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

（1）巴國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時代，

主要以漢水上游為基本地域依託；春秋時代，巴國文化有所擴展，南及大巴山北緣，東至襄陽；戰國初，巴國舉國南遷至長江幹流，先後在清江、川峽之間至 川東立國。這幾個地方，留下了巴國文化的大量遺跡。

（2）巴地文化：包括今重慶全境、四川東部、陝西南部、貴州北部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學上稱之為早期巴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末葉，這些文化在當地發展演變，盛衰興替已達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義的巴文化：戰國初，巴國溯江進入重慶，始將青銅文化與當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來，也將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融合起來。這才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

巴人是中國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區的一個族群。據專家學者考證，“巴”的地域範圍大體界定在重慶全境、北起漢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東至宜昌、西達川東的地區。

春秋戰國之際向西發展，最終以重慶為中心，建立了巴國，逐步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在部落遷徙的過程中，巴人的文化得以沿途傳播，也得以與其他部落進行交流。巴文化與楚文化在秦漢統一以後，開始融入華夏文化，但同時巴人與楚人始終保持著本地的文化特色。這種多元文化特質的傳播脈絡一直延續至今，成為連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紐帶。

出土巴國文化遺存的湖北省宜昌市位於北緯30度，東經111度，四川省宣漢縣位於北緯31度，東經107度；這兩地分別處在長江及其支流清江和渠江兩岸，均為山區。兩地同處於熱帶海洋氣團和極地大陸氣團的交替控制區域，季節變化明顯，夏季高溫多雨，冬季低溫少雨，年降水800mm以上，是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隨著三峽考古工程的有序推進，有關巴文化的種種謎團正被逐步揭開。學術界對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種觀點：一說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說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強大影響下產生的；一說巴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與楚文化、蜀文化並駕齊驅，但又互相影響和滲透，故也有“巴楚文化”與“巴蜀文化”之稱。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於20世紀40年代，其動因與“巴國銅器”的出土直接相關。

20世紀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慶地區的考古發掘出土為契機，學術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學研究的序幕。從50年代迄今，立足於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為21世紀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對巴文化的涵義界定、時代限定和文化甄別等含混不清或稍欠嚴謹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上馬的三峽考古發掘，更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好機會和好條件。三峽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對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為在長達600多公里的三峽庫區中，基本上都是屬於古代巴文化活動的區域。迄今止在持續時間已長達十年的三峽庫區考古中，已積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資料，對今後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三峽地區的所獲的考古資料，可謂時代早晚俱全，從史前時期到明清時期幾乎所有的時代環節都沒有缺失，文化內涵豐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考古學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域範圍內創造的物質文化，他們本身應有其時空範圍的因素制約。對三峽庫區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對巴文化上限時間無限延長的傾向，即將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有人以為此舉實不可取，因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於巴文化，也不應該稱為“巴文化”，應遵循史前考古學文化命名規則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命名為宜。考古學的巴文化其時代上限應界定在國家制度出現的夏商時期，下限或以秦一統之前的東周末年為宜。秦漢時期的巴地區文化，事實上已是中原漢文化中帶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體，也不屬於前述界定的巴文化範疇。

在近十年的三峽庫區文物搶救發掘中，已發現發掘並確認出一大批從夏商時期直到東周時期的巴文化遺址。夏商時期文化遺存在三峽庫區的發現分佈一直是學術界格外關注的問題。發現和發掘的重要遺址分別有湖北庫區的宜昌楊家灣、中堡島、秭歸長府沱、官莊坪、巴東官渡口和重慶三峽庫區的巫山琵琶洲、江東嘴、奉節新浦、雲陽李家壩、東洋子、萬縣安全墓地、中壩子、忠縣哨棚嘴和中壩等等。

夏商時期三峽庫區的文化發展，

普遍呈現出巴文化、蜀文化色彩偏濃、楚文化色彩較淡的趨勢，這可能與巴國、蜀國鼎盛時期的勢力範圍直接相關。此時期庫區內的考古學文化，與川西成都一帶發現的蜀文化遺址內涵特徵基本雷同，兩者當存在直接的傳承或影響關係。此外，中原地區夏商文化對庫區文化的影響也留下了明顯的痕迹。三峽庫區年來發現和發掘的西周文化時期遺存較多，重要遺址主要有湖北庫區的秭歸大沙壩、巴東雷家坪、重慶三峽庫區的巫山雙堰塘、跳石、雲陽李家壩、忠縣瓦渣地、豐都石地壩和涪陵藺市、鎮安、石沱等等遺址。重慶三峽庫區的西周時期文化，除均帶有中原文化影響的因素外，一般而言，湖北庫區範圍內的西周文化表現出較濃的楚文化色彩，而重慶三峽庫區範圍內的西周遺存則表現出較濃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巫山雙堰塘西周遺址發現大量的包足鬲，有傾向認為這是巫山地區在地理上與鄂西毗鄰直接受楚文化影響的結果，有人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客觀而言，雙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態與“楚式鬲”有明顯的區別，“楚式鬲”實際上是一種中原銅鬲文化與楚地陶器文化結合的產物，而雙堰塘陶鬲則明顯屬於中原銅鬲文化與巴地陶器文化結合的產物，它們應是目前峽區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

