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昂
明末清初醫學家
汪昂(1615-1694年),字訒庵,初名恆,安徽休寧縣城西門人,曾中秀才,因家庭貧寒,遂棄舉子業,立志學醫。他苦攻古代醫著,結合臨床實踐,經過30年的探索研究。編著有《素問靈樞類纂約注》、《醫方集解》、《本草備要》、《湯頭歌決》等。
汪昂(1615-1695年),字仞庵,明末清初安徽休寧西門人氏。汪昂自幼苦讀經書,“經史百家,靡不殫究”,是縣裡的秀才。明朝末年,汪昂寄籍浙江麗水,期間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欲走仕途,但每每名落孫山。
明朝滅亡后,隨著汪昂年齡以及閱歷的增長,他越來越看清科舉考場的腐敗,開始厭惡科舉制度,又由於明亡而有感於國家民族的興衰,於是,在清朝順治初年,毅然棄儒學醫,篤志方書,並以其畢生的精力從事醫學理論研究和著書立說,從而著有大量醫學科學普及書籍,盛行於世,成為一代新安醫學名家。
汪昂診病,注重臨床。其一重脈證,二注藥性。汪氏以為:醫學之要,莫先於切脈,脈候不真,則虛實莫辨,攻補妄施,鮮不夭人壽命者。其次則當明藥性,如病在某經當用某葯,或有因此經而旁達他經者(《本草備要》自序)
在長年的行醫過程中,汪昂發現“古今方(醫)書,至為繁夥”,而為醫方註釋之書卻很少。自陳無擇首創張仲景《傷寒論》註釋后,“歷年數日,竟未有繼踵而釋方書者”。給初涉醫門者帶來了很多的困難,醫方難以掌握。於是,汪昂便廣搜博採,網羅群書,精窮奧蘊,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汪昂68歲時寫成《醫方集解》。
《醫方集解》
汪昂棄儒攻醫,時年三十有餘,可謂大器晚成。其拋棄仕途,改而學藝,認為“諸藝之中,醫為尤重”,於是乎獨專醫學。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身居避遠山區,全靠自身勤奮,博覽群書,刻苦鑽研,而終成一代名家。
汪昂著作
《本草備要》(四卷)1683年成書,后經清代初年三大名醫之一太醫院判吳謙審定,1694年在國內廣為刊行,總數有70餘種版本之多。1729年(日本享保14年)流傳日本,植村藤治郎將《本草備要》刊印並在日本發行。之後,《本草備要》翻印次數至少超過200餘次之多,在當代臨床類實用本草中影響最為深廣。該書選葯精當,重點藥效突出,使用方法翔實,讀之令人興趣盎然,不僅是藥物學專著,也是學習中醫辨證論治、立法處方的好醫書。書中記載了汪昂個人的獨特見解多達120餘處,例如用三文錢的中藥車前子一味治癒宋代翰林學士歐陽修(文忠)的暴瀉等醫案案例,並在中醫書籍中較先提出了人腦的功用,故而深受醫界喜愛,成為中醫藥人員必備的學習書籍之一。
汪昂一生診務繁冗,然其著書立說至老不倦。他著書立足於基礎,著眼於普及,並講究實用,文字流暢,通俗易懂。汪昂一生著作豐碩,除《醫方集解》、《本草備要》,尚著有《素問靈樞類纂約注》、《湯頭歌訣》、《經絡歌訣》、《痘科寶鏡全書》、《本草易讀》等書。這些著作與前人相比“皆另為體載,別開經路,以前賢為競之旨,啟後人便易之門”。
《中國醫學史》稱汪昂“其書淺顯易明,近人多宗之”,乃為我國清代著名醫學科普及啟蒙派的代表人物。
汪昂在學醫過程中,深感《素問》、《靈樞》“理至淵深,包舉弘博”,為醫家必讀之經典。然篇卷浩繁,文字古奧,病症脈候、針灸方葯,錯見雜出;“又隨問條答,不便觀覽”。雖然歷代有不少醫家對《黃帝內經》(包括《素問》和《靈樞經》)進行整理、編次、校訂或註釋,但大多內容繁雜,重點欠明,不便於掌握內容要領。他對元代滑壽於《讀素問鈔》中將《素問》中不同內容分12項予以摘抄的編撰法,較為讚賞,乃仿其方式,選錄《素問》、《靈樞》主要內容(不包括針灸)加以條析,分為臟象、經絡、病機、脈要、診候、運氣、審治、生死、雜論等9篇,酌取各家學說予以簡注,編成《素問靈樞類纂約注》2卷,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序而必行。他認為《素問》治兼諸法,文字重於說理;《靈樞》偏重於針灸、經絡,有相當一部分內容體現於術數。因此,所輯各篇原文以《素問》為主,《靈樞》為副,但對精要內涵,大致予以概括。為了便於讀者查閱,所引《內經》原文,均註明出處,不致相互參錯。雖於《內經》原篇有所刪節,但段落依舊,前後條貫,並無割裂原文之弊,較之滑壽《讀素問鈔》,別具特色。原著經過汪氏重新分類編次,增強了系統性。其中的注文多輯自唐代王冰、明代馬蒔、吳昆和清代張志聰等諸家研注《內經》的著述,並能結合個人學習《內經》的心得,暢抒己見。他在該書序言中談他如何編纂此書時說:“或節其繁蕪,或辨其謬誤,或暢其文義,或詳其未悉,或置為闕疑。”立論多較允當,力求闡發《內經》奧旨蘊義。由於他編寫過程中注意精選《內經》原文(多系學術價值較明顯,或對臨床具有指導意義的內容),且分類有序,註釋較為語簡義明,淺顯扼要,故此書在《內經》節注本中頗有影響,後世甚至有將它作為《內經》教材者。以上大致反映了汪氏在醫學理論方面的造詣和著述成就。
