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

書院，是東亞古代教育制度有別於官學的另一種獨立的教育系統。

唐宋至明清出現的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中國著名的四大書院是：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鄭州的嵩陽書院。明代無錫有“東林書院”，曾培養了楊漣、左光斗等一批不畏閹黨權勢、正直剛硬廉潔、覆滅了明朝的進步人士，他們被稱為“東林黨”。

中國最早的官辦書院始於唐朝，為開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東都洛陽的麗正書院。宋代書院的興起始於范仲淹執掌南都府學，特別是慶曆新政之後，在北宋盛極一時。這時出現了四大書院的說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為理學書院。

元朝書院制度更為興盛，專講程朱之學，並供祀兩宋理學家。明朝初年書院轉衰，直到王陽明出，書院再度興盛。隨後書院因批評時政，遭當道之忌，明世宗、張居正皆曾毀書院，尤其是東林書院事件，魏忠賢盡毀天下書院，書院乃大沒落。

滿清入主中國，對書院所保存的元氣，猶有餘悸，繼續抑制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書院，改采鼓勵態度，書院漸興；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監督，不復宋元時的講學自由。清 王枚《睢州志·公署》：“今之州署為舊時洛學書院。書院創於雍正時劉公薊植，廣東粵秀書院。道光時馬公移建於署西袁氏（袁可立）宅，與州署鄰。”

直到庚子后新政，庚子詔令將全國書院改製為新式學堂，書院制度瓦解。

自民國年代起在香港、台灣均有不同學校稱作「書院」，但已與古代的書院有所出入。

粵秀書院是康熙四十九年清廷御批的官辦學院，為清代廣州四大書院之首。

粵秀書院復建於越秀山群嶺懷抱之中。為重續文脈，承繼道統，書院結合現代人需求，恢復書院講學、研究、藏書等功能。“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師友在幽靜典雅的書院激發思想，成就人生，服務社會。承傳“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有猷、有為、有守，學必有師”的教育目標並繼續發揚光大。

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唯一「書院聯邦制大學」，所有學生及教職員除了有各學術學科上之學院（Faculty），尚會各自隸屬其中一間「書院（College）」；書院負責專業學科以外之事宜，如通識教育、宿舍、輔導、獎學金等。

①、中央官府設立，用於收藏、校勘和整理圖書的機構。

②、民間設立，供個人讀書治學的地方。從宋朝開始，書院作為一種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③、也有叫書屋的，如魯迅筆下的三味書屋。

1．唐代：中書省修書或侍講的機構。玄宗開元六年，乾元院改號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置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輯經籍、搜求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參閱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四，《新唐書·藝文志一》、《百官志二》、《張說傳》。

2． 宋至清：私人或官府設立的供人讀書、講學的處所，有專人主持。宋 代書院以講論經籍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說為嵩陽)、應天、嶽麓四大書院；元代書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書院更多，但多為習舉業而設。清光緒二十七年後，改全國省、縣書院為學堂，書院之名遂廢。參閱宋王應麟《玉海·宋朝四書院》、宋洪邁《容齋三筆·州郡書院》、《元史·選舉志一》、《清史稿·選舉志一》。

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完備與宋，廢止於清，前後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書院大多是自籌經費，建造校舍。教學採取自學、共同講習和教師指導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以自學為主。它的特點就是為了教育、培養人的學問和德性，而不是為了應試獲取功名。

元朝書院制度更為興盛，專講程朱之學，並供祀兩宋理學家。明朝初年書院轉衰，直到王陽明出，書院再度興盛。隨後書院因批評時政，遭當道之忌，明世宗、張居正皆曾毀書院，尤其是東林書院事件，魏忠賢盡毀天下書院，書院乃大沒落。明代無錫有“東林書院”，曾培養了楊漣、左光斗等一批不畏閹黨權勢、正直剛硬的士人，他們被稱為“東林黨”。明代書院發展到一千兩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一些私立書院自由講學，抨擊時弊，成為思想輿論和政治活動場所。最著名的有江蘇無錫東林書院。明朝統制階級曾先後4次毀禁書院，然而書院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多次毀而不絕，在嚴酷的政治壓迫下，書院師生寧死不屈。東林書院的對聯寫道：“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明代書院發展到一千兩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一些私立書院自由講學，抨擊時弊，成為思想輿論和政治活動場所。最著名的有江蘇無錫東林書院。明朝統制階級曾先後4次毀禁書院，然而書院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多次毀而不絕，在嚴酷的政治壓迫下，書院師生寧死不屈。東林書院的對聯寫道：“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清代書院達2000餘所，但官學化也達到了極點，大部分書院與官學無異，如張之洞在武昌建立的兩湖書院、廣州越秀書院等等。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至此，書院退出了歷史舞台。

自民國年代起在香港、台灣均有不同學校稱作「書院」，但已與古代的書院有所出入。粵秀書院是康熙四十九年清廷御批的官辦學院，為清代廣州四大書院之首。粵秀書院復建於越秀山群嶺懷抱之中。為重續文脈，承繼道統，書院結合現代人需求，恢復書院講學、研究、藏書等功能。“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師友在幽靜典雅的書院激發思想，成就人生，服務社會。承傳“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有猷、有為、有守，學必有師”的教育目標並繼續 發揚光大。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唯一「書院聯邦制大學」，所有學生及教職員除了有各學術學科上之學院（Faculty），尚會各自隸屬其中一間「書院（College）」；書院負責專業學科以外之事宜，如通識教育、宿舍、輔導、獎學金等。