東周文化遺存在重慶三峽庫區的分佈發現一直享有盛名。

發現和發掘的重要遺址分別有湖北庫區的宜昌楊家灣遺址、秭歸柳林嘖和重慶庫區的巫山劉家壩、藍家寨、巫溪和坪、廟溪、奉節新浦、老油坊、雲陽李家壩、忠縣崖腳（半邊街）、瓦渣地、中壩、涪陵小田溪等等。三峽庫區東周時期的文化基本與中原文化並軌，湖北庫區或殘留有楚文化的特點，而重慶庫區亦或多或少見到巴文化的痕迹。由於科學發掘遺址數量的驟增，三峽庫區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佈特點等亦逐漸清晰。從宏觀上看，包括湖北、重慶在內的整個三峽庫區的夏商西周考古學文化面貌較為一致，其文化內涵的風格特點多具濃厚巴蜀色彩，與川西同時期文化明顯雷同，兩者當有較直接的淵源發展關係。此外，庫區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兩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響。重慶巫山雙堰塘、雲陽李家壩等西周遺址的宏大規模和豐富的出土遺物，暗示了重慶庫區西周時期曾存在過大規模的城市聚落，它們為探索重慶庫區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實物資料，對揭開古代巴都之迷、復原早期巴人歷史則具有重要的、特別的意義。

有關對巴人源流研究產生分歧意見的原因，事實上都是基於對有關文獻記載內容的理解和解釋不同而造成的。研究巴人歷史所本的主要早期文獻著作有《山海經》、《左傳》、《世本》、《華陽國志·巴志》、《水經注》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等書。

根據對文獻的不同理解和解釋，學術界至少在巴名字的來源、巴字的含義、巴族的起源、巴國的出現、巴人早期的活動區域等等問題上提出了多種不同的觀點。這些不同的學術爭鳴無疑對深入探索巴人的淵源流變史具有重要的裨益。

最早記載巴人事迹的古文獻是《山海經》。《山海經·海內經》說：“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南有巴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經·海內南經》說：“夏后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今本竹書紀年》也有：“（帝啟）八年，帝使孟塗如巴涖訟”的記錄。與《山海經·海內南經》的記述如出一轍。

後代學者在註解前述記載時或認為丹山西，即今重慶巫山縣境的巫山。至於巴人“廩君”，在《山海經》中並沒有見到直接的記錄。《山海經·大荒南經》說：“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檣，食也。爰歌舞之鳥，駕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愛處，百穀所聚”，或認為“巫臷”即“巫蜒”，就是秦末漢初學者著述的《世本》中的：“廩君之先，出自巫蜒”的“巫蜒”。

《世本》是目前持巴人源於鄂西觀點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文獻依據。

流傳下來的的《世本》輯本或輯補本有多種，各種輯本都有對“廩君”的記述，儘管記述的詳略程度和表述的語句不盡一至，但主體內容是基本一致的。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無考諸氏（清秦嘉謨輯補本）》：“廩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鄭氏，皆出於五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廩君名曰務相，姓巴氏。與樊氏、曋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乃共擲劍於石，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轍來取宿，旦即化飛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纓此即相宜，雲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纓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世本·下·侯國氏姓（雷學淇校輯本）》說：“巴郡蠻本有五姓。廩君之先，故出巫蜒也。廩君，名務相，姓巴氏。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山有二穴，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生於黑穴。

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皆登呼躧穴屋，擲劍刺之，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能中之，眾皆嘆。又各令以土為船，雕文畫之，而浮於水內，約船浮者，神以為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陽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莫轍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十餘日，廩君思其便，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雲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廩君於是君乎夷城。”上述文獻中見到的早期巴人史跡（夏商西周時期）記錄，均屬於傳說史而非實錄史。故據此考證巴人的早期歷史本身就存在著較高的不確定性和難確定性。相對而言，晚期巴人史跡（東周時期）的文獻記錄（如《左傳》等），多屬實錄史，有較強的可信度。

廩君種巴人的史跡記載最早源於西漢時期《世本》的傳聞述說中，依據這種傳說口吻，漢晉南北朝時期及其後的文獻又不同程度地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從而演繹出一個近似神話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從《山海經》中不見“廩君”的記述和《世本》中出現“廩君之先，故出巫誕”的語句等現象分析，“廩君”巴人集團的歷史發展傳說即便接近事實，他們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於《山海經》中的“巴國”或“巴人”。因此，認為廩君種巴人不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巴族集團，而應是巴人後期發展的支流或旁系。

