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富強

趙富強身後，尚有著複雜而龐大的商業和生意網路。藉助一些特殊的政商資源，可能低價持有上千家門面，在上海灘當起了“二房東”。他在旗下部分人流量大的門面多經營餐飲的前提下，打造了“匯吃匯喝”美食城（或美食街）這一品牌，並逐步將業務擴展至北京，以及回撤至老家江蘇泰興市。當地人熟知的“上海紅樓”，因日晒雨淋，其實外觀的紅色早已基本褪盡。但在2019年11月3日時，該樓仍被搭建腳手架圍起來，並掛上了綠色安全防護網。工人稱，要給此樓外觀改色。

上海二中院經審理查明，2004年起，趙富強糾集其他被告人，並在其統一組織、領導下，在從事商鋪租賃過程中通過欺詐手段霸佔壟斷房源、暴力威逼解決租賃糾紛擴充經濟實力，還通過長期行賄、吃請、提供嫖宿等手段，拉攏、腐蝕其所在地國家工作人員及國有企業有關工作人員。趙富強等人還創設了“套路租賃”等手法，從2014年6月至案發，該組織共涉及詐騙罪84起、強迫交易罪15起、敲詐勒索罪6起、尋釁滋事罪7起等，嚴重破壞了所在區域的生產、生活秩序。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趙富強採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先後對被害人姜某某等5人多次實施姦淫。2014年10月起，趙富強組織還多次詐騙國有資產，價值人民幣5400餘萬元。自2010年至案發，被告人趙富強夥同他人招募、管理、控制多名女性為其組織從事賣淫活動。2014年3月，被告人趙富強指使他人盜竊價值7.9萬餘元物品。自2007年至案發，被告人趙富強為牟取不正當利益，由其本人或者通過他人向9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近200餘萬元等。上海二中院據此認定趙富強等38名被告人的行為共同或分別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強姦、組織賣淫、詐騙、強迫交易、受賄、行賄等十一項罪名。

審判結果

2020年9月22日，上海二中院依法對趙富強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姦罪、組織賣淫罪、聚眾淫亂罪、行賄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強迫交易罪、盜竊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趙富強限制減刑。上海二中院對其他37名被告人分別在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至二十年之間量刑。

2020年12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趙富強等38名被告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強姦、詐騙、尋釁滋事、強迫交易、敲詐勒索、盜竊、組織賣淫、聚眾淫亂、行賄、受賄上訴一案進行了開庭審理。

庭審中，合議庭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了全面審理，重點圍繞上訴人對一審判決提出異議的事實、證據進行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人均進行了最後陳述。合議庭充分聽取了控、辯雙方意見，依法保障了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將擇期對該案進行宣判。

2020年9月，據上海二中院通報，“紅樓”主人趙富強被判死刑，其餘38人則被判2年6個月到20年不等。這給一度甚囂塵上的種種傳說，迎來一個短淺的答案。

但有關上海紅樓事主趙富強究竟有多少資產，其商業版圖如何，卻是另一個問題。

龐雜的關係網

趙富強的同鄉透露，趙富強的妻子是學舞蹈的，在上海市大連路開有一個“富強文藝”舞蹈培訓工作室。該人士沒有提供“富強文藝”的準確地址，經過近2小時的步行搜尋，記者終於在大連路地鐵站4號出口，找到一個名為“創富大廈”的樓宇，該樓共有4層，約65米，進深15米。4號出口在該樓一層的中部，地理位置極為便利。

“創富大廈”的1層靠路邊一側，基本是各類小吃店，這些小吃店的門面被分割得很小，有的門面寬度只有1.5米，但因地鐵站人流量大，這一排小吃店生意都比較紅火。

不過，這幢樓並沒有“富強文藝”或舞蹈培訓工作室的痕迹。

一位賣煎餅的大叔稱：“找舞蹈工作室？早關了幾年了。”話畢，他放下手中的活兒，不顧兒子咕噥“還有一大群顧客在排隊等候取煎餅”，專門帶記者從創富大廈北端的一道樓梯走上2層，說：“現在賣燒烤的這家店，就是以前老闆娘開的舞蹈工作室，房東老闆已經被抓了好幾個月了。”