當代中國書院紛紛舉起，大多是國學培育、書畫交流之所。規劃較大且設施、內容較完善的書院有安徽西廬書院。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私人書院最初為私人讀書的書房，唐貞觀九年（635）設在遂寧縣的張九宗書院，為較早的私人書院。官立書院初為官方修書、校書或偶爾為皇帝講經的場所。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將乾元院改名為麗正修書院。十三年又改為集賢殿書院。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於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養學生參加科舉考試。

北宋初年，私人講學的書院大量產生。陸續出現睢陽（應天府）、嶽麓、白鹿洞、嵩陽、石鼓、茅山、象山等書院。其中睢陽（應天府）、嶽麓、白鹿洞、嵩陽書院並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較有影響的書院全部消失。熙寧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學派出教授，以削弱書院和縣學。七年將有教授的州中書院併入州學。南宋初期，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等學者開始修復書院，並成為學派活動基地及講學的場所。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將理學定為正統學說，書院教育成為朱熹等理學大師的遺產被官府繼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過科舉考試或從太學畢業的官員才能成為每個州的書院山長，朝廷藉此控制書院。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首次下令廣設書院，民間有自願出錢出糧贊助建學的，也立為書院。后多次頒布法令保護書院和廟學，並將書院等視為官學，書院山長也定為學官，是書院官學化的開始。元代將書院和理學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並創建書院296所，加上修復唐宋舊院，總數達到408所。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無書院爭鳴辯論的講學特色。

明初時，宋元留存的書院，多被改建為地方學校和社學。成化、弘治以後書院逐漸興復。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書院倡邪學下令毀天下私創書院。十七年以書院耗費財物、影響官學教育再次禁毀書院。到嘉靖末年，內閣首輔徐階提倡書院講學，書院得以恢復。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掌權，在統一思想的名義下下令禁毀全國書院。其去世后，書院又開始盛行。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下令拆毀天下書院，造成了“東林書院事件”。崇禎帝即位后書院陸續恢復。期間書院總數達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創建的有1699所，出現了陳獻章、王守仁等學派。明朝的書院分為兩類：一種重授課、考試的考課式書院，同於官學；另一種是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各學派在此互相講會、問難、論辯的講會式書院。後者多為統治者所禁毀。

清初統治者抑制書院發展，使之官學化。順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私創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各省城設置書院，后各府、州、縣相繼創建書院。乾隆年間，官立書院劇增。絕大多數書院成為以考課為中心的科舉預備學校。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則令書院改為學堂，書院就此結束。清代書院分為三類：其一中式義理與經世之學；其二以考科舉為主，主要學習八股文制藝；其三以樸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

到了南宋，在朱熹等理學家的帶動下，書院建設之風更盛。一系列學規章程的制定，標誌著書院進入制度化、規範化的發展階段。書院是南宋理學家傳播理學的主要文化陣地。理學家們固然多排佛，但在思想上均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其中，不少人在寺院住宿或遊玩過，對叢林生活有著直接的體會。在書院制度借鑒叢林制度的歷程中，書院情結濃厚的朱熹起到了中介作用。淳熙六年，朱熹到南康軍赴任前曾與陸九齡相會於鉛山觀音寺，陸九齡在與朱熹談話時提到自己想制定“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朱熹認為可以仿照《禪苑清規》來制定“小學規”。此外，朱熹指導其門人程端蒙、董銖制定的《程董二先生學則》和當時叢林通用的《禪苑清規》內容十分相近，朱熹本人也對該學則予以高度評價。

書院教育對叢林制度的借鑒既包括教育方式、教育內容等內在方面，又包括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等外在方面。在教育方法上，書院教學靈活多樣，生動活潑，與以往官學程序化的教育方式大不相同，更為接近禪宗學人的接引方式。佛教在講經時一直存在著質疑問難的傳統，唐代寺院依然如此，叢林的這種教育方式影響到了書院。而以傳授理學為主的書院為了修心養性，上窮天理，提倡靜坐，這與佛教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唐代禪宗大德傳法心要、參悟驗證、方便施化，諸方學士參學所得，並互相問答、詰難、辯論、參究等法語，經弟子記錄，整理成書，稱為“語錄”。南宋理學家借用這種模式推廣教育，如朱熹平時講學的言論就經其弟子輯成《朱子語類》保存下來。此外，書院的會講制度、講學儀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禪林的啟發或影響。

在管理制度方面，宋代寺院逐漸形成了住持為首、兩序分責的寺院管理體系。這種管理體系在南宋時成為定製，也影響到了書院管理制度之制定。住持為寺院之代表，又是行政負責人，負責統籌寺院事務，書院山長之身份、職責皆與其相似。宋代禪宗“十方叢林”公開選舉住持，又啟發書院山長的選擇要“任人唯能”。在具體職事上，書院堂長和寺院監院相似，均協助最高負責人進行全面管理；書院副講相當於禪林首座，負責對生徒進行知識和人格教育；書院齋長和叢林的維那職能相仿，負有管理生徒紀律的職責。此外，書院借鑒叢林清規，對學生日常儀容及行為做出了明確限制，對於一些嚴重無視紀律者，則給予“逐其出院”的嚴厲懲罰。理學家希望學生通過認真履踐，在日常行為中修“道”、體“道”，把外在的約束轉化為內在的自覺，這和叢林弟子嚴苛自持、精勤進修的精神是一致的。在祭祀方面，宋代禪林普遍祭祀本派開山祖師，這對書院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宋代書院除了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外，還祭祀書院的創始人及本學派的代表人物。南宋後期，書院進入了成熟化發展時期，歷經元、明、清三朝，一直相續不斷。其中，書院學規章程是書院的靈魂，其穩定性和有效性是書院長期存在的重要保障。而這得益於南宋理學家對禪宗叢林制度和精神的積極吸收和主動借鑒。

