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匈事件

波蘭發生的事變，以及隨後發生的波蘇矛盾得以和平解決；而在匈牙利，抗議活動演變成為當局無法控制的動亂，蘇軍的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事變才得以結束。

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要從這一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說起。1956年2月，嚴寒還包圍著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宮內氣氛卻很熱烈，從14日至25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正在這裡召開。這次大會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開的蘇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對蘇聯內外政策進行一系列調整加以確認的大會。同時，它也是結束“斯大林時代”的重要里程碑。應邀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55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在這次會議期間，最具有爆炸性的事情發生在24日下午大會宣布閉幕以後。大會於午夜11時30分又通知代表們還要舉行一次會議，有的代表已經離開下榻的賓館又被緊急召回，出席“已經閉幕”的代表大會。按照大會主席團的專門決定，這是一次秘密會議，因此外國代表團沒有被邀請。

在這個秘密會議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也被稱為“秘密報告”。報告以大量的、驚人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錯誤，論述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和危害。赫魯曉夫首先公布了列寧給第十二次黨的代表大會的信。這封信斯大林在世時被嚴密封鎖。列寧在這封信中對斯大林作了評價，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議代表大會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務上調開，找一個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斯大林後來所犯的全部錯誤，證明列寧的擔心是完全正確的。這樣，赫魯曉夫首先剝去了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戰友和合法繼承人的神聖光環。接著報告指出了斯大林濫用權力，對反對者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先撤消領導職務，然後從肉體上消滅的事實。

揭露了斯大林時期大量的冤假錯案，造成了大批忠誠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幹部被逮捕和處決，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報告還談到斯大林在農業和民族政策上的種種失誤，也談到了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和戰爭初期的錯誤，導致了紅軍的嚴重失利。報告披露了斯大林是如何製造和欣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並提出了從理論和實踐上肅清個人崇拜的有關措施。最後赫魯曉夫強調，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拿到黨外去宣揚，尤其不準登報，以免為敵人所利用。儘管赫魯曉夫提出對這個報告要嚴格保密，但實際上他本人並不想這樣做。蘇共中央書記處在代表大會閉幕的幾天後就發出指示，將報告的全文向黨的積極分子傳達，不久又在蘇共所有基層組織全體黨員會議上傳達。所謂“秘密報告”很快在蘇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5月份，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波蘭人那裡搞到了“秘密報告”的全文，並將此報告發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猶如原子彈爆炸，引發出了強大的衝擊波。幾十年來，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語錄，他的功績，他的畫像和塑像無處不在，斯大林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全世界共產黨人中間是一種精神支柱。而現在，在赫魯曉夫的報告面前，斯大林的神聖形象被打碎了，人們在心靈上所經受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衝擊最大的是東歐國家。這些國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由蘇聯紅軍從法西斯德國手裡解放的。它們都毫無例外地採用蘇聯的模式，用蘇聯的經驗建立國家政權和進行建設。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在國內也曾經搞過像斯大林那樣的駭人聽聞的政治清洗。當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揭露后，東歐國家的人民要求其領導人糾正過去的錯誤，為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昭雪，出現了要求擺脫“斯大林模式”、要求擺脫蘇聯控制的社會情緒。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一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被弄得不知所措。當時正在莫斯科率領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大的總書記貝魯特在表態時講道：“我們懷著悲傷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壞事的消息，波蘭人民那麼感謝斯大林，感謝他的智慧和援助……”他經不起這樣的打擊，沒有隨波蘭代表團回國，於3月12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隨後，在波蘭出現了大的社會動蕩。

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貝魯特死後，選舉奧哈布為黨的第一書記。奧哈布上台後，順應黨內和社會上的要求，坦率地承認黨在過去犯的許多錯誤，並在國內政策上進行調整，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如公開宣布對1948年在斯大林授意下對當時黨的總書記哥穆爾卡的批判是錯誤的；數以千計的曾遭到囚禁的無辜公民平反出獄；主管保安部門的政治局委員拉德凱維奇被撤職，社會的政治空氣悄然地在放鬆。這時，波蘭黨也強調維護波蘭的獨立，提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是，時間不等人。波黨領導人顯然跟不上蘇共二十大后的形勢，沒有對個人崇拜進行批判，也沒有堅決檢討和糾正黨在過去執政時期所犯的錯誤，特別是對人民群眾政治、經濟上的要求估計不足。人們的不滿終於爆發了。1956年6月上旬，波茲南市采蓋爾斯基工廠(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的工人要求退還過去三年不應徵收的稅款，還提出改革工資制度等要求。由於波茲南省委無權答覆工人的要求，工人們便推舉了30人組成了代表團，前往華沙同機械工業部部長羅曼·費代爾斯基談判，期望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談判時，部長答覆說，減少稅款是可以考慮的，但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代表團回答說，如果拒絕了工人的要求，工人們將在6月28日舉行罷工。部長憤怒地說：“如果你們上街的話，你們將會遇到坦克！”談判破裂了，雙方不歡而散。代表團通過電話向廠里工人傳達了談判失敗的消息。

