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小說

講史說的是歷史興亡和戰爭故事，如《金相平話五種》、《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等。說話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頭有尾地在一兩次說完，必須連續講若干次，每講一次就等於後來的一回。在每次講話以前，要用題目向聽眾揭示主要內容，這就是章回小說回目的起源。從章回小說中經常出現的“話說”、“看官”“且聽下回分解”等字樣，可以看出它和話本之間的繼承關係。

宋元長篇話本已具有章回小說的雛形。長篇話本篇幅較大，為講述方便，實行分卷分目，每節標明題目、順序，這是小說最早的分回形式。經長期演變完善，至明末，章回小說的體例正式形成。這個時期創作的小說，用工整的偶句（也有用單句的）作回目，概括這一段落的基本內容。《三國演義》便是典型的章回小說。明清至近代，中國的中長篇小說普遍採用章回體的形式。現當代的一些通俗小說也仍在沿用此種形式。

章回小說的每一回合的標題往往是一個對仗工整、整齊劃一的概括性詞句，比如《三國志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立首功”，都能極好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內容。這也符合了當時民間藝人為了吸引聽眾而使用這樣的標題來點明內容。標題一般也比較簡略，使人通俗易懂。

章回小說是長篇小說的一種，章回小說往往分成三大類，即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怪異。大多數的章回小說都是歷史演義，顧名思義，這類的章回小說都是以歷史為基礎而編寫出來的，但為了使小說內容精彩，製造一定的矛盾，為了突出某一人物的英雄特色或者是一特定的主題，作者都會大都是寫得“三分實，七分虛”。如《三國志演義》《水滸》中，把曹操的奸詐狡猾、嫉賢妒才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之中有些內容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曹操在歷史上所做的功過一概不提，而極力去描摹諸葛亮的神通廣大，甚至記敘了一些該人未曾做過的事件。這是章回小說的特色，能夠極力渲染一些英雄豪氣，是一種藝術手法的體現，中國章回小說在世界文學史上的藝術價值是不可否認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往往會把二者混淆起來，而真正要了解歷史，還是應該去讀特定的史書。

章回小說的開頭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引首類、楔子類、緣起類。引首類與話本的入話、頭回非常相似，以詩詞、議論、小故事引入小說正文；楔子類以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為代表，指在小說開頭藉助於神話、故事等敘述方式來闡釋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類開頭；緣起類以《紅樓夢》為代表，這一類開頭主要是介紹作品的創作緣起，注重從結構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總體。本文從文體淵源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古代章回小說開頭模式化的成因。首先，話本小說與章回小說有著共同的文體源頭——說書藝術，因此二者之間的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其次，文章分析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對章回小說開頭方式的影響；最後，文章還指出八股文對章回小說的深刻影響。

這一類開頭類似於話本小說的入話、頭回。小說開篇先有一首或幾首詩詞，有的小說在詩詞議論之後，再敘述一段或幾段與小說正文相類或相反的故事，從而引出小說正文。更多的小說並未註明引首，而是直接用詩詞議論開頭，我們也將其歸入此類。以詩詞議論開篇是絕大多數章回小說慣用的手法，這是受話本小說入話的影響。詩詞議論可以點明主題，概括全文的大意；可以烘托某種情緒，抒發一定的感慨；也可以論說作品主旨，進行勸誡。

引首類開頭中的敘事部分，往往是與正文內容不相干的小故事，僅因其題旨與正文相似，其功能都是為了引起正文，稱其為引子，再恰當不過。儘管絕大多數引首的性質同話本小說入話、頭回的性質相同，但明人用引首而不用話本現成的體制名詞入話、頭回稱呼它，體現了明人試圖建立章回小說體制思想的初步嘗試。

楔子類指的是在小說開頭藉助神話故事等敘述方式來闡明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類開頭。雖然仍有頭回的痕迹，但其故事的內容已不再是與正文無關，而是與正文的思想、內容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楔子類加強了章回小說開頭與正文之間的關係，使開頭與正文成為血肉相連的整體，充分發揮了小說開頭的結構功能和寓意功能。有一種楔子是作者把自己對於人生、社會的深刻感悟，用寓意的形式表達出來。此外，還有一種用夢作楔子來暗示作品情節及內容寓意的開頭。這樣的楔子無論是迷信的、神話性質的因果解釋，還是理想與現實的對比、夢境與隱喻，這類楔子擺脫了引首類直接說教的作法，體現了作者對作品思想內容的更深層次的思考。

