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尺

1.佛教戒師向僧徒說戒時的用具，兩塊長方形小木，一仰一俯，仰木在下稍大，用俯木敲擊發聲。《百丈清規·沙彌得度》：“設戒師座幾，與住持分手，几上安香燭、手爐、戒尺。”

2.見“戒方”。

“戒尺”找到兩種解釋，其一是指佛教的一種法器： “戒尺”也叫做“尺”，它是用兩隻木塊製成的。兩木一仰一俯。仰者在下，長七寸六分、厚六分、闊一寸分余，下面四邊有縷面。俯者在上，長七寸四分、厚五分余、闊一寸，上面四邊有縷面。上木正中豎安木鈕一隻，鈕長二寸五分、高七分，捉鈕敲擊下木。這種“尺”，是在“皈依、剃度、傳戒、說法”，以及“瑜伽焰口施食”等等的儀節中使用的。近些年來，僧伽們所用的“尺”，已大有改變。比較常見的，多半是用一條木塊，敲擊几案而已。其木塊長約台尺四五寸、寬厚各約一寸一分。這自然不是我所說的那種“戒尺”。我所說的，應是“戒尺”的另一種解釋：“舊時私塾先生對學生施行體罰所用的木板。”晚清以來，隨著西學、新學的興起，傳統學問在新式學堂里逐漸式微，尤其是隨著一九零五年廢除已有千年歷史的科舉制度，私塾制度以及塾師亦退出了歷史舞台，隨之而去的，自然還有莘莘學子無法忘懷的“戒尺”。“桌上放著一根兩指闊的竹板，一想不起來就要挨一下打，半本書背下來，‘右手掌被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著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陪在一旁的母親還要哭著說‘打得好’。”這樣的“創傷記憶”，定然不會只是一兩位少年學子的求學經歷。

“戒尺”這個名字起得好，“戒”，警戒，懲戒；“尺”，尺度，標尺，標準。這些正是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必需的，沒有規矩，難成方圓嘛。我的印象當中，不少偉大的人物都嘗到過戒尺的滋味。少年鄒韜奮在父親面前背“孟子見梁惠王”，桌上放著一根兩指闊的竹板，一想不起來就要挨一下打，半本書背下來，“右手掌被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著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陪在一旁的母親還要哭著說“打得好”。

戒尺是幹什麼用的？我們還是先看看前人是怎麼用的。

魯迅的啟蒙老師壽鏡吾老先生是一個博學而又極為嚴厲的人，在他的三味書屋里，有戒尺，還有罰跪的規則，但是都不常用。

魏巍在上課時做小動作，蔡芸芝先生手裡的教鞭好像要落下來，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了石板邊上，大夥笑了，蔡老師也笑了。

劉墉的孫子自己拿出“家法”，請爺爺“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看來這戒尺的使用還真的有些講究。它並不是非用不可的東西，今天的人不用它自有不用它的道理。

從教十多年來，有一個問題，我問過別人，別人也問過我：在施教過程中，孩子到底能不能“打”呢？

隨著教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做教師的首先要有“德”。一個教師的威信絕不是“打”出來的。“打”或許是一種方法，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孩子就象桑園裡的小桑樹，只有耐心地培育，才能成材。孩子犯了錯誤，如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打”，那至少說我們缺乏愛心。再說了，如果連“打”的力氣也沒有了呢？

從孩子的身心發展規律來看，孩子犯錯誤還是不宜“打”。“打”是為了教育，是為了讓孩子知錯、改錯。孩子都有自己的自尊，他們犯了錯誤，有時候心裡很後悔、很害怕，就怕別人知道。這時候如果迎頭受到呵斥、責打，那本來就很脆弱的心，怎麼承受得了呢？就那麼簡單粗暴的一“打”，非常容易挫傷孩子的自尊和學習熱情，還會形成一種逆反心理——“錯了，不就是挨一次打嗎？”，無所謂了，也就“破罐子破摔”了。這樣的結局恐怕不是我們當初“打”的目的吧？

當然，恰到好處的“打”有時候也是可行的，這可以打去邪氣，打去傲氣，打出志氣，打出勇氣。但是如果你把孩子當出氣筒，那你只能打出晦氣。這是一著險招，沒有大匠運斧之功，不用最好！

郭沫若小時候讀書，和同伴趁老師外出，到書塾隔壁的桃園裡偷了桃子。園主告到老師那兒，老師沒有用戒尺，而是跟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給他們出了道題——對對子：

昨日鑽狗洞偷桃，不知為誰？

郭沫若一看，傻眼了，老師全知道了，認個錯兒吧，靈機一動，對了個下聯：

他年進蟾宮折桂，必定是我！

還要用戒尺嗎？老先生就眯著眼睛偷著樂吧！

戒尺的使用，並不只是中國人的專利。我曾經讀過美國人蘭妮·麥克穆林寫的一篇題為《體罰》的回憶文章，文中的那位弗洛斯特女士自有她的絕招——讓犯錯誤的“我們”閉上眼睛，然後用“那塊著名的松木板子”狠狠地抽打坐椅的墊子。“我們實在受不了朋友受罰的痛苦，就都主動請求老師別打了”。這一次的“體罰”，雖無肌膚之痛，卻記憶至深。

看來，戒尺這東西不壞，到底怎麼用？就不用我多說了。

我最後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心中不能沒有一把戒尺——不能沒有“戒”；不能沒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