在6月27日的全廠職工大會上，工人們得知請願失敗的消息后十分憤怒，決定在代表團回來之前就到市區自由廣場向市政當局請願。6月28日，采蓋爾斯基工廠1萬多名工人罷工，走上街頭。他們向市中心的方向遊行示威，沿途又有許多群眾加入遊行隊伍，遊行隊伍中約有4千員黨員。大約9點鐘的時候，市中心廣場及其附近聚集了幾萬人。起初，遊行隊伍是有秩序的、平靜的。隊伍到達廣場后，就派出了代表要求市委領導接見，但是市委領導拒絕接見，這使廣場上的群眾情緒激憤，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去華沙的工人代表團被公安部逮捕的謠言在群眾中迅速傳開，人群中激起了怒潮。有人高喊：“到監獄去!”“要找到他們，把他們放出來!”等口號。同時，有人打出了事先準備好的標語牌：“我們不要空頭支票，我們要麵包和自由!”“釋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國佬滾回去!”廣場上空響徹著憤怒的口號聲。遊行的人群衝擊了姆溫斯卡街的監獄，解除了衛兵的武裝，放出了257名犯人，並佔領了武器庫。後來又攻擊了法院以及省公安廳的辦公樓。在公安廳大樓前，發生了槍戰，有許多人倒在血泊之中。遊行示威已經演變成為一場流血衝突。

波茲南發生的事件震動了最高當局。為了平息騷亂，波黨中央政治局決定出動軍隊鎮壓鬧事者，並決定由國防部副部長斯塔尼瓦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統率部隊。他和負責整個行動的約瑟夫·西倫凱維茲總理一起到波茲南。波普瓦夫斯基將軍從當地的兩所軍官學校和附近的訓練營地抽調了部隊，很快控制了局面。6月28日晚，事件就被平息了。在波茲南事件中，有53人死亡，300多人受傷，323人被捕。30日，一場大雨沖刷著波茲南街頭的血污，這座城市似乎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然而，在波蘭人民心裡卻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在波茲南事件被平息后，波蘭黨和政府採取了一些緩和矛盾的撫恤措施。6月30日，在波茲南各墓地舉行了死者的安葬儀式，西倫凱維茲等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也去參加了葬禮。7月10日政府宣布，原來向采蓋爾斯基工廠工人徵收的650多萬茲羅提(波蘭貨幣名稱）稅款將分期償還該廠工人們。機械工業部部長羅曼·費代爾斯基被撤職。但是，此後波蘭的局勢卻一直動蕩不安，全國各地工廠罷工和遊行示威此起彼伏，許多工廠成立了工人委員會。

