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超構

趙超構（1910～1992）中國新聞記者，專欄作家。筆名林放。1910年5月4日生於浙江瑞安（今文成縣），1992年2月13 日卒於上海。1934年任南京《朝報》編輯。1938年任重慶《新民報》主筆。1944年參加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發表系列通訊《延安一月》。1946年任上海《新民晚報》總主筆，並為《人世間》雜誌撰寫專欄雜文。1949年3月進入解放區。上海解放后，繼續主持《新民晚報》工作。曾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談》、《林放雜文選》等。

趙超構（1910～1992年），筆名林放。清宣統二年（1910）出生於溫州府瑞安縣大峃鎮龍川村（今屬文成縣大峃鎮），民國初年隨父遷居瑞安縣雲周鄉嶼頭村（今浙江瑞安市雲周鄉嶼頭村）。趙匡胤四十一代孫。

早年就讀於溫州藝文中學，甌海公學和省立十中，都因參加愛國運動被迫退學。民國18年（1929）去日本，民國23年（1934年）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政經系，任南京《朝報》編輯。民國27年（1938年）任重慶《新民報》主筆，撰寫《今日論語》。民國33年（1944年）參加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發表系列通訊《延安一月》，向大後方人民介紹延安真實情況。

1946年，參與籌建《新民報》上海版晚刊，任總主筆，並為《人世間》雜誌撰寫專欄雜文，篇幅短小，但筆酣墨飽。遠至世界各地政壇風波，戰場烽煙，近在街頭巷尾社會見聞、市井瑣事，無不聚其筆端。常從群眾輿論中擷取材料，發為評論，切中時弊。發生在境內的“臧大咬子血案”、公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朴、聞一多大會、攤販事件、勸工大樓血案等等重大社會政治事件，都著文發表於《今日論語》，揭露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憤怒呼喊。

1947年5月，《新民報》上海版被勒令“永久停刊”。1948年冬，趙超構遭國民黨當局迫害避居香港，次年進入解放區。

上海解放后返滬，趙超構繼續主持《新民報》晚刊工作。1958年報紙改名《新民晚報》，側重報道社會新聞和文化生活。趙超構任社長，提出“廣、短、軟，軟中有硬”的辦報方針，使晚報適合各層次讀者的需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晚報辟《未晚談》專欄，經常撰文評論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物和新問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

趙超構在新中國建立后，先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等職。一生撰寫評論和雜文總數近萬篇，深受讀者喜愛。出版的文集有《延安一月》、《世象雜談》、《未晚談》、《林放雜文選》等。

1992年2月13 日，趙超構卒於上海。

1943年6月18日，成都《新民報·晚刊》順利創刊，趙超構的《未晚談》開筆。《未晚談》是趙超構的雜文專欄，他的新聞經常與隨筆結合，逐漸形成了“林放式雜文”風格。

經歷過多年的政治風雨，他的專欄內容以世象、社會批評為主體，視點筆觸所及，宏觀宇宙之大，微觀蒼蠅之末，圍繞群眾關心的熱點話題發表一家之言，文筆精深老辣，所涉題材也非常廣泛。 “林放式雜文”的主要特色：

富時代感，具時效性

雜談“世象”，知人論世

借一論之，以小見大

筆帶感情，以情動人

《延安一月》是趙超構采寫的一組十多萬字的新聞通訊，於1944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別在重慶和成都《新民報》連載，曾引起轟動。同年10月18日，兩地《新民報》刊完后，由該報結集成《延安一月》於1945年1月出版，5個月內重印3次，銷量數萬冊。重慶《新華日報》社購2000冊派人送往延安，毛澤東看后說：“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周恩來稱之為“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日本也隨即翻譯出版。這本書，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讀者無疑是衝破新聞封鎖，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一本罕見而難得的書籍。因此，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國民黨新聞宣傳當局列為禁書。

