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模式

所謂蘇聯模式，即指蘇聯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形成的制度、體制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這個模式形成於斯大林時期，並不斷得到強化和固化，但是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出爐之後，去斯大林化，削弱集體化，國有企業趨於利潤化，破壞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體制，最後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走向了鳥籠經濟。對於蘇聯模式的內涵，有各種各樣的概括。總的來看，應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層面，二是具體體制、機制的層面 。

社會基本制度是一種社會制度區別於另一種社會制度的最基本方面。它是一種社會制度內在所固有的質的規定性的最一般反映，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等領域。而具體體制、機制則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是為基本制度的完善與發展服務的。兩者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繫。基本制度居於主要的方面，並佔據主導地位，而體制、機制與政策居於次要方面，並處於從屬地位。從狀態上看，基本制度是相對穩定的，而體制與機制則是靈活易變的，要根據需要進行調整和更新。 在

從社會基本制度的層面看，在經濟領域，蘇聯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使之在國民經濟中占統治地位，並在此基礎上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在政治領域，蘇聯確立並堅持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形成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蘇維埃政權，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實行廣泛的民主，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在意識形態領域，蘇共堅持無產階級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蘇聯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而在赫魯曉夫進行去斯大林化之後，蘇聯以工人階級的主體保衛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了跟社會主義相悖的路線，“蘇聯模式”的成熟就是這裡。

應該說，社會基本制度的層面反映了蘇聯模式的本質，貫穿於蘇聯模式形成、發展的整個過程，帶有穩定性、根本性的特點。這是蘇聯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使之與蘇聯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符合生產力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蘇聯社會生產力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保持快速發展、並在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嚴酷環境中取得勝利的制度根源。從這個意義說，蘇聯模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發展模式。堅持而不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該模式的本質特徵。

需要指出的是，在概括蘇聯模式的特徵時，有人根本否定蘇聯模式的這個基本方面。戈爾巴喬夫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當他還在蘇共總書記任上時，他就把蘇聯模式概括為“極權官僚模式的社會主義”、嚴重“變了形的社會主義”、“曲解了的社會主義”、“專制的”社會主義，認為蘇聯過去搞的不是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他還把蘇聯模式看成障礙蘇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根源。蘇聯解體后，他依然認為：“在蘇聯佔上風的是僵硬的、甚至殘酷的極權主義制度”，這種所謂的“極權主義”具體表現的還是在斯大林死後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勃涅日列夫，他們一改往日社會主義制度的做法，改變了蘇聯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赫魯曉夫通過把“集體農莊”的經濟改革，原來的“義務交售制”改成了收購制，允許集體農莊進行擁有土地，又進行比在斯大林時期更大規模的“個人崇拜”，嚴重脫離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走向了跟社會主義相悖的修正主義道路，所以要說明的是，這種所謂極權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修正主義，蘇聯的“新權貴，新官僚”成了蘇聯的統治階級。我們一般稱為“蘇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

根據上述的說法蘇聯模式在赫魯曉夫改革之後官僚統治的極權性體現在蘇聯社會中存在異化與壟斷。蘇聯的“極權社會主義”，引起了本就在復辟之中的官僚主義集團的異化；經濟上國有企業主導，但卻並非公有制，公有制並不等於國有企業，而在官僚主義集團專政下的國有企業就更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在一定階級統治下有不同的屬性，生產資料應當去除資本屬性。

由於赫魯曉夫等人改變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遭到了破壞，在全民所有制企業方面

赫魯曉夫上台後不久，在工業部門進行了所謂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的實質，就是廢除適應於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經營、管理方針，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針，把利潤原則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指導原則，使追求利潤成為生產的最終目的。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魯曉夫集團就作出了“擴大企業經理職權”、“擴大廠長許可權”等決議。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叫嚷“必須徹底實行”“個人物質鼓勵原則”。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強調要“加強物質刺激形式”，對經濟工作進行“盧布監督”，“提高贏利率…應當成為蘇聯企業活動的法律”，要“給予企業以更多的可能性來支配利潤”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蘇聯《真理報》拋出了蘇聯御用經濟學家利別爾曼兩篇鼓吹“利潤掛帥”的文章，鼓吹利潤應當成為衡量企業效率的最後的總尺度。赫魯曉夫親自出馬加以肯定和推廣。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繼承赫魯曉夫“經濟改革”的衣缽，予一九六五年明令推行以利潤為核心的“新經濟體制”，並制定了具體貫徹“新體制。的《關於完善計劃工作，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的決議和所謂《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從立法上進一步肯定了在工業中業已復辟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新經濟體制”既保證了以勃列日涅夫集團為總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機器對各企業實行嚴密控制，同時，又賦予蘇修集團任命的企業經理在企業中按資本主義原則進行經營和管理的廣泛權力。從而使蘇聯的國營企業完全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企業。

