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國

巴國最早見於《山海經·海內經》記載：

“西南有巴國。太葜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太葜即上古時代東方部落首領伏羲，后照為巴人始祖。

宋代史學家羅泌《路史·後記》卷一記載：

“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顧相，降處於巴，是生巴人。”

據考古發掘，巴國地區前文化發端於20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巴人先民們就世世代代在重慶地區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們戰天鬥地，自強不息，創造了燦爛的巴文化。

巴國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的大溪文化，國都初枳（今重慶涪陵）。春秋時期巴、楚戰爭頻繁，巴多敗，都城被迫多次向西遷移。

又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小蟲，與諸蟲群飛，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乎君於夷城，四姓皆臣之。”

即是由五個氏族部落聯合形成一個大型的部落集團，其中巴務相以武力和科技上的優勢，獲得了集團的領導權，巴人首領巴務相成為該集團的首任領袖，稱廩君，即以白虎為圖騰的巴人首領。該部落集團溯流而上，同樣憑藉武力和船技戰勝了原住民族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鹽業生產，在夷城（今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境內）建立了巴國第一個首都。

據《辭源》：“巴國，古國名，位於今重慶、湖北、四川、貴州一帶地方”。夏朝時(距今4100年～3600年)稱為“巴方”，商朝時(公元前16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中)稱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納貢，歲歲服役。後來巴人不甘商朝的壓迫，於公元前11世紀，參與周武王伐紂，由於巴人英勇善戰，迫使紂王軍隊陣前倒戈，終於打敗商紂王，西周建立。

西周初期分封了71個諸侯國，巴氏被封為子國，首領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國，通常簡稱巴國。巴國的地域大致在陝南的漢水上游，南及大巴山北緣，東至襄陽，春秋時有所擴展。巴國與西周王室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春秋時代，巴國與蜀、楚、鄧、庸等為鄰。這時，楚國已在南方崛起，巴開始受到楚國的控制，一度與之結成聯盟。但是，巴國人顯然不願意受人挾持，雖然表面上承認楚國的宗主國地位，但一有機會便起來反楚。戰國初期迫於楚的勢力，巴國舉國從漢水流域南遷至長江幹流，先後在清江、川峽之間至重慶立國。

楚巴與鄧之戰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國希望通過楚國與鄧國（在今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交好，楚國派大夫道朔帶巴國使者韓服出使鄧國，在鄧國南境遭到鄾國（在今湖北襄陽市東稍偏北）人的襲擊，結果財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殺。楚王聞訊大怒，派大將斗廉率領楚、巴聯軍攻打鄾國。由於鄾國與鄧國互為姻親，鄧國即派了養甥和聃甥率軍援助鄾國，爆發了著名的“楚巴與鄧之戰”，經過三次進退後，楚巴聯軍前後夾擊，打敗了鄧國，滅了鄾國。

楚巴那處之戰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88年）巴與楚在出兵伐申國（在今河南省南陽市），巴國轉而出兵伐楚，後來，公元前676年，巴軍一舉攻取了兩國邊境地區的楚國那處城(今湖北荊門沙洋)，當時駐守那處城的大夫閻敖棄城游水而逃。隨後巴國又進軍至楚國都城之下(今湖北省荊州市紀南城)。楚文王大怒，殺了棄城逃跑的閻敖，結果其族人不服，紛紛作亂。當年冬季，巴國乘楚國內亂，再次出兵攻伐楚國。楚文王親自率軍抵禦巴軍，結果倉促出戰大敗於長江渡口(今湖北省枝江縣北)，只得領著敗軍回國。

然而根據楚國的傳統法令，敗軍一律不得入城，因此郢都大閽鬻拳拒絕開城門，不讓打了敗仗的楚文王入郢都。楚文王不得已，只好轉兵回攻位於淮河上游的嬴姓黃國，在踖陵(今河南信陽潢川)擊敗了黃國軍隊，這樣就可以回國進城了。不料楚軍行至湫地(今湖北襄樊老河口)，楚文王就因嚼食“昌歜”過量，累積中毒暴病而亡，鬻拳聞知消息后也自殺殉葬。

