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

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

嘉慶二十三年喬致庸出生於山西祁縣的一個商賈世家，父親喬全美，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喬致庸棄學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型大小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布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19世紀，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

喬致庸曾先後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2006年開始在中國大陸上映的45集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講述了喬致庸的經商史。其中男主角喬致庸由陳建斌扮演。他的妻子陸玉菡由蔣勤勤扮演。本劇以山西喬家大院為背景，以歷史上有名的晉商喬家人的傳奇經歷為主線。

“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喬致庸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他執掌家業時，“在中堂”事業突飛猛進，家資千萬，起先是“復字型大小”稱雄包頭，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他成為“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財勢躋身全省富戶前列。

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將商務全權委任長子及長孫，休閑家居，閉門課子。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世要以“信”為重，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子孫要注重節儉，不可貪圖安逸。而“在中堂”後來敗落的直接原因是戰爭爆發。1938年大片國土淪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難免

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於用人，他培養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嘆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恆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喬家的商業得以超常規發展，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型大小里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讓他當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柜，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型大小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柜，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柜后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閻維藩（劇中潘為嚴原型），本是平遙蔚字型大小福州分庄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升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后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他為報知遇之恩，殫精竭慮，使大德恆票號後來居上，成為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票號之一。

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有：一不準吸毒，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虐仆，四不準賭博，五不準冶遊，六不準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根由，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弦。喬致庸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喬家所結交的官員，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州府縣治。清光緒以來歷任蒙、疆、陝、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撫、道、縣幾乎都和喬家有著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號經理籠絡聯繫，再漸漸過渡到喬致庸財東。據說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巽、趙爾豐私交甚厚，通過趙氏兄弟又結識了端方、張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緒年間當左宗棠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時，便與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結成密切關係，他所需軍費，多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有時軍費急缺時則向喬家票號借支透支。當西北安定下來，朝廷調左氏回京任軍機大臣時，路上費用均由喬家票號經管。恰好喬家所在地山西祁縣位於川陝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經祁縣時，便特地拜訪喬致庸財東。喬致庸當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準備。當左宗棠來到喬宅見到喬致庸時，直稱“亮大哥，久仰了”，喬致庸更是受寵若驚。在喬宅敘話時，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為，均仰仗亮大哥票號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機請左宗棠為大門前百壽圖題一副對聯。左宗棠即興揮筆，所題對聯為：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經票號掌柜與李鴻章幕僚斡旋，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

素性恬淡、酷嗜讀書，經營財務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然知人善任。待下寬厚。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為其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的主導思想。十數年後，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復盛公”之外，又增設“復盛全”、“復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務全權委任長孫，自己則休閑家居，閉門課子。“肆力史冊。廣購圖書，效法燕山竇氏，嚴飭子孫無少懈”。同時，廣行善舉，光緒三年（1877）縣遭饑饉，出巨資助販。渠本翹創設中學堂，孟步雲創設女子學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廣為人所傳誦。因販災義舉。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子喬景儀、孫喬映霞均沿襲祖業，使商業、金融又有開拓與發展，成為省內外商界聞人。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獨生女使用起來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型大小”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這時“在中堂”的財勢已躋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布全國。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台走廊。登上陽台，可觀全院。陽台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明樓竣工后，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佔到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誠懇，處世隨和。由於他善於謀划和經營，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家大院裡面喬致庸的贊文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

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獃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人。只有長孫喬映霞性格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成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后損，威怕先緊后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慟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喬家大院地處美麗而富饒的山西晉中盆地，位於祁縣城東北12公里處的喬家堡村，距省會太原50公里，與祁縣著名的中華周易宮、延壽寺、九溝風景區、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長裕川等景點形成一日游格局。喬家大院是祁縣喬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聞名海內外的商業資本家喬家第三代喬致庸的堂名。喬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后又在清同治、光緒年間及民國初年多次增修，時間雖跨越了兩個世紀，卻保持了建築風格的渾然天成。喬家大院佔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個小院共313間房屋組成。大院形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全是封閉式磚牆，高三丈有餘，上邊有掩身女兒牆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顯得威嚴氣派。其設計之精巧，工藝之精細，充分體現了我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觀賞、科研和歷史價值，確實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被專家學者恰如其分地讚美為“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難怪有人參觀后感慨地說：“皇家有故宮，民宅著喬家。”從高處俯瞰，整體為雙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築。四周高達10餘米的全封閉水泥磚牆內，院與院相銜，屋與屋相接，鱗次櫛比的懸山頂、歇山頂、硬山頂、卷棚頂及平面頂上，都有通道與堞牆相連。全院以一條平直甬道將6幢大院分隔兩旁，院中有院，院內有園。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門窗、橡檐、階石、欄桿等，無不造型精巧，匠心獨具。院內磚雕，俯仰可觀，脊雕、壁雕、屏雕、欄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鳥獸、琴棋書畫為題材，各具風采。