這一類開頭主要是介紹作品的創作緣起，注重從結構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總體，已擺脫了話本體制的影響，其代表作是《紅樓夢》。在第一回里，作者既交待了創作緣起：“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又交待了《石頭記》一書的來歷：“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上面敘著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閑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還略述了創作原則：“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藉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緻。……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不僅如此，他還借甄士隱的夢，捏造了一個神瑛侍者、絳珠仙草前世情緣、後世還淚的神話故事，以之來解釋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有情無分的愛情悲劇。如此詳盡地交待關於創作緣起的一切有關事宜，這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是前所未有的。

章回小說到明代中葉，小說的回目正式創立，標明“李贄評吳觀明刻本”的《三國演義》，改240回為120回，它的時代雖難斷定，但明萬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滸傳》，已取消了卷數，直接標目為“回”，又加上了對偶的雙句回目。這個時期創作的小說，如《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詞話》等，都分回標目，只是有的回目用單語，有的回目上下句往往對仗不工。明末清初，回目採用工整的偶句，逐漸成為固定的形式。自此以後直至近代，中國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普遍採用這種形式。這種形式並常為文人創作和加工的短篇話本所採用。經過宋元兩代的長期孕育，元末明初出現了一批章回小說，如《三國志通俗演義》、《殘唐五代史演義》、《水滸傳》等。這些小說都在民間長期流傳，經說話和講史藝人補充內容，最後由作家加工改寫而成。它們比起講史有很大發展，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核心雖然是歷史的，但更多的內容是後人所創造，篇幅比講史更長了，主要是供讀者閱覽的，而且明確分為若干卷，每卷又分為若干節，每節前面有一單句目錄，如“劉玄德斬寇立功”。到了明中葉，章回小說的發展更加成熟，出現了《西遊記》、《金瓶梅》等。這些章回小說故事情節更趨複雜，描寫更為細膩，內容和“講史”已沒有一定的聯繫，只是體裁上保持著“講史”的痕迹。這時章回小說已不分節，而明確地分成多少回，回目也由單句發展成為參差不齊的雙句，最後成為工整的對句。如明嘉慶后出現的各種版本的《三國演義》，它們把嘉慶本《三國演義》的兩節合併成一回，兩節的節目作為回目的兩句。起初兩句不是對偶的，到了毛宗崗修改《三國志演義》時，為了“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就把“以參差不對，錯亂無章”的回目改為對偶整齊的二句。

章回體小說由宋元時期“講史”話本發展而來。由於“講史”很難在一兩次“說話”中把一段歷史興亡爭戰故事講完，“說話人”就分次連續講述，每次“說話”前用題目向聽眾提示本次主要內容，這就成了章回小說回目的起源。我們閱讀章回小說，經常可看到“話說”“且說”和“各位看官”字樣，這就是章回體小說與“話本”之間承繼關係的體現。經宋元兩代長期的積澱，元末明初出現了一批較為成熟的章回體小說，如《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等。到明代中期，章回小說更趨成熟，出現《西遊記》、《金瓶梅》等作品。清代，章回小說繼續發展，《紅樓夢》是其藝術高峰。由於章回體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很強的中國民族特色，一直是中國讀者所喜愛的文學樣式。現在我們較為常見的明清及近代章回體小說，大致有文言體章回小說，如《三國志通俗演義》；方言體章回小說，如清代韓子云的《海上花列傳》，全文多用吳方言；彈詞體章回小說，如陶貞 懷的《天雨花》；排偶體章回小說，如清代陳球的《燕山外史》等。