巴國和楚國從此關係開始惡化，這次戰爭在《左傳》和《華陽國志》均有記載。

巴、楚、秦滅庸之戰

魯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克之。

公元前632年，晉秦聯軍在城濮之戰大敗楚軍后，巴國向秦國致貢，后又和楚修好。

楚莊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與楚、秦國聯手滅掉了位於鄂西（湖北省竹山縣）的庸國。巴人從楚師滅庸國並分得庸國之魚邑(治今重慶奉節)，之後便被楚國逼入長江三峽，進入重慶和川東地區。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人再次伐楚，包圍了楚國的鄾邑（湖北省襄陽市），同年三月，楚國派出了三位能幹的將領公孫寧、吳由於、薳固在鄾地擊敗了巴國軍隊。巴國損失慘重而國力大衰，退出漢水流域。

春秋末戰國初巴國從漢水流域進入長江上游地區后，西與蜀國為鄰，先後在長江和嘉陵江一線建了五座都城，即有名的巴子五都，由此引致“巴蜀世戰爭” 。

到戰國《華陽國志·巴志》說：“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其地東至魚復（今重慶奉節），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及黔涪。”

戰國中葉以後，楚國向巴國大舉進攻，開始了經營西南的事業。楚國不斷向西進逼，巴國步步敗退，接連喪失了大片領土，長江一線也被迫退守魚復。《華陽國志·巴志》介紹巴郡時言：“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今重慶奉節）、陽關（今重慶涪陵）及沔關。”可見巴郡有三處關卡，都為巴人防禦楚國而設。

巴國內亂（公元前377年以前）《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巴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彌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使。(楚)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據傳許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魚邑(重慶奉節、重慶巫溪)、巫邑(今重慶巫山)，正是寶源山鹽泉所在之地，這是巴國經濟命脈之所在，故蔓子寧願捨棄自己的頭顱，也要力保這些地方不致丟失於楚，足見其忠於巴國熱愛巴國之心。但借兵這件事無疑暴露了巴國的虛弱，刺激了楚國的貪慾，於是楚國向西進兵，首先攻佔夷水——清江流域，奪取了巴國“鹽水”，從而佔據巴國第一道鹽泉。

楚肅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國伐楚取茲方（湖北省松滋市）。（即《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六國年表》：蜀伐我茲方。）蜀國東，為巴國之地，何能越過巴國伐楚國？實則，這個時期的巴國對楚、蜀兩國兩線作戰，節節敗退，蜀國控制了巴的部分土地，並自巴地出發伐楚。《蜀王本紀》載:“蜀王據有巴蜀之地。”但楚國很快發動反擊擊敗蜀軍，楚國吸取了清江不設防而成為伐楚通道的教訓，於是在清江築捍關以保衛楚國在清江的既得利益——鹽水泉鹽。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國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慶涪陵區、重慶黔江區）被楚國攻佔。楚師進攻方向很明確，就是沖著巴國第二大鹽泉來的，因此，攻佔巴國黔中之地，也就意味著完全佔有伏牛山鹽泉。《史記·秦本紀》載:“(秦)孝公元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巴國第二道鹽泉鹽水泉鹽產地丟失，巴國在經濟上遭受沉重打擊，國力更加不振，楚師便大舉西進。

楚威王元年至十一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鋒指向巴國最後一道鹽泉，很快攻佔今重慶巫溪縣、巫山、重慶奉節縣一帶，置為巫郡。至此，巴國三大鹽泉已盡失於楚，巴國也失去主要的經濟來源。楚軍從枳邑出發西進，攻下江州東面唯一關口——陽關，接著楚軍很快全線西進，攻陷巴國國都江州（重慶渝中區）及其北的陪都墊江（重慶合川區），並進入雲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記·秦本紀》曰:“楚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

公元前319年冬，巴國和苴國聯合，巴國欲滅充國。而蜀國和充國結盟，兩國抵禦巴國。巴國在公元前318年滅掉了充國，隨即又被蜀國擊敗。苴國向秦國求救，秦惠文王派著名謀臣張儀、大夫司馬錯、都尉墨獾等領三十萬大軍入川援助苴國，秦國在公元前316年春滅掉了苴、蜀兩國，同年，秦順手滅掉了巴國，統一了四川盆地，獲得了安定的後方經濟環境和優勢戰略地帶，為日後擴張進攻楚國打下了基礎。