重慶三峽地區不僅是文獻傳說巴人活動最頻繁的地區，而且更是考古發掘發現巴人遺跡最豐富的地區。依據逐漸積累的考古發掘資料分析，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動區域還是以今重慶庫區為主，至少在從早期到晚期之間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巴人是以今重慶庫區為發源和發展的根據地的。

據零散的文獻記錄，目前所知巴人最早出現的時代應是夏商時期。前列的《山海經》記錄，如果所記不謬，則在夏啟立國初期巴國或巴方已出現。一些學者認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漢水、丹江之間，這些巴人在殷武丁時期就曾與殷王朝發生過較大的戰鬥。但大多數研究者沒有接納這種提法，認為迄今為止甲骨、金文中所謂的“巴”字，均屬於一種誤釋。但從《左傳·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周）南土也”和《華陽國志·巴志》：“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等記述看，殷商時期巴的存在應無問題。上述文獻線索，為判斷夏商時期巴人或巴國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夏商時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動區域中的原始先民，與夏商時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聯繫，是一個需作重點探索的學術問題。但兩者都是有區別的，不能籠統地稱之為巴人。巴應該是指因聚多個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國稱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應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應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區民間武舞。

中國古代典籍記載最古老的音樂創作產生於巴地。巴渝舞來源於商末巴師伐紂時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點：舞風剛烈，音樂鏗鏘有力，屬武舞、戰舞類型。“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弱起”，“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由此可見巴渝舞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

漢初，巴渝舞被劉邦移入宮中，成為宮廷樂舞，既供宮中觀賞，也成為接待各國使節貴賓的樂舞，還成為王朝祭祀樂舞，天子喪禮樂舞。那時巴渝舞幾乎成了 國家樂舞。三國曹魏時巴渝舞更名為“昭武舞”，西晉時將“昭武舞”易名為“宣武舞”。唐時，巴渝舞仍為宮廷樂舞之一，唐以後，巴渝舞便從宮廷樂舞中消失了。儘管如此，在民間，巴渝舞遺風猶存，重慶地區、四川東部地區巴人後裔的踏踢舞、擺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變，薅草鑼鼓、花鼓調、花燈調、蓮花落、川劇幫腔、川江號子、船工號子、勞動號子、翻山鉸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鄉清”著稱於世。 《水經·江水注》記載：“江水又逕魚腹縣（今奉節）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貴，飲譽遐邇，以致秦昭王與板楯蠻訂立盟約時，以此為質。清酒釀造時間長，冬釀夏熟，色清味重，為酒中上品。巴人善釀清酒，表明其釀酒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巴人有古樸凝重的民風，歷來崇尚勇武。他們住干欄式房屋，樓上居人，樓下養畜，傍水而居；死後大多採取船棺葬、懸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織，家家戶戶能自己織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給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織的麻布，秦滅巴后，令板楯蠻以交納賨布代替戶賦，由此賨布名傳海內。

巴人自然神話有：“比翼齊飛”、“巴蛇吞象”、“白虎神話”。巴人英雄神話有：“廩君傳奇”。巴人神女傳奇有：“巫山神女”、“鹽水神女”。

巴文化雕塑區位於重慶市歌樂山風景區內。重慶是古代巴國的首都，在這裡，巴族先民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古代文化，屬於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歌樂山風景區“巴文化雕塑區”旨在把這段文明從史料和博物館中引出來，進入大眾空間。

雕塑區在取材上儘可能搜尋能代表巴文化特徵的史料、神話。大型浮雕《巴人之舟》取材於《世本-氏姓篇》，是史學界較為肯定的關於巴人種族來源的古史傳說。大型雕塑《棧道文明》集中地表現了古代巴人開鑿棧道的艱辛和偉大。大型浮雕《祭祀》取材於巴蔓子將軍和巴族獨特的喪葬民俗，在高高的懸棺之下，跳喪舞蹈宣洩著巴族宏大的生死觀和巴蔓子將軍剛烈之精神。

雕塑區在構成上造成強烈凝重的原始文化氛圍。雕塑手法粗獷豪邁，充分表現了巴民族開拓向上的精神。

根據考古發掘，巴文化代表還包含巴人詩作、巴國符號文字和青銅文化等內容。由於秦朝大規模的“焚書坑儒”，加之戰亂、災荒和歷史年代久遠等，其史料逐漸絕跡，巴文化已埋藏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對巴文化的更深層次研究，有待依賴考古新發現。