每一部小說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作者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去塑造、評價人物，表現、設計不同的價值人生，從而形成不同的價值人格。儘管章回小說反映了豐富多彩的人生，但是，群體人格和個體人格仍然構成了章回小說最為基本的人格模式。《三國演義》、《水滸傳》強調的是群體人格，在這兩部作品中，價值人格集中體現為倫理人格，以傳統道德為軸心的社會價值構成了理想人格的核心內容。《三國演義》主要通過對統治者之間的倫理關係的描寫，表現了作者對統治者的人格要求；《水滸傳》則主要通過對被統治者之間及其和統治者之間的倫理關係的描寫，表達了作者的人格追求。《儒林外史》、《紅樓夢》注重的則是個體人格基礎上的人文追求。在這兩部作品中，價值人格集中體現為個體人格和人文人格的統一，以具有人文精神的自我價值構成了新的人格理想。《儒林外史》主要通過杜少卿等形象的塑造，以及傳統文化中人文因素的發揚，表現了作者新的人格理想。而《紅樓夢》則通過賈寶玉這一形象的創造和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表現了作者對人文人格的追求。

章回小說不僅根據一定的價值觀念設計並表現了相應的價值人格，更重要的是，還通過價值人格與社會現實，以及不同價值人格之間的悲劇性的矛盾衝突，揭示了價值人格的毀滅及其毀滅的原因和過程。一方面，章回小說通過價值人格和社會現實的矛盾衝突及悲劇結局，表現了作者對價值人格的探索和社會的批判；同時，又通過不同的價值人格之間的矛盾衝突及其悲劇結局，表現了作者對新的價值人格的讚美和對傳統的價值人格的批判。正是通過悲劇性衝突的描寫和悲劇成因的揭示，章回小說充分顯示了其社會批判意義和倫理批判意義。

在章回小說研究中，章回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是一個早已引起人們充分注意並得以普遍深入探討的課題。近代，王鍾麒就通過章回小說的當代觀照，高度肯定和評價了章回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他在《中國歷代小說史論》中認為，章回小說的批判精神，“一曰憤政治之壓制”，因為“吾國政治，出於在上，一夫為剛，萬夫為柔，務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士氣”。作為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說的創作“設為悲歌慷慨之士，窮而為寇為盜，有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俠五義》、《水滸傳》皆其倫也”。章回小說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會之混濁”，因為“吾國數千年來風俗頹敗，中於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貴者，不必賢也，而若無事不可為；貧且賤者，不必不賢也，而若無事可為”。作為對黑暗現實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說“描寫社會之污穢濁亂貪酷淫褻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註：郭紹虞等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頁。）。

黑暗的封建專制和污濁的社會現實構成了章回小說人格悲劇最為本質的社會根源。這一點正如陳忱在《水滸後傳論略》中評價《水滸傳》時所言：

《水滸》，憤書也。宋鼎既遷，高賢遺老，實切於中，假宋江之縱橫，而成此書，蓋多寓言也。憤大 臣之覆鐷而許宋江之忠；憤群工之陰狡，而許宋江之義；憤世風之貪，而許宋江之疏財；憤人情之悍，而許宋江之謙和；憤強鄰之啟疆，而許宋江之徵遼。（註：曾祖蔭等《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頁。）