到蜀王杜蘆（開明十二世）時，巴國被楚國的侵略弄得很頭疼，於是把移居目標定在了西鄰的蜀國，巴蜀兩國的交戰開始變得很頻繁，蜀國由於開明十一世起國力漸衰，十二世蜀王杜蘆準備集中力量打敗巴國以振奮蜀國人心，於是有了巴蜀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苴國在這次戰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國一邊，不過為了不與蜀國撕破臉皮，只派了一隊為巴國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蘆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於是秘密差由蜀軍差老弱兵做誘餌，引巴軍主力深入，然後頃巢圍剿，戰役以蜀大獲全勝，斬敵大將告終。

秦惠王垂涎蜀國富饒，欲派兵攻打，但秦將對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張儀出謀製作五頭石牛，將黃金鑲在牛尾下，由其子張若護送給苴國，苴侯高興的承諾願助秦國借道伐蜀，張若又到苴蜀邊界向人們大肆宣傳說”秦惠王願與苴國結秦晉之好，送給苴國了五頭石牛。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這是秦國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還有靈性，晚上會偷偷的吃草，吃飽了也會拉屎，但它們拉的屎是黃金“。

蜀王杜蘆是一位在年輕氣盛的君王，但有時候氣盛太過了也未免是好事，擊退巴國來犯軍隊的他，決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幾輩為什麼要建苴國，他更忘了上一輩為什麼對苴侯忍氣不發，他沒有思考，或許沒想去思考，也沒想聽廷上百官對他的進諫，他令五組勞工限期開鑿蜀國至苴國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擊越來越不聽話的苴國，另外要奪來秦惠王送給苴侯的五頭能拉黃金屎的石牛。

張若在苴國關注著蜀國至苴國的道路修拓進展，終於等到蜀王杜蘆親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組勞工）引路攻打苴國，這條路就是後來的蜀道。苴侯急忙請張若回秦國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蘆也派使者與秦結盟。但狡詐的秦惠王嬴駟還是派張儀、張若、司馬錯率隊攻打蜀國。苴侯為表誠意大開城門，秦兵蜂擁而入走石牛道（今劍閣金牛道/劍閣道）滅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廢，蜀太子逃到彭鄉（今彭州）被捉。

蜀、苴二國同年滅亡。苴侯或許不記得春秋時期“假道伐虢“的故事了。

就這樣，剛吃了蜀國敗仗而元氣未復的巴國被秦軍勢力包圍，秦惠王嬴駟採納司馬錯“先滅蜀，繼滅楚，而得天下”的建議，同年時隔兩月後滅亡巴國。之後屯兵江州城（今重慶直轄市），一步步向東蠶食楚國。由此我們也大概可看出中原六國為何全被滅國的原因了。

正如所言，多年後中原六國也是這樣相互殘殺共同衰弱，秦國獨做大。

1987年以來，清江隔河岩考古隊、高壩洲考古隊先後對清江中、下游地區進行了數次考古發掘，共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6處，這些遺址地層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經對比研究發現，清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與長江三峽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當於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遺存。從出土的箭鏃、魚鉤、網墜等狩獵和捕魚工具，以及遺址地層中較多的魚骨、獸骨來分析，魚獵生活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依然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如今在清江中游地區調查發現的相當於中原夏、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主要分佈在長陽縣境內，共有4處，即香爐石遺址、桅杆坪遺址、南岸坪遺址、深潭彎遺址等，在長陽以西的巴東、建始、恩施境內的一些遺址中，雖發現有零星的商、周時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幾處被確認的早期巴人遺存中，以香爐石遺址最具代表性。

香爐石遺址地處清江腹心──長陽漁峽口，1988年和1989年先後作過兩次發掘，該遺址處在陡峭山崖的夾縫中，面積約700多平方米，文化層的整體堆積厚度達到4.5米以上，不僅堆積較厚，且遺物保存較好，這是目前在整個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遺存”。

香爐石遺址的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可分為7個層位，遺址地層堆積中出土文物十分豐富，僅首次發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積中，就出土各類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達9240件。且這些文化遺物自夏商時期開始至春秋戰國時期而未間斷，並被學術界確認為是屬於“早期巴文化遺物”。現結合地層與出土遺物逐次進行分析。

石器

石器共出土數千件，器形有斧、錛、鋤、鏟、鉞、錘球、杵、鏃等20餘種，主要為生產用工具，分別用打制、磨製、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製成，石器製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為清江河灘的爍石。

