，et Nannoglottis Maxim．Act Phytotax Sin，1965，10（1）：91—102．

30　Ling Young．Genera nova vel minus cognita Familiae Compositarum ⅢSyncalathium Lipsch，Act Phytotax Sin，1965，10（3）：283—289．

31 Ling Young，et al．De genere Anaphalis DC．Familiae CompositarumeFlore Sinicae．Act phytotax Sin，1966，11：90—112．

32　Ling　Young，Chen Yi－ling．Notulae de genere Erigeron L．generibusqueaffinibus Florae Sinicae．Act phytotax Sin，1973，11（4）：399—430．

作者：林稚蘭

近來偶然在網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網上和報刊上有近百篇文章介紹他，多家報刊記載有“1981年5月28日植物分類學家林鎔在北京逝世”。26年過去了，爸爸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腦海里。

父親林鎔，字君范，早赴法勤工儉學，1928年獲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1930年回國在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同時兼任北平幾所大學的教授。1937年平津淪陷，爸爸只身前往陝西武功農學院任教。在那裡，曾因營救抗日愛國學生，和其他三位教授一起被譽為“武功四君子”。那時，母親帶著我們住在北平城坊街41號，因經常有愛國學生來暫住，被日本便衣監視。1941年，組織上護送我們到福建永安與在動植物研究所工作的爸爸會合。在那裡，我們開墾菜園，種了十幾種蔬菜，飼養了幾隻母雞、兔子、山羊等。有時還上山摘采水果、竹筍、蘑菇，到小溪中抓魚蝦，生活清苦但很充實。在永安這一段人與自然、父女親情和諧共存的田園生活，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至今我都保持著喜歡種菜、養花的愛好。我們姐妹四人中有兩人選擇了生物學專業，也始於爸爸從小對我們的熏陶。

日本投降后，爸爸由廈門大學轉至上海，在上海海關總署動植物檢疫室工作。沒幾天，爸爸就因不滿國民黨的腐敗而辭職了。以後父親轉至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並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

新中國建立后，爸爸除在北京大學生物系兼課外，同時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7年被聘為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除去月工資外，擔任學部副主任后每月還增加100元。爸爸說：國家經濟困難，我的工資不少了，就退掉了學部副主任的100元。我念書時每月發25元調干助學金，爸爸說：“把這25元退給學校吧！國家經濟有困難，每月我給你25元生活費。”於是我退了助學金，直到工作。

1950年，父親因胃病複發，做了手術。但仍多次率領中國科學代表團出國訪問。母親很不放心，爸爸說：“事情總要有人去做的，沒關係！我的胃還有1/4呢！”父親逝世后，我們才從別人那裡知道父親的胃已經全部切除了。

父親為人剛直不阿，不會看風使舵，也絕不說違心的話。在參加國務院主持的制訂我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時，對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進行考察，對看到的各地破壞生態平衡的做法非常氣憤，他說：“雲南放火燒山，沿海填土造田，內蒙古將大批草地改種莊稼，吃肉有什麼不好，非要改為吃糧食？不懂科學有一天會讓我們嘗到苦頭，等到北京颳風沙時就來不及了！”父親寫了不少報告和文章，又參與編寫了《水土保持手冊》，後來他們的調查結果被國家採納，為黃河綜合治理和黃土區水土保持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在除四害和聽到雲南放火燒山時，爸爸說：“自然界萬物都有其自身的規律，破壞生態平衡是要遭報復的！”

由於社會活動多，他每天下班都將標本帶回家，工作到深夜，用來編寫《中國植物志》，數十年如一日。每當我們勸他時，爸爸總是說：“這些枯枝爛葉是我們好幾代人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有的人還為此獻出了生命！給植物登記造冊，除了要準確登記名稱、記錄特徵外，還要註明它的地理分佈、生態環境和用途，是今後我國合理開發利用植物資源的基礎和依據，外國人想參加合編植物志，我們都沒有同意，我們不快點出版就來不及了！可惜的是我們中國的植物標本有一半以上是外國人搶先命名的！”他常說：“做一個中國人，總要為中華民族留下點東西，增添點什麼。”為了培養年輕人，父親整理了他多年積累的外文資料，留給學生們今後使用。父親去世后我們按照他的遺願，將他親手編寫的31本文獻資料送給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他的學生，將他一生留下的1500多冊生物學中、外文書籍，捐贈給了爸爸大半生工作過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用以告慰爸爸在天之靈。

爸爸疼愛我們，但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他經常說：“自己的事自己做，今天的事今天做，不要等別人！不要等明天！”“不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隨波逐流！”爸爸就是這樣教我們如何做人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爸爸幫我樹立了“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敢於向困難挑戰的勇氣與毅力。上世紀50年代初我參加了軍幹校，轉業到地方后，想考大學又怕考不上，爸爸用小楷端端正正寫了：“有志者事竟成！”幾個字送給我。在他的鼓勵和幫助下，我考上了北京大學生物系。以後“有志者事竟成”和“不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也成了我鼓勵兒子的座右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爸爸把畢生精力毫無保留地獻給了我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如今我也到了“來不及了”的年齡，爸爸“不能浪費時間”和“增添點什麼”的囑咐以及每夜埋首書桌的背影，時時浮現在眼前，好像對我說：不要浪費生命，再做點什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