書院走向世界起始於明代。正統四年(1439)也即朝鮮世宗二十一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鑒中國宋代的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實為書院輸出的重要標誌。

書院是中國士人的文化組織，唐宋以來，它為中國的教育、學術、藏書、出版、建築等文化事業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思維習慣及倫常概念的養成等都作出過重大貢獻。

而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國外，為傳播中華文明，並促進這一文明與當地文化的結合，進而推進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中國書院制度向域外輸出的起始時間，尚難斷定。以今日疆界而論，唐代所轄有今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國部分領地；元代所轄有朝、俄、蒙及錫金、不丹、緬甸、泰國等國部分地區，明代有俄、錫、不、緬等國部分地區。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國，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轄曾有俄、蒙、哈、吉、塔、緬部分地區，因為這部分地區處於當時中央政權的領導之下，皆有可能和內地一樣一體推行書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邊國家，自唐代派遣使節到中國以來，書院制度也隨時可能輸入。以上兩種可能，唯無確鑿材料證明，皆只能歸於存疑，可以不論。

海外書院的分佈範圍，主要是東亞、東南亞這一中國文化圈內。如朝鮮半島，歷史上曾有過六百七十所書院。日本書院也很多，僅筆者所知就有刀江書院，明治書院，開明書院，汲古書院、高桐書院、東方書院、日光書院等等。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明誠書院 (1729)，馬來西亞檳榔嶼的五福書院(1819)，南華書院新加坡的萃英書院(1854)、養正書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城有聖家書院(又名文華書院)創建(1732)，在美國舊金山有大清書院創建。如果說書院在東亞、東南亞流傳是因為傳統的東方文化的培植，那麼它在歐美的立足則說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們可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海外書院的創建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寓居海外的華人，這些人因為僑居異國他鄉，在異族文化的氛圍中，常有一種飄浮無根之感，對母體文化有一種執著的依戀，於是就興辦起很多以傳播中華文明為首務的華僑書院。

海外絕大部分書院的創建則是外國人，這些外國人之所以移植中國書院於其國土之上，概而言之，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將其視作一種傳播文化的管線；而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它本身也成為當地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鮮半島和日本。在朝鮮李氏王朝四百餘年間的經營，使書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鮮一千元的紙幣上還印著陶山書院圖案和在院中傳播朱子學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畫像。在日本，江戶時代稱作書院的學校就有佐賀藩多久邑的鶴山書院、多度津藩的弘濱書院、大溝藩的騰樹書院、大洲藩的止善書院、大阪的德書院、和田藩的育英書院、弘道書院、時習書院、崇德成章書院、溫故書院、博文書院、尚德書院等十餘所。除了教學之外，書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強化，刀江、明治等幾所書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圖書的書院。如東京明治書院，從其院名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創立於當時中國清代後期的明治時代(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過島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學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的研究》一書的增訂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東京善鄰書 院作為一所歷史悠久的中文學校，則以傳承中國書法為重要任務。書院的創始人宮島大八(又稱宮島詠士)，光緒年間留學中國，追隨某師張裕釗遊學保定蓮池、武昌鹿漢、襄陽鹿門等書院共八年(1887-1894)，深得其書法之道。回國后在東京創建書院，致力於中日友善事業和弘揚其師技法，終成日本一大書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鄰書院曾組團到北京、保定、武漢等地進行張氏師生書法藝術展覽。1986年8月，日本的上條信山和中國的啟功先生還在蓮池書院合作創造了“張裕釗宮島大八師生紀念碑”。1987年4月，裕釗重孫張瑞嫻女士又在東京設立“張裕釗宮島大八紀念室”，續寫中日書院書法技藝交流新篇章。

外國人移植中國書院的另一個原因是想將其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線，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義大利那不勒斯城的聖家書院。聖家書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國學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國人則稱其為文華書院，它的創始人是馬國賢(1632-1745)。馬國賢原名Metteo Ri pa，義大利天主教布教會(一作傳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達澳門，次年奉召北上，以畫家身份進宮，成為中國皇宮畫師，以長於雕琢繪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熱心傳教，並主張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為羅馬布教總會設立了第一個機關。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請求辭職回國，得到批准之後，遂於十月(1723.11)帶著谷文耀等四名中國學生西行返國。回國八年之後，他終於徵得羅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創建培養中國人的書院，自任總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為止，可謂將畢生精力奉獻於書院建設。

書院最初以專收中國留學生為目的，後來兼收有志到遠東傳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經費由教會負責，學生畢業后授予學位。書院自創辦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義大利政府 沒收，歷時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後總招收中國學生一百零六人，其中還不包括186 8轉學的三人。據記載，同治(年)以前中國赴歐洲留學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後去的十八人)在該院肄業，占這一時期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一，餘下的 百分之十幾則散居義大利羅馬、葡萄牙里斯本、法國巴黎等地的學校。從以上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聖家書院在早期中國留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與聖家書院類似的還有日本東京的亦樂書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緒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創建、專門接納中國留學生的教育機構。其時日本已經完成學習西方的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並剛剛將大清帝國打敗(1895)。甲午戰敗，使中國知識階層普遍感到非學習西方開始近代化進程不可，同文同種的日本自然成了當年中國人學習 西方的榜樣，他們紛紛東渡扶桑，開始了救亡國圖存的探索。亦樂書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 運而生的，它是中國人透過日本人學習西方，以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機構。當時留學“東洋”的中國人很多，類似這樣的書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茲以東亞同文會創辦的東京同文書院為例，介紹此類書院的運作情況。