在對波茲南事件的看法和處理方法上波蘇兩黨發生了分歧，並由此發展成為波蘇衝突的“十月事件”。起初，波蘭黨和政府也認為，波茲南事件是“帝國主義代理人”和暗藏的反動分子利用工人群眾的不滿情緒挑起的，是反對人民政權的“嚴重騷亂”。後來波黨領導人對事件的看法發生了轉變。7月18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七中全會。黨的第一書記奧哈布在報告中指出，黨和政府應對波茲南事件負主要責任。他說，在尋找波茲南事件的原因時，“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動者和帝國主義走狗的陰謀上去，那是錯誤的。通過對事件的分析，我認為極大部分責任要歸中央和地方領導的官僚主義和愚昧無知。”他強調說：“波茲南事件是一個警告，它證明在黨和人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方面存在著重大錯誤”根據這種認識，他在報告中提出應立即採取措施，克服黨和政府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實行經濟管理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全會根據奧哈布的報告，通過了《關於政治、經濟局勢和黨的主要任務》的決議。決議認為，波茲南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經濟上的疏忽，指出在黨的工作中嚴重存在著“個人崇拜、官僚主義墮落和黨內缺乏民主”。全會決定從實行經濟管理合理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著手，實行一條社會主義革新路線，以緩和同人民群眾的矛盾。全會為在1948年～1949年“大清洗”時期被開除出黨的前黨的總書記哥穆爾卡恢復了名譽。七中全會之後，圍繞經濟、政治體制的革新，黨政幹部更換的必要性等問題，黨內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廣大人民群眾擁護黨的革新路線，他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人民的思想非常活躍，對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重大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辯論。社會主義革新的性質、範圍和內容，關於黨的建設問題，關於同蘇共和蘇聯的關係等問題，都是討論和辯論的問題。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改組黨和政府的領導班子，希望哥穆爾卡擔任黨的第一書記。在西倫凱維茲的勸說下，奧哈布同意辭去黨的第一書記，讓哥穆爾卡擔任這個職務。那時，在大多數波蘭人心目中，哥穆爾卡是維護民族獨立的政治家，是個人崇拜時期的受害者，是有能力領導波蘭前進的領袖。由於對國內外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不同，波蘭統一工人黨內出現了對立的派別。10月13日，波蘭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形勢和召開八中全會等問題。哥穆爾卡雖然不是政治局委員卻參加了會議。會上主張革新的力量占絕對優勢，這使保守派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們密電向蘇聯告急求援，並密謀策劃一次軍事政變，企圖在八中全會召開前夕逮捕一批主張革新的領導人。本來對波茲南事件的看法和處理，波蘇兩黨就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蘇聯《真理報》6月30日發表的蘇共中央聲明說，波茲南的“反人民暴動”是美帝國主義策劃的，目的是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在波蘭黨中央的看法轉變后，蘇共領導仍然堅持這個觀點。波蘭黨七中全會以後，波蘭局勢在急劇地變化著，革新的呼聲甚高，要求在各個領域實行革新措施，特別是呼籲把波蘇關係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要求，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的輿論，這使蘇共領導坐立不安，擔心波蘭失去控制，並在東歐引起連鎖反應，因此要求波蘭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談。波蘭黨政治局以即將召開八中全會不能脫身為理由，婉言謝絕了蘇共的邀請。這更使蘇共領導十分惱怒和擔心，便決定直接出馬乾涉波蘭的內部事務，阻止波蘭的局勢向背離蘇聯意志的方向發展。10月19日，波蘭黨八中全會召開的當天，未經波蘭黨的邀請，赫魯曉夫親自率領“一隊強有力的人物”駕臨華沙，其中有米高揚、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科涅夫元帥(華約組織部隊司令)、安東諾夫(蘇軍總參謀長)等人，突然飛抵華沙。機場事先沒有得到通知，不準飛機降落，飛機在機場上空轉了近一小時才降落。同時，蘇共領導人調動軍隊，駐在波蘭的蘇軍開始向華沙及其他城市移動，還從東普魯士調動部隊進入波蘭，並增派了在波蘭港口的軍艦，形成了對華沙的包圍態勢。當時，波蘭黨八中全會正在舉行，首先增選了哥穆爾卡、斯彼哈爾斯基、克利什科和索文斯基4人為中央委員，並決定原政治局辭職，由中央委員會選舉一個新的政治局。在這項議程結束后，奧哈布向全會宣布蘇共代表團抵達華沙的消息，建議暫時休會，因為蘇共代表團要求立即同波蘭黨政治局代表團舉行會談。哥穆爾卡也以第一書記候選人的資格參加了同蘇共代表團的會談。在機場上，赫魯曉夫對波蘭黨領導人態度傲慢，怒氣沖沖地大聲訓斥波蘭黨的政治局代表團成員。他叫道：“我們為這個國家流了我們的血，而現在你們卻試圖把它出賣給美國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這辦不到，絕對辦不到。”哥穆爾卡回答說：“我們比你們流了更多的血，我們並沒有把波蘭出賣給任何人。”赫魯曉夫望著哥穆爾卡問道：“他是誰？”“我是哥穆爾卡，我曾經被你們關在監獄里3年。”赫魯曉夫驚奇地問：“他在這裡幹什麼？”奧哈布答道：“他來這裡，是因為我們決定選舉他作為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氣得大聲叫喊：“反了，反了，發生了一種背叛行為。我們必須來，這不僅是波蘇關係問題。你們危害了我們在德國的地位，你們威脅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赫魯曉夫發了一通火之後，就要求驅車前往波黨中央委員會會場參加波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這個要求遭到波蘭黨領導人的拒絕，兩黨代表團就在貝爾凡特列宮舉行會談。在會談中，赫魯曉夫仍堅持讓蘇聯代表團出席波黨中央全會，並表示不同意哥穆爾卡提出的新政治局成員的名單，說這個名單“排擠優秀的共產黨人”，“你們在為反動派和反革命分子開闢道路。政治局不能改組，你們的新候選人名單將把社會主義毀掉，我們有權要會議聽取我們的意見。”這些要求遭到波黨領導的拒絕和反駁。波黨領導指出，波蘇兩黨間的許多問題都是因為蘇聯人參加了波黨的中央全會造成的。奧哈布指出，蘇聯人出席會議不利於“良好的兩黨關係”。在會談當中，波黨領導人得知蘇軍正在向華沙進軍，奧哈布質問說：“那是真的嗎？”赫魯曉夫回答說：“那是真的，華沙實際上已被包圍了。”蘇共領導人企圖用武力威脅使波黨領導人就範。奧哈布和哥穆爾卡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奧哈布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能把我們拘留在這裡而在外邊發動一次武裝政變的話，你們就錯了，我們是有準備的。”哥穆爾卡說，“除非你們馬上把軍隊調開，否則我們就要離開這裡，在大炮瞄準華沙的情況下，我們拒絕會談。如果你們不停止蘇聯軍隊的前進，我就要在廣播電台向人民講話。”由於波黨領導人的堅決鬥爭，赫魯曉夫只好下令蘇軍停止前進。

