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

1878年9月22日生於東京都澀谷區神山町，生父名竹內綱。出生九天就過繼給橫濱富商吉田健三郎當養子，取名吉田茂。青年時曾遊學歐美，后在橫濱英國怡和洋行任職。養母名士子，出身於書香世家，有較高的漢學修養。4歲上學，11歲入耕余義塾就讀，主要學習漢學，中國及西歐諸國歷史，同時學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

1889年養父健三郎去世，給吉田留下了50萬日元的巨額財產。

1899年10月進入培養皇室與貴族子弟的學習院學習。

1904年9月學習院停辦大學科，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並於1906年從政治系畢業，大學畢業后，參加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被任命為日本駐奉天(瀋陽)總領事的見習領事官。

干涉中國

1912年8月到中國任職，擔任日本駐安東(今丹東)領事。

1916年2月改任外務省文書課長。

1918年2月第三次到中國，任駐濟南領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列強召開巴黎和會。吉田茂被任命為日本和會代表團的隨員，擔任全權委員牧野伸顯的秘書。

1922年3月任日本駐天津總領事。

1925年10月擔任駐瀋陽總領事。為了保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吉田在事件發生后的37天里，連續向外務省派發了50封電報，急迫要求日本政府同意關東軍出兵干涉；同年日本政府採納吉田茂的建議，出兵干涉，致使郭松齡部於當月23日在巨流河戰鬥中敗北，郭本人被梟首暴屍。

1927年4月田中義一上台，鼓吹對滿蒙的積極政策，即加強對中國，首先是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擴張侵略，6月至8月，田中內閣先後在東京和大連召開兩次東方會議。吉田茂以駐瀋陽總領事的身份出席了會議，參與擬訂侵華政策。他力主對中國採取強硬手段,要求立即向滿洲派兵，得到田中義一和外務次官森恪的賞識。後來，吉田因與軍部勢力爭權被解職。

協調外交

1928年3月—4月擔任外務次官。

1931年9月日本軍閥精心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國際聯盟理事會派遣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當時,任駐義大利大使的吉田茂參加了國際聯盟理事會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會議。會間，由於吉田茂知道歐美列強有犧牲中國、姑息日本侵略的可能性，便多次致電外務省，建議政府加緊同英美協調，促使國聯同意日本對滿洲實行所謂委任統治。但這時日本政府已為軍閥勢力所控制,吉田的用心未被理解。這件事情使吉田成為日本政界中“親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吉田的這種政治傾向招致了軍閥法西斯勢力的反對，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廣田弘毅組閣，曾內定吉田茂擔任外相。軍部堅決不同意。吉田只好屈就駐英大使。

1936年9月日本政府決定同希特勒德國締結“日德防共協定”時，事先曾徵求各駐外使節的意見。吉田茂表示反對締約。認為這一協定“顯然是要和德意聯合起來對抗英法,並進而對抗美國”，“今後的趨勢對我國的前途說來，的確值得憂慮”。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同英美帝國主義矛盾的日益激化。

1938年被軍部法西斯視為“具有反軍思想”，而被免職賦閑。

被逼出山

1945年9月17日出任東久邇稔彥內閣的外相；10月留任外相。

吉田內閣

1946年4月日本舉行戰後第一次大選，在鳩山一郎的自由黨在國會攻城掠地，行將組閣之際，鳩山本人被盟軍司令部公職追放，吉田被鳩山暫委政權。同時，他是最後一位被天皇以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

吉田組閣后,面臨著許多難題。最嚴重的是幾乎處於全面崩潰的國內經濟生活:全國有190座城市變成廢墟；1946年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於戰前(以1934—1936年平均指數為基數)的62%;農業產量相當於78%;通貨惡性膨脹，物價迅速上漲，1946年東京批發物價指數相當於1934—1936年的1,630，消費物價高達5,000。經濟的嚴重衰敗，使社會矛盾加劇。為了維護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吉田茂上台後採取措施竭力控制通貨膨脹,力求儘快恢復生產。