他口中的房東老闆，其實是指“二房東”趙富強。

一位燒烤店工作人員稱，該店的前身是一家咖啡館，再之前的前身，的確是一家舞蹈工作室。不過，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35111111這一號碼，在2019年5月時，懸掛於“上海紅樓”的大門門楣上。一條紅色綢布上書黃色字體“本大樓出租：35111111”。位於上海市大連路地鐵4號線出口的另一處“創富大廈”，街景地圖的歷史照片顯示，該樓北側2層，在2014年時的確有一個舞蹈培訓室，只是名字不是趙富強的同鄉說的“富強文藝”，而是上海瀟戈舞蹈培訓。該場地現為一家燒烤店。該樓上現有“匯吃匯喝美食街”招牌。

記者注意到，該“創富大廈”與上海紅樓現名“創富大廈”同名，且該樓上有“匯吃匯喝美食街”字樣。這與趙富強的同鄉給記者提供的趙富強旗下有“匯吃匯喝美食城”的信息相吻合。此外，上海紅樓的4、5、6層，多個柜子、抽屜中有“上海市匯吃匯喝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字樣的工作牌。

此外，4層的辦公室內有“上海市匯吃匯喝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的各種文件，包括招牌表及策劃案等。1至3層的庫房中，以及紅樓東側的樓梯，有一大批“匯吃匯喝”的推廣招貼及廣告牌。

工商檔案顯示，趙富強在註冊資本為5000萬元的匯吃匯喝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中持股51%並擔任法定代表人，在註冊資本為200萬元的上海瀟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現已註銷）中持股100%並擔任法定代表人。他還在註冊資本為10萬元的泰興市瀟戈舞蹈房及上海莎萊娜企業管理有限公司虹口飲食店（現已註銷）擔任法定代表人。

不過，《等深線》記者在上海紅樓第4層大辦公室內找到一份舞蹈及表演藝術培訓人員名單，其中最後一名受訓者名為唐某——此人名與該樓最奢華的第6層的“小姐房”內遺留的胸前工作吊卡上的人名相同。

培訓單位及該工作吊卡所示公司，是趙富強直接投資或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工商檔案顯示，趙富強一共在17家公司中有投資或擔任過法定代表人或高管。梳理趙富強旗下企業及關聯企業，以及關聯人的企業、人事關係，會發現幾個主要特點。其一，趙富強的主要經濟實體的重心已經在2014年後轉為了餐飲業，其“匯吃匯喝”品牌已經在上海市做得風生水起，當地人也稱“匯吃匯喝”品牌做得很大。

趙富強的商業版圖概要

其現任妻子王寧寧在該商業版圖中，不直接持有任何公司的股份，唯一一家擔任監事才半年的上海瀟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也在2019年4月30日被清算註銷。網傳趙富強夫妻鬧離婚，趙富強只願意給60萬元，最終導致另一方向紀檢部門提交了上海紅樓的監控視頻。60萬元這一分手費，與趙富強商業版圖中的資產有較大反差。

搜尋網路地圖“匯吃匯喝”關鍵詞，上海市的匯吃匯喝美食街或美食城，分別分佈在虹口區的外灘、楊浦區的北外灘、徐匯區的匯聯店、楊浦區的平涼店以及浦東新區等。

其二，趙富強的生意版圖已經擴大到北京市海淀區，以及江蘇省泰興市北新鎮，開始出現擴張及向老家轉移資產的跡象。其三，其“匯吃匯喝”品牌及資產，在一定程度上由趙文波、趙栩潼持有絕大部分股份，暫無趙文波及趙栩潼的進一步詳細資料，無法確認此2人是否趙富強的親屬、親戚或是否為趙富強代持股份。其四，王寧寧在趙富強商業帝國中不持有任何公司的股權，僅在其旗下一家2019年4月被註銷的物業公司中擔任過監事。其五，除“匯吃匯喝”系相關企業外，趙富強曾擔任過股東、法定代表人或高管的企業，股權合作方多為女性。