赫魯曉夫看武力威脅不成就變換了策略，他滿面笑容地說，我們來這裡不是要威脅你們，而是來幫助你們。蘇聯願意立即提供2億金盧布的貸款，在波蘭人認為適當的時候使用。他又表示支持哥穆爾卡等人進入政治局，但一定也要讓羅科索夫斯基等人進入政治局。羅科索夫斯基是1949年斯大林派來參加波蘭黨政治局的，此人雖然是波蘭人，但在1918年參加蘇聯紅軍，是蘇軍元帥。波黨領導人回答說，在新領導問題未解決之前，不討論經濟問題。關於羅科索夫斯基，哥穆爾卡說，波蘭人民認為他是蘇聯人控制的象徵。會談暫停，波黨領導人回到中央全會，奧哈布宣布原政治局集體辭職，宣布了新政治局成員的名單，他本人提出辭去第一書記職務，並提議由哥穆爾卡任第一書記。羅科索夫斯基等人都被排除在新政治局之外。

當華沙廣大群眾得知新政治局的名單和同蘇聯人會談的消息后，群情激奮，工人、學生在談判會場外面的馬路上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高呼擁護哥穆爾卡的口號。華沙市的基層機關、工廠和學校已把民兵組織起來了，工人還派代表到軍隊去爭取軍官和士兵，希望他們站起來維護民族獨立。工人、學生和士兵都站在黨中央一邊，準備對付蘇軍的入侵。會談繼續進行，蘇聯人仍然堅持要羅科索夫斯基進政治局。西倫凱維茲指出，政治局候選人的新名單已經公諸於眾，這個新名單是不能變更的。會談繼續到19日深夜，赫魯曉夫軟硬兼施都未能奏效。當赫魯曉夫從羅科索夫斯基那裡得知，波蘭軍隊多數已不聽他指揮時，只得讓步。他笑著說，把什麼人送進政治局，是你們自己的事。他要求發表一個重申波蘇友誼的公報，蘇聯保證命令軍隊撤回基地。波黨領導人向蘇共領導解釋，民主化是共產黨一種革新政策，是為了建立一種使波蘭人得到好處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破壞華沙條約組織，並強調指出，波蘇友好是波蘭對外政策的基礎。會談結束后，發表了一個公報。次日早晨蘇聯代表團回國了。不久，羅科索夫斯基也回到蘇聯，這就是“十月事件”。波黨的八中全會繼續舉行，改選了新的政治局，選舉哥穆爾卡任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他在會上提出了革新路線和改變措施。他認為，“波茲南事件”中工人跑到大街上，“他們抗議的並不是人民波蘭，並不是社會主義。他們抗議的是我們社會制度普遍存在的並且也是他們痛苦地感覺到的弊病，抗議的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歪曲”。他說：“把痛心的波茲南悲劇說成是帝國主義特務和挑釁分子鬧出來的，這種笨拙的企圖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波黨八中全會使舉國為之興奮，人們對哥穆爾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波蘭的社會危機過去了。

