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物浦條約

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打開朝鮮的國門，開始對朝鮮的滲透。在朝鮮國內腐朽的封建統治和日本勢力的衝擊下，朝鮮人民忍無可忍，終於在1882年7月23日爆發了“壬午兵變”，推翻了閔妃集團的統治，擁戴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執政，同時又圍攻日本公使館，趕走了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在壬午兵變中，朝鮮起義軍民殺死了日本籍別技軍教官堀本禮造及其他日本人共計13人，又燒毀了日本公使館。這正給日本以侵略朝鮮的借口和良機。

花房義質從朝鮮逃到日本，將壬午兵變的經過報告本國，引起日本朝野的軒然大波。1882年7月31日，日本內閣就壬午兵變問題舉行緊急會議，明治天皇親臨現場。在會議上分化為主戰和主和兩派，其中前外務卿副島種臣、陸軍中將黑田清隆態度強硬，力主對朝鮮開戰；現外務卿井上馨則主張慎重處理朝鮮事變。最終主和派佔上風，但仍採取了派兵的方式。日本政府決定派花房義質為全權委員，在陸海軍的護送下，赴朝鮮要求謝罪賠償，同時井上馨則坐鎮下關，遙控指揮。8月7日，在下關的井上馨對花房義質下了一份詳細的《訓令》，對與朝鮮交涉可能發生的任何情況的應對措施都作了詳細的指示。此外，井上馨還就對朝鮮提出的要求另列一份《內訓狀》（機密訓令），共有9條，《內訓狀》授予花房非常大的權力，其中包括要求朝鮮政府謝罪、賠款、懲凶等基本內容，同時又規定如果朝鮮政府過失重大則割讓巨濟島或郁陵島給日本、5年內朝鮮軍隊警衛日本公使館、必要時出兵佔領仁川以及擴大日本在朝鮮的通商特權等。這也成為後來朝日談判期間日方的行動準則和基本精神。

與此同時，日本軍方也作出相應部署。陸軍卿代理山縣有朋和海軍卿川村純義就出兵朝鮮的問題進行協商，決定派一大隊的兵力及“金剛”、“比叡”、“清輝”、“日進”4艘軍艦及工部省民船“明治丸”、“和歌浦丸”號作為公使及護衛軍隊用船。另外，日本亦決定在佔領仁川不足以使朝鮮屈服時，動員全國兵力發動侵朝戰爭，佔領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為此日本政府先後頒布了“戒嚴令（八·五）”和“徵兵令（八·十二）”，大舉擴軍備戰。這是近代日本參謀本部創建以來首次以“佔領京城”、“擊破朝鮮國軍”為攻擊目標的軍事部署和實戰演習。此外，剛成立的右翼組織“玄洋社”也蠢蠢欲動，他們計劃在日本政府不採取軍事行動時，組織“征韓義勇軍”，由釜山登陸直搗漢城。

1882年8月10日，花房義質會同陸軍少將高島鞆之助、海軍少將仁禮景范率領的1500名士兵從下關出發，開赴朝鮮。山縣有朋率領新組編的混成旅團及“高砂丸”等4艘運兵船在福岡待命，只要談判破裂，立刻出兵朝鮮。8月12日，花房義質到達朝鮮仁川，正式揭開了壬午兵變后朝日談判的序幕。

花房義質抵達朝鮮仁川（濟物浦）的同時，朝鮮的宗主國中國也介入了。原來壬午兵變爆發后，中國清朝正欲藉機加強同朝鮮的宗藩關係，閔妃集團也向中國求援。清朝駐日公使黎庶昌給署理北洋大臣張樹聲拍電報彙報稱“日本兵船即赴高麗，中國似宜派兵船前往觀變”。於是清政府決定派吳長慶、丁汝昌率淮軍6營3000人出兵朝鮮。日本則向清廷強調壬午兵變與中國無關，日本政府將會自行與朝鮮政府展開談判，不希望中國的介入和干涉。1882年8月10日，丁汝昌和馬建忠已率3艘軍艦前往朝鮮調查事態。而朝鮮在壬午兵變后的實際統治者——興宣大院君在得知中日同時介入的消息后，知道事態嚴重，便以尹成鎮為伴接官，負責接待花房一行。1882年8月13日，花房義質入仁川府，仁川府使任榮鎬負責接待。這天夜間和8月15日，朝鮮官員兵曹判書趙寧夏、工曹參判金宏集（金弘集）兩度來私下拜見拜見花房，這二人都是反對大院君的，花房聽了他們的彙報以後更感到迅速入京之必要。在下關的井上馨也秘密訓令花房“到了仁川，一秒也不要猶豫，馬上進入京城，佔據咽喉要地一事為要”，並稱“你出使之事的成功與否，就在於比清國人進入京城的先後快慢”。花房義質遂決定率軍隊強行進入漢城，與朝鮮政府談判。