東京同文書院當時 制訂了“章程”，分名稱、宗旨、體制、肄業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條。書院以“專招清國留學生，授以各專門學校預備之課程”為宗旨。設院長、總教習、幹事各一員，學監、書記若干員，共同管理院務。學制二年，每年分三個學期。課程有修身、日語讀法，日本語會話、日本文法、算學、英語、體操、翻譯、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等科。考試分學期、學年、卒業三種，每科成績以一百點為準，每學年“統將學期點數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點以上，總算均平得六十點以上者則為合格。否則落第”，學費、雜費皆由學生自負。以上這些規定，皆類近代中國學校之制，海外書院對中國學制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走出國門的書院，從本質上講，只是這一制度的輸出或者說移植，它和本土的學院血脈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變，但由於受移植時代、移植地區、移植人及其移植動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和本土的書院又有著很多區別。一般來講，這種區別依其大小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在華僑聚居區，由華僑創建的書院因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僑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書院沒有太多區別。在中國文化圈內的東亞地區，處在吸收中國文化的時期，其所創建的書院，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本土人看齊，但又不乏特點，如韓國書院的注重祭祀、日本書院的強調刻書出版等。而當這些地區轉而學習西方時，它為中國留學生建立的書院就與當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響的學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東京亦樂書院就是這樣。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書院，如義大利的聖家書院(文華書院)，它的建立是為學習西方文化的中國人提供服務，其內容形式離中國本土書院的距離相對來講就要遠一些。

在中國書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東國”朝鮮處於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貢獻。

書院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它源於唐，盛於宋，衰亡於清末，歷時千載，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獨具特色，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學術文化 的發展，人才的培養，曾起過巨大的推進作用。藏書、供祭和講學是構成書院的“三大事業”。由於藏書是古代書院的重要內容和特徵，書院藏書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藏書中的一種重要類型，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一起，並稱為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

起源

書院與書有著密不可分的緊密聯繫。宋代學者王應麟的《玉海》曾經對書院作過解釋：“院 者，垣也”。書院是指用一圈矮牆將建築物圍起來而形成的藏書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圖書 館，今人常將“圖書館”三個字縮寫成一個方框，裡面填個“書”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書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漢代，與漢代的“精舍”、“精廬”有一定的承繼關係。“精舍”與“精廬”為漢代聚集生徒、私家講學之所。《後漢書·包咸傳》載：包咸“少為諸生，受業 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后住東海，立精舍講授。”《三國志·魏武帝紀》載：“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後漢書·儒林傳論》載：“精廬暫 建，贏糧動有千百。”不過漢代的“精舍”、“精廬”，私家講學皆由口授，限於當時的出 版技術水平，尚不具備藏書條件，將它

們當作書院的前身未嘗不可，但還不能算作真正的書院。書院這個名稱始於唐代。隨著紙張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書籍越來越多，必須建 造較大的院子來安置藏書，以方便讀書人，於是就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書院”。元代歐陽玄在《貞文書院記》中說：“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 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視學校……”書院根據主辦者 的不同，也隨之形成了官辦與私辦兩類。唐代最初設立的官辦書院是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私辦書院有張九宗書院、義門書院等處。

早期的官辦書院是唐王朝修書、侍講的地方。經過多年的戰亂，大唐王朝立國時百廢待興，為統一思想，繁榮文化，經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開元年間，在全國徵集收藏於民間的圖書，共收集到圖書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經、道經等，不僅大大超過了前代，也是唐代藏書最豐富的時期。為了更好地整理圖書，除在國家藏書機 關兼校書機關“秘書省”、“弘文館”、“崇文館”等處藏書、校書外，還專門設置了“書 院”這一機構開展此工作。開元六年(公元718年)設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稱集賢殿書院。清代詩人袁枚在《隨園隨筆》中寫道：“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 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當時，在書院中設置了學士、直學士、侍讀 學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經籍、徵集遺書、辨明典章諸事務，主要的任務是備皇帝垂詢。唐代還興起了許多私人創建的書院。《全唐詩》中提到了11所，見於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張 九宗書院，據記載，該書院“在(四川)遂寧縣，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辦的集賢書院還早90年。這些書院多半只是讀書人自己讀書治學的地方，不過也有一些書院有教學 活動，並有數量可觀的藏書。《九江府志》記載義門書院“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 卷，以資學者。”

書院和書院藏書的大發展應該說在宋代。北宋初期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國力漸趨強盛，士子們有了就學讀書的要求。而朝廷忙於武功，一時顧不上文教，更缺乏財力興辦足夠多 的學校滿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學者和地方官吏，紛紛興建書院，以培育人 才。當時的一大批著名書院，如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建立並發展起來的。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濉陽及是洞為尤者，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這時，雕版印刷術的推廣和以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更為公私藏書創造了便利條件。各書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經營書 院，聚集藏書，北宋王朝也給一些書院頒賜了大量圖書。這時書院藏書很豐富。比如，四大書院之一的應天府書院，成立時就“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卷。”鶴山書院“堂之後為閣，家故一藏書，又得秘書之付而傳錄焉，與訪尋於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這個藏書量已超過了當時國家書庫。到北宋後期，統治者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視科舉，大力振興學校教育，冷落了書院。在這種背景下，書院開始衰落。

