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

東漢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里，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士大夫。他們品德高尚，時稱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

• 三君指竇武、劉淑、陳蕃三人，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學習的榜樣；

•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為“人之英”，即人中英傑；

• 八顧指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八人，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為他人榜樣的。

• 八及指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為“能導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導其他人學習三君等榜樣的。

• 八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為“能以財救人者”，即不惜家財，救助有難者的。

當時人以這些人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

•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 發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乾脆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勛周景為太尉。並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勛宣酆為司空。

• 結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里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於次年（即公元167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裡，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 起因

公元168年（建寧元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後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勛、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間大多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

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後面前諂媚侍奉，竇太后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

陳蕃、竇武等人認為宦官這樣干涉朝政，不是了局，於是私下商議，趁日食的天象上書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參政，但竇太后認為從漢元帝時就有宦官參政，是正常現象。雖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卻保護曹節等人，不願士人處罰他們。

• 九月辛亥政變

不久，又出現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徵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將軍有災難。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出宮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摺，得知了士人的計劃，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皇帝的乳母趙嬈一起，矇騙年幼的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劫持竇太后，追捕竇武、陳蕃等。

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

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劃，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將他禁錮而已。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縣官要解印與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屍體，並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倖免。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他的屍體，為他發喪，也被禁錮終生。竇武的孫子竇輔，才二歲，被胡騰收留並冒認為自己的兒子。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倖免。

• 張、謝上書

張奐因“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封侯。張奐因深恨自己被曹節等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並在不久后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

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卻被宦官貶職殺害。

• 大獄再起

宦官等見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罷休，於是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

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郵吳導奉詔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鄉，竟趴在驛舍的床上大哭，范滂聽說后說：“一定是因為我（才會這樣）。”便要自前往監獄。汝南縣令郭揖聽說后解掉印綬，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說：我死了禍事就結束了，怎麼敢連累您呢？“范滂與母親訣別，范母對范滂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遂與李膺、杜密等百餘人被執，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門投止”），每戶人家即便知道會引來殺身之禍也願意收留他，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前後有數十家之多宗族親戚都被殺害，郡縣因此殘破不堪。

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八年之後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黨錮的範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

公元189（中平六年），漢靈帝病死，少帝劉辨繼位，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何進圖謀誅除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反被宦官誘入後宮殺害。為替何進報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紹領兵沖入皇宮，把宦官殺戮殆盡，結束了外戚宦官長期專權的局面，史稱十常侍之亂。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掌權，廢少帝立獻帝，派使者弔祭陳蕃、竇武等人。董卓掌權后，大肆淫亂後宮，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騰，百姓怨聲載道，各地諸侯紛紛討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蟬和呂布以美人計和反間計才將其殺死。事隔整整22年，東漢朝廷才算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

雖然”黨錮之禍“本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鬥爭激化的一種形式，但是，面對宦官專權造成的官場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見識的士大夫敢於挺身而出，揚清激濁，不僅是對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一種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呼聲，因而帶有一定的正義性，應給予肯定。

東漢桓、靈二帝之前，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強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後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但兩次黨錮之禍后，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之亂。士大夫、豪強離心，於是黃巾之亂以後群雄並起，東漢最終走向了滅亡。

范曄《後漢書》：“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蕕無並，銷長相傾。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

司馬光《資治通鑒》：“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

呂思勉版《中國通史》：“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者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製，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后因後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