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亦梁

孫亦梁，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獲理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在北京大學化學系和技術物理系先後任助教、講師（1955年）、副教授（1978年）、教授（1983年），分析化學學科博士生導師（1986年），曾任化學系秘書（1952年秋至1953年春）、技術物理系放射化學專業秘書（1957～1958年）、放射分析化學教研室主任（1958～1959年，1962～1966年），化學系副主任（1978年～1983年，主任張青蓮）和主任（1983～1987年），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1983～1993年，主任唐有祺）、系學位委員會副主任（1983～1988年，主任徐光憲），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83～1993年），校教師職稱評定領導小組成員（1983～1996年）。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化學學科組成員（1992～1995年），中國化學會理事（1986～1990年），常務理事（1991～1994年）、副秘書長（1983～1998年）和多種學術期刊的編委等職。

孫亦梁出生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孫瑞芹，先後從事過記者、教授和翻譯工作，母施德珩受過高等教育。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四。他10歲那年，爆發了“盧溝橋事變”，14歲那年又爆發了太平洋戰爭。其母為了約束孩子的活動，讓他參加了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組織的團契。但因有同學曾將傳播共產主義的書籍存放在他家，他得以較早地接觸進步思想。爾後，這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在他身上常不同程度地發生作用，但他深信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孫亦梁在中學期間成績常名列前茅，因高考失利進入了第二志願單位——淪陷區北京大學化學系。他記取的教訓是，凡事不可大意。

1946年聯大複員后，北京大學的學習氣氛趨於濃厚。大三時，因患眼疾休學一年，因而有了兩屆同學。大學期間他有兩個學習榜樣，一位是他的親戚王瑞銑，一位是同屆物理系學生于敏。他們都能主要靠自學成長。他們的學習方法成為孫亦梁學習的榜樣。大一后暑假裡，他與同學黃仕永一道攻讀Lewis和Randell的名著《化學熱力學》。他翻閱過許多書刊，Otto Hahn的名著《Radiochemistry》也是其中的一本。培根有句名言（大意）：不同的書有不同的讀法，有些必須細嚼慢咽（to chew），有些可以狼吞虎咽（to swallow），有些則宜淺嘗輒止（to taste）。此言成為他的座右銘。大學時他就注意把精讀、泛讀與瀏覽相結合，他認為養成自學習慣是他大學期間的最大收穫之一。

1949年前，北大學子政治熱情很高。他對進步思想雖早有一定了解，對國民黨之腐敗也深惡痛絕，但未能積極參加實際革命行動。解放后他要求進步，不久入團，三年後入黨。這時正值院系調整，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部分院系合併，他擔任化學系系秘書半年，協助孫承諤主任工作，后又調到學校教務處工作。1955年調到物理研究室為培養中國第一屆核物理專業學生開設放射化學課。1978年後先後任化學系副系主任和主任。他把行政管理看成是一項不太心甘情願的義務。但同仁們反映，他工作勤懇，接近群眾，有責任心。

孫亦梁畢生從事分析化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大學期間他的興趣在物理化學和有機化學。但畢業留校后，服從需要任分析化學助教。1952年院系調整后，在為助教確定方向時，他參與組織此事。想到有機和物化去的人已很多。自己又曾經當過在北大兼職的清華大學嚴仁蔭教授和高崇熙教授的助教，於是把自己安排到分析教研室工作。直到1955年他終於堅定了自己的前進方向。此後40 年裡他一直沒有離開過分離分析：包括用於分析的分離方法本身和需要分離的分析方法兩個方面的研究。他先後研究和使用過的分離方法涉及離子交換、溶劑萃取、多種色譜和毛細管電泳等手段；對象涵蓋放射性同位素、有機化合物和生物化學物質；應用領域有放射化學分析、環境、香料、藥物、石油、食品分析等。他的研究領域時有變化，多與客觀上的原因有關，“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被調離技術物理系。主觀上，為了不斷跟上學科發展，他也不願拘泥在一個狹小天地里；為了培養學生和趕超國際水平，他希望能夠做到不斷拓寬研究領域。

孫亦梁的工作先後涉及幾個方面：

離他主要使用陰離子交換劑分離無載體的天然和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絡合陰離子並較早地使用一種新螯合萃取劑PMBP於裂變產物分離。

他在中國較早地展開有機環保分析。他與醫學科學院衛生研究所協作研究了大氣漂塵中致癌物，4-苯並芘的薄層色譜分析法以及接受北京市化工局委託用氣相色譜法找出北京西南郊水源廠的污染元兇等。

70年代末起，他對氣相色譜中色譜峰寬與保留值之間的關係開展研究，他認為它們之間的線性關係僅僅是近似的，如果按照嚴格的線性關係去建立氣相色譜理論體系，有時會出現問題。

他對中國特有或豐產的花、果、食品、中藥等香氣或氣味成分做了很多分析工作，提出了揮發物的多種捕集方法並強調為了提高鑒定結果可靠性，採取質譜和程序升溫保留指數聯合定性是必要的。