到了南宋，風氣又變。首先，北宋後期興辦的官方學校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和政治鬥爭的工具，日益腐敗起來。另外，學校開支全部由官方負擔，而這時的官府內有農民起義的憂患，外有遼、金入侵的威脅，財力實在捉襟見肘，辦學經費往往不足。再次，這時，以朱熹、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在社會上日益風行，理學家們的講學活動活躍起來。於是又出現了一個大 辦書院的高潮。南宋的書院實際上是講研理學的書院，南宋理學主要靠書院來宣講傳播。當時書院的社會地位很高，影響很大。總計宋代書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約佔22%，南宋約佔78 %，可見，南宋書院的發展非常迅速。元代統治者從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於緩和階級矛盾、進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其表現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學，獎勵書院，因而書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對書院控制嚴密，自由講學風氣不濃，書院充滿官學氣。元代書院藏書的來源主要是書院自行刻書、私人捐贈和書院出資購買，朝廷賜書尚無史料記載。書院藏書事業 發展緩慢。

明代初期，書院仍維持著元代的規模。到嘉靖年間，隨著科舉制度弊端叢生，官學日益腐敗，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講學，書院才又興盛起來。當時著名理學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後在各地廣收門徒，傳道授業，興辦書院，將書院辦成既是學術研究中心，又能進行教學的機構。由於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導，書院建設進入了鼎盛時期。但由於統治階階級重視科舉制度，只號召天下學子精研儒經，不提倡廣泛涉獵、率性讀書。受此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所以書 院雖多，藏書豐富的卻並不多見；另外，明代書院教育以“會講”為特點，重清談，輕讀書，藏書事業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視。王、湛的學生繼承其志向，在各地紛紛建立書院，於是書院越來越多，瀰漫了自由講學的風氣，一些著名的書院往往終於成為社會輿論的中 心，針砭時事，評議政治。這樣就遭到了當權者的猜忌，發動了四起禁毀書院的案件，其中 以權宦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一案為最，天下的讀書種子霎時好像都被剿滅盡了。東林案后，明代書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統治者一開始實行嚴酷的文化禁錮政策，他們害怕書院的自由講學之風會撼動其統治 基礎，對書院的活動嚴加控制。到乾隆、嘉慶年間，或許考慮到書院影響久遠，禁不如疏，

統治者又改變文化控制的策略，轉而大力倡辦書院；加之清代的學術重樸學，考據需要廣搜 異本、比勘眾家，對文獻的需求量極大，書院藏書又逐漸興盛起來。清代的書院藏書事業，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主要原因是興樸學，重經史，更有朝廷賜書和官員賜書，再加上自行刻書的越來越多，書院藏書一時蔚為大觀。後來隨著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潰，書院制度也慢慢解體。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將書院改設為學堂，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合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於是，從唐朝興起的書院，至此算是基本結 束了。所有書院藏書便陸續為各地圖書館所接收。只有極個別的書院(如瀋陽的萃升書院)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書院既以擁書講學為務，無書即不成書院。因而歷代書院都比較重視藏書，無不以藏書浩富 為榮，只是限於環境和條件，在藏書規模上有大小的差別而已。書院藏書是書院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條件。圖書的收集、整理與流通，始終是為著書院的講學活動而服務的，綜觀中國古代書院的發展史，可以看出書院教育事業的興衰與書院藏書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建立豐富的書院藏書，需要經常不懈地搜求和積累，更需要廣辟書源。北宋鄭樵最早提出了書籍訪求的八種方法，對歷朝圖書採訪工作影響較大。總結起來，書院藏書的來源一般有以 下幾種。

3．1 捐贈。這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向書院捐贈圖書，是歷代的傳統，儘管捐贈圖書的多少不等，捐贈的目的各異，但它們為豐富書院藏書作出了重要貢獻。

3．1.1 皇帝賜書。皇帝賜書一直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之一。書院往往是思想比較自由之地，統治者為了控制文人士子們的思想，也為了籠絡人心，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經常賜書給書院，所賜多為代表正統思想的御篡、欽定和官刻的經史類圖書。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都得到過皇帝賜書。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賜白鹿書院國子監經書。”御賜也有三種形式。一是自動。二是疏請，如，宋代咸豐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嶽麓書院的李允，上疏奏請朝廷賜書，結果皇帝賜予《九經義疏》等五種圖書。三是用公銀購買。在封建社會中，“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國家的公庫也就是皇帝的私人產業，動用公銀當然也是一種御賜。

3.1.2 官吏贈書。地方官吏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書給書院。書院有時也出面向官員、地方鄉紳募集。如安徽中江書院的《募捐書籍並藏書規條》，白鹿、嶽麓書院等也都 有類似條文。這種捐贈從宋代到清代一直絡繹不絕。如前述唐代義門陳袞，曾聚書數千卷，在德安縣建義門書院。南宋時，朱熹將自己所藏《漢書》44部送白鹿洞書院，“以備學者看讀”。清代康熙年間，學使王思訓，捐資購買經、史、詩文數千卷給南昌豫章書院，雷州知府黃錦贈書五千餘卷給雷陽書院。

