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翰

張維翰，(1906-1979)，河北省邯鄲市館陶縣南彥寺村人。幼時家境貧寒，二哥張維璽為生活所迫入馮玉祥部隊當兵，后因在戰功卓著而不斷得到提升，到1920年時已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團團長，這才使他們的家境隨之富了起來。排行老五的他，也便有了隨母親由南彥寺村到北平上學的機會。

1915年，那時他才9歲，隨母親來到北平，進了由馮玉祥辦的第十六混成旅軍官子弟學校(1922年改名為育德中學)，張維翰在此與彭雪楓結識，他倆的同窗之誼，一直延續到此後也是馮玉祥所辦的開封政訓學院和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系。

育德中學校長是愛國民主人士余心清，不僅准許成立學生自治會，閱讀進步書籍，而且在“五卅慘案”后，還准許學生上街遊行示威，並組織下鄉宣傳隊，召開群眾大會，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而當時東城區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正是張維翰的摯友彭雪楓。彭雪楓是馮玉祥部軍官彭雨亭的侄子。

1926年韓復榘公開投靠蔣介石，倒了馮玉祥的戈，學院內立即充滿白色恐怖氣氛，他們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於是趙伊坪、趙子眾、牛連文、王冠英和張維翰等人便連夜逃離學校，到農村隱匿起來。待到1929年八九月間，風聲漸息，張維翰才又約集了彭雪楓、趙子眾，一起考入了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系。

這時二哥張維璽已經是馮玉祥部第十三路軍的軍長以至方面軍總司令了，張家的事業也到了頂峰，成為當地最有名的大戶。可張維翰在北平求學過著長期獨立的生活，雖家境富有，卻因受彭雪楓、趙伊坪、趙子眾等共產黨員的思想熏陶，主動接受了革命理論，大學畢業后，更是決心背叛地主家庭，憑著一腔熱血和正義感，去闖一條自己的路。他的二哥張維璽曾介紹他到河南省民政廳(廳長李培基）做事，他在民政廳第一科僅當了四十天的辦事員，因不滿政府部門中的庸碌腐敗作風，主動辭職返回天津。後於1933年11月隻身奔赴山東工作，因他血氣方剛，疾惡如仇，工作中屢受挫折。

1936年2月，他由縣長訓練班被分配到牟平縣實習，任縣秘書科長及代理縣長。他在三個月的工作實踐中，因發現和舉報原任縣長王照旭的貪污行為而反遭民政廳廳長李樹春誣陷，故憤然離職不幹了，又經張維璽介紹去了投奔剛由沂水縣縣長升任山東省第六專區督察專員、保安司令范築先。范築先和張氏兄弟是同鄉同村。因此，范築先對由張維璽介紹來的張維翰，是十分歡迎和信任的，當即委以專員秘書的重任。

1937年4月間，張維翰應彭雪楓之約到北京晤面，5月中旬張維翰陪彭雪楓抵達聊城。1937年5月，經彭雪楓、趙伊坪介紹，張維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1月19日，范築先向全國發出“裂眥北視，決不南渡”的通電，並在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將第六區保安司令部改組為戰時體制的山東第六區游擊司令部，成立了政訓處（后改為政治部），任命張維翰為主任，姚第鴻為副主任，張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訓處任職。這樣，實際上政訓處就成了中共魯西北特委的公開辦事機構，從此擺脫了地下活動的狀態。

在中共魯西北特委的幫助下，范築先先後將多股民眾起義武裝和民團武裝改編或收編成為抗日隊伍，組成了35個支隊，號稱“十萬鐵軍”。其中第十支隊，是由中共魯西北特委直接創立的，由張維翰兼任司令。

1938年11月，聊城失陷。率第十支隊與陳賡、李聚奎同志領導的部隊協同作戰，壯大了抗日武裝，鞏固了根據地。為紀念民族英雄范築先，1939年1月，八路軍總部命令，將第十支隊改為一二九師築先縱隊，於1月14日正式整編，由張維翰任司令員兼魯西北行政委員會主任。從此，十支隊就由原來的地方部隊升格為八路軍的正規部隊。1940年4月，築先縱隊與魯西行署先遣縱隊合併，合編為一二九師的新八旅(旅長張維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長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參謀長高厚良)。

1942年，新八旅與冀南三分區合併，由張維翰任分區司令員，孔慶德任副司令員、王幼平任副政委。

1943年10月，在敵後環境愈加殘酷的形勢下，黨中央決定抽調大批幹部到延安學習。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張維翰也由冀南三分區到達延安，通過考試，進入中央黨校二部16支隊學習。