骨器

骨器主要有骨錐、骨針、骨鏃、骨鉤、骨飾等。其中的骨錐、骨針作十分精緻，有的骨針，其圓徑僅0.5厘米，孔徑只有0.08厘米。可見當時的骨器製作工藝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

陶器主要有碗、缽、盤、簋、器蓋、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種，時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盤、器蓋等，時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豬嘴形支座、彩陶單耳杯等。

巴人出自伏羲的後代后照，后照的兒子顧相到了巴地建立巴國。

據《太平寰宇記》載:“武落鍾離山，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所謂“夷水”，又謂“鹽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

夏代前的巴人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頭，學術界如今爭議頗大，有清江說，峽江說（西陵峽），甚至還有三星堆文化說等等，無論哪種說法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讓學術界所信服，因為在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溪文化與夏、商、周時期的香爐石文化之間還存在很大一段缺環。

在西陵峽地區雖發現了時代較早、數量較多的巴文化遺址，有的遺址在夏時期的巴人遺存之下直接疊壓著湖北龍山文化地層，但諸多遺址從地層堆積、出土遺物及文化內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多，巴文化的遺存不夠單純，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爐石遺址那麼系統典型，川西平原發現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頭，因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峽地區巴文化遺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這應是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不能說後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與三星堆是同屬一種文化體系。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與長江交匯處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雞腦河等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相當於中原龍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遺存，但由於發掘工作做得較少，所獲資料有限，還難於作出更為確切的論證。

至夏禹時期，巴國加入夏王朝，成為夏王朝的諸侯之一。《華陽國志.卷一。巴志》載：“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

至此，巴國成為夏的統治集團的一個部分。《山海經·海內南經》記載：“夏后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孟塗）居山上，在丹山（瀘州丹山景區位於瀘州市南114公里的敘永縣境內，由分散的幾個景點組成，總面積200多平方公里，為國家級旅遊景點）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竹書紀年》也記載：“帝啟八年，帝使孟塗人巴涖訟。”

商代

這一階段共分兩層：遺址第⑥層文化層據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為距今3520±130年，相當於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層；第⑤層文化層相當於商代中、晚期夏末商初，巴作為夏的一部分，參與了夏與殷的鬥爭，起碼在夏滅亡的時候，巴並沒有成為商的同盟。《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屍。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厥咎，乃降於巫山。”巫山，即巴國所在，巴國收留了夏亡國后的遺民。

在商代，巴沒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權，反而和殷發生過戰爭。殷墟文字記載說明，公元前13世紀的殷武丁時期，武丁和婦好都曾經征討過巴國。

商代中、晚期

遺址第⑤層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遺物，以陶器為大宗，石器呈明顯下降的趨勢，陶器中以釜為器類之冠，占陶器總數的90%以上，次為罐、缽、杯、豆、紡輪和網墜。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夾砂灰褐陶、褐陶、黃褐陶等，飾有細繩紋、方格紋、藍紋等。說明這一時期，隨著生產的發展，制陶技術的進步，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佔據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該地層中還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卜骨和與生活相關的獸骨，卜骨用大魚的左鰓蓋骨製成，均有鑽孔。鑽孔大多為橢圓形、圓形和長方形，一般鑿槽較深，有的已鑿穿，燒灼痕迹明顯，有的可看見兆紋。

公元前1124年，巴的軍隊作為前鋒加入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也因此在周滅商后，正式成為周王朝的諸侯國之一，併入周王朝的疆域。《華陽國志·巴志》稱：“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代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

春秋時期的楚國逐漸強大，驅趕巴國的疆域不斷向西遷移。《華陽國志·巴志》載：“巴、楚數相攻伐”“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魯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魯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

《左傳·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以後，巴遂不見，蓋楚滅之。”最終楚國奪取了巴國經濟的根基：位於巫溪和清江的鹽業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遷移。《華陽國志·巴志》：“巴子時雖都江州（重慶 主城區），或治墊江（重慶合川），或治平都（重慶豐都），后治四川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慶涪陵）”

陶器

其中陶釜的數量達2100多件，占陶器總數的88.3%左右。陶質有夾砂褐陶、灰褐陶、黃褐陶、、泥質灰陶、灰褐陶等。紋飾有方格紋、繩紋、回形紋等。器形的製作以手製為主，不少器壁還保留有手指按窩，說明在西周時期，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興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類有罐、盆、缽、杯、紡輪、網墜等。