3．1.3 私人贈書。書院的實質是一種私立學校，其設施包括藏書，往往靠書院主持者的私誼 來 獲贈。如朱熹《跋白鹿洞書院所藏〈漢書〉》云：“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44通為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嶽麓書院史略》載：“咸豐初年，太平軍攻打長沙，書院藏書蕩然無存。戰後，院長丁善慶積極著手 恢復藏書，帶頭捐獻《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御定佩文韻府》、《十三經註疏》、《困學紀聞三篇》等862卷，因此帶動士紳學士紛紛捐獻。”私人贈書因捐贈時間、捐書者個人地 位、學術水平、興趣愛好等不同，而顯得豐富多彩。有的學者捐贈個人新著，這些都對書院開展學 術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極有幫助。

3．2 書院自己購置和刊刻圖書。歷代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多鼓勵設置書院，並分撥學田以維持。書院經營著產業，以產出支持著自身的文化活動。有能力自行購置和刻印圖書的書院，其藏書一般數量多、質量高、品種全、內容豐富、獨具特色。

3．2.1 書院購置書籍。書院藏書服務於教學，一般不會購買巫醫卜卦種樹之類的書，也不像藏書家刻意追求版本齊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據自身需要、經濟條件，圍繞教學內容有選擇性地購買。“所購各書，大半官局新印，紙質堅韌，可以經久”(《大梁書院購書略例》)。嶽麓書院曾苦於“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有的書院地方僻遠，尤其是清 代，書院分佈極廣，一些偏遠地區的書院在當地無法購得好書，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購書。如《碑傳集》卷七十一載：馮光裕“好禮士大夫，……蕺貴山書院，取諸生文行優者肄業其中，僻遠無以得數，遣官之江南，購經史群籍數千卷，俾縱讀之。”書院藏書也注意藏書的複本量，補充缺本。

3．2.2 書院刊印書籍。宋代發明了刻板印刷術，書院大大利用了這項技術。書院又是文人與學者聚集的地方，他們能對自己所刊刻的圖書反覆校勘，因此能出版質量很高的圖書。另外，書院刻書業的發達與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從宋代開始，各代書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講解理 學的場所，加之科舉制度的成熟和發展，儒家經典也就成為讀書人的主要教材。“四書”、 “五經”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學大師們的著作、講義、語錄、註疏等都成為學人們必備的 重要文獻，需求量越來越大。加之，各代統治者為了加強控制而鼓勵書院的設置，有時分撥 學田以充資本，書院通過各種經營活動，也獲得了一定的刻書經費。如南宋麗澤書院刻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嚴州釣台書院刻《通鑒紀事本末》；而元代書院刻書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南山書院刻《廣韻》，宗文書院刻《五代史記》，其中以西湖書院、武溪書院為著名。明代書院刻書以白鹿洞書院、崇正書院、東林書院等為著名，特別是無錫東林書院的藏書、刻書，多是經世濟國之學，為海內學人所器重。清代書院刻書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廣州的廣雅書院、學海堂書院，成都的尊經書院等為著名，它們刻印的書籍，不但補充本院 藏書，而且暢銷全國。

3．2.3 書院抄寫書籍。宋初的書院有手抄經文的日課。南唐時的劉式在白鹿洞讀書時，曾手抄過《孟子》、《管子》等書。這只是一種拾遺補缺的作法。

中國古代藏書樓的藏書特點，除受出版、學術等因素制約，還往往取決於不同的收藏目的、興趣及經濟狀況。書院藏書是為了有效配合書院教學內容，為書院師生服務而設置的一種“學校公共圖書館”。所以，書院藏書具有很強的共同性，具體表現在內容上以經史等學述著作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為主。4.1儒家經典是中國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內容。所以書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經，所謂“日月不滅，萬古六經，囊括萬有，韜運經綸”。以後，又把註釋、研究六經的一些著作奉為“神聖” ，將《四書》作為必讀書目。除開這些基本典籍，書院藏書會因各個書院的教學內容、學術 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別，或致力於辭章，或致力於小學，或致力於經濟，或偏重 於採納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嶽麓書院規定學生“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 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再如清代四川彭縣的九峰書院，教材除“五經”、《四書集注》 外，還讀《四書講義》、《周易折中》、《明史》、《論孟疑義》等。近代西學東漸，不少書院適應社會變革，更新教學內容。洋務派張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兩湖書院，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影響下，設置了經學、史學、地理、數學、博物、化學及兵操等課程，並有相應科目的藏書。至於近代上海的格致書院，以講習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為主，更由於有外國人傅蘭雅的參與，東西方譯書占其藏書的三分之一。正由於書院藏書是書院教學的工具，所以書院不會收藏超出教學內容的書籍，巫醫、星相、桑麻等實用性的書籍，都不在收藏之內。

4．2 書院藏書不追求版本的珍貴。因為它與私人藏書不同。私人藏書家目的是為了保存、鑒賞文物或考據校勘，所以特別重視版本。而書院藏書是為了教學的需要，這就從根本上決定 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點，以教學類圖書作為收藏與刊刻的重點。同時，正如上面所說的幾種書院藏書的來源方式，也限制了書院藏書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總的來看，書院藏書從規 模、品種還是版本上都無法與其它種類的藏書方式相比，也無法像一些國家藏書、私人藏書 一般，能夠較好地保存下來，而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淹滅了。但是，正如譚卓垣先生在《清代藏書樓發展史》中說：“書院藏書樓數量很多，其藏書一般說來並不珍貴而且收藏也小。但它們是值得一記的，因為它們對中國的學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歷代書院藏書樓，就像國家、私人和寺院藏書樓一樣，都十分重視藏書的管理與保護，這也是藏書樓時代書院的一項重點工作。但由於書院藏書的讀者對象為本院師生和一些地方上的讀書人，它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藏，更是為了方便書院讀者使用，它便不像國家、私人和院藏書那般過於封閉，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開放性的書院藏書制度。如《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序》中說：“書籍漸充，急須講求讀書之法，務令積書之後與未積之 先氣象大不相同，要於文章經濟上見出，於精神福澤上見出，於風俗人心上見出，才是藏書真實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棟，萬軸琳琅，為誇多鬥靡計也。”這是對書院藏書注重利用、注重發揮藏書社會教育作用的精闢見解。

