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黃昏

書名：偶像的黃昏

作者：傅國涌

傅國涌先生是位有積澱、有眼光、有情懷的學者。他經年致力於鉤沉近現代史事和人物，發掘暌違已久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傳統，以之建構自己的精神世界，並由此感懷時事、臧否人物。閱讀他的文字，時時能夠感受到一種悵惘、冷峻和憂思，催人警醒，令人低徊。從《追尋失去的傳統》到《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從《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台前幕後》到《偶像的黃昏》，短短兩年多時間，傅國涌就有四本文集問世，其勤奮不難想見。與前三本書各自集中闡釋一個命題不同，《偶像的黃昏》收入的文章比較多樣，既有人物點評，也有世相雜談，既有學術文章，也有讀書雜感。正因為此，本書或許更能見出傅國涌先生的視野和關懷。

書名題作《偶像的黃昏》，乃是源於放在卷首的同名文章——《偶像的黃昏：從金庸到金庸酒——兼談金庸與中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難產》。

對於至今仍然迷信金庸的人們來說，這篇文章實不失為一服清醒劑。在給金庸作過傳的傅國涌看來，金庸仍然是個傳統士大夫：崇拜至高權力，迷信好人政治；認定“報紙是老闆的私器”，媒體要聽從政府指揮；絕對仇視美國；始終貪戀財富。“他的權力觀、新聞觀、金錢觀、宗教觀以及他強烈的反美、仇美觀點，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貪婪、虛偽、狹隘的一面。一句話，在人格、思想、心理結構上他還沒有走出古代。”傅氏對金庸的這一“定位”與胡一刀相似。胡在《金庸與韋小寶》（2001）一文中說：“所可惜者，身為多壽多金的社會賢達，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進，政見每多保守。”“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沖，倒近乎韋小寶了。”傅氏在分析了金庸的四個精神來源后還有此一嘆：“金庸的選擇清楚地告訴我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要成就現代人格是何等艱難。”

除了金庸，被傅氏顛覆的大牌偶像還有李敖和王朔。其中對於王朔的躥紅，傅氏指出“在一個犬儒主義盛行的民族裡，王朔註定了要成為萬眾仰視的英雄、明星。這是一個人們什麼也不信的時代，王朔的登場正好以他那些別開生面的胡侃神聊掩蓋人們內心的恐懼、怯懦和無聊”：“王朔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醜陋與卑怯”。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寫於1976年的一本描述勃烈日涅夫時代蘇聯社會犬儒主義的書中，曾引述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蘇聯異議人士的話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干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正如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王朔小說可以“上天入地”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與上述幾篇文章相比，《打翻的五味瓶——中國人走近諾貝爾文學獎的歷程》雖非一篇顛覆偶像的文章，但也可糾俗見之偏，從而使不倒的偶像更加真實。比如對於魯迅拒絕諾貝爾獎提名，一般都認為是魯迅自謙的結果，似乎不自謙就一定如何如何，但其實這自謙未嘗不是基於冷靜與理性的判斷。

魯迅在1927年9月27日寫給台靜農的信中說：“諾貝爾獎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對於魯迅的小說創作成就，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曾有這樣的評價：“《吶喊》集中最長的一篇當然是《阿Q正傳》，它也是現代中國小說中唯一享有國際盛譽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藝術價值而論，這篇小說顯然受到過譽：它的結構很機械，格調也儘是插科打諢。”雖然夏的觀點可以討論，但至少可以使得人們冷靜看待魯迅的“實力”。

顛覆偶像之外，本書還樹立了一些偶像——發掘了一批淹沒無聞的奇偉人物。力倡“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出版家張元濟、邀集一批當世大家撰稿的副刊編輯向繼東、唯一敢為胡風申辯的呂熒、十年收留袁克定的張伯駒……眾多人物無不讓人領略到一種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底氣。而在偶像的顛覆與樹立之間貫穿的其實是一個相同的邏輯，那就是現代價值的建構和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