1956年匈牙利所發生的事情是同納吉個人的命運相聯繫的。納吉·伊姆雷出身於農民家庭，做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布爾什維克，開始為匈牙利擺脫舊王朝的統治、建立蘇維埃共和國進行鬥爭。為此，他曾被捕，並於1928年流亡到蘇聯避難，在蘇聯農業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吉積極參加反法西斯的鬥爭，成為當時匈牙利抵抗運動的領導人。由於他出色的表現，1945年成為匈牙利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他先後擔任了幾個部的部長職務。1949年，因反對搞合作化運動而被撤銷了職務。但是他公開承認了錯誤，因此在下一次的黨代會上，又被重新選為政治局委員。1950年，他出任食品部長，后又任徵購部長。1953年後，納吉出任政府副總理。隨後，由於蘇聯人對匈牙利內政的干涉，納吉被推上了總理的位置，從此捲入到一場政治漩渦中來。

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3個月，德國柏林發生了要求改善生活的群眾遊行示威事件。此時，東歐其他國家也出現由於群眾不滿的騷動不安的跡象。為了穩住東歐國家，蘇聯新領導人對此十分重視，要求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在對內政策上進行適當的調整。在這種背景下，蘇共領導召集匈牙利共產黨第一書記、匈牙利政府總理拉科西率領匈牙利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進行訪問。納吉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次莫斯科之行竟改變了他的命運。參加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還有匈牙利共和國主席團主席道比，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匈牙利的頭號代理人格羅，匈牙利國家武裝總司令法爾卡什等。出人意料地是，納吉也在莫斯科開出的代表團名單之列。參加這次秘密會晤的蘇聯領導人有總理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赫魯曉夫、米高揚以及莫洛托夫、貝利亞、布爾加寧、蘇斯洛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人。會晤時的氣氛極為緊張。馬林科夫冷淡地問候了匈牙利人后，就嚴厲地對拉科西說：“你們那裡的情況很糟。據我了解，在你們的工業中心切佩爾、歐茲德和迪歐什傑爾發生了騷亂。”拉科西開始辯解，但米高揚打斷他的話說：“您想用數字封住我們的嘴。我們也有這類的數字，不過和您的不一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您進行了極大的冒險。您沒有一點點焦炭就建立了一座新型的鋼鐵工業城。您連勞動人民的吃飯問題都不能給以足夠的滿足就瘋狂地去建造代價高昂的地下鐵道。被您強行集體化的農民們連種子都生產不出來。此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們的集中營里受難。”拉科西臉色蒼白。

的確如蘇聯人所說，這位被稱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共產黨的第一書記，正把他的國家推向深淵。1948年6月，拉科西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拉伊克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拉伊克·拉斯洛被指控為“美國情報機關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間諜”、“霍爾蒂(二戰前匈牙利政府首腦)警察局的特務”、“陰謀武裝暴動”、“謀殺共產黨領導人”等罪名而被逮捕。幾天後，與“拉伊克案”有關的幾個主要被告人一一被絞死。1951年5月，拉科西又開始了大清洗。每天，都會有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外出旅行”，從此銷聲匿跡。軍隊中的許多高級軍官一夜間便不知去向。單是內務部，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長的卡達爾被逮捕，並秘密地判處無期徒刑。繼任的內務部長多爾·澤爾德不久也全家自殺，當局宣布他們是“法國秘密情報機構的間諜”。此外，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拉科西、格羅和法爾卡什·米哈依組成了“三駕馬車”。他們狂熱地提出，要在5年之內，把匈牙利變成一個“鋼鐵國家”。於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投資的90%用於發展重工業，全部工業投資的2/3用於發展採礦和冶金業。這個根本無法實現的計劃嚴重地削弱了輕工業、服務業和農業。拉科西還主張要“在三四年內，使90%的農民在社會主義的集體中耕種土地”。於是，許多地方都強迫組織起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多數入社的農民，都是些最貧困、沒有土地的人們，他們缺乏生產經驗，沒有足夠的牲畜，幾乎沒有機器，收割的70%依靠手工。這使農民的收入下降了2/3。他們還千方百計地加重農民的負擔，實行所謂的“義務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指標越來越高，而收購的價格卻越定越低。對於那些敢於抵抗交售的人，可判處3年以下的徒刑。結果，大批的農民只好逃離農村，扔下大量荒蕪的土地無人耕種。農村經濟的變化，嚴重地影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許多基本食品、工業日用品開始憑票供應。商店的門前，排起了長龍般的隊伍。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年年發行“和平公債”，這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到1952年，國家職工的實際工資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0%，憤怒的情緒在人民中間迅速蔓延著。但是，拉科西一夥卻無視這場災難。