5．1 管理人員。一般書院都配備有專門人員進行管理，抄錄書籍，負責書籍的購買、分類 編目、登記、借閱、清理、修補等工作。中國書院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應該說是相當高的。最早應該首推南宋白鹿洞書院設“管幹”管理藏書。當時朱熹主持書院，制訂了一套詳細的藏書管理制度，設有“管幹”一職，專門對書籍進行日常管理。至於大規模的校勘、清理、曝 曬等工作，就臨時由山長組織人員進行。由於此書院在當時名聲很大，所以其藏書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國各地書院推廣了，並延及後代。如宋代嶽麓書院院設“監院”管理藏書，文正書 院設“齋長”管理藏書，而大梁書院則設“司書吏一人，經管用：司閽役一名，典守鎖鑰” (《大梁書院藏書目》)，中江書院規定藏書樓“尊經閣”由一人管理，負責看守書籍和抄寫，還“派定正辦、副辦，事有專責，若有遺失，惟正副辦是問”(《安徽於湖中江書院藏書目 》)。這些管理人員都具有一定的目錄學知識和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在管理藏書的同時還 進行藏書整理與編目工作，利用書院豐富的藏書編寫書目、撰寫文獻，積極開展目錄學研究，從而推動了古代目錄與圖書館學的發展。

5．2 登錄、分類和編目。書院通過各種途徑購進書後，首先要進行登錄工作。對書的來源、收購日期、卷冊數都予以登記。然後是分類編目工作。如文正書院“購既竣，以數目編諸冊”。嶽麓書院曾先後有三部藏書目錄：《嶽麓書院新置官書總目錄》、《嶽麓書院新捐書目 錄》和《捐助嶽麓書院書籍題名》。一般不分類或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類，分至二級類目。如蓮州書院的學古堂藏書，經部下置十三經、易、書、詩、禮等十一個下位類，史部下設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等十三個下位類。同時，書院還利用“懸榜”的方法，公布藏書情況。如文正書院規定，“……諸書，須編目繕寫懸牌書院門首，通曉闔邑多士。”“每月肄業諸生所借之書，須由齋成榜示門首，使借書者一覽便知，免至相左。”這種通報藏書和流通情況的作法，對借書人來說是很方便的。5.3 借閱。可以說，與歷代國家藏書和私人藏書相比，書院藏書利用率高、讀者對象廣泛、人數眾多。一般地，凡是本書院的學者和生徒，都能借閱。中國古代書院有一整套完備而方便的借閱制度。從借閱的手續、期限、冊數、借閱的範圍到毀損圖書的懲罰等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學者要借書時，先閱讀藏書編目，知道是否有此書，然後填寫登記冊，記下借書日 期、數量和姓名。還書時，官吏人員記明某月某日該書歸還。書院藏書每年年終催書。

5．4 藏書的保護。藏書是書院的一項如此重要的工作，保護得再精心都不過分。歷代書院 除 設置藏書管理人員進行日常管理外，還有一些特別的措施，專門用來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盜、防散、曝晒和修補等。如中江書院規定，“每月，專管須開書櫥晾風一、二次。每年六、七月，專管者覓精細人曬書一次，曬后邀各總理清查一次。”這些措施，無疑大大 減少了書籍的破損率，給後代保存下了許多珍貴的典籍。5.5 讀者工作。因為書院有著不同於一般學校的教學目的教學形式，所以書院非常重視藏 書 及其讀者指導工作。究其原因，書院是在官學毀壞的基礎上，由讀書人自發開拓的教學之途。它的目的不在於仕宦功利，而在於學業悟道，“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古代書院教學特色 是自學為主、講學為輔，這樣，必然使學生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書本，而要求老師的職責主 要是“解惑”。導讀和講授治學之道在這裡就成了至關重要的一項教學內容。