陶質印章

還出土了兩枚陶質印章,印章印文為陰刻。張政良認為：陶璽印文字屬巴蜀文化系統。陳公柔認為：兩璽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遺址西周地層中，當然是巴人比較早的璽印。夏淥認為：兩璽印印文一為“蔡”,一為“鮫”,前者與甲骨文相近，後者與有巨口有利齒的水生動物有關。是中國璽印歷史中的文字記載找到了第一件實物例證，在此之前，我國所發現的古璽印上限僅在戰國。也證明中國首先使用璽印。儘管香爐石遺址陶璽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識清楚，但不影響稱它是古代璽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來印陶器，也應是我國古代璽印的一種或璽印的祖型。

石器和骨器

除上述陶器外，還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錛、刀、鏃、紡輪、礪石等；骨器有錐、鏃、牙飾等。同時還出土了部分卜骨以及大量的與生活相關的獸骨、鳥骨、魚骨等，其卜骨的製作方法與鑽孔形狀與商代出土遺物基本相似。

銅器和貝幣

值得一提的是，在該地層中出土了部分銅器小件，計有銅錐、銅鑿、銅鏃、銅環、銅魚鉤等。另外，還發現了貝幣，均為海貝，雖然數量不多，應是巴人區域貨幣史的實物依據。說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時期已開始慢慢步入青銅時代，經濟交往中逐步開始使用貨幣。

從該地層出土遺物可以看出，西周時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產技術、制陶技術等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說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體系且發展穩定的陶器群體。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處於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會狀態，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產和生活中廣泛使用，魚獵和採集依然是當時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術活動中仍然以占卜為主要活動方式。

遺址第③層為東周早期文化層(即春秋時期),出土遺物中仍以陶器為大宗，占遺物總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銅器，也有一定數量的出土。

陶器

陶器器類仍以釜為主，占陶器總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發生變化，較前期變小。還發現有鬲、罐、瓮、缽、碗、盤、豆、杯、紡輪、網墜等。豆的形態特點各異，其中有碗形豆、細柄豆等。陶質有夾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質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紋飾主要有方格紋、繩紋、鋸齒紋、魚鱗狀網狀暗紋、錐刺小三角紋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徵的代表性器物。以陶釜為特徵的自成體且發展穩定的陶器群體依然佔據重要位置，釜的形體儘管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無論從陶系特點和器物特點看，一直保持著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

石器器類主要有斧、錛、刀、鏃、紡輪、礪石、鑿、鏟、環、墜飾等，石器數量與前期同類出土物呈明顯下降趨勢。銅器有錐、鑿、削刀、鏃等。骨器有錐、鏟、鑿、筷、鏃、牙飾等。

楚文化

這一時期出現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開始影響到清江中游地區，也說明巴人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

戰國時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遷進入川東；一部分往南進入了湘西；還有一部分則在清江流域定居下來，繁衍生息。戰國到秦漢時期，以虎鈕淳于為特徵的青銅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為特徵的陶器文化，青銅文化成為這一時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巴式青銅器

1949年以來，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銅器50餘件在這些出土的虎鈕淳于中，保存最為完整、造型最為精緻、器物最為珍貴的當屬在建始景陽出土的雙虎鈕淳于。

雙虎鈕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個形狀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橢圓的圓柱體。上端有一長32厘米，寬25厘米的橢圓形盤，盤中並立兩隻長15厘米的銅虎，雙虎間有一環相連，便於懸掛，虎身刻有柳葉形花紋，虎的形體粗獷，虎口大張而鋒齒畢露，尾平伸略上卷，體態豐滿，栩栩如生。

虎鈕淳于

淳于為樂器，由淳與盂兩種器形複合而成。《周禮·鼓人》雲:“以金淳和鼓”。鄭《注》:“淳，淳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頭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鈕，以便懸系，這應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銅製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鈕淳→虎淳，從粗糙向精製發展而成 ,據考證，淳于的起源應在黃河流域。

山東，為春秋時期，以後由山東逐步傳入江淮。春秋時代的淳于，主要用於戰陣,《國語·晉語》曰:“戰以淳于、丁寧(丁寧，鉦也),儆其民也。”同書《吳語》曰:“吳王夫差乃秉戰袍，親就，鳴鐘鼓、丁寧、淳于、振鐸。”可見當時黃河流域的晉國和長江流域的吳國都有了淳于，並用於戰陣。

