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鈞衡

戴鈞衡

戴鈞衡(1814-1855),字存庄,號蓉洲,桐城孔城人。少時聰慧絕倫,才華早具,寫詩撰文頗有才氣。 20多歲時恃才自負,刻印了自編的《蓉洲初稿》傳世,當時見到這初稿的人,都驚嘆不已,說他是個奇才

人物介紹


這本初稿傳到了家鄉大學者方東樹的手中,方先生看了以後笑說:“十年以後,等他的學識磨鍊到一定火候的時候,會自責的。”
此時,方先生正在研究詩學,著了一部詩論--《昭昧詹言》,這部詩論代表著桐城派的詩論觀點。戴鈞衡從傳抄中得以閱讀了這部書,潛心鑽研了三年,在這段時間內,沒有寫過一首詩。他從方先生詩論中得到了啟示,省察到自己從前所做的詩,實在太草率了,於是收回以前所刻的《蓉洲初稿》。踵府拜見方先生,請方氏收歸門下。
鈞衡在方氏門下攻讀以後,學識大進,文筆精純。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三十六,赴南京鄉試,中了舉人。此後,攜詩文謁見京都顯宦大吏。當時侍郎曾國藩呂賢基、通政羅悖衍、給諫陳慶鏞等京官都願意和他交友。其中曾侍郎更加賞識先生。
他在京都逗留了一段時間,回到鄉里后,更加篤志治學,想從經籍中尋找經世致用的道理。他在研讀《尚書》時,認為秦代的伏勝漢代的歐陽生、大小夏侯馬融鄭玄,三國的王肅,隋代的顧彪等學者對《尚書》的解說,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大都沒有超過《孔傳》的範疇,倒是後起的宋代幾位大家的見解卻有獨到之處。不過他們對《盤庚》等篇的解說都有失誤。於是他廣泛搜集前人疏注,去偽存真,寫了《(書傳)補商》十六卷。刊印后獻給當時的名流學者。曾國藩得此書後,雖在軍旅之中還時時誦讀,稱讚這部書寫得好,發前人之所未發,能夠幫助讀者解疑釋難。
戴氏師事方東樹日久,深得桐城派旨要,以繼承桐城派文統為己任。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推許他說:“在桐城者有鈞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後進,義無所讓也。”戴鈞衡為使桐城派發揚光大,與邑人蘇悖元重訂《望溪文集》,這部文集比照初集,篇目增加了一倍以上。彙編后戴氏又寫了《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序中推崇方苞是繼唐宋八大家和明歸有光之後振興古文的領袖人物,而且在某些方面方氏對比八家與歸有光,有過之無不及。他說:“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境核之,亦與熙甫(歸有光的字)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他又以桐城文論、詩論標準,與鄉賢方存之選編了《桐城文錄》;與友人文漢光編輯了《古桐鄉詩選》。經過他們的整理選輯,使桐城先賢大量的詩文珍品得以流傳後世。
當時戴名世文章仍在禁書之列,無人敢於問津。鈞衡甘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遺篇,匯為《潛虛先生文集》。他在集目序中推崇名世說:“余讀先生之文,見其境象,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御風,莫窺行止。”說他可以直追莊周李白司馬子長;又說:“足與望溪齊名。”
鈞衡不僅關注桐城文化,也極其重視桑梓教育。道光二十年 (1840),與同里文聚奎、程恩綬等社會名流在桐城縣東三十里孔城中街創建桐鄉書院,推舉廩生十數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錢9000串零9820文,興建校舍五幢,購置田產十數處,於道光二十一年開課。鈞衡親自主持校政,登堂講學。每年大課考試兩次,每月小課考試一次,考試成績優異的,發給獎錢1600文,優秀詩文由書院匯采刊刻。書院學生赴縣考試屢居案首榜首是對成績優異的學生備加愛護,住院修業的,如生員測試三次超等,童生測試三次前十名的,每月資助膏火紋銀五錢。書院生監赴金陵參加三年一度的鄉試者,每人每科資助30000文。桐鄉書院創建未到三年,成績卓著,頗負盛名,桐、舒兩縣士子負笈來游的有數百人。當時主持安徽學政的羅悖衍曾於道光二十六年(1847),督學桐城,看了《桐鄉書院課藝》和《桐鄉書院志》以後對桐鄉書院倍加讚賞,說他們能“務根柢,而崇正學”。道光三十年(1850),羅氏升任通政使(後為戶部尚書),撰寫《桐鄉書院記》褒揚戴鈞衡等人興辦教育卓有成效。《桐鄉書院記》羅尚書的親筆碑刻至今猶存於孑L鎮中心小學院內。
戴鈞衡寫了一部《桐鄉書院志》,對書院的興建、課業、考查、獎勵都記載得十分詳實,為安徽省不可多得的書院志書。
桐鄉書院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新學堂成立才告廢止。戴氏在書院中所興建的曠懷園和漱芳精舍故址,至今依稀可辨,所建的朝陽樓至今完好無損,現為桐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戴鈞衡不僅是一位飽學鴻儒,還有經緯治世之才。清咸豐帝施行新政,廣開言路,他列舉了當時國家利弊,請在京人士代呈,恰逢太平天國起事,所呈各款,清廷無暇及此。
太平軍岳陽,戰艦沿江而下,佔領安慶,進逼桐城。戴氏惑於清廷宣傳,敵視太平軍,赴臨淮避亂兼請援軍。不多時,桐城被攻陷,妻小死於兵厄。當時先生客旅懷遠,聞訊嘔血而死,時年四十有三。遺骨葬於孔城鎮紅廟村丁家沖。曾國藩為題墓碑“大清舉人戴君存庄之墓”,現為桐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著有《味經山館詩文鈔》、《公車日記》、《雜記》等刊行於世。《清史稿》有傳。
先生遠離邪佞,為人正直不阿。他在文集里多次闡明了他的做人準則。他於所撰的《朱建論》中,先簡述西漢朱建本是一位正直的官員,不與邪僻之人交友,後來母死無錢治喪,接受了佞臣審食其的饋贈,並為審食其消災弭禍。文帝誅殺審食其,朱建也畏罪自刎。戴氏在文章中發表感慨說:“嗚呼!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間,宜何如哉?”這篇文章既是勸戒勸誡世士人,也是自戒自勵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