1986年，祁縣將喬家大院闢為祁縣民俗博物館，以歲時節令、衣食住行、婚喪禮儀、農商活動為主題的42個展室，2000餘件展品，較系統地反映了明清時期山西晉中一帶的民間風俗。喬家大院已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是山西省十佳旅遊景點之一。已接待國內外遊客500萬人次，有50多部電影、電視劇來大院拍攝、選景。由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紅極一時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就是在喬家大院拍攝的。

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是清代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修，一次擴建，於民國初年建成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群體，體現了中國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風格。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AAAA級旅遊景區。

除振興包頭復字型大小、把票號做到匯通天下，喬致庸人生最後一件大事，就是為後人留下了這棟喬家大院。喬致庸在世時候喬家從沒有分過家，而且家庭統一管理，每人每年開支多少都有明確規定。喬家大院最早只有喬貴發建的一個筒樓，後來喬致庸的父親在邊上修建了一個院子，喬致庸本人是沒興趣興建家宅的。

喬映霞完成。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但在山西保存至今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它從來沒有拆過，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一進門右邊的第一個院子。我們叫東北院，他們家叫老院，這個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後來他父親又修了一個，他後來自己修了兩個。喬致庸生活的時代社會動蕩不寧，捻軍義和團爆發后，他覺得靠不上官府，於是把四個院子——這四個院子正好在城裡一個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買下，做成一個封閉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後來喬致庸買這個街口的證據被找到，在喬家堡村裡的關公廟內後來找到了這個碑，記載著喬致庸用450兩白銀購買這些地面產權的事情。後來他參與幫助山西商人將英國人手中的陽泉煤礦贖回。由於用去大筆銀兩，喬家大院有一個角未能建成，成為所謂的“花園”。

喬家大院最終能夠保留下，也和喬致庸的仁厚有直接關係。當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山西總督毓賢在山西地界殺洋人。從太原逃出7個義大利修女，逃到祁縣被喬致庸保護下來，藏到自家銀庫里，最後用運柴草的大車拉到河北得救。後來義大利政府給了喬家一個義大利國旗以表彰，這個國旗竟然在後來日本侵華到山西時候派上用場。喬家把義大利國旗掛在門口，日本人看到這是盟友的，就沒有破壞喬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戶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壞。但是喬家後來覺得這裡還是不安全，最後都離開了喬家大院。20世紀40年代初喬家還曾經回來過一陣，但最終還是離開了，這一去就再沒有回來。朱秀海說，喬家大院在解放后成為祁縣政府的辦公地，後來先後做過人民醫院和糧食倉庫，最後由於是晉中地委黨校，在喬家老家人的保護下安然渡過“文革”。“喬家大院能夠完整保存到今天，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喬致庸的墓還在喬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誌銘是埋在墓里的，喬致庸的墓誌銘至今沒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贊春寫的。他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他們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面，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台，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裡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型大小生意發揚光大，復字型大小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在喬致庸做東家時，復字型大小已經是包頭第一大商號，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有句話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當時經過兩代經營，喬家在包頭有11處生意，關內還有好幾家鋪子，總數有17家。光復字型大小有3個大號，十幾個商鋪，幾百名夥計。包頭當時是新開發地區，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馬，很多東西都很缺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喬致庸還很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征，喬家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后，喬家可以派一個票號跟隨經營後勤，為軍隊籌辦糧草，負責匯兌朝廷的軍餉。武殿學提到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柜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后，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柜閻維藩說，這個人物在電視劇里也有。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柜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后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而這也是山西票號崩潰的開始。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里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店員。十餘年後喬貴發和秦姓同鄉開了一個小字型大小廣盛公。後來生意不景氣，廣盛公面臨破產。但廣盛公的許多生意夥伴認為廣盛公東家為人處世不錯，不忍看他們破產，相約三年後再來收欠賬。三年後，喬貴發不但還清欠款，生意還重新復興，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這已經是嘉慶年間的事了。這個故事似乎已經奠定了喬家經商重誠信的基礎。而將家族生意乃至票號生意發揚光大的，正是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