1946年8月內閣新設經濟安定總部，親任總裁，起用資本家膳桂之助為總務長官，負責實際工作。10月頒布“復興金融公庫法”，對重點骨幹產業，由國家提供貸款給予支持，同月制定臨時物資供需調整法。12月採納著名經濟學家有澤廣已等的建議，推行“傾斜生產方式”。國家把一切經濟政策的重點放在優先增產煤炭上，用增產的煤炭增產鋼鐵，再把增產的鋼材、鋼鐵轉用於增加煤炭生產設備，從而帶動其它產業恢復生產。傾斜生產方式一年即獲成果。年底煤炭完成計劃指標的98%，達2900餘萬噸；鋼材比去年增加75%。由於美國的支持與援助，吉田茂推行的這一系列緊急經濟對策，取得一定成效，糧食危機也逐步得到緩和。

下台上台

在戰後日本高漲的民主運動壓力下，吉田茂政府也實施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制定並頒布了一批民主化法令。

1946年11月3日頒布新憲法，於1947年5月3日生效。新憲法頒布后的國會選舉，自由黨被社會及民主兩黨夾殺，變成第二大黨，由社會黨聯同民主及國民三黨組閣。他拒絕加入這不穩定的政權。結果，社會黨的片山哲內閣，民主黨的蘆田均內閣因昭和電工事件相繼倒台。他整合幣原派及自由黨組成民主自由黨。此時,國際局勢重又緊張起來。在歐洲，美國圍繞著波蘭、德國問題發起“冷戰”，向社會主義展開攻勢。在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中國革命節節勝利，使美國扶蔣反共、控制亞洲的陰謀面臨破產。這一系列重大變化，使美國對日本在亞洲的戰略地位更加重視,決心把日本變為它在遠東推行侵略戰爭政策的基地。

1948年10至1949年2月組織第二次吉田內閣。為了改變自由黨在眾議院的少數黨地位，吉田茂在美國佔領軍的支持下舉行大選，在466席中獲得264席，約佔57%。在國會改選大勝以後，成立第三次吉田內閣，並吸引了民主黨的分裂勢力，變回自由黨的單獨政權。在任期間，負責簽署美國主導下的《舊金山和約》。在非主流派未成氣候前解散國會，成立第四次吉田內閣。

鳩山一郎復出以後，吉田仍然拒絕交出政權，鳩山等開始與吉田對抗，例如吉田的門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在國會會議中說出一席關於中小企破產的說話后，被國會不信任面辭職。被日本社會黨議員西村榮一強力抨擊並要求日本國的外交政策不要完全聽命美英兩國，要有獨立自主的意見。而後兩人發生激烈的口角爭執，最後吉田於情緒激動之下脫口大罵“馬鹿野郎”（“混蛋”之意）一詞，把大家都嚇壞了。結果吉田內閣因為此事被國會通過內閣不信任動議案因而被迫解散國會，當時日本新聞界稱此次國會解散議案為“馬鹿野郎”解散。在此次選舉中，自由黨失去了過半的地位，與改進黨組成第五次吉田內閣，但最後因為離黨后的鳩山吸收改進黨組成民主黨后，大勢已去被迫總辭。

政治理念

吉田茂執政后，始終把對美關係看作是使日本重新獲得大國地位的政策基石，他認為戰後美國在全世界具有“空前的影響力”，日本是戰敗國，加上在它周圍除蘇聯外,又出現了中國、朝鮮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要維持日本資產階級的統治，只能靠攏美國。在軍事上，日本要重整軍備既無財力,又得不到人民支持，由美軍“保衛”日本，搞“日美安全保障體制”有利於恢復和發展日本國內經濟生活。吉田茂認為，戰爭期間日本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今後只能通過“貿易立國”才是出路。這就要依賴美國的資金和技術。吉田茂深信：“歷史為一個在戰爭中失敗的國家提供了通過外交而獲勝的機會。”他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戰敗的日本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恢復元氣，主張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緊緊追隨美國，借美軍來保衛日本；同時，嚴格限制軍費開支，避免捲入冷戰。在他看來，日本重整軍力應當在恢復元氣之後，當時要求修憲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由於吉田茂一直執行和平的“復興路線”，因此他一度成為日本右翼刺殺的對象。

