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亡周期率

一、黃炎培、毛澤東“窯洞對”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兩千一百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彼興，此興彼亡，就像走馬燈一樣轉換。總的印象是，王朝的興亡似乎有一個循環的周期，這種歷史的循環論早在西漢就出現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環。”其根據就是戰國以來陰陽家傳下來的所謂“五德終始說”。宇宙間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會到王朝命運的興替上。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里與毛澤東談話(毛澤東、黃炎培的這番談話，人稱“窯洞對”)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興亡周期率問題。歷史上那些享國時期長一些、版圖大一些、國力強一些的王朝，數得出來的有十幾個，我這裡列了一個詳細的表(見下面表1)。有的王朝雖然時間短，但地位重要，也把它們排上了。從這個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歷史長一些，像西漢、東漢、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長一些，近300年。

這些王朝都有著相似的歷程，即興盛——停滯——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個王朝面臨的問題也有相似之處，借用黃炎培的話，稱之為王朝興亡周期率。那些時間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其矛盾迅速激化、爆發，似乎是更明顯地說明了王朝興亡周期率的作用。

二、一個新王朝取代舊王朝，不外三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靠戰爭，所謂“以馬上得天下”。這裡又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舊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直接推翻了舊王朝，新王朝在戰亂中乘勢而起，其中有的是起義領袖蛻化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劉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農民大起義失敗后，貴族軍閥在群雄混戰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劉秀。另一種情況是農民大起義沒有直接推翻舊王朝，但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義后的混戰中降生。像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之代隋、唐末的黃巢等。

在這兩種情況中，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在舊王朝的覆亡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管農民起義的結局如何，政權最後還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裡，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種途徑是王朝的更代採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興統治集團操控了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威逼舊王朝統治者交出政權，美其名曰效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漢、曹丕的代東漢、司馬炎的代曹魏、楊堅的代北周、趙匡胤借“陳橋兵變”取代後周，都是借用了“禪讓”的名義。

“禪讓”里最具有戲劇性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本來是軍隊將領，他要篡後周的皇位，後來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歲的小皇帝即位，趙匡胤控制了兵權，就使陰謀先製造輿論說後周的皇帝干不長，要換人，然後就得到一個謊報的軍情，說北方的遼國進攻。於是，他馬上帶兵出征，走到開封附近的陳橋驛，他停下來喝酒，半夜裡發生兵變，部下鬧起來，把趙匡胤從睡夢中叫醒，糊裡糊塗穿上皇帝的黃袍，即位當皇帝。然後就急忙回到汴京開封，改朝換代。“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中國歷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戲劇性的一場。

第三種途徑就是崛起於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舊王朝戰亂的機會起兵南下，征服半個乃至全部中國。像五代後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後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國和元(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個中國)，明末滿族所建的清(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個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於其社會發展程度落後，帶有濃厚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給中原民眾帶來的苦難是很深重的。

三、王朝興亡跟農民起義的關係。

歷代王朝的興替多數都與農民起義有關。比如西漢是秦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東漢是王莽末年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唐朝是隋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明朝是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清朝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這些王朝時間都比較長一些，或者將近三百年，或者將近兩百年。可見農民起義對舊王朝的打擊可能很厲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就維持的長一些，可能有這種關係。

為什麼王朝興替、興亡跟農民大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古代中國是農業國，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農民有一個特點，既是個體所有者，又是小生產者，這樣的農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維持生活主要是守著自己的或租於地主的一小塊土地，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破產，家裡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天災，或有兵禍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剝削重了，他就受不了。就像重負的駱駝已達到極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壓倒了。農民活不下去了，起義就開始爆發，一路打過去，很多貧苦的老百姓跟著跑，參加起義軍。歷史上的暴動，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階級，包括紅軍起義暴動，都是一走就帶一大批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