他們製造謊言，掩蓋事實，欺騙人民。並且把那些敢於說真話的人投入監獄。在這個時期，匈牙利建立了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萬的人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長期囚禁關押。他們大多是工人和農民，因為偷了合作社的糧食或殺了一頭離規定重量還差幾斤的豬等，便被關了起來，而且長期得不到釋放。所有這一切，都是拉科西一手造成的。

至此一語未發的赫魯曉夫對他喊了起來：“您極大地損害了你們的人民！您罪行累累！長此以往，人們將用糞杈把您趕出這個國家。”貝利亞也插話說：“您想當什麼？想當猶太人的皇帝嗎？”馬林科夫較鎮靜地繼續說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運動的老戰士，您必須理解時局。您必須分權，把權力分配給在領導班子中精通事務的同志。對此，您有什麼想法？”此時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對蘇聯人的指責只有唯命是從。赫魯曉夫建議他選一位能操持國家大事的人。經過長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后，馬林科夫提示道：“您認為納吉·伊姆雷怎麼樣？”拉科西看了納吉一眼，就像第一次見到他一樣。他說：“納吉·伊姆雷是個好同志，但是……”然而，蘇聯人沒有容他把後面的話說出來，就接住了話題：“那麼說您不知道把權力分給誰了？我們自革命以來就了解納吉·伊姆雷。當1918年匈牙利共產黨根本還不存在的時候，他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了……他是一位共產黨領導中德高望重的專家。再說，他又是你們政治局委員。他農民出身，本人也當過農民，又是教授。我們信任納吉·伊姆雷同志。他可以和您一起來改善你們國家的狀況。”隨後納吉發言說，他對蘇聯政治局的同志們對他的信任表示感謝。他簡單地談了一下布達佩斯新的領導班子的任務：結束警察恐怖；為無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資政策以及給農民更多的自由等。莫洛托夫打斷納吉的話說：“不僅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誰不贊成集體農莊，誰可以退出。這無關緊要。”在匈黨代表團走出會議室時，曾經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讓納吉走在他的前面，並說：“您請，伊姆雷，現在您是領導人。”就這樣，納吉被蘇聯人推上了匈牙利政府總理的寶座，開始了他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涯。納吉擔任總理后，和拉科西之間的矛盾衝突便開始了。

歷史的經驗教訓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看不到或不承認社會主義時期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是一種糊塗的錯誤認識，但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受到國內外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而誇大階級鬥爭形態的嚴重性，並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複雜交錯，且人民內部矛盾又佔主要成份的條件下，仍然採用過去戰爭時期一整套對敵鬥爭的策略來處理眾多的複雜矛盾，必然會導致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指針的動搖，發生重大的失誤，在實踐中招致嚴重的後果。