蘇聯的“企業管理條例”規定，企業經理、廠長等對企業“負全部責任”，可“不經委託即以企業名義辦事”，對企業職工發布“命令”；有權“佔有、使用和支配”企業的財產，有權買賣生產資料；有權確定生產計劃和銷售計劃，任意生產利潤高的產品；有權自行招收、解僱和處罰工人，自行確定工人的工資和獎金，等等。總之，企業生產資料的支配和運用連同分配、人事大權完全操縱在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委派在企業的代理人手中，廣大工人群眾則完全被剝奪了領導和管理企業的根本權利。蘇聯的一位經理曾直言不諱地宣稱：“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麼干就怎麼干。”

事實正是如此。把持企業的特權階層，大權在握，為所欲為，他們“往往比舊的地主和資本家更厲害地壓迫工人”。經理可以任意打擊、處罰和解僱工人。這類現象，僅從蘇聯報刊上透露出來的，便已十分怵目驚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車修理廠的經理，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一下子就解僱了該廠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羅涅日汽車聯合企業的經理，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就解僱了五百三十人，“實際上更換了全部工作人員”。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連蘇聯報刊也供認不諱。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對工人的這些殘酷壓迫和剝削，有的還是由蘇聯領導集團明文規定並在全國推廣的。其“謝基諾經驗”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通過實行資本主義的血汗制度，加強對在職工人的剝削和增加勞動強度，在幾年內就解僱了一千三百名工人。裁減工人後“節約”下的工資基金，大部分落到經理、廠長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僱，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況。據蘇聯《勞動報》透露，僅俄羅斯聯邦二百九十二個實行“謝基諾經驗”的企業，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止，就已經解僱了七萬人。正當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流離失所之際，“謝基諾經驗”的創始人，從化學工業部部長到聯合企業的領導人，卻獲得了巨額的國家獎金和勳章。

又比如農業，六十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取消了對自留地的限制，1964年10月通過了《關於取消對集體農莊莊員、工人和職員個人副業的無根據限制》的專門決議。1969年頒布的《集體農莊示範章程》，對個人副業的範圍重新做了規定，將農戶的宅旁園地的限額擴大到了半公頃，羊10隻、豬兩頭、家禽不限。此外，居住在農村的工人、職員、退休者也可獲得宅旁園地。在章程規定的範圍內，國家和集體農莊為發展私人副業創造各種條件。同時還降低了個人副業收入的稅率。為了給個人副業生產創造更方便的銷售條件，1965年還頒布了《集體農莊市場示範條例》，規定無論是集體農莊還是個人都可在集體農莊市場上自由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其價格由市場自發形成，國家不加干涉。為了發展農莊市場，由政府撥款在城市興建庫房、提供冷藏設備等。

蘇聯在對工業、交通運輸業等各個部門的國營企業推行計劃工作和經濟刺激新體制的同時，決定對國營農場分期分批地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制。1967年先在400個國營農場試點，以後逐步擴大，到1975年所有國營農場部已改行完全經濟核算制。

完全經濟核算制的最重要內容就是要求“國營農場保證用自有資金支付一切生產費用，實行進一步的擴大再生產（進行生產性基本投資，形成基礎畜群，增加自有流動資金等），建立各種經濟刺激基金以及按時歸還銀行貸款。”這就是說，國營農場不僅要用自己的收入來抵補日常開支，而且要用所獲得的利潤自己進行擴大再生產。這樣，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條件同集體農莊基本上一樣了。

在完全經濟核算制條件下，國家對農場下達的計劃指標大大減少，國營農場經營自主權大大擴大。在生產方面，國家只下達各種主要農產品交售量任務，至於播種面積和結構，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牲畜頭數和產品率，以及各種農藝措施，均由國營農場因地制宜地自行安排。在勞動方面，國家只下達工資基金總額，農場經理可以自行確定工作人員人數、企業管理結構、工程技術人員人數，確定行政管理人員編製和行政管理費預算。在財務方面，國家只下達利潤總額、預算撥款、農業用固定生產基金付費三項指標，具體財務計劃由農場自行制訂，超產自賣，利潤歸自己。在基本投資方面，國家下達集中基本投資總額（包括建築安裝工程量）和靠集中基本投資實現的固定基金投產額兩項指標，至於集中基本投資的部門、方向、項目的計劃以及新建生產能力，住宅、文化-生活項目的投產計劃，都直接由國營農場規定，此外，農場還可以用鞏固和擴大農場基金的資金進行非集中基本投資。在物資技術供應方面，國家只規定由上級組織分配的生產資料供應量，這些供應量，根據國營農場自己申請的需要量以及國家的可能來確定。