千家門面

工商檔案顯示，上海紅樓事件2019年4月爆發后，趙富強旗下除餐飲業外的另一大主要業務支撐“二房東”板塊的操作平台上海瀟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於2019年4月30日發起了註銷清算，清算組成員為劉麗芳、譚容和趙富強。

王寧寧於2017年11月22日時，才就任該公司的監事。該年度的5月22日，趙富強、王寧寧二人才結婚。

來自上海當地人盛傳的信息稱，趙富強從上海市國資委手裡拿到了1000多個門面的長期租約，這些一手長期租約的租金極低，趙富強拿到這些門面后，轉手租出去，當“二房東”，每年能掙幾千萬元。本次上海紅樓事件發生后，上海市國資委也有人接受調查。不過，因時間等因素，暫未能確認該信息是否屬實。

《等深線》記者2019年11月3日在上海紅樓6層的“記賬房”，從衣櫃中的一堆凌亂的衣服下的柜子深處，找到了一個記賬本。

該賬本顯示，上海市寧國路、滬南路、水豐路、止遠路、殷行路、天同庵路、芷江西路、平涼路、周家嘴路、本溪路、西藏北路、包頭路、四平路、延吉東路、世界路、開魯路、政本路、三門路、江浦路、國權路、國順路、國和路、赤峰路、新港路、遼陽路、錦西路、打虎山路、延吉西路、中山北一路、祥德路等地，均有門面出租。

一本藏在6層“記賬房”衣櫃一堆衣物深處的賬本，上面手寫記滿了一些房屋編號，這些房屋所在的路段多達幾十個，有的路段的門面多達十幾個。

該賬本還記錄了各條路上的門面的個數，以及目前的租客是誰，其中一些比較有名的大客戶，有延吉東路212號的上海銀行等，但其他的門面，多以各種餐飲及修車、網吧、百貨等雜類為主。

這一賬本還按月記錄了各條路上的門面的用電度數，最近的水電費的記錄時間為2019年11月。不過有些門面的最後記錄時間為7月或9月，為何到此截止了，原因不詳。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趙富強旗下的這些門面都是上海市國資委的。

據國內一家民間訴訟文書網站上的可查信息，能查閱到上海名為趙富強的28份房屋租賃合同糾紛。官方的裁判文書網上，上海瀟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有33條民事糾紛信息，上海易祥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有35條民事糾紛信息，另有趙富強旗下企業的幾位關聯人（如法定代表人）有一批訴訟信息。

上述訴訟信息絕大多數是房屋租賃糾紛，且多為私自轉租被訴。

2017年3月9日16時34分，豆瓣上一位註冊名為“匯吃匯喝美食城”的用戶，發了一條信息：“上海的二房東都怎麼樣賺錢嗎？”該信息的落款為“楊浦區房東——趙富強”。

2分鐘后，他再次發問：“上海市楊浦區有多少二房東存在？在楊浦區做二房東賺錢嗎？”再過5分鐘，此人發出了第三問：“上海市楊浦區存在多少二房東？整個上海有多少二房東存在？上海光算楊浦區又有多少二房東存在？”署名依舊是趙富強。后兩次發言，他刪掉了“楊浦區房東”字樣。 

2020年12月30日上午10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趙富強等38名被告人涉黑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趙富強一審被判了死緩，且限制減刑；其他37名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至二十年不等。