淳于傳入清江流域及三峽地區的巴人區域時，則逐步改變了原有的特徵，以虎為鈕，巴人從東夷人那裡繼承和襲用了淳于的形體和音樂功能，同時對淳于之鈕加以改造創新，讓虎的威嚴，凌駕於淳于之上，使之成為巴民族的象徵，並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護。

虎鈕淳于主要分佈於渝、湘、鄂、黔毗鄰區域，從戰國到漢代，可謂盛極一時。從總體特徵看，其鑄造風格、圖案表現手法以及淳于的形體特點等，均不屬於專門的作坊製作，而是有小區域的製作風格。

鑄范風格各異，使虎鈕淳于形成了精彩紛呈的局面。從虎鈕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間，而湘西地區的虎淳則多在50──55厘米。從虎的形態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體粗獷，虎口大張而鋒齒畢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雙翼，有如虎添翼之勢，整個形象威嚴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張口而不露齒，或露出不明顯，尾多上翹，背部無翼，整個形象樸實生動，接近自然界中所見的虎的形象。這些不同特點，說明虎鈕淳于在當時存在著小區域差異。但虎鈕淳于之虎經過論證卻並非巴人的圖騰。

巴人，古巴國人的簡稱，巴人是古華夏的一支，和蜀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巴人主要分佈在今重慶、川東一帶。傳說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肅南部，后遷到武落鍾離山（今湖北長陽西北），以廩（音lǐn）君為首領，本有巴、樊、瞫（音shěn）、相、鄭五姓。秦滅巴以後，巴人的一支遷至今鄂東，東漢時稱江夏蠻，西晉、南北朝時稱五水蠻；另一支遷至今湘西，構成武陵蠻的一部分。留在重慶、四川境內的，部分叫板楯（音dùn）蠻，南北朝時因大量遷移，大都先後與漢族同化。賨（音cónɡ）人，板楯蠻的別稱，是土著民族之一，其中心在今四川省渠縣一帶，系古代巴人的一支。板楯蠻這個名稱，來源於賨人善用一種叫板楯的武器，賨的名稱則由於板楯蠻“歲出賨錢”的緣故。板楯蠻有七姓，以盧(或作羅）、朴（或作胡）、沓（音d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龔等七個姓氏組成的酋幫，叫賨國。板楯蠻古時居住在嘉陵江和渠江兩岸，北及漢中東部，東及長江三峽，遍及整個重慶和川東地區，是巴國各族中分佈最廣的民族之一。

古代巴人不但作戰勇猛頑強，以致被稱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極其樂觀。他們曾在商、周、楚、秦等強大部族的包圍中經過不斷征戰，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嶺中，在極為艱難困苦的生活條件下，自強不息，世代繁衍。他們斬蛇蟒、射虎豹、獵牧捕魚、墾荒種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這對重慶和川東地區，特別是大巴山一帶經濟文化的開發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自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至清朝初年，重慶和四川史上曾有五次移民遷入。由於戰爭、瘟疫和天災等原因，歷史上曾出現過飢荒無人、屍橫遍野、群虎白日出遊、賨人幾乎滅絕的慘景。為填補戰爭死亡、瘟疫死亡、天災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晉、北宋、元末明初、清初曾五次移民入川。這五次移民遷入，加快了重慶和四川的開發步伐。

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風古樸自然，情感表達直白，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這似從遺物的紋飾變化與特色上可見一斑。相比較而言，巴文化中比較雅緻的文化成份少，更多的是自發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稱為世俗的文化成份較濃厚。清江巴人獨特的文化性格，與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鮮明對比，又與江漢楚文化那種華美修飾有明顯區別。

早期巴文化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為“巴濮的統治部族同為廩君之後”，“巴、濮本為兩個部族，因為長期雜居而成為一族”。可以說，巴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複合體，在他產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一些濮人的文化特徵。

巴文化是巴國王族和巴地民眾所共同創造的全部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會結構的總和。

戰國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國文化和巴地文化兩部分。巴國文化是一種方國文明，巴地文化則是一種地緣文化。

（1）巴國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時代，主要以漢水上游為基本地域依託；春秋時代，巴國文化有所擴展，南及大巴山北緣，東至襄陽；戰國初，巴國舉國南遷至長江幹流，先後在清江、川峽之間至重慶立國。這幾個地方，留下了巴國文化的大量遺跡。