波匈事件是指1956年6月波蘭西部波茲南城發生的流血事件，簡稱波茲南事件，和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大動亂，稱匈牙利事件。波茲南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波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不顧本國國情照搬蘇聯模式，致使經濟不景氣，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6年6月上旬，波茲南的斯大林機車車輛廠工人要求政府增加工資和減少稅收，派代表團到首都找機械工業部談判，因陷入僵局，工人不等代表團返回，就到市區廣場向市政當局請願。28日，該廠工人舉行示威遊行，因市政領導拒不接見工人代表，引起群眾憤怒。此時，又傳說在華沙的工人代表已被公安機關逮捕，群情更加激憤，高喊：“我們要麵包和自由！”“俄國佬滾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號。部分示威者衝擊政府機關，有的從民兵手中奪取武器，開槍射擊公安人員，於是政府當局出動警察進行鎮壓。在雙方衝突中，死了54人，傷了200多人，數百人被捕，騷亂當夜平息。6月30日，波茲南各基地舉行了有黨和政府領導人參加的受難者安葬儀式。隨後，政府給機械工業部部長降職處分。7月10日政府宣布，分期償還向波茲南斯大林機車車輛廠徵收的超額稅收等，於是雙方矛盾趨於緩和。匈牙利建國后，以拉科西為首的領導集團照搬蘇聯的經濟、政治模式，對外一味追隨蘇聯，對內推行極“左”路線。1949年6月以後在清洗“鐵托分子”運動中，造成一大批錯案，加之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引起匈牙利人民的強烈不滿。1956年6月發生的茲南事件和10月舉行的波蘇會議，對匈牙利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7月17日成立的裴多菲俱樂部於10月22日開會討論，向黨中央提出關於召開中央全會，修改第二個五年計劃，實行工人自治，恢復納吉職務，開除拉科西等10點建議。當夜，布達佩斯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團體又向政府提出要求蘇軍立即撤走，組織以納吉為總理的新政府，懲辦拉科西領導時期的一些負責人，確認工人罷工權利等16點要求。23日下午，組織了大規模的集會和支援波蘭的示威遊行。晚8點，黨的第一書記格羅·埃諾發表廣播講話，不僅沒有平息群眾的情緒，反而激化了矛盾。不久電台大廈前響起槍聲，發生了流血事件。24日廣播以納吉為首的新政府已請求蘇聯軍隊來協助恢復秩序。這一行動更加激怒了群眾，導致部分學生、工人、士兵同蘇軍的武裝衝突，蘇軍在鎮壓動亂中，槍殺了許多無辜群眾。帝國主義的間諜和霍爾蒂時期的反動勢力則乘機進行騷亂和顛覆活動，造成10月29日更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事件發生后，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瓦解。11月1日晚，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告成立，由卡達爾擔任第一書記，4日成立以卡達爾為首的工農革命政府，動亂逐漸平息。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人民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和拉科西等領導人所犯極“左”錯誤，而後來被西方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大動亂。

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的發生，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作為領袖人物毛澤東的觸動是很深的。

波匈事件對毛澤東的積極影響主要有兩個：其一，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認識更加深化。逐步形成了這一思想的理論體系。其二，毛澤東從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中，感受到新一代蘇共領導人雖然一方面又在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另一方面又在繼續重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這就更加堅定了他與之鬥爭的信念，堅定了他獨立自主地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最早的一些想法可以說是在4月25日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十個關係實質上就是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十個問題。毛澤東這樣一些思想產生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可以說來源於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認識和蘇聯模式經驗教訓的總結。12月29日，在毛澤東主持撰寫並親自修改的《再論》中，第一次從國際共運的範圍上公開提出了兩類矛盾問題。

《再論》對兩類矛盾的分析儘管是從國際問題和國際矛盾而提出來的，但實際上已經初步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客觀分析的思想。這一思想隨後在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後來整理出來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作了系統的闡發，並構築起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體系。

《正處》首先強調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強調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文章集中表露了這樣一個思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儘管人民已經當家作主，但人民內部也有種種利益和認識上的矛盾，包括人民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處理不當，就會影響人民的團結，從而破壞社會主義民主。斯大林的錯誤，波匈事件的發生，國內出現的罷工、罷課等事情，都與沒有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有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和原則，毛澤東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在一般情況下，不是對抗性的矛盾，解決的方法只能是民主的原則和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

毛澤東從波匈事件中得到了積極意義上的啟發，同時也受到消極意義上的影響。這一影響主要是：在對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和分析中，過分地看重了階級鬥爭的因素，同時把這一誇大了的階級鬥爭形勢運用於對國內現實階級鬥爭形勢的分析，產生了錯誤的估計，最後導致了實踐上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波匈事件發生之初，毛澤東顯然是注意到了這是斯大林時期大國大黨沙文主義長期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所造成的一個後果。但因為在匈牙利事件中，帝國主義直接插了手，並由此掀起了一場國際上的反共高潮。與此同時，國內也相繼出現了一些攻擊共產黨領導的言論和少數地方的罷工、罷課和公社社員退社事件。這一國際國內出現的新情況，使毛澤東逐步地淡化了對波匈事件的最初認識和分析。他開始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他更加擔心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引起的震蕩會斷送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感到需要站出來與否定列寧主義的機會主義思潮進行鬥爭，捍衛十月革命的道路及經驗。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波匈事件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