一審判決后，趙富強等19名被告人提出上訴。

8月17日至21日，趙富強等38人涉黑案在上海市二中院開庭審理。因涉及個人隱私，以不公開開庭的方式進行。據上海二中院消息，該案由全國掃黑辦掛牌督辦。

上海“黑老大”趙富強究竟犯了什麼事兒？

法院審理查明，2004年起，趙富強逐步介入商鋪租賃行業，以合法經營為幌子謀取不法利益，先後註冊成立多家公司，糾集他人共同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同時擴充其經濟實力及組織成員，最終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

法院稱，該組織在處理租賃糾紛及動遷清場過程中，採用打砸傷人、斷水斷電、堵門阻工等暴力、“軟暴力”手段實施尋釁滋事行為。

從2014年6月至案發，該組織共實施詐騙犯罪84起、強迫交易犯罪15起、敲詐勒索犯罪6起、尋釁滋事犯罪5起，非法謀利共計人民幣600餘萬元。

不僅如此。趙富強還多次採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先後對5名被害人實施姦淫，情節惡劣；指使他人盜竊其他公司價值人民幣7.9萬餘元的物品。此外，他還招募、管理多名賣淫人員長期從事賣淫活動；糾集多人多次共同進行淫亂活動等。通過長期行賄、提供嫖宿等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趙富強還通過長期行賄、吃請、提供嫖宿等手段，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及國有企業有關工作人員，從多家國有企業低價獲取大量出租房源轉租謀利，還騙取市政拆遷補償款、租金等共計人民幣5400萬元。一審法院曾提到，自2007年至案發，被告人趙富強為牟取不正當利益，由其本人或者通過他人向9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近200萬元等。觀海解局注意到，上海楊浦區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盧焱，楊浦區人民法院原院長任湧飛都是趙富強的“保護傘”。

盧焱，男，1967年9月出生，今年53歲，漢族，江蘇金壇人，全日制中專，中央黨校學歷，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1986年8月參加工作，198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2019年7月，盧焱任上被查。

上海市紀委監委稱，盧焱“不僅不在所在地方切實落實好黨中央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重大決策部署，反而利令智昏，私底下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沆瀣一氣，為其打聽案情、通風報信，甘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今年9月，盧焱因受賄罪，貪污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任湧飛，男，漢族，1963年7月生，今年57歲，上海市人，中共黨員，1985年7月參加工作，大學學歷，法律碩士。公開資料顯示，他曾任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2019年10月被查。任湧飛被指“利令智昏，私底下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請託，為其違規干預插手有關案件，實質上已淪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今年9月，任湧飛因受賄罪、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獲刑七年六個月。政法委書記給“黑老大”通風報信任湧飛和盧焱保護的人，就是趙富強。法院審理查明，任湧飛明知趙富強有違法犯罪行為，2018年下半年，任湧飛經盧焱介紹，接受趙富強請託，在終結瀟戈物業公司破產程序等方面提供幫助。觀海解局注意到，趙富強被抓前，盧焱曾通風報信。2019年上半年，盧焱得知楊浦公安分局已對趙富強涉黑涉惡案件立案偵查后，便向其通風報信。同年5月，盧焱得知公安機關即將抓捕趙富強后，於5月15日上午在自己的辦公室內約見趙富強，勸說其儘快離滬。當晚，趙富強等人逃離上海。次日13時許，公安機關在江蘇省泰興市將趙富強等人抓捕歸案。派出所所長、副所長也是“保護傘”趙富強的“保護傘”，還有其他人。觀海解局注意到，9月23日，上海二中院分別對林鋒詐騙案，黃飛、張悅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詐騙案，江山、葉鵬暉詐騙案，胡程浩、孫震東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案進行了公開宣判。上述案件，是趙富強涉黑案的四起關聯案件。

法院審理查明，時任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殷行路派出所所長的胡程浩、長白新村派出所副所長的孫震東包庇趙富強組織並縱容該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胡程浩、孫震東構成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最終，胡程浩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孫震東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