《延安一月》的寫作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1944年，日本侵略軍敗局已定。國際反法西斯戰線開始全線反攻，美英同盟軍準備在我國沿海登陸進攻日軍，而國民黨軍卻都在遠離沿海的中西部山區，能夠接應盟軍的只有長期對日作戰的八路

軍、新四軍和廣大民兵。同盟軍十分希望中國國共兩黨配合其奪取最後勝利。為緩和、調整國共關係，駐重慶的外國記者團發起訪問延安的倡議，立時得到中共方面的歡迎，國民黨為形勢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外記者訪問團自1944年5月17日啟程，6月9日到延安，7月2日結束採訪活動。記者團共21人，《新民報》派主筆趙超構參加。國民黨當局設置重重限制，把記者團改名為“參觀團”，明令“只參觀不報道”。中央社記者則處處擺出壟斷統稿的架勢，途經西安時就逐日發快電，還發了《參觀河防記詳》一文。到延安后僅發“事畢即赴延安”、“毛澤東設宴歡迎記者團”數字。趙超構在離開延安后，撰寫了十多萬字的《延安一月》。

陳銘德、張恨水分別為《延安一月》撰寫了序言。《延安一月》

正文252頁，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延安間”有8篇通訊，敘述記者團從西安經臨潼、潼關、大荔、合陽，由韓城渡河入晉，經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見聞，並配2幅木刻；第二部分“延安一月”有39篇通訊，報道其在延安對各種人物、組織和事件的觀察和採訪，並配10幅木刻，木刻畫面都是反映延安生活場景的。

《延安一月》的重要作用是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著力介紹延安這塊神奇土地上的群眾與領袖，始終圍繞作者參觀后得出的“新社會的試驗區”這個有敏銳預見的主題。作者以濃墨重彩介紹毛澤東、朱德這兩位風雲人物，同時還介紹了周恩來、賀龍、葉劍英、王震、吳玉章等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丁玲、艾青、范文瀾、王實味等知名文化人。

《延安一月》也可以說是抗日期間延安的地方志，所介紹的門類亦很齊全：政治類有“新民主主義”、“土地政策”等；經濟類有“關於邊幣”、“變工隊與合作社”等；社會類有“民眾大會”、“延安新女性”等；文化類有“文藝政策”、“戲劇運動”、“魯迅藝術學院一瞥”等。特別是此前重慶謠傳“丁玲、陳波兒被延安整風整死了”，作者對丁玲、陳波兒等的採訪，便是粉碎謠言、澄清事實的有力武器。

時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戰時期延安情況的重要參考資料。1992年11月上海書店曾再版此書。

《延安一月》是趙超構轟動一時的代表作。據老報人回憶，迫於美國壓力，蔣介石勉強批准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但要求只參觀不報道。國民黨同意趙超構去是因為他耳朵有點聾，說的又是一口別人難懂的溫州話，認為他難以採訪。但誰也沒有料到，返回重慶后，趙超構竟在《新民報》先後81天連載長篇通訊《延安一月》，計有10餘萬字，寫毛澤東，寫共產黨，寫一個真實的延安，讓新聞封鎖下的國統區人民大開眼界。《延安一月》出版后，半年不到三次重印。經濟學家吳敬璉父母是《新民報》創始人，他15歲讀到《延安一月》時非常激動，他說：“非常光明的一個社會在中國出現了，雖然這個地方很小……我當然非常嚮往這個地方。”這篇報道改變了他的人生。

同時，趙超構對國統區的黑暗進行了無情的批判。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派專機前往香港接送愛國志士，不料，專機載回的卻是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的夫人和幾隻哈巴狗。國難當頭，洋狗升天，趙超構寫下時評《洋狗乘機辯》，但遭當局查扣，致使《新民報》當天的版面“開天窗”。這樣的時評趙超構先後寫了3000餘篇。1947年5月，上海《新民晚報》被勒令停刊，罪名是“破壞社會秩序，意圖顛覆政府”。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又被當局“永久停刊”，當時作為總主筆的趙超構也上了黑名單並避走香港。