關於蘇聯農業，有必要提到私人畜牧業及個人副業，自留地等等，早在1953年赫魯曉夫便鼓吹私人畜牧業，1958年由義務交售制變為合同收購制，1961年便發生了農業危機，向美國進口糧食。1963年估計全國經營私人副業的工農群眾已超過1000萬人。

然而就在1963年，卻發生了災難性的穀物減產3270萬噸事件。在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農業改革后包括放開自留地的限制，造成了嚴重後果，私人經濟發展的同時，1970年國營農莊的企業化已經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數量十分可觀，蘇聯農業產量此起彼伏，在1971年糧食減產500萬噸，1972年減產1300萬噸，被迫賣金購糧，這是輕信私人副業，自留地的後果之一。

政治領域，特別是蘇修時期過分集中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自上而下的幹部委任制；軟弱而低效的監督機制；地位特殊的國家安全機關。其中，過分集中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是指國家的權力集中於黨，黨的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的權力集中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或個人。這種國家權力集中於黨，黨集中到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進而集中到少數人乃至個人的領導體制，造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權力凌駕於黨和國家的過度集權的嚴重局面。其結果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權力受到削弱，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會議不能按期召開，黨內民主受到限制，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權被削弱，形成由總書記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專權的局面。

蘇聯模式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此前嘗試過“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大致從1928年開始廢止新經濟政策，逐漸形成了後來稱之為的蘇聯模式。這種模式形成過程中，當時執政黨高層發生激烈鬥爭，結果以斯大林為代表的多數派獲勝，隨後展開了三大運動：即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大清洗運動。

這三大運動的前一項是目標，后兩項是配套措施。布爾什維克黨這一代領導人認定，只有建立大工業才能為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奠定物質基礎，斯大林也是抱著這種信念搞工業化運動的，所以它有以下特點：一是高速度；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三是採取行政手段。可是搞工業化需要資金和技術，這個難題無論是對外開放還是自力更生都是必須面對的。根據先進國家的經驗，一是通過商業活動積累資金，二是通過海外殖民掠奪。當時蘇聯要採用前者勢必費時費日，國際形勢也不允許，所以資金問題必須自己解決。因為隨著工業化運動展開，大量投資用於重工業，消費品生產不足，無法從農民那裡換到糧食，要安排相應的輕工業生產又要佔用資金，只能讓農民為國家工業化繳納“貢稅”，這樣就必須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組織到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將全國農業經濟納入計劃體系，以便於國家從農民手中得到所需糧食和農產品，於是在1929～1932年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的特點，一是時間短；二是行政命令開路；三是消滅富農。在農業全盤集體化體制下，國家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同時抬高工業品價格，以此達到積累資金之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生活嚴重扭曲，日常生活物資匱乏，城鄉關係、黨群關係出現緊張，有呼聲主張對現有工業化運動進行調整。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辦？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黨中央不願意放棄高速度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的方針與做法，於是發動大清洗運動對於黨內持有反對意見的人士進行鎮壓。結果是，反對的聲音被壓制下去，工業化繼續保持原有高速度，可是對執政黨造成的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但相對的也鎮壓了不少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與走資派。同時“大清洗”也使蘇聯的工人和底層農民地位提升起來。

以上三大運動，它們是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彼此存在緊密內在聯繫，最終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為基本特徵的蘇聯模式。

維護社會主義與凝固化

二戰結束后，蘇聯國際地位發生根本改變，外部條件也大為好轉，它不再是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紅色孤島”。與此同時，戰爭勝利提高了斯大林個人及其體制的威望，而被戰爭強化了的蘇聯模式又按著慣性，不僅原封不動地用於戰後和平時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統化和理想化。

蘇聯模式凝固化的標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在理論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經濟體制。這主要表現在斯大林1946年對選民的講話和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其次是壓制黨內外出現的改革呼聲。這主要反映在對安德烈也夫和沃茲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斯大林此做法是為了保證蘇聯社會主義不變質，斯大林死後正好驗證了斯大林的觀點。