1945年8月，在延安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委員。1947年3月，任晉冀魯豫軍區九分區司令員。1948年3月，任冀南三地委武裝部長。1949年8月，任邯鄲軍分區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後任中共邯鄲地委常委、邯鄲軍分區司令員，1953年以後，歷任解放軍軍事體育學校副校長、國防體育協會陸上運動部部長、國家體委陸上運動司司長。1955年授大校軍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9年10月11日病故於北京。

范築先將軍殉國后，國民黨反動派在張秋鎮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布置吳連傑部由臨清往南，齊子修部從清平、博平往西，王金祥部集中全力往北，王來賢則從第十支隊的背後，四面進攻，妄圖圍殲第十支隊，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擠出魯西北。

民軍第一路參謀長劉冠千從張秋鎮開完會回來，在路過館陶縣城南面的萬善時，被第十支隊的哨兵攔住查問。劉冠千裝腔作勢地說：“我是第一路參謀長，公務在身，快送我過衛河!”他帶著十幾名隨從，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想騙過哨兵回曲周東目寨。未料哨兵立即報告了第十支隊駐萬善的部隊，由部隊將劉冠千“護送”到了館陶縣城第十支隊司令部。

原先，范築先麾下的魯西北抗日武裝，除35個支隊外，還有民軍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三支部隊。民軍第一路，是由華北抗日義勇軍收編而成。其司令王來賢系土匪出身，他最初在館陶四區和曲周一帶拉杆，很快發展起來，自稱華北抗日義勇軍。至1938年初已編有七個團，一個炮兵團，一個手槍營。在中共魯西北特委的爭取幫助下，走上抗日道路。因王來賢號稱萬人，應區別於支隊，經政治部建議，給以民軍第一路番號，並委以王來賢中將司令，參謀長劉冠千和下屬七個團不變。1938年11月，日寇進攻聊城，劉冠千帶領第三團擔任東關菜市、豬市、龍灣一帶防務，臨陣脫逃，和國民黨配合，陷主帥范築先於聊城。聊城失陷后，王來賢投敵，當了館陶偽軍司令。因此，張維翰一見劉冠千，就警覺地問：“你從哪兒來?”他見劉冠千支支吾吾，神態反常，就知道他心中有鬼。當劉冠千說到有公事在身馬上要回部隊去時，張維翰為留下他問個究竟，就客氣地說：“我晚上請客，給您洗塵。”

張維翰沒放劉冠千走，穩住他之後，隨即與省委代表張霖之及袁仲賢、王幼平等第十支隊領導成員緊急磋商，該如何處置他。他們一致認為，正是劉冠千在聊城不戰而退，才使范築先司令陷於死地，他罪該萬死！聊城失陷后，第一路又是在他的煽動下接受了國民黨的委任，今天是給他算這兩筆賬的時候了，怎能放他走呢？於是，就決定在設宴時把他搞掉。

宴會由張維翰親自負責布置。酒過三巡，張維翰以舉杯為記，上前敬酒的一位副官把劉冠千的兩隻胳膊往後一擰，下了他腰間的手槍。劉冠千驚慌地說：“幹什麼？不要誤會，咱們都是范司令的人啊!”張維翰一聽此話，氣憤地質問他：“你為什麼把范司令陷在城內？你臨陣脫逃，帶著部隊溜回東目寨，該當何罪？現在該是跟你算總賬的時候了!”劉冠千嚇得魂不附體，還想繼續狡辯，張維翰一聲令下，讓警衛人員將他押送到司令部後院的軍法處審訊。軍法處長王潤槐夜審劉冠千，從劉冠千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國民黨張秋鎮會議決定圍攻第十支隊的罪惡陰謀。當天晚上，為洗雪魯西北廣大人民對劉冠千的仇恨，張維翰就下令把他拉出去處決了。

1952年1月，全國上下忽然搞起了來勢迅猛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由於他與省軍區個別領導關係不很融洽，靠“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創建起來的邯鄲軍分區被視為運動的重點部門，地主家庭出身的他成了內定的所謂“大老虎”，謠傳他是邯鄲地區的“四大家族”之一，抄了他的家不說，還斷了他家的電，並將他與後來被判死刑的張子善、劉青山一起，集中關進了河北省軍區招待所，隔離審查。