趙超構的“十六字辦報方針”：宣傳政策、傳播知識、移風易俗、豐富生活。

"飛入尋常百姓家"

1982年1月 1日，在“復刊第一號”的頭版上，趙超構用“本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復刊的話》。

文章借用唐代劉禹錫詩句的意境，把《新民晚報》的報格衍化為文學形象：“穿梭飛行於尋常百姓之家的燕子”；“它棲息於尋常百姓之家，報告春天來臨的消息，銜泥築巢，呢喃細語，為民分憂，與民同樂，跟千家萬戶同結善緣。”揭示了《新民晚報》的宗旨--做穿梭飛行於尋常百姓之家的燕子”，形成“千言只做卑之論,力戒浮誇，少說大話，實事求是，不唱高調，發表一些常識的、切實的、平凡的報道和論說”這樣的報風，“為民分憂，與民同樂，跟千家萬戶同結善緣”。

“短、廣、軟”三字經

短——短些，短些，再短些。就是文字濃縮而又精確，報道典型人、典型事，短文章通俗易懂。

廣——廣些，廣些，再廣些。就是擴大報道面，體裁多樣，從言論批判到幽默漫畫，從增產節約到家務事女兒情，從科學知識到衣食新聞，總之從各個側面來反映人們生活。

軟——軟些，軟些，再軟些。就是不要太“生硬”，靈活新穎，強調人情味和可讀性，報紙貼近市民生活，使讀者喜聞樂見。

趙超構青年時代因寫了《延安一月》，趙超構成了毛澤東的朋友，也順利地將《新民晚報》帶入了新中國，並先後受到了毛澤東的7次召見。

1957年“大鳴大放”，愛說真話追求真理的趙超構以一天一篇短文的巨大熱情投入了鳴放，寫了100多篇文章，批評了不少現象。其中有篇《先鋒何在》，批評新聞界缺乏敢於直言的先鋒。毛澤東拿著《新民晚報》說：“內容相當尖銳。”但毛澤東又在保他，說：“但文筆比較客氣。”毛澤東把趙超構叫到中南海吃飯，談《新民晚報》在鳴放中的問題。事後，毛澤東在他撰寫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中說：“新民報犯的錯誤比文匯報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對於人民事業的決心，這個報紙在讀者面前就開始有了主動……”毛澤東稱趙超構是“我的右派朋友”。右派帽子雖高懸頭頂，最後卻得以倖免。但文化大革命爆發，趙超構以“漏網大右派”的罪名被關入牛棚5年。

1958年，他遵照毛澤東主席的囑咐到溫州地區參觀訪問，寫下了數萬字的通訊《吾自故鄉來》。當時，他到了瑞安、麗水、青田、龍泉等地，先後待了兩個月。期間，他悄悄地回了一趟瑞安嶼頭，拜訪了在家養老的繼母裘德華。但最後，趙超構還是沒能成行。對此，文成老家的故舊頗有微詞，以致事隔40多年後，他的女兒趙劉芭女士迴文成尋根問祖時，仍然還有人對此耿耿於懷。

其實，趙超構“過家門而不入”是有原委的。雖然他生活在上海，但對文成老家的情況依然了解。就在他訪問溫州的前一年，他愛人劉化丁剛從文成老家省親回來。當年僅2歲、被抱在母親懷裡的趙劉芭自然沒有記憶，但長大后她從父母那裡還是隱約知道了一些事情。

1958年溫州之行，趙超構肩負著奉命宣傳大躍進“大好形勢”的重任。而文成老家偏僻落後，是採訪不到大躍進新聞的。再則，解放以後，趙超構在文成老家的親戚，由於家庭出身問題，大多受到衝擊。鑒於當年他特殊的政治使命與身份，他不得不有所顧慮。

對於來自老家的非議，趙超構自然聽到了一些。這成了他多年來的心病，揮之不去，念念不忘。1964年，他在當時的《浙南大眾》上撰文說，溫州之行文成出生地無暇走到非常可惜，隱約透露了他想回老家的願望。