限於書籍製作的艱難，古代的藏書不可能達到很大的規模，在書院中，往往用樓、堂、舍、閣等表述個體建築的名詞來稱呼藏書之所。在書院建築布局中，由於它是整個建築群中少有 的閣樓式的建築，甚至可能是書院唯一較高大的樓閣，為了顯示其重要性，藏書樓多建在中 軸線上，或在講堂之後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在建築之始就“開講堂，揭以書樓”。宋代南陽書院的尊經閣，藏書為士人“研習之資”。宋代扎溪書院明經 閣，“經史子集之書藏焉”。明代的正學書院“建樓廣收書籍，以資諸生通覽”。湖北問津書院於乾隆八年(1743年)設藏書館。安徽敬敷書院經正閣貯經史典籍，為數很多，到光緒元年(1875)，書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員提倡捐經史書籍存院，藏書更加豐富。瀋陽萃升書院文昌閣收藏案捲圖書，藏經史子集四部書132種，共10929卷。上海求志書院，有樓房50餘 間，分置經學、史學、掌故、算學、輿地、詞章等六齋，為此置備的書籍有268種。藏書樓 建設成為歷代書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院藏書是書院的有機組成部分，它隨著書院的發展而發展，在中國圖書館史和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7．1 書院藏書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遺產。由於書院是古代高層次的教育機構，所以都擁有一 定 規模的藏書。而且，由於許多藏書是書院創辦人或主管人費盡心血積累起來的，其中不乏非 常珍貴的典籍。另外，由於書院的創辦人或主管人所擁護的學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書上 就會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學的經典，各具特色。而 且，書院自行刻書，一方面促進了印刷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書籍，並 通過再次刊刻，使這些彌足珍貴的書籍得以在社會重新流通起來。書院藏書歷久不衰，歷代相沿，直到最後成為中國近代圖書館和新式學校藏書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沒。

7．2 書院藏書都注重藏書利用，通過借閱，大大提高了圖書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時期藏書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藏書管理經驗，不僅集中國封建社會藏 書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為建立中國近、現代圖書館新型藏書管理制度開了先河。

7．3 書院藏書促進了人才的培養。中國古代書院，都是以封建思想為指導，宣揚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因此以封建正統的經、史、子、集構成了書院藏書的主體。但書院中還包含 著自由講學的成分。一些私人設立或地方設立的書院，熱衷於自由研究學問，在書院中實行 自由講學和“講會”制度，教學方式多採取啟發誘導式，提倡學生自學，博覽群書，老師加 強指導，授道解惑，眾多學者和生徒在書院接受這種教育，學術爭鳴空氣比較活躍，促進了 封建社會中教育事業的發展。

7．4 書院藏書有效地傳播了民族科學文化。從歷史上看，中國書院藏書的歷史遠不及官家 藏書和私人藏書的歷史久遠，其規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閣、只供 少數達官貴人使用，也不是禁錮森嚴、只借給親朋好友，而擁有廣泛得多的服務對象，供給全院生徒和學者閱讀、研究，這樣，一方面擴大了中國封建社會藏書的社會職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於民族科學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書院藏書直接推動了古代學術研究的發展。歷代書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學者，其中許多是有名的學者，他們不但講學授徒，而且進行學術研究，著書立說。如宋代朱熹在書院的教學中，大大發展了理學。清代學者黃宗羲、錢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書院的山長，也是考據學家。他們往往利用書院的豐富藏書，做了大量的學術研究工作，為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工作作出了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是全香港唯一實行學院和書院制并行的大學。學院負責“學科為本”的教學，書院負責“學生為本”的教學，通識教育多由書院承擔。香港中文大學由新亞書院（1949 年成立)、崇基學院(1951 年成立)、聯合書院(1956 年成立)組成，其後逸夫書院於 1986 年成立。書院制是中文大學保留傳統血脈的筋絡，是秉承精神氣質的標籤，更是教職工和學生歸屬感的象徵。可以說，是四個書院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精神氣質，造就了中文大學今天的成就和名望。

香港中文大學全日制本科生分別隸屬於新亞、聯合、崇基及逸夫書院。每個書院都有自己不同的風格。崇基學院比較看重基督教文化，新亞書院則比較看重文史哲，看重中國文化。四個書院皆十分重視學生的“成人”教育。如新亞書院就十分重視促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衡發展，培養學生高尚的情操、求知的興趣、敏銳的觸角、冷靜的分析以及團隊精神。逸夫書院的通識教育，特彆強調學生要走出自己專業的局限，學會欣賞和了解其他學科的觀點，開闊視野，重視讓學生在學習參與及各類活動過程中體悟人生，培養良好的個性品格。聯合書院則一直強調通識教育與專才教育並重，其通識教育的三大目標，即自我認識和價值觀念的建立，學問領域的均衡匯通，獨立思考和處事應變能力的提高。

一個書院就是一個大的宿舍區。來自不同學院、不同年級的學生們在這裡學習、競賽、娛樂、生活。書院有自己的通識教育學分，學生們經常在不同的活動中得到這些學分。各個書院經常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有的是幫助學生提高自身素質，做好充分的準備面對社會，比如面試工作坊、寫作培訓班、社交禮儀講座；有的邀請各界名人來學校演講，讓學生們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在校慶或者院慶的日子，一般都有慶祝活動，學生們積極參與策劃籌備，學校、學院的凝聚力和學生們的自豪感在此時最能得到體現。作為居住生活的場所，書院為學生營造了一個小型的學習生活環境，增強了學生間的交往，有利於形成集體合作的氛圍，對學生的性格養成、學術興趣、價值取向等會產生積極影響；書院精細的管理、完善的設施為學生成長提供了有利條件，有利於對學生開展專業知識知識以外的能力素質培養。

書院還設有學長制度。對內地學生而言，內地或香港學長擔任輔導學長，協助新生儘快適應香港的生活及學習模式。書院把不同的年級和不同的學科背景的學生們融合在一起，藉此開拓他們的眼界。香港中大在亞洲獨有的書院教育，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作用非常大。香港中文大學書院和學院并行的內部架構設置，立足於學校自身對高等教育的理解。既師承了中國古代書院傳統辦學思想，更借鑒了歐美等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耶魯大學的教育理念和學校精神，以及承載這種先進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的大學內部設置，在香港大學和我國內地大學設置中獨樹一幟，特色鮮明，並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更加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