汪昂在普及本草學、方劑學著述方面,尤有突出的貢獻,對後世的影響相當廣泛。本草學自《神農本草經》(約成書於漢代)問世以後,歷代著作相當豐富。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廣收博引,論述精博、全面,載葯達1892種,對本草學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該書篇卷浩繁,備而不要,難以盡讀,不便於初學入門。而《本草蒙筌》、《藥性歌賦》等書又拘於文字對偶,闕略尚多,要而不備。再者,上述幾種本草著作,只言某葯治某病,而未說明主治之所以然,即或偶有解釋藥性者,也大多辨析不詳,文字表述不夠明晰、流暢,影響到本草學知識的普及。面對這種現狀,汪昂決心在“備”、“要”二字上下功夫,編撰一部以介紹藥性、主治為主的普及性的本草專書。他潛心研究歷代本草,博採諸家學說,以李時珍《本草綱目》和明代繆希雍《本草經疏》二書為主,刪繁就簡,由博返約,取常用藥400餘種,約於康熙二十年(1681)輯成《本草備要》一書。十年後,他又增補60餘種,名為《增補本草備要》,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於世,但後世仍沿用舊名《本草備要》。全書共分8卷,卷首列“藥性總義”一篇,概述藥物的四氣五味、升降浮沉、配伍、歸經、功用、禁忌及炮製大要。后將470餘種藥物分為草部、木部、果部、谷菜部、金石水土部、禽獸部、鱗介魚虫部和人部,分類介紹。每葯先辨其氣、味、形、色,次述其所入經絡、功能及主治。以“十劑”宣、通、補、瀉冠於首,以土產、修治、畏惡附於后,並對不少藥物註明毒性、服法、飲食宜忌、採藥時間、異名、功效及真偽鑒別等。另有附圖400餘幅。此書體裁新穎,頗具特色,選葯精要,對臨床最常用藥物幾乎賅括無遺,並且文字明晰流暢,便於記誦。汪氏論葯,注意引錄本草名著精要之說予以綜括。在學術觀點方面,師古而不泥古,並能折衷前賢論述而多有創見。如書中既有18反、19畏之內容,又據臨床實踐提出異議,而不拘執於前人“相反相畏”之說;其於藥性,雖列百家之言,然必參以己見,判斷其曲直是非。此書雖為本草專著,為了更切於臨床參考,論葯之時,必參之以論證,並將藥性結合病證或病因相互闡發,亦將中醫之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學的理論與藥物學內容熔為一爐,以辨證論治的原則貫穿始終,使讀者有規可循,遣葯變通有法,既明理義,又切合實用。因此,該書自刊行后流傳甚廣,刊本達60餘種之多,其中最早為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另有1729年日刻本等。由於此書論述淺顯,釋理明暢易懂,對普及本草學知識影響很大,也可以說是國內第一部普及性本草名著。清代以前,歷代醫學家編撰的方書不少。在醫方分類、方劑理論等方面亦有所闡發,但於方解方面著力不多。金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對制方之理雖有論及,但所述醫方只20首。明代吳昆著《醫方考》,其註解醫方雖較成氏有所增加,但多限於個人識見,其方義述理或不夠詳明,收方範圍亦欠廣。汪昂認為,醫者知有方,亦當知方之解。否則“執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於誤世殃人者幾希??”。有鑒於此,他在撰寫《本草備要》的同時,又仿照宋代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及吳昆《醫方考》遺意,廣收博採,集錄諸家之說,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著成《醫方集解》一書相輔而行,互資為用。此書共3卷,選收方劑近700首(包括正方與附方),按功能分為補養、發表、涌吐、攻里、表裡、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瀉火、除痰、消導、收澀、殺蟲、明目、癰瘍、經產計21門。各門之首,均簡要闡述其功能、適應證及主治病證的病因病機。各方名之下,簡注功效及方劑出處,次列主治病證、方葯組成,再次方義解釋及附方加減等,並對各方所治病證的病源、脈候、臟腑、經絡以及治法,無不備錄。書後尚附“救急良方”一章,記載了20餘種意外或暴發危證的搶救方法,以備倉猝之需。書後附《勿葯元詮》1卷,以簡要、流暢之筆敘,曉示讀者防病養生之大要。汪昂所輯諸方,多為臨床所常用的歷代名方,大多屬於藥味精鍊、藥性平和,方效可靠者。