1882年8月16日，日軍開拔漢城，儘管大院君非常不願意日本人進城，但迫於形勢不得不同意日軍入城並與之談判。1882年8月20日，1500名日本軍全數進入漢城，在昌德宮敦化門廣場屯駐。接著花房義質在昌德宮重熙堂謁見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向他提出抗議，並責難軍亂中亂軍與暴徒“焚館逐使”的行為，又給他七項“要求函件”，內容與井上馨給的《訓令》相同，並限朝鮮政府在3日內回復。接著他又在別殿拜見大院君，其間花房向大院君陳述關於軍亂的善後政策，然而大院君避免正面答覆，只說明此後朝鮮將順從時勢，決不再固執於“斥邪”及排外政策。

花房帶來的“要求函件”令高宗和大院君非常不滿，次日朝會上，朝鮮君臣更是一致抨擊“要求函件”，大院君下令將其退還，準備動員全國兵力驅逐日本人。同時，大院君又準備請清朝使臣馬建忠來漢城斡旋。此時3000名清軍已經全部登陸朝鮮，駐紮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的南陽灣。得知大院君的要求后，馬建忠率200名清軍趕赴漢城，劇中調停朝日衝突，而朝鮮領議政洪淳穆在大院君的旨意下，一再以為閔妃辦國葬（壬午兵變中大院君宣布閔妃已死）為借口拖延，搞得花房十分惱火，他先命日軍於1882年8月22日集體撤離漢城。翌日，花房義質向朝鮮國王及領議政發出最後通牒，言明若朝鮮堅持拖延，則日軍將會訴諸武力，雙方再無言和的餘地。花房義質退出漢城，登上濟物浦海面的軍艦，日軍則駐紮在仁川到漢城一線，擺出開戰的姿態。朝日談判即將陷入破裂的邊緣。

然而，1882年8月23日馬建忠進入漢城給事情以轉機。事實上，清朝表面上是應大院君之邀請調停朝日衝突，實則暗中與趙寧夏、魚允中、金允植等朝鮮大臣謀議，逮捕大院君，平定兵變。1882年8月25日，吳長慶、丁汝昌率3000清兵進入漢城，1882年8月26日，馬建忠設計逮捕大院君（后押往中國保定軟禁）。其後清軍鎮壓了壬午兵變，將鄭完鄰等10名士兵斬首。至此，大院君政權垮台，朝鮮政府重啟與日本的談判。

在逮捕大院君之前，馬建忠就與花房義質接洽過幾次，雙方達成了由中國逮捕大院君后再開朝日談判的默契。1882年8月27日，朝鮮領議政洪淳穆致函花房義質，要求談判，花房義質欣然應允。次日，仁川府使任榮鎬通知日方官員，高宗委任奉朝賀（退休官員的一種榮譽官名）李裕元為全權大臣、工曹參判金宏集為全權副官，前往濟物浦與日本談判。朝鮮代表團動身前往濟物浦之前，朝鮮高宗派戶曹判書金炳國持日本早前交予朝鮮的“要求函件”往見馬建忠，請他就日朝會談的事給予指示，擔當實際談判任務的金宏集也在當晚來找馬建忠磋商。根據日後《濟物浦條約》內的條款來看，朝鮮是按馬建忠之指示來進行對日談判的；換言之，馬建忠給予金炳國、金宏集的指示即為朝鮮代表與花房義質會談之基礎。所以，清廷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會談，但日朝《濟物浦條約》的締結，明顯是在中國幕後指導下完成的。