以上三點清楚地表明：此凝固化斯大林為了社會主義進行的唯一正確的標準模式，把蘇聯模式具有的特點當作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與特點，進而上升為理論原則，以此來達到統一思想，維護現有模式的目的。同時在實踐中，不僅壓制國內改革要求，而且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改革舉動進行圍攻，不容許對蘇聯模式進行懷疑，更不容許改動。把現有模式神聖化的做法極其有害，大大增加了日後改革的難度與阻力。但同時此做法則是為了蘇聯不變質，走向與社會主義相悖的道路。在某種意義上將此做法也有相對進步意義。

十月革命

• 客觀條件

①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中起重要作用。

②俄國帝國主義地處歐洲的最東部邊緣和亞洲大陸的北部高寒帶地區，具有濃厚的東方封建軍事色彩，對西方資本依賴性很大，各種矛盾表現突出，成為帝國主義鏈條上的最薄弱環節。（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較低，保留大量封建殘餘） 各種矛盾：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沙皇專制同人民矛盾，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同東方殖民地的矛盾。

• 主觀條件

①力量不斷壯大，②革命性較強，③有成熟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且能夠根據具體情況制定正確的革命策略，④有革命的同盟軍——貧苦農民。

• 經過

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

①一戰，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1917年爆發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統治俄國300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覆滅。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②二月革命后，兩個政權並存。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另一個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

③1917年4月，列寧在《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四月提綱》）中提出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 《四月提綱》內容：a.第一階段：1917年二月革命完成民主革命。第二階段：1917年十月革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b.如何退出大戰。

④七月流血事件：7月，臨時政府鎮壓示威群眾，反對革命，革命已不可能和平發展，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結束。

⑤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黨通過了列寧提出的將舉行武裝起義的決議。

⑥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工農蘇維埃政府。十月革命勝利。

蘇維埃政府的革命措施

①政治：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廢除舊的等級制度，宣布國內各民族人民的權利平等，廢除教會的一切特權。

②經濟：接管銀行、鐵路，對企業實行工人監督，後來將大企業收歸國有；沒收地主、皇帝和寺院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

③外交：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

• 共產國際

①背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各國共產黨紛紛成立。

②成立：1919年3月，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等文件。

③性質：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是統一的世界性的共產黨。各國共產黨都是它的支部，受它的領導。

• 歷史意義

①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把俄國改造成社會主義工業強國和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創造了前提。

②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向全世界宣告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由理想變為現實。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制度，建設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

③十月革命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推動。

④使人類進入了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新時期，是世界現代史的開端。

蘇維埃政權的鞏固

• 嚴峻的形勢

①十月革命后，被推翻的地主和資產階級不斷發動叛亂。

②英、法、美、日等國敵視、不滿、懼怕蘇維埃政權，於是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

• 措施

①實行義務兵役制，組建工農紅軍。

②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內容：a．實行餘糧收集制；b．把大中企業收歸國有，對小企業實行監督；c．取消——切商品貿易；d．一切生活必須品均由國家集中分配； e．強制勞動，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3)結果：經過三年多的戰鬥。蘇維埃政權得到鞏固。

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 背景

四年的世界大戰和三年內戰。加上天災．導致蘇俄嚴重的經濟危機並逐漸發展成為政治危機。

• 途徑

實行新經濟政策，其內容：

①在農業方面，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納稅後剩下的糧食歸農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許農民租佃土地和雇傭勞工。

②在工業方面，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廠礦企業仍歸國有，由國家經營；允許本國和外國的資本家經營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恢復私人小企業。

③在流通方面，由最初實行的產品交換轉為允許自由貿易。

④在分配方面，實行按勞分配。

• 評價

①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表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放棄了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和實踐，開始從國情出發，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係來擴大生產，改善和鞏固工農聯盟，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②新經濟政策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農民的歡迎，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蘇維埃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

③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列寧對小農佔優勢的俄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一步探索的結果，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蘇聯的成立

①1922年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建立，簡稱蘇聯。

②1924年初，蘇聯第一部憲法生效，規定蘇聯是聯邦制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 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1)列寧逝世：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斯大林開始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2)工業化：

①開始時間：1925年12月，標誌：聯共(布)“十四大”召開，總方針：通過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總方針，把蘇聯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輸入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變成生產機器和設備的國家，重點：發展重工業。