毛細管氣相色譜柱製備技術

。他的同事和他在高性能彈性石英毛細管色譜柱尤其是很難塗好的極性柱製備工藝方面，經長期努力做了重要改進，為同行提供了幾千米的價廉質優的毛細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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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絕大多數國際同行的悲觀見解不同，對於此指數在實驗參數改變時能否重現，他們持樂觀態度，並找到一個為達此目的而需要保持恆定的特徵參數，有關成果基本上發表在國外學術刊物。

例如，1991年後配合兄弟研究組研究制定了用於富勒烯分析的簡單準確的高效液相色譜方法。

1991年後他的研究興趣轉向毛細管電泳的基礎和應用研究，涉及柱製備技術、定量方法、手性藥物拆分等方面。

他已經發表的研究論文總計130餘篇，還有其他綜述、著作等20餘篇，進入SCI引用期刊的約佔1/3左右。

孫亦梁襟懷坦白，不隨聲附和，敢於在領導面前發表不同意見。孫亦梁認為自己的水平不高，但既然是學科學的，凡事應當對人民負責，直言敢諫，才是幹部的基本素質。這種性格在50年代末曾使他付出了代價，但在改革開放后的年代里並沒有再給他增添太多麻煩。

孫亦梁自80年代中期以來，以他的老師們為榜樣，代表北大化學系，協助中國化學會工作多年。他認為加強學術交流對發展學科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孫亦梁每周要花掉不少時間為期刊審稿，他一絲不苟地完成這些任務。

孫亦梁一生經歷了多次起落，並非一帆風順。但他為人樂觀、豁達。他深信“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辯證關係。他一生中曾有過三次深造機會，但他都放棄了。一次是1946年父親想送他去美國；一次是1956年江隆基副校長訪蘇期間鼓勵他留下來攻讀學位；最後一次是1983年學校想用世界銀行貸款資助他出國做訪問學者，三次他都以不同的理由謝絕了他們的好意。對這些決定，他從不以為憾。他勉勵自己，要在自己的國土上通過自強不息，做出成績。他只是對留學歸來的學子的愛國之心被不恰當地加以宣傳而感到有失真實和公允。對自己小有坎坷的一生，他覺得應當釋然處之。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里他終究還得算屬於幸運的一個。能在北京大學這塊神聖的“凈土”上得到諸多師長的啟發與教誨，得到眾多學生的尊敬和愛護！他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有子女各一人，妻子張乃蘅是生物化學教授。

邢其毅教授對他談起科學研究的體會時曾指出，搞研究正如談戀愛一樣，只有朝思暮想，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才能入境，才有希望。孫亦梁在科研實踐中也常有這種奇妙的感覺。直到接近“古稀”之年，他有時還會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孫亦梁先後培養了碩士研究生25名、博士研究生9名，連同他指導過的本科專題生、進修教師和合作過的博士后和同組教師，加起來有70～80人。他認為能與青年學子們切蹉琢磨，探討學術，共渡迷茫，分享歡樂，是最大的樂趣。與他共事時間最長的是黃愛今，她在技術上彌補了他的不足，並通過有償提供色譜柱來支持小組的工作。

孫亦梁認為北京大學教師應當兼顧教學和科研，而不應偏廢。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教研並重的理想狀態很難達到。他感到遺憾的是一輩子雖然不斷堅持擔任課堂教學直到古稀之年，但所講的課，如放射化學、離子交換、色譜、文獻檢索等都不是基礎課。孫亦梁認為化學學科的特點在於重視實驗，重視理論與實際的聯繫，化學家應當很容易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道理。他還認為過多的考試並不利於培養選拔研究生，免試推薦選拔研究生不一定就會使不正之風乘虛而入。他曾聯合兄弟院校試行優秀學生免試推薦的辦法取得成功並加以推廣。在中國的條件下辦好一個現代的化學系，教師、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四者缺一不可，四者關係如處理不當將產生不良甚至嚴重的後果。他對辦重點中小學，辦奧校，搞奧賽等一向認為應當降溫，讓學生打好基礎，全面發展，才是有遠見的做法。

1927年4月13日 出生於北京。

1949年 畢業於北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留校任助教。畢業前當過半年助理。

1952年秋至1953年春 北京大學化學系系秘書。

1954年初至1955年5月 北京大學教務處教學研究科幹部。

1955年6月 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講師。

1956年6月 蘇聯科學院物理化學研究所和列寧格勒大學化學系實習放射性同位素技術半年。

1958-1959年，1962-1966年 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放射分析化學教研室主任。

1978年5月至1987年11月 北京大學化學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

198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分析化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1983-1996年 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93年）；校教師職稱評定領導小組成員。

1983-1998年 中國化學會副秘書長，其中1986-1994 年任該會理事、常務理事。

1992-1996年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化學學科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