（2）巴地文化：包括重慶地區、四川東部地區、長江三峽地區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學上稱之為早期巴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末葉，這些文化在當地發展演變，盛衰興替已達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義的巴文化：戰國初，巴國溯江進入重慶地區及四川地區，始將青銅文化與當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來，也將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融合起來。這才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

（1）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區民間武舞。中國古代典籍記載最古老的音樂創作產生於巴地。巴渝舞來源於商末巴師伐紂時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點：舞風剛烈，音樂鏗鏘有力，屬武舞、戰舞類型。“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弱起”，“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由此可見巴渝舞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

漢初，巴渝舞被劉邦移入宮中，成為宮廷樂舞，既供宮中觀賞，也成為接待各國使節貴賓的樂舞，還成為王朝祭祀樂舞，天子喪禮樂舞。那時巴渝舞幾乎成了國家樂舞。三國曹魏時巴渝舞更名為“昭武舞”，西晉時將“昭武舞”易名為“宣武舞”。唐時，巴渝舞仍為宮廷樂舞之一，唐以後，巴渝舞便從宮廷樂舞中消失了。儘管如此，在民間，巴渝舞遺風猶存，重慶巴人後裔的踏踢舞、擺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變，現存的薅草鑼鼓、花鼓調、花燈調、蓮花落、川劇幫腔、川江號子、船工號子、勞動號子、翻山鉸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2）“巴鄉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鄉清”著稱於世。《水經·江水注》記載：“江水又逕魚腹縣（今奉節）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貴，飲譽遐邇，以致秦昭王與板楯蠻訂立盟約時，以此為質。清酒釀造時間長，冬釀夏熟，色清味重，為酒中上品。巴人善釀清酒，表明其釀酒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3）巴人風情

巴人有古樸凝重的民風，歷來崇尚勇武。他們住干欄式房屋，樓上居人，樓下養畜，傍水而居；死後大多採取船棺葬、懸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織，家家戶戶能自己織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給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織的麻布，秦滅巴后，令板楯蠻以交納賨布代替戶賦，由此賨布名傳海內。

（4）巴人神話

巴人自然神話有：“比翼齊飛”、“巴蛇吞象”、“白虎神話”。巴人神女傳奇有：“巫山神女”、“鹽水神女”。

根據考古發掘，巴文化代表還包含巴人詩作、巴國符號文字和青銅文化等內容。由於秦朝大規模的“焚書坑儒”，加之戰亂、災荒和歷史年代久遠等，其史料逐漸絕跡，巴文化已埋藏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對巴文化的更深層次研究，有待依賴考古新發現。

巴文化是重慶的根系文化，為追溯千年巴文化歷史淵源，弘揚巴文化精神，九龍坡區政府及龍力地產斥資4億元，聯合打造一座融文化、生態、旅遊、商務、休閑於一體的重慶市文化觀光勝地——巴國城。

巴國城總建築面積約12萬平方米，定位於“呈現巴國歷史文化的主題公園”，內設大量人文雕塑及雕刻，整個建築群風格仿古代巴國時期文化，將復原古代巴國鼎盛時期的版圖及其模型遺址，同時還將設置巴國歷史文化名人的雕塑長廊。

巴國城將集巴國文化之大成，建設巴文化博物館、巴國文化研究中心、巴國文化廣場、巴國湖中舞台、巴國歷史人物雕刻、巴國傳奇雕刻等。同時融入現代商業內涵和旅遊休閑概念，建設高級商務區、賓館會議中心、運動休閑區、湖中舞台遊覽區、城牆觀光區等，是一座氣勢宏大的大型歷史文化觀光型商業中心。

巴國城將挖掘巴渝文化的獨特資源，通過展示千載巴文化的燦爛，彰顯重慶先民忠義愛國的民族精神，傳承千古巴國人文傳奇，讓更多的人了解重慶的歷史。同時將古文明與現代商業結合，探索出文化商業的運作典範。徜徉未來的巴國城，人們將解讀巴國文化神韻，領略中國漢唐風情，觀賞文化建築經典，享受現代文化商娛旅業的魅力。

巴國城的建設，體現了九龍坡區政府文化造勢、生態興區的城市建設理念，是一次極具文化智慧與市場遠見的神奇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