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當時喬家有三門。一門人丁不旺，二門已經出了5個舉人，家裡豎了5個石旗杆，生意則是喬致庸所在的三門主要在做，但三門卻沒出過一個舉人。喬致庸的大哥有個願望，就是希望喬致庸能給三門掙個舉人，豎個旗杆。如果將來能再中個進士，這輩子的任務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沒想到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喬家雖然主營絲茶，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並非最大。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卻在社會動蕩、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

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升昌票號，現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升昌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5年一次。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平遙就已經有了商號經營匯兌。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創辦的銀號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大德通正是電視劇里的大德興改過來的。成

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武殿學用這樣幾個數據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里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后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這個數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沒有明確記錄，主要根據喬家當時有多少鋪面字型大小來推算，準不準也很難說。但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因其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夥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見起色。但後來又一度虧損，幾乎歇業。喬只好回原籍種地，留秦姓守攤。喬回原籍后娶積氏為妻，後續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糧食豐收，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秦把黃豆出售，獲利頗豐，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營。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倒賣“買樹梢”蝕本。所謂“買樹梢”就是當農民急於用錢時，將其青苗作抵押，商號借錢給農民。廣盛公這次“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幸當地往來業戶支持，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廣盛公得以苟延殘喘。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而且大有餘利。秦、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起點，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餘堂名義，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3萬兩，業務仍以經營油糧米面為主，后又兼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

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霍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後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為喬姓之股。

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后，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喬氏依託復字型大小，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徐珂《清稗類鈔》載，喬氏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實際不止此數，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喬氏在商業經營中很注意網羅人才，這也是喬氏商業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如祁縣人閻維藩（1859－1949），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庄任職時，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要處置維藩，不久恩壽升遷漢口將軍，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已決意辭職。喬致庸得知消息，認為閻善於交結官府，又是個經營人才，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理，許全權處理號事。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彈精竭慮，苦心全營，使喬氏商業獲益非淺。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琅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藉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喬貴發共有三子，長子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後繼乏人，人丁缺少，故長門所營商業較遜色。

次門全義，生子致遠，堂名寧守堂。致遠生二子。長嶸，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喬超五是咸豐九年（1850）舉人，光緒初補新城知縣，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弟秉承遺訓，追求功名，故喬姓這一支，父子、叔侄、爺孫、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長子致廣，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術榮門閥”，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於是決心繼承祖業，在商界大展宏圖。致庸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他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在致庸的精心經營下，喬氏“在中堂”的商業得到很大發展，人稱致庸為“亮財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過繼長子景岱，人皆稱大少，喬氏在中堂後來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頗嚴。映霞不願意喬家諾大家業在他手中敗落，力圖振興，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分別立書齋名，如“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訂立家現：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賭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

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而且要求甚嚴。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尊敬異常，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喬家對教師逢節日有禮敬，專配有二名書童陪待，吃飯時由家長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教師回家時，必備轎車接送，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喬氏如此尊重教師。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於教師秉權執教。約束驕橫的小少爺。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可不遺餘力地施教，最後受益者仍為喬家。喬氏重教之風，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其後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成為科學家、教授和愛國軍人等。

儘管喬映霞很能幹，但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完美，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較開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傾向孫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委主任。一次在與鄰村人械鬥中，誤用槍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意欲勒索喬家，又舊事重提；傳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間，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但楊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使踝骨斷裂，終生成踢腿。《在中堂——喬家大院》一書載：“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說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婚後仍和原來情人鴻雁往來，暗渡陳倉，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麼通信用英文書寫，欺映霞不識英文，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始知為請書等等。”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情：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嫁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著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遺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從喬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國初年喬氏資產尚多，不過並不等於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姻。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時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喬氏在包頭的復字型大小商業，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型大小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1937年日軍侵佔包頭，喬氏復字型大小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抗戰後，喬氏商號復業，僅苟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