1882年8月28日晚10時，朝日談判在濟物浦停泊的日本軍艦“比叡”號上展開談判，到29日上午繼續談判。花房義質將“要求函件”稍加改動，交給朝鮮代表李裕元，朝鮮對大多條件表示難以接受。李裕元根據馬建忠的指示，依從國際法說明朝鮮並無負責損害和軍事賠償的義務，但為花房義質所拒，雙方僵持不下。及后，花房義質按井上馨之意，提出將賠款減至四十萬元；但朝鮮須以礦山採掘權、電線架設權，咸興、大邱兩地定期開放為通商口岸等為交換條件。朝鮮認為如此損失更大，寧願多付十萬元；而且“賠償”二字於國際法不合，故朝鮮要求把“賠償”二字改為“填補”。日本官員認為“填補”二字可以接受，但金 額方面卻沒有商量的餘地。雙方各執己見，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此外在馬建忠的建議下，還將日本的駐軍漢城條款折衷成“日本公使館，置兵員若干備警”，日本在朝鮮國內之駐兵權一事，就此草草解決。至此，朝鮮和日本最大的爭執就是賠款數目問題了。

1882年8月29日正午，朝日雙方再度恢復談判，李裕元稱病不出席，由金宏集負責協商。雙方就賠款和駐兵問題發生爭辯，無果而終。到了下午，花房義質帶同書記官近藤真鋤及其隨員至花島別將營訪問李裕元，脅迫朝鮮接受日方所提出的種種要求。李裕元懼怕日本之威逼，竟然屈服，除把原提案的第五條及第七條略作修正外，其餘六條全部接受。1882年8月30日，朝鮮與日本在濟物浦假館（臨時會館）正式簽訂了《濟物浦條約》。這個條約基本滿足了日本的願望，進一步擴大了日本在朝鮮的侵略勢力。

日本歷七月二十三日、朝鮮歷六月初九日之變，朝鮮兇徒侵襲日本公使館職事人員，致多罹難，朝鮮所聘日本陸軍教師，亦被慘害。日本國為重和好，妥當議辦，即約朝鮮國實行下開六款及別證續約二款，為以表懲前毖後之意。於是兩國全權大臣記名蓋印，以昭信憑。

第一

自今期二十日，朝鮮國捕獲兇徒，嚴究渠魁，從重懲辦事。日本國派員眼同究治，若期內未能捕獲，應由日本國辦理。

第二

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鮮國優禮瘞埋，以厚其終事。

第三

朝鮮撥支五萬圓給與日本官胥遭害者遺族並負傷者，以加體恤事。

第四

因兇徒暴舉，日本國所受損害及護衛公使水陸兵費內五十萬圓，由朝鮮填補事。每年支十萬圓，待五個年清完。

第五

日本公使館備兵員若干備警事。設置修繕兵營，朝鮮國任之。（若朝鮮兵民守律一年之後，日本公使親做不要警備，不妨撤兵）

第六

朝鮮國特派大官修國書以謝日本國事。

大日本國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本國辦理公使花房義質

朝鮮國全權大臣李裕元

全權副官金宏集

日本國與朝鮮國嗣後為益表親好便貿易，茲證定續約二款如左：

第一

釜山、元山、仁川各港間行里程今後擴為四方各五十里（朝鮮里方），期二年後（自條約批准之日起算周歲為一年）更為各百里事。自今期一年後，以楊花津為開市。

第二

任聽日本國公使、領事及其隨員、眷從遊歷朝鮮內地各處事（指定遊歷地方，由禮曹給照，地方官勘照護送）。

右兩國全權大臣各據諭旨，立約蓋印，更請批准，二個月內（日本明治十五年十月、朝鮮開國四百九十一年九月）於日本東京交換。

大日本國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本國辦理公使花房義質

朝鮮國全權大臣李裕元

全權副官金宏集

《濟物浦條約》的內容可以歸結為“懲凶”、“賠款”、“駐兵”、“謝罪”。懲凶和謝罪使朝鮮的國家尊嚴遭到嚴重損害，是近代朝鮮屈辱的象徵；第四款的索取賠款，反映了日本人的貪婪，55萬日元的巨額賠款極大加重了朝鮮的財政困難和人民負擔，也是日本對朝鮮經濟侵略的手段。《續約》則擴大了日本在朝鮮的通商特權，進一步使日本在朝鮮的經濟地位佔據優勢。《濟物浦條約》最關鍵的內容在於第五款，日本借口“壬午兵變”期間朝鮮軍隊保護不力而攫取了駐軍權，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首次海外駐軍，充分體現了日本急於進軍朝鮮半島的野心。日本的駐軍也直接與駐朝清軍形成對峙，不僅嚴重侵犯了朝鮮的領土主權，而且對朝鮮民族的生存和東亞地區的和平構成巨大威脅。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前夕，日本就是以《濟物浦條約》為依據，借口保護使館而駐兵朝鮮的，足見此條款影響之大、危害之深。總之，《濟物浦條約》是繼《江華條約》后又一個嚴重侵犯朝鮮主權和尊嚴的不平等條約，進一步擴大了日本在朝鮮的侵略勢力。