從政治、軍事、經濟考慮,吉田茂決心與美國建立最密切的關係。為此，吉田茂在任內主要作了五件大事。

五件大事

第一件是犧牲日本勞動人民的利益推行“道奇路線”。1949年2月美國為了扶植日本,派遣底特律銀行董事長約瑟夫·道奇作為總統特使前來協助日本整頓經濟。道奇把當時的日本經濟比作“騎竹馬”:一隻腳踩在美國的援助上,另一隻腳踩在國內各種支出補助費上。道奇訪問的產物是強制實行“穩定經濟九原則”,即實行低工資低米價,緊縮通貨,企業合理化(“解僱政策”),集中國家財政扶植重化工業大壟斷資本,定出美元和日元的1:360的單一穩定匯率等。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道奇路線”。這條路線可以使日美壟斷資本的關係更加密切。吉田茂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樣做能夠開闢恢復“自由經濟”的道路,不惜犧牲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實行這種措施。第三次組閣后第九天,吉田就制定了“關於刷新行政機構及精簡人員的方針”,要求中央各省和國家企事業裁減人員20%—30%。在吉田政府的這種方針下,僅國營鐵路就裁減了9.2萬人。資本家乘機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延長勞動時間,降低或拖延發放工資。至1949年8月,資本家不支付工人工資的事件發生1,455起,總計金額74,000萬日元。為了防範勞動人民不滿情緒的爆發,鎮壓人民的反抗,吉田內閣還制定了“限制團體令”(1949.4.5),修改以前制定的“勞動組合法”和“勞資調整法”(1949.5.22),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限制。

第二件是推行鎮壓民主進步勢力的政策。1950年6月6日佔領軍致信吉田茂,要求日本政府開除24位日共高級領導人的公職,剝奪日本共產黨在國會中的席位,取締《赤旗報》。吉田茂奉命唯謹,立即向國會提出議案,要求宣布日共為非法。這項法案因在野黨反對而未能通過。侵朝戰爭爆發后,美國佔領軍又指令吉田茂政府“清共”。至1950年10月底,共“清除”民主進步人士多達12000餘人。1952年為了鎮壓民主進步力量，又炮製了《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並製造了“五·一節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吉田茂下令陸續釋放在押的法西斯軍人、政客和戰犯嫌疑分子。僅1950年10月13日,就釋放達1萬餘人,其中有法西斯軍官3072人。

第三件是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簽訂片面的舊金山媾和條約;奉行敵視中國的反華路線,簽訂“日蔣條約”。早在1947年,吉田茂即設想與美媾和,聲稱“贊成單獨媾和”,還考慮與美締結安全保障之類的條約。1950年4月派遣池田勇人訪美,轉告美國:日本與美實現媾和后,將以請求的形式讓美軍繼續留駐日本。美國獲得這一允諾后,加速了單獨對日媾和的步伐,於1951年9月召開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這次會議把受害最烈，抗日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中國排除在外。蘇聯等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對日媾和變成了片面媾和。“舊金山和約”簽字的同一天,吉田茂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把日本置於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此外,沖繩、小笠原群島等的統治權也“委任”給美國,這個條約受到日本人民和世界進步輿論的強烈譴責。日本參加和會的在野黨代表拒絕出席簽字儀式。吉田茂只得隻身一人署上自己的名字，處境十分孤立。

第四件是1952年4月秉承美國的旨意,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聲明,與蔣介石政權簽訂所謂“和約”。在舊金山會議前後一段不長的時間裡,吉田茂對於選擇“北京或台北”為建交對象曾一度有所猶豫。他有以下考慮:首先是法律地位的考慮。吉田認為，儘管蔣介石集團保留著聯合國會員國資格，但從現實出發,已不能代表中國。為此，日本與蔣介石集團曾發生激烈爭吵。其次是從經濟上考慮。吉田茂說，日本的對外貿易在戰前有三分之一是與中國進行的，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和資源供應地對他有相當吸引力。可是，出於把對美關係作為“基本國策”等考慮,他最終拋出了所謂“吉田書簡”,即1951年12月24日寫給杜勒斯的信。信中全面概述了日本政府對華政策,表示日本決定同台灣建立政治、經濟關係。吉田茂在信中說,聯合國已經“譴責”大陸中國，日本即按聯合國決議行事。同時他誣衊說，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在支持日共想用暴力推翻日本政府。“吉田書簡”是吉田茂站在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立場,追隨美國反華政策的產物。它得到美國朝野的喝彩。1月16日書簡公布，當月21日美國參議院就開始審議對日和約。