章回小說的價值人格寄寓了人們對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憤慨，而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和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矛盾，又規定著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悲劇實質。正是通過價值人格的悲劇，章回小說體現出強烈的社會批判意義。章回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首先在於通過群體人格和社會現實的矛盾衝突以及群體人格的悲劇結局，表現出對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批判。章回小說的這一悲劇特徵在《三國演義》中得到了典範的體現。群體人格的顯著特點是強調人的社會價值，以道德規範作為價值人格的基本內容。在《三國演義》中，體現作者人格理想的人物，不論是劉備還是關羽，或者諸葛亮，都體現了這一特點。作為“仁君”的典型，“仁慈寬厚”、“躬行仁義”構成了劉備性格的基本特徵，通過這一特徵，寄寓了人們對最高統治者的道德要求。而作為“賢臣”的典型，諸葛亮的性格集中體現為超人的智慧和對蜀漢的忠貞，這種性格也體現了作者對臣僚的人格要求。而作為“義友”的典型，“義重如山”是關羽的主要性格，通過這一性格表達了人們在人際關係上的人格理想。仁君、賢臣、義友這些以倫理規範為內容的價值人格，形成了一個理想人格體系，表現了作者和當時的人們對統治者的道德要求和人格理想。而作為矛盾衝突的另一方面，曹操在《三國演義》的總體構思中是作為理想人格體系的對立面出現的。殘忍狠毒、陰險狡詐、損人利己構成了曹操性格的主要特徵。儘管在他身上也有著“雄”的一面，但著眼於倫理價值，曹操仍然是“惡”的象徵。“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就是曹操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他那種對上不忠、對下不仁、對友不義的惡德和《三國演義》中仁君、賢臣、義友的理想人格形成鮮明的對立。這種對立，與其說是一種政治的對立，還不如說是一種倫理的對立，是善與惡、群體人格和黑暗現實的對立。就總體構思而論，《三國演義》正是通過善與惡的矛盾衝突以及理想人格最終毀滅的悲劇結局，在表現了對群體人格熱烈讚頌與深切同情的同時，又對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從而實現了對“是非混淆，黑白易位”的混濁社會的深刻批判。

倫理道德自身是一個動態系統，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這種發展變化在以下兩個層面上得到突出體現。第一，具體道德規範之間的相互消長。倫理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必須通過具體的道德規範，如忠、孝、節、義，才能起到調劑人際關係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各種具體道德規範之間也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對某一道德的肯定，有時會導致對另一道德規範的否定。如“忠孝不能兩全”之類的說法，就是這種情形的寫照。第二，新舊道德規範之間的轉化。道德的本質是調整個體和群體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最終受制於經濟基礎。由於經濟關係的變化，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係得到不斷的調整，從而引起道德觀念的變革。而新的道德觀念的出現，必然導致對舊的道德觀念的批判。因而倫理道德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實現自身批判的過程。體現在章回小說的發展中，儘管倫理判斷是章回小說價值判斷的主要形式，並直接影響到章回小說價值人格的建構，但由於倫理本身是一個動態系統，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所以，章回小說價值判斷的發展和價值人格的演化過程，也是實現對傳統倫理的批判過程。而章回小說正是通過價值人格自身和不同價值人格之間的矛盾衝突以及理想人格的悲劇結局，實現了對傳統倫理的批判。

章回小說還通過個體人格和道學人生的矛盾衝突及個體人格的悲劇結局，表現了對封建道德的批判。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個性解放思潮的興起和主體意識的弘揚，重視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尊嚴，追求自由生活形成了新的人格價值取向。

這種個體人格思想在賈寶玉這一形象上得到最為突出的體現。在這個時代的先行者身上，“重情不重禮”，“一味的隨心所欲”，構成了賈寶玉價值人格的核心。這種價值人格體現在人際關係上，形成了賈寶玉以反對“男尊女卑”，否定封建等級觀念，主張人格平等的人格理想；體現在人生道路上，形成了賈寶玉厭惡貴族生活，蔑視仕途經濟，追求自由生活的人格理想；體現在婚姻觀念上，形成了賈寶玉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門當戶對”為主要內容的封建婚姻觀念與婚姻制度，強調自主婚姻的人格理想。賈寶玉的個體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導致和封建道學人生的衝突。賈寶玉和賈政之間的矛盾就是這種衝突的直接體現。在《紅樓夢》中的賈政身上，典型地體現了正統的道學人生。作品的第二回就借冷子興之口介紹說：“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作為官僚，他“居官更加勤慎”，“人品端方，風聲清肅”；作為家長，他“訓子有方，治家有法”；更重要的是，“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賈政的人生是按照封建道德規範設計的正統的道學人生，而作為兩種不同價值人生衝突的結果，賈寶玉的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劇結局，寶黛愛情悲劇和寶玉中舉出家就是這種結局的具體表現。而《紅樓夢》正是通過賈寶玉人格的悲劇和理想的毀滅，揭示了封建倫理道德以及以此為基礎的道學人生對個體人格的窒息與扼殺，作品的封建倫理批判意義也在這裡得到深刻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