②1928年起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衛國戰爭前，實施了三個五年計劃，前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形成了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實現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國家工業化。1937年，工業總產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3)農業集體化：

①1927年12月，聯共(布)“十五大”確立農業集體化方針。要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併改造為大規模集體經濟。此後，新經濟政策逐漸取消。

②評價：農業集體化為工業化的實現提供了條件，但存在著嚴重問題和錯誤。違背了農民自願加入的意願，與當時農村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狀況不相適應，從而破壞了農業生產力，使農業生產長期停滯落後，嚴重阻礙了蘇聯經濟的發展。

• 存在的問題

①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造成農業和輕工業的長期落後，最終又制約了重工業的發展；片面強調產值和產量，造成產品單調，質量低劣。

②忽視輕工業的發展造成消費品的供不應求．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③為積累資金。從農民身上取走的東西太多。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

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的形成

• 形成

①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實現使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已經占絕對支配地位。

②1936年，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新憲法。規定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它的政治基礎是各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③新憲法的頒布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蘇聯的確立，也標誌著斯大林創建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形成。

• 特徵

以行政命令來管理經濟，否定價值規律，排斥商品和市場。它在政治方面的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黨政不分，缺少群眾監督，忽視民主和法制。

• 評價

①在戰爭期間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②存在嚴重的缺陷和弊端。後來日益嚴重地阻礙了蘇聯國民經濟和各項事業的發展。

• 個人崇拜

隨著斯大林地位的牢固確立和蘇聯建設事業的發展，斯大林的威望空前提高，到30年代，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這屬於發展時期，進行“去斯大林化”的赫魯曉夫個人崇拜更甚比前期。

• 大清洗運動

（肅反運動）1935-1938

1．原因：由於個人崇拜風氣的盛行，斯大林的一些錯誤觀點和做法對蘇聯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2．經過：1937至1938年被稱為蘇聯“大清洗”時期，在此期間，130萬人被判刑，其中68.2萬人遭槍殺 ，托洛茨基、布哈林、圖哈切夫斯基等大批黨、政、軍領導人還有經濟學家康得拉季耶夫和恰亞諾夫、生物學家瓦維洛夫、作家巴別爾、著名外科醫生科赫、坦克設計師扎斯拉夫斯基、無後坐力炮發明者庫爾切夫斯基、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第一批火箭發動機的研製者火箭科學研究所所長克列伊梅諾夫、喀秋莎火箭炮的發明者朗格馬克、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設計師科羅廖夫、實用礦物學創始人費多羅夫斯基 等著名知識分子以至普通幹部和群眾被加以各種罪名，遭到殘酷的鎮壓和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政治審查、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做秀公審、關押和死刑。

3．危害：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壞和踐踏；破壞了社會主義科學文化資源和各級幹部資源。

4. 後期影響：使蘇聯在二戰時期損失慘重，同時也導致了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

所謂蘇聯模式，如果僅就其內涵本身而言，那可以從經濟和政治這兩個方面加以解釋。

首先，從經濟上來看，蘇聯模式表現為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它以國家政權為核心，以黨中央為領導者，以各級黨組織為執行者，以國家工業發展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為經濟政策，以行政手段為運作方式。總之，這是一個有鮮明特點的經濟體制，它限制商品貨幣關係，否定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經濟，把一切經濟活動置於指令性計劃之下。它片面發展重工業，用剝奪農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達到高積累多投資的目的。

其次，從政治上來看，蘇聯模式又表現為一個高度集權的行政命令體制。對內，它將權力高度集中於黨中央，而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大多數情況下又是由個人意志所操縱的。這就造成了黨政不分，共產黨領導一切，直接發布政令，管理國家事務，民主集中制有名無實，社會主義法制被忽視甚至遭到踐踏。幹部由上級委派，領導終身任職，基本上不受群眾監督，最後形成個人高度集權，並由此衍生出個人崇拜、官僚主義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從而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正常民主生活。以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而聞名的赫魯曉夫為例，他自己就又在製造新的甚至超過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據一般統計，報紙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無非幾十張，而赫魯曉夫卻年逾百張。1963年達到124張，1964年頭10個月里竟刊登140次，可見，製造和利用個人崇拜，正是蘇聯領導人用以指揮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的法寶。