其選方範圍,博取於歷代醫書;選方宗旨,以理法精當、實用有效為原則,大多屬名醫創用之方,亦有出自名不見經傳的醫家效驗之方,體現了其選方較為客觀、求實的態度。書中所載述的一些後世常用名方(如百合固金湯、金鎖固精丸等),由於原始文獻已散佚不存,幸賴汪昂收載而得以傳世。在方劑分類上,汪氏參考“十劑”說,按功能分類並予以擴充,又揉合前賢的見解,創立了將方劑學按病因和治法予以綜合歸納的分類方法。這種方劑分類法較為完善,便於臨床應用,並使方劑學成為一門不依附於本草學或病證學的獨立學科。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同類方劑的有關內容,便於據病選方;同時也避免了同一方劑的重複出現。這不僅在當時是一個創舉,對後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汪昂以後的方劑學專著(如吳儀洛《成方切用》、張秉成《成方便讀》等),大多沿襲此法進行分類,甚至目前出版的《方劑學》教材,也基本沿用汪昂的醫方分類法。在對待各方的方解方面,汪氏匯古今數十位醫家之學術精髓,上自《內經》、《傷寒雜病論》,下迄金元四大家和明代、清初諸賢之論,均予選錄,博覽約取,附以己見,闡發立方蘊旨。他釋方著意於“辨證論方”,“雖名方解,而病源脈候、臟腑經絡、藥性治法,罔不畢備”,釋方與臨床密切結合,從而使理、法、方、葯相應貫通,為後世方書之釋方樹立了規範。《醫方集解》由於有以上特點,問世之後,流傳甚廣,對後世影響很大,長期以來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為中醫門徑書中之重要著作。刊本多達50餘種,現存最早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在《醫方集解》刊行之後,通過10餘年的實踐,汪昂編撰了一部使讀者能在較短時期內學習並掌握臨床常用方劑的著作《湯頭歌訣》,遂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問世。此書選常用方劑300餘首,編成流暢易讀的七言歌訣200餘首,並在每方之下附有簡注,以補方歌因音韻限制或過簡之不足。汪氏此編的特點在於粗分門類(按功能分20門,類似《集解》),便於檢索;且“歌不限方,方不限句;藥味藥引,俱令周明;??並示古人用藥觸類旁通之妙,便於取材”。此書受到初學者的歡迎,流傳甚廣,對後世方劑學之教與學有很大影響。刊本達30餘種之多。後人多有仿此體例而編寫方歌,或予續補,或改編,或增注,或作白話解,多不勝數。至今學習中醫者,尚多以此書作為入門讀物。
汪昂的治學觀點較為純正、客觀,他既重視闡揚《內經》等經典醫籍之蘊旨,對漢唐以降之方葯著作及臨床名著亦均所探究,還善於接受新的科學知識。明末清初,西方醫學隨傳教士漸入我國,汪昂對此採取比較開明的態度。他認為西醫雖不明氣化之理,但對人體形態方面的論述較為確鑿;並認為前賢所說“腦為元神之府”、“靈機記憶在腦”之說亦頗可取。他在《本草備要》辛夷條下說:“吾鄉金正希先生嘗語余曰:人之記性,皆在腦中。??昂思今人每記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於腦之意也。“汪昂在學術思想上崇古而不泥古,樂於接受西方醫學知識,即醫不分中西,當擇善而從,對後世之“中西匯通派”在學術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此外,汪昂對養生學亦頗有研究。他所編撰之《勿葯元詮》、《壽人經》等養生學著作,簡要介紹歷代養生要言,並闡述導引、氣功、攝養等防病健身方法和對一些常見疾病的預防,以及飲食、起居等方面應注意的問題。汪昂從壯年業醫至耄耋之年,精勤不倦,矢志普及,著述不息,在《本草備要》自序中可以明確地看到署有“休寧八十老人”字樣。“利物利人”、“有禪世道”是汪昂一生追求的目標。他立志以醫濟世拯疾,為祖國醫學的繼承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難能可貴的是,汪昂為古代名醫中自學成才的醫藥學家,謙虛好學,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在《醫方集解》凡例中說:“余不業岐黃,又學無師授,寡見鮮聞,尤稱固陋,安能盡洞古人立方之本意哉。”這種謙虛、求實的態度,值得大家學習。汪昂的主要貢獻,體現於他豐富的醫學著述,除上述多種外,另有《脈訣歌》等手著,總計近10種之多。汪氏的學術影響及其對後世學習醫藥方劑學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我國醫學發展史上屈指可數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