而作為朝鮮幕後的中國，雖然日本竭力阻止中方介入談判，但對朝鮮仍施以重大影響。中國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壓制住日軍，率先平定兵變，但馬建忠卻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他的建議沒有為朝鮮爭取到實際權益，反而姑息縱容日本對朝鮮的脅迫，不僅使朝鮮遭到了嚴重損失，也使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遭到挑戰。為此馬建忠遭到了清廷內清流黨的攻擊，比如御史張佩綸將馬建忠比作明朝的沈惟敬，要求嚴加懲處；而駐朝清軍也對馬建忠極為不滿，清軍軍官袁世凱曾對接待清軍的朝鮮官員金昌熙說：“貴國之事如治瘡，然交涉之人（指馬建忠）挾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則瘡不可為也。”公然詛咒馬建忠去死。馬建忠固然難辭其咎，近代中國的衰微則是根本原因。

1882年9月3日，日本陸海軍將校舉行葬儀，將堀本禮造等12具屍體改葬於濟物浦的獨溪峴地方。朝鮮政府派禮曹佐郎嚴錫瓘攜帶祭品前來會葬。9月7日，朝鮮政府以錦陵尉朴泳孝為謝罪兼修信使，履行《濟物浦條約》第六款內容。對於“懲凶”一事，雖然清軍在先前已經將鄭完鄰等10人斬首示眾，但花房義質以“事出清人之手，斷罪不明”為由，逼迫朝鮮政府繼續追緝“兇徒”，否則日本將按《濟物浦條約》第一款由日本負責逮捕。9月10日，朝鮮逮捕了9名“兇徒”，經朝日官員共同審訊后，認定參與壬午兵變，遂將其全部處斬。10月又將金長孫等8名兵變“魁首”凌遲處死。此外還有十多名大院君派系的官員被賜死或問斬。花房義質大功告成，於9月20日乘坐“明治丸”回國，與他同行的還有朝鮮的謝罪兼修信正使朴泳孝、副使金晚植及隨員徐光范、金玉均、閔泳翊等。1882年9月28日，花房抵達日本東京，在赤坂離宮向明治天皇復命。

以朴泳孝為首的謝罪使來到日本，由於使團多為開化黨，因此日本竭力扶植，不僅順利完成了《濟物浦條約》的換約，還同意將其中50萬日元的賠款延長為10年還清。1884年11月2日，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又依據日本政府命令，向朝鮮高宗宣布豁免《濟物浦條約》中未還清的40萬元賠款，以示對朝鮮的友好。所以朝鮮一共只向日本賠付了15萬元。

至於《濟物浦條約》第五款規定的駐軍權，則因甲申政變后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而取消，但日本仍不放棄派兵的權利。1885年7月19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照會朝鮮外務督辦金允植，言明：“茲奉本國政府訓稱：今將我護衛兵於本七月二十一日全數撤回，此系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濟物浦所訂兩國條約，視其無須警備之時，暫行撤回。至於將來如遇有事，再須護衛，仍當隨時派兵護衛，不得因此次撤警備，誤謂廢滅前約。”朝鮮政府復照同意。也就是說《濟物浦條約》第五款依然有效，這便為甲午中日戰爭埋下伏筆。

《濟物浦條約》談判期間，日本要求拆除朝鮮的“斥和碑”，因為碑文中“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等內容太刺眼，加上是年5月簽訂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朝鮮已經開始和歐美國家通商，因此這塊碑可以說是形式上的障礙。1882年9月14日，朝鮮拆除了漢城鍾閣（普信閣）的斥和碑，其他地方的斥和碑也在《濟物浦條約》簽訂后陸續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