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富西貴

東富西貴

東富:明朝時的庫房搬遷,看管庫房的人監守自盜。這些人靠著盜竊成了富人。西貴:當時的達官貴人為了能方便皇帝的召見,便聚居在皇城的西邊。 形成了東富西貴的格局。現在也指某戶人家或者某個單位物資充沛、資源較多,特別富貴的意思。

含義


老北京有“東富西貴”的說法,“富”和“貴”兩個字有著深厚的歷史人文背景,並非僅僅是字面上的膚淺之意。舊時北京有“東富西貴”的諺語,反映的是歷史上北京的一種特殊的區域文化現象,同時也反映出老北京內外城的商業經濟、政治文化分佈的基本勢態。但是,有關“東富西貴”出現的時間、所指區域及其含義等卻歷來有不同說法,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有兩說


一是“內城東城、西城”說
“東富西貴”一說見諸記載是在清末,但其所指區域和內涵歷來說法不一。從目前已知的文獻資料看,最早記載和解釋“東富西貴”的是清末滿族學者震鈞,他在其所著《天咫偶聞》卷十記曰:“京師有諺云:‘東富西貴’,蓋貴人多住西城,而倉庫皆在東城。又云:‘東風西雨’,蓋逢東廟市日多風,逢西廟市日多雨。而今則皆不盡然,蓋富貴人多喜居東城,而風雨亦不復應期矣。”
對於震鈞說法,稍晚於他的清末蒙古族官吏崇彝也有類似的記述,他的《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載曰:“世言京城‘東富西貴’,由來久矣。不過謂東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實不然。東城王公府第亦不少,西城當日街道荒涼而已。”
隨後,崇彝還分別列舉了道咸以來位於東城的27處和位於西城的20處清代官僚的宅第,用以證明他的說法。
二是“崇文門宣武門外”說
除了上述震鈞、崇彝的說法外,關於“東富西貴”還有另一種基本類似的說法,主要見於民國時期三位學者的筆記,分別是羅惇曧的《賓退隨筆》、夏仁虎的《舊京瑣記》和徐珂的《清稗類鈔》。
《賓退隨筆》載:“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吏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京曹則多居宣武門外也。”
《舊京瑣記》卷八載:“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士流題詠率署‘宣南’,以此也。”
《清稗類鈔·胥役類》載:“司官欲檢一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為多也。”
這三本筆記對“東富西貴”的詮釋基本是一致的,從地域角度講都認為是處於外城北部的崇文門外和宣武門外;從人員構成上看,是指商業的管理及經營者和以漢族為主體的官吏;從時代而言都指的是清代。
另外, “東富西貴”的說法出現於明朝時期,其產生的原因,與大運河有關。隋煬帝當年修大運河時,一定沒有想到居然會給後來的北京留下這樣一個固定的格局。自從大運河建成后,它在北方的終點,就是現在北京東部的通州區,過去叫通縣元朝時期,郭守敬修了一條通惠河,從現在的頤和園西直門連到積水潭,再一直連接到通縣的大運河終點。也就是說,元代時期,沿著大運河由南方北運的物質,一直可以經船運到達積水潭,也就是現在北京的后海地區。當時積水潭的水域面積也比今天大得多。元代的大都城,最繁華的地區是鐘鼓樓德勝門之間的一個區域,今天是一條斜街,當初就是沿著水岸修建的。從事經商的富商巨賈也大多集中在這個地區,因此,元代的大都城並沒有“東富西貴”一說。
明代的北京城與元大都不太一樣。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牆,為了方便防禦,比元大都往南退縮了,形成了現在的北二環路。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門,由於施工條件、地質條件的限制,城牆沒有形成直角,角度傾斜的城牆將積水潭的一部分攔在了城外,後來叫做太平湖。文革時期老舍先生就是在這裡投湖自殺的,現在已被填平,修起了交通樞紐。只留下一些地名,例如高梁橋。高粱橋這個名字的來歷是因為原來有一條高梁河
由於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經過紫禁城,明朝人認為有損皇家尊嚴,於是,來自大運河經由通惠河到達積水潭的水上航運便被切斷了尾巴。從此以後,從通縣方向運來的物資,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東部,而不是像元朝一樣,直接運到積水潭。大運河是一條重要的水上商路,其終點附近,都會形成市場,也成為商人們集中居住的地方。這就是北京城“東富”的由來。然而,“東富西貴”在明朝時期,並不完全指北京城的東西兩個方向,而是指崇文門、宣武門一線以南的南城地區的東西兩個部分。大致來說,當時的“東富”是指現在的崇文區,“西貴”是指現在的宣武區
“西貴”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由於明朝的朝廷高官不願意與商人為鄰,因此,他們擇地而居就主動選擇了商人較少的南城西部,也就是現在的宣武門以南地區。比方說現在的湖廣會館,曾經是明朝首輔張居正的居所,清朝時,紀曉嵐也曾住在這裡。“西貴”的另一個原因與科舉制度有關。元代早期停止了科舉,後來恢復,但是規模不大。因此來到元大都參加科舉考試的各地讀書人數量有限。明朝大規模恢復了科舉制度,高峰時,來到北京參加科舉最高級別考試的人多達萬人,他們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區。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們大多居住在各個同鄉“會館”。宣南地區以外也有一些“會館”,但數量上少得多。中國古代社會一般都把讀書當成最好的出路,因此,讀書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區,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區來得高貴。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題名,仕途順暢,便在宣南地區定居,其社會的地位的“高貴”自然是富裕的商人們比不上的。“西貴”還有一個原因與修《四庫全書》有關。清朝花了10年時間,調集了大批國內一流的讀書人共修《四庫全書》。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一些商人藉機形成了京城最大的書市,後來演變成文房四寶、古董珍玩的集散地。如今依然保留下來的琉璃廠,就源自當年。文人的筆墨芳香,當年絕對是商人的銅臭無法比擬的。
“東”“西”新釋義
東富西貴
東富西貴
由於京城快速地輻射化發展,現在所提到的所謂“東”、“西”說又有 了新的釋義。
以北京目前的城市格局來講,如果從地理位置上劃分的話,現在的“西部”所指的是石景山區一帶,而“東部”則是朝陽區一帶。老百姓平時聊天一般會說,“你現在住哪兒呢?”“西邊兒。”這就是按照城市的方位來判斷東西位置的。如果按照行政區域劃分的話,那麼“東”還是指的東城區,“西”指的則是西城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