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編年史

《中國文學編年史》按時間順序排序，上自周秦，下至當代。其內容主要包括六個方面：

1、重要的文化政策；

2、對文學有顯著影響的文化生活（如說書、演出和相關藝術活動等）;

3、作家交往（唱和、社團活動等）；

4、作家活動（如生、卒、入學、中舉、中進士、歷官、遊歷等）；

5、重要作品的創作、出版和評價（傳播、接收）

6、爭鳴（團體之間和個人之間在重要問題上的論辯等）。

1、周秦卷：介紹了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04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2、漢魏卷：介紹了自公元前203年至公元265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3、兩晉南北朝卷：介紹了自公元266年至公元589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4、隋唐五代卷（分為三冊）：介紹了自公元590年至公元959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5、宋遼金卷（分為三冊）：介紹了自公元960年至公元1278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6、元代卷：介紹了自公元1279年至公元1369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7、明前期卷：介紹了自公元1370年至公元1520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8、明中期卷：介紹了自公元1521年至公元1600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9、明末清初卷：介紹了自公元1601年至公元1700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10、清前中期卷（分為兩冊)：介紹了自公元1701年至公元1839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11、晚清卷：介紹了自公元1840年至公元1911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12、現代卷：介紹了自公元1912年至公元1949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13、當代卷：介紹了自公元1949年至公元2000年之間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以及各種爭鳴、論辯等。

中國文學編年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文學編年史》（下稱《編年史》）出版座談會前不久在武漢大學、黃岡師院舉行。會議圍繞著十八卷本《編年史》的出版及其意義、價值，圍繞文學史的編寫等主題。該書總主編、武漢大學教授陳文新介紹說，這套編年史的編纂動機是：回顧以往的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體文學史的寫作總的來說還是比較薄弱。於是，要編一套完整、系統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編年史》的嘗試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時間段方面，在年、月、日之外，還設立了階段和時代；便於考察文學史發展的某一個歷史階段和某一個歷史時代。其二，不僅重視作家的作品或他所做的事情，也重視他說過的話，重視他和友朋之間的通信記錄。其三，在政治、經濟、軍事史料之外，特別重視文化史料。復旦大學教授黃霖認為，《編年史》是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的一部“《通鑒》”。它是第一部文學編年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和資料價值，最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在於這是一次在立足傳統、借鑒西方基礎上革新文學史編寫模式的有益嘗試，而且會推動文學史的革新。相對於古代歷史書寫而言，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已經形成了新的傳統。《編年史》試圖打破這一新的傳統或模式，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明代的復古派，實際上是以復古為革新。著名學者、陝西師範大學教授霍松林因年事已高，未能到會，其書面發言認為，《編年史》包含了翔實而豐富的文學史信息，上至周秦，下迄當代，代表了這一領域最重要的建樹。編年史以中國文學為本位，以史料為基礎，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學觀念對中國文學事實的簡單閹割，它的大規模採用，標誌著中國文學研究經由螺旋式上升的歷程進入了一個新境界。著名學者、中國科學院名譽學部委員鄧紹基先生表示，《編年史》是規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經過六年的努力，終於順利完成，嘉惠學林，功德無量。“數十年來，我總是在摸索著、嘗試著做一些文學史研究工作，我深知這部空前的大型《編年史》的重要性，深知它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我讀過魯小俊先生的抽樣分析報告，我在獲得該書後也翻閱過若干卷，頗有徵引詳博、抉擇多酌之感，從而確信它是一部在深入地查檢文獻、大量佔有基本資料基礎上的大型編年史，編著者還在使用基本資料時作認真的核對，并力求發掘新的文獻資料，補充既有著述之不足。”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系韓瑞亞教授指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研究文學，都離不開對歷史事實的了解。《編年史》代表的是中國和國外可以共享的成果。同時，本書對國外的研究者而言，價值更大。在國外，除了幾個有名的圖書館以外，多數圖書館中文藏書很少，沒有足夠的參考書作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有著豐富的原材料的參考書顯得更為重要。從教學角度來看，國外開設的中國文學課程時間跨度很大，要備這種課，需要有這樣一套通史作為參考。韓瑞亞教授還結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談了《編年史》的重要意義：《編年史》打破了文體分割的文學史寫作模式，跨很多文體，對她將來的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要將歷史碎片與有邏輯的整體的歷史聯繫起來，編年體寫作乃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工作。與會專家還就文學史的編寫發表了看法。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作了題為“紀傳、編年、專史——討論文學史寫作中的三駕馬車”的發言。他說，凡是寫史，不能不考慮著述的體例。所謂著述的體例，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問題，還牽涉到史家的眼光、學養、才情、趣味，以及背後的文化歷史等等。梁啟超認為，進入20世紀，通史會逐漸解體，各種專史會成為歷史書寫的重心。羅根澤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時，也非常重視體例問題。提到先用編年的方式進行切割，接下來用紀事本末體討論歷史過程，最後用紀傳體建立對作家的具體批評。這一體例大體上是日後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乃至中國文化史的寫作體例。這兩位先生的思路，大體上是把中國傳統與西方的寫作方式相結合，這一思路到現在仍在延續。從一百多年前，中國文學史這一學科的建立，到現在，無數學者投身其中，我們碰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功力與學問如何磨合。陳平原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史既然是史，那麼在具體的撰述中有無通識，能否在史料的鑒別和事件的精彩敘述中，很好地凸現史家特有的見解，這是文學史寫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所長王璦玲教授指出，近年來的一些文學研究趨勢，也影響到了文學史的編寫。如：一、“接受美學”和“文學生產”的觀念。二、對“物質文化”研究的重視。三、從性別視角進行研究。四、跨文類研究。研究一個作家，不能只局限於某一文體。另外，還有跨學科的研究，例如對“記憶”的關注。“記憶”包括集體記憶、個人記憶。對私領域的文類，如日記、書信等，不僅文學家注意，歷史學家也注意。五、重視新材料。不僅要注意精英文化，通俗文藝的材料也值得重視。

陳文新稱，這是國內出版的第一部涵蓋古今的文學編年史，從周秦直到當代，將中國文學悠久的歷史以編年的形式加以呈現。該書的編撰組織了包括北大、人大、武大等十幾所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術力量，歷時六年完成。《中國文學編年史》的內容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包括重要的文化政策、對文學有顯著影響的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動、重要作品和爭鳴。

陳文新表示，以前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有數十種，其中以復旦大學章培恆、駱玉明教授主編的品種和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主編的品種被學界公認為很優秀的版本，但是他認為這兩套書都是用西方人的觀念談中國文學史的秩序，改變了中國文學史的本來面目，而自己此次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避免了西方理論的干涉。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就此表示，文學史本來就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每種文學史的寫法都會有自己的局限，我們現在不可能回到晚清以前，以前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有文言傳、詩文評、選本、筆記等，有文學史的線索，但不是一個系統；現在寫文學史，不可能完全避開西方的觀念。不過他同時表示：“《中國文學編年史》作為文學史寫作多元化的產物還是很好的，作為資料來使用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