再次，從對外關係上來看，蘇聯模式又是集中了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沙文主義和專制主義即封建農奴主式的作風於一體的大國強權體制。它不顧別國的國情，以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自居，到處指手畫腳，發號施令，對違反其意志的國家則嚴懲不貸，從輿論聲討、經濟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實行軍事干預或佔領，無所不用其極。結果造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削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

蘇聯模式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主義蘇聯的斯大林時期，一個是以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為基礎的赫魯曉夫背離社會主義路線走向與社會主義相悖路線。蘇聯模式出現於“斯大林時期”，發展於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進行經濟改革一改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私有制改革，公有資產逐漸落到少數人手裡國家不在是人民當家做主，而是行成了蘇聯上層官僚權貴專政的局面，把斯大林時期的官僚主義擴大化，原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成了一句空話，政府失去了群眾的監督。政府直接對於經濟進行干預，民主集中制變成了扭曲的官僚獨裁，所以這時的蘇聯已不是過去的社會主義，而是走向由於官僚權貴專政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蘇聯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曾經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推動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確保了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的發展，為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中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主要體現在：

1、蘇聯模式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

2、為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物質和人員保障；

3、促進了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這一制度，從長遠上來看，弊大於利，直接導致了蘇聯後來的貧窮和落後，是蘇聯發展路上的很大障礙，與日後蘇聯的解體有很大關係，這一制度的弊端有：

註：這樣的制度主要體現在赫魯曉夫及其後蘇共領導人

1、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執法幾乎得不到監督，民主法制建設受到嚴重破壞；

2、農民階層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農業生產積極性受到毀滅性打擊；

3、一昧地追求重工業部門的發展，而忽視了輕工業和農業等部門的發展；

4、忽視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規律，限制了自由貿易，嚴重偏離了列寧最初的建設思路；

高度概括蘇聯模式的成就與問題，就是兩句話：成就巨大，問題不小。

在評價蘇聯模式的成就時，一定要結合蘇聯共產黨的政治抱負，看這個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和實現了這種抱負。蘇聯共產黨的政治抱負含有三層意義：建設社會主義；追趕先進國家；謀求國際權勢。可以說蘇聯模式在這三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俄國十月革命后，蘇聯面臨的國內外條件並不利，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也是嶄新課題。1936年斯大林憲法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儘管還是比較初級的社會主義。可是畢竟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起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實行普遍就業和社會保障，實現了普及教育和免費醫療，對於勞動者的尊重和對社會公平的關注，等等，無論同蘇聯歷史上比較，還是與同時期西方國家比較，這都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也是蘇聯模式在一段時間裡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關於追趕先進國家問題。在國際體系中，落後國家沒有條件同先進國家展開平等競爭，必須要由國家出手，採取超常規的辦法和付出更多的努力。蘇聯奮起直追，不顧其他，採取“強力推進”，發揚“拚命三郎”狠勁，在四十年代初期使得本國工業生產規模躋身歐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建成獨立而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這為日後衛國戰爭勝利和二戰後成為超級大國奠定了基礎。這種做法對於落後國家而言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關於謀求國際權勢問題。蘇聯謀求國際權勢的方式不同於德國和日本，後者是在現行國際體系中謀求權勢，向既得利益者發起挑戰。而蘇聯則是自動脫離現行國際體系，努力自成體系，以此反對西方國家的霸權。在十月革命后，蘇維埃國家退出戰爭，沒收外國資本，不承認臨時政府和沙皇政府的債務，國家壟斷對外貿易，同外國經濟聯繫有限，只是互通有無。二戰結束后爆發冷戰，蘇聯率領社會主義陣營同西方對抗。蘇聯在謀求國際權勢的過程中，同情弱小國家，支持這些國家爭取獨立與自由的鬥爭，對於終結西方殖民主義體系統治是有貢獻的。

蘇聯模式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日益突出。蘇聯模式的實質與突出特徵是高度集中，它在興起之時就滋生出相應的問題，諸如政治上民主太少，容易產生個人主義崇拜；經濟上管理過於嚴格，經濟總體效益差；文化上限制過多，造成思想僵化。如果說這些問題在二戰前那段時期，國家為了應對外部危機，算是有比較充分的理由，可是二戰後蘇聯成為超級大國，安全問題已經有了保障，繼續實行過去的體制，其合理性越來越少。

一個國家有權力要求國民在特定時期為了實現特定目標，實行高度集中體制，便於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應對特殊需要。可是在條件變化時，國家應該適時放棄這種權力，實行一種適合正常條件的體制。這也導致蘇聯模式的功效呈現出遞減趨勢，以至於最終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