今天的重慶、四川在中國古代的商、周時期，是以巴族和蜀族為主，分別建立的巴國和蜀國，他們和中原的商、周王朝、華夏族，有著密切的聯繫。秦舉巴、蜀以後，巴國和蜀國被正式納入秦國的版圖。經過秦代到西漢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它族已逐漸融合於漢族之中。

關於古代巴、蜀兩地歷史的研究，這方面的材料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據傳說材料整理而成，這就不免帶有神話色彩和後來整理者的觀點，特別是漢、晉時期的大一統思想。這樣無論在史料方面和我們的認識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給研究巴、蜀兩地歷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近代考古學的興起，為歷史科學的研究開闢了另一條途徑。重慶、四川的考古學家們取得了豐富的巴、蜀兩地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許多研究。這些成果為研究古代巴蜀歷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考古學研究的結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兩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它們有各自的分佈地區。a:巴文化分佈則由包括重慶地區、四川東部地區（如距今4500年的羅家壩遺址）、鄂西（今恩施地區）、陝西南部、貴州北部共同構建。蜀文化分佈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 b:巴文化淵源於重慶地區、四川東部（羅家壩遺址）、長江三峽地區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類型)等。蜀文化淵源於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這兩支考古學文化之間是有來往、互有影響的。

考古學文化是一個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物質遺存，根據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結果，它們是各自有發展、有繼承的考古學文化，其發展譜系是清楚的，這些就是古代巴、蜀兩族給我們留下的實物史料。當然在巴、蜀兩國內，除了巴、蜀這兩個主要民族外，還有一些其它民族，由於所處地理環境、自然條件相同，所以在生活習俗、傳統方面，他們和巴、蜀兩族近似，這就形成了在物質文化遺存方面的近似，巴文化、蜀文化大約可以涵蓋他們。以後考古材料的積累和認識的逐步深化，或許會有新的體會。

巴文化、蜀文化一開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響；在他們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種交往和影響就已經存在。所以《尚書·牧誓》所記參加周武王伐紂的蜀，就是信封盆地西部的蜀，這從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玉器和彭縣竹瓦街窖藏青銅器上可以得到證明。蜀人已經參加了中原地區的重大政治活動，《尚書·牧誓》的記載是可信的。正因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區發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強烈地影響下，相當於商、周時期的蜀文化已經進入文明。發展到晚期，巴文化、蜀文化成為中原地區和「西南夷」地區交往的橋樑。

相當於商、周時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發達的經濟，尤其是有發達的青銅鑄造手工業和玉石器製造手工業。青銅器鑄造、玉器製造，實際上體現了一個民族整體經濟的水平，用現代的話說，即是「綜合國力」。夏鼐在談到青銅冶鑄業的發明和廣泛採用的重要意義時說：「首先青銅的原料銅和錫，不像石器時代那些製造石器的石料，並不是到處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銅和錫都是礦物，其中自然銅的產生很稀少，一般銅礦和錫礦都要經過提煉才能提出金屬的銅和錫。這不像石料那樣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礫石、頁岩、板岩等，不必經過化學方法來提煉。金屬提煉出來后，還需翻鑄，才能鑄造出可用的青銅器來。這些是意味著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術的熟練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貿易活動和保證交通路線的暢通，才能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這又需要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上一定的改革，以適應新的經濟情況，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夏鼐這一段論述說明了，考古學研究的對像是物質文化，但不僅限於物質文化，要通過研究物質遺存去研究各個時期人們上層建築領域的問題。青銅鑄造手工業的出現必須是在經濟領域裡各個方面都要有一定的發展。在人們的社會組織、結構方面也要與之相適應。

玉器製造手工業和青銅鑄造手工業有相似之處，如原料的開採、運輸、加工等。同時這些手工業的生產專業性技術很強，需要有一批人專門從事這類生產，這就要求農業生產有相應的發展水平，以保證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從這些手工業的發展情況，可以窺見早期蜀文化整體經濟發展的水平，生產力發展的情況。

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的變革，相當於商、周時的蜀文化已經出現了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在考古學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禮儀性建築、宮殿建築都已發現。廣漢三星堆高大寬厚的城牆、埋藏眾多青銅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橋的大型宮殿建築遺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遺址等，都是國家機器在物質文化方面的體現。早期蜀文化進入文明是其本身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從發現的文化遺跡、遺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強烈影響。

巴文化、蜀文化發展到了它們的晚期，一方面荊人開明氏王蜀，作為異族的統治集團統治下的蜀國，大多數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族，這樣不但要容許他們在原地生活，還得靠蜀族的上層來統治廣大的蜀族居民，這種情況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書上的“變服從其俗”，另一方面這時巴、蜀兩國疆域相鄰、犬牙交錯，相互影響勢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點外，有更多的共同性，這是“巴、蜀文化”名稱的由來。即使如此，我們根據他們頑強保留下來的傳統習慣，仍可區分出來蜀人墓葬和巴人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