過不了兩年，“文革”爆發了。趙超構雖然受到毛主席的保護，但也難逃厄運。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示眾批鬥，繼而關進牛棚，還被抄了家。最後，被遣送至奉賢縣新寺（後轉入海濱新聞出版五七幹校）餵豬、種菜、挑水……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在這一非常時期，儘管趙超構內心充滿了思鄉的愁緒，但他是絕對不能回老家了。

趙超構與家人不過，據趙劉芭女士回憶，他父親在“文革”期間，曾經兩次安排她母親劉化丁回家省親。第一次在1971年，第二次是1973年。她們先後拜訪了瑞安嶼頭老屋、文成龍川故居等，歷時半個多月，大部分時間在珊溪外婆家。當時老家的生活極度困難，吃的是清一色的番薯絲，她至今仍記憶猶新。

回到上海后，一直鬱悶彷徨的父親，興緻盎然地聽她們講述文成老家的人和事，顯露了從未有過的欣慰與滿足。

上世紀70年代末，趙超構終於盼來了撥雲見日的日子。1980年6月，他在應《浙南日報》之約而寫的《望鄉之情》中，又舊話重提：“1958年後，至今又已20多年了，雖然多次動念，再回故鄉看一看，迄未如願。我想，總會有機會完成這個願望的。”然而，此時的趙超構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新民晚報》復刊，作為社長的他分身乏術；《未晚談》復筆，他幾乎每天手不停筆；學習開會、參觀視察、上台做報告，頻繁的社會活動。他的身體大不如前：血壓過低、心動過緩，還有哮喘咯血……他迴文成老家還能成行嗎？

在上海虹口區那幢60平方米的舊式石庫門房子里，晚年的趙超構用一口流利的文成方言，接待過一撥又一撥慕名前來拜訪的文成老鄉。每一次他都流露出對文成老家的眷戀和嚮往，總是情不自禁追憶當年離開文成時的情景：“從龍川家裡先徒步5里到大峃，再從牌頭街坐竹筏到峃口，又乘舴艋舟至瑞安……”而且，每次總是信誓旦旦地說：“現如今，再也沒有什麼顧慮了。我要在有生之年，再回一趟老家。”

趙超構新聞獎是中國晚報界的最高獎，以已故的傑出新聞工作者、中國晚報界泰斗式人物、《新民晚報》原總編輯趙超構先生的名字命名，由中國晚報工作者協會組織評選.

趙超構文化廣場為紀念趙構誕辰一百周年，同時弘揚地方文化，改善人居環境，龍川鄉於2009年10月底正式動工建設趙超構文化廣場。該廣場地處縣城西大門和縣客運中心斜對面，是通往百丈漈、銅鈴山、劉基廟墓三個國家重點景區的入口，地理位置十分顯要。

趙超構文化廣場項目總投資200多萬元，佔地面積2350平方米，建設內容包括兩個入口小廣場、趙超構銅質主題雕塑、巨型公益廣告、親水平台、防洪堤壩、生態草坪、景觀燈柱、休憩廊架、文化地雕、健身設施、管理用房等。經中國美術學院風景建築設計研究院設計，相關部門立項、審批、招標，廣場於2009年10月底正式動工建設，並已完成主體工程的95%以上，預計在趙超構百年誕辰前全部竣工並投入使用。

該廣場在建設過程中得到了縣委縣政府、縣房管局等相關部門、社會熱心人士以及龍川鄉、花園村幹部群眾的大力支持。2010年3月7日，鄉黨委書記龔士東通過上海《新民晚報》原總編輯丁法章同志熱心幫助，誠蒙中國新聞界元老、原《人民日報》總編輯、八旬高齡的范敬宜老先生（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28世孫）欣然題詞：趙超構文化廣場、中國新聞界泰斗——趙超構。范老的題詞，為廣場添色，使龍川增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