第五件是重新打入東南亞地區。吉田茂認為日本想要復興,就要與東南亞各國建立經濟聯繫,既利用這一地區的資源,又使之成為日本的市場。1951年的舊金山會議上,東南亞各國強烈要求日本支付巨額戰爭賠款,並要求把日本國內工業設備拆遷到這些國家作為抵償。吉田茂對東南亞各國代表說,要日本“拿出所有的錢來賠,或把家當拆光,對日本和你們都是不利的”。最好方式是由日本承擔幫助開發來調節。東南亞各國考慮到單獨從事經濟建設的困難,在舊金山會議之後先後同意了吉田茂的方案。

政策延續

吉田茂培植派系力量,結成以自由黨(1955年與民主黨合併,稱“自民黨”)保守派為主體，以吉田茂的政策思想為基礎的所謂“吉田學校”。為了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吉田茂拉攏大批新官僚加入他的自由黨，並提拔大批親信擔任黨的領導人和內閣各省大臣。有人統計,吉田任首相的七年多時間,共提拔了79人次擔任內閣大臣。這些人被稱為“吉田學校”的學生。與此同時，吉田茂以政客手腕在自己的親信中間製造矛盾,搞政治平衡。他有意讓池田勇人與佐藤榮作相互競爭，讓增田甲子七和廣川弘禪相互牽制，使雙方都聽命於自己。吉田茂雖於1954年12月10日宣布下台，但此後的日本各屆政府仍大體繼承了吉田茂的對內對外政策。

吉田茂下野后，仍擔任過一段時期的眾議院議員。

1957年2月充當自民黨顧問，皇學館大學總長。

1963年眾議院選舉前夕聲明不參加競選。儘力為兩位得意門生池田勇人以及佐藤榮作奔走。

自1956年起曾多次出國,訪問了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和中國台灣省。與約翰·肯尼迪、康拉德·阿登納、哈羅德·麥克米倫、蔣介石等人舉行過會談。吉田茂晚年的主要活動是從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十年回憶》《世界的日本》《激蕩的百年史》等。

1908年與日本政界巨頭牧野伸顯的長女雪子結婚。

1967年10月20日因心肌梗塞死去,終年89歲。

日本的首相吉田茂，他下台的時候，他也給日本人培植了四十個到五十個政治上的接班人，政治上的人才。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文件顯示，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原日軍參謀總部作戰科科長服部卓四郎為首的數名原軍方幹部曾於1952年7月策劃對當時親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實施暗殺。他們想建立一個由鳩山一郎領導的右翼政府以重新武裝日本，但是政變計劃最後以流產告終。

中情局早在2005年已解密這些文件，但美國國家國家檔案館2008年1月才正式對外公開。文件顯示，政變的主謀是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的私人秘書，原日軍參謀總部作戰科科長服部卓四郎。當時此人已獲得多達50萬人的支持。

據落款日期為1952年10月31日的一份文件顯示，與服部卓四郎關係甚密的原陸軍參謀辻政信認為，獲取美國的幫助是使日本重整軍備的最佳途徑，服部本人也支持此項提案。同時二人的意見也得到了右翼人物兒玉譽士夫的支持，此二人對依靠美軍的保護而無意重整軍備的首相吉田心懷強烈不滿。

服部卓四郎的政變集團曾為當時美國佔領當局的“G-2”情報機構工作。在當時的美國佔領軍當局中，這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情報機構。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和美國情報機構不僅聯手對日本共產黨進行監視，而且向蘇聯和朝鮮派遣間諜，他們甚至還招募日籍人士阻撓中國大陸解放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