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書院志

后廢。"東林書院"名稱來歷與楊時游廬山時所寫"東林道上閑步"這首詩有關。南宋時，邑人建楊時祠 堂於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於其上建東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諒又加重修，百餘年間，其地成為僧區。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罷黜里居的顧憲成，偕弟允成，及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錢一本等人，為繼承楊時講學遺志，共同倡導儀捐款重建興復。並於左偏同時建道南祠，以祀楊時。因他學成南歸故里將樂（今福建將樂）時，其師程親自目送之日；曰：“吾道南矣！”;故取“道南”名祠，以示紀念。

明末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東林書院又因東林黨人而蜚聲海內外。當時,無錫東林書院既是全國著名的教育機構，又是傾動朝野的政治講台。在明末數十年時間裡，東林書院的一堂師友，站在歷史變革的潮頭,“冷風熱血，洗滌乾坤”。他們前仆後繼,“反對皇室、宦官、勛戚、權臣的倒行逆施、巧取豪奪，堅決要求實行開明政治，破格選用治國之幹才，主張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限制勛貴們的土地兼并，反對稅使、礦鹽的苛重剝削與壓迫”。他們慷慨赴義,與擅權誤國的閹黨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中華民族史上，寫下了一場正義與邪惡、革新與腐敗決戰的可歌可泣的一頁。為此東林書院不但成為全國政治目光的焦點，同時也成為東林黨人心目中的聖地，士子們一時竟以“躬登麗澤之堂，入依庸之室”為榮。

東林書院早年由北宋楊時(號龜山)所創辦，原名龜山書院，至明末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書院時已歷400餘年，書院歷史積澱十分豐厚。但《東林書院志》的成書過程則歷經了許多曲折。明萬曆年間，劉元珍遵顧憲成之囑編纂了書院志，高攀龍為其撰寫序言。這是《東林書院志》的第一個稿本。天啟年間，政治風雲突變，東林黨人遭到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殘酷迫害，修志遭遇挫折。明末，嚴珏經歷了“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肅咨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為仇訂原稿，附益成書”。這是歷史上的第二稿，共二卷，內容十分簡略。該書於康熙年間刻印，流傳極少。不久,高攀龍的侄子高匯旃又在嚴珏稿本之後加刻續卷，當時無錫知縣吳興祚為其作序，是為第三稿。清雍正三年，河南刁承祖出任江蘇按察使，不久即到無錫瞻拜東林書院。雍正十年，刁承祖“觀察三吳，念東林志乘殘缺，欲增輯，為正學光。而邑侯胡公留心斯道，適有同志”。於是將編纂事宜商托高匯旃的孫子高柱、高隆兄弟。高柱又將此事傳交兒子高廷珍及侄子高陛,“共任校讎之役而折衷於許鄉三先生”。這已是《東林書院志》的第四稿，許獻(鄉三)、高廷珍、高陛為主要編撰者。新志增加了許多內容,“羅列東林興廢之大概，諸賢衛道之鉅功,為之志傳記，輯遺規。東林之志始詳且析”。經過6個月的搜采群書、考訂研究，編成《東林書院志》22卷。金匱知縣胡慎、蘇州布政使刁承祖、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張師載,都為刻印該書而捐俸。其間，正值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撫恢復書院。《東林書院志》的編輯刻印恰逢其時，書印成於雍正十一年。

乾隆后很長時間內,《東林書院志》沒有重修，原有印本流傳日稀。咸豐末年,“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亂以前一二藏書家多有之”。太平軍起,“邑中藏書皆為煨燼”。清人趙啟在重刻《東林書院志》題跋時辛酸地寫道，好不容易在書鋪購到一部，到光緒七年才得以重新翻刻。光緒刻本完全照雍正本翻刻而成。由於文獻稀缺,“其原書殘缺處，不敢臆補，悉仍其舊”。這時相距第一次刻印已120年了。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琉璃廠書店,《東林書院志》仍是稀見之書，即使是光緒刻本，書賈也往往居為奇貨。

《東林書院志》雍正本吸取了前面3個本子的成果，又補充了包括清初至雍正初年的材料，使該志有了當時最大的時間跨度，包容了自宋至清雍正年間有關東林書院的史事材料和人物傳記。明史專家謝國楨稱“是書體例,頗有法度，搜求亦富”。全書完整有序地保存了東林書院的歷史資料，充分表達了東林書院創建者和承繼者遠宗孔孟之道，近守程朱理學，使伊洛之光，昌明於世的意願。

《東林書院志》作為重要的地方文獻，自1881年重刻刊印，距今又有120多年了。百年來的多次戰禍、動亂，使《東林書院志》存世數量日減，又經“文革”洗劫，無錫僅剩10部左右。這次標點整理出版，延續了一部重要歷史文獻的生命，以免日後有文獻無征之嘆。

《東林書院志》在無錫眾多的地方文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全書22卷，涵蓋了“建置”、“院規”、“會語”、“列傳”、“祀典”、“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軼事”等10個方面，存有閃光的思想成果、可貴的人物傳記、完整的禮儀制度載錄、重要的官府文件、代表人物的著作手記，是一部難得的內容極為豐富的古代書院專志，書院志把一個地方古迹的內涵細化得非常具體。今天東林書院的修復過程中，書院志成為十分可靠的文獻依據。一些在地面已經消失的文物建築，根據書院志的記載得以復原。至於書中記載的一些儀規，更為我們恢復書院的一些動態陳列，提供了準確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