張維翰這內定的“大老虎”被關在省軍區招待所一年多才放出來。轟轟烈烈的一場運動結束，為維護組織上的面子，硬是在審查結論上給他羅織了三個問題：第一，政治上麻痹，放縱反革命分子王傅；第二，在搞生產經營上，擅自用19萬發子彈換取糧食，再用糧食摺合錢辦廠建貨棧，不請示、不彙報，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第三，搞鋪張浪費，共計970(萬)元。並決定要開除他的黨籍。

張維翰當然不服，對這莫須有的三大罪名一一加以申辯：其一，王傅原是他的二姐夫(后離異)，解放初政府動員逃亡在外的地主回鄉生產，路過邯鄲時來找他，因他正要去保定參加省軍區的會議，就交待軍分區政治部對王傅的歷史情況進行審查后，視情況而定，如有嚴重問題就交地方政府處理，如無問題則放其回家。經審查，王傅曾帶領館陶縣八區民團數十人參加抗戰，1940年部隊整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新八旅后，王傅編余回家后被組織選任為兩面政權的村長，1942年逃亡他鄉。因此，他根本不存在所謂包庇歷史反革命的問題。其二，冀南軍區九分區撤銷，編入十四縱隊時什麼也沒有留，所謂19萬發子彈不知從何而來？解放初地方糧開支權在地方政府，軍分區根本無權開支，搞生產經營的經費都是經邯鄲地委討論通過的，他只不過是執行地委的決議。其三，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搞生活特殊化，任軍分區司令員兩年多的時間裡，共報銷970(萬)元出差及辦公費用，怎能說是鋪張浪費？更何況當時是實行供給制，蓋營房、建操場都是自籌經費，親自動手帶領大家干出來的呢!

華北軍區看了他的申訴書，認為河北軍區對他做出的審查結論不屬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河北省軍區只得將對他處分決定改為“黨內撤銷職務、行政降兩級”。張維翰仍然不服，便到北京，找總政幹部部提出申訴。幹部部副部長徐立清對他說：“你的案子肯定是錯案，但馬上就糾正過來，恐怕有困難，只能過一些時間再說。你與其這麼在京乾等待，不如先去工作。”一年多不工作了，張維翰也確實憋屈得慌，急切地想回到能發揮自己才幹的工作崗位上去，而這時軍委創辦的軍事體育學校正物色幹部，考慮到他學生時代就愛好體育運動，1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軍全軍運動會上得過總分第一名，就選派他去廣州當了軍體校的副校長。后軍體校撤銷，軍委成立國防體育協會，他調任國防體協陸上運動部部長。1958年11月國防體協併入國家體委，他從部隊轉業到國家體委任陸上運動司司長，直至1963年7月離職休養。

“文革”初期在被關押審查，挨批鬥、遭毒打；受盡非人的折磨后，於1969年和老伴范樹瑜一起，拖著病弱之軀，下放到晉東南山區的“五七”幹校勞動。直到“文革”後期，張維翰已入古稀之年，才得以在老部下的幫助下，離開幹校到邯鄲黨校棲身養老。患癌症后，先在石家莊白求恩醫院治療，病情加重后回京就醫，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不是軍人的他住進了北京軍區總醫院的高幹病房。

在張維翰閉眼而去之前，他不斷申訴了20年的冤案尚未得以平反。因此，當許多老戰友在聽到他的噩耗后都驚奇地問：“怎麼他的冤案還沒平反呢?”時任空軍政委的高厚良當即打電話到北京軍區找副司令員兼紀委書記徐深吉，剛巧徐將軍在石家莊視察部隊，高厚良將軍就讓張勝利帶上張維翰生前所寫的有關申訴材料，趕赴石家莊去找徐深吉將軍。徐深吉看完張維翰的申訴材料，當著張勝利的面給河北軍省軍區打電話：“立即召集省軍區黨委常委開會，我隨後就到，參加你們會議。”就在這緊急召集的河北省軍區黨委常委會上，做出了對張維翰歷史冤案進行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上報北京軍區黨委批准：“張維翰同志當時的所謂三項錯誤事實，不能構成錯誤，建議將張維翰的結論和處理全部撤銷，予以改正。”

10月27日，追悼會舉行，鄧小平、劉伯承元帥、徐向前元帥送了花圈。王任重、宋任窮及張震、王新亭、李聚奎、高厚良、徐深吉等近百位將軍，段君毅、王從吾等幾十名省部級領導幹部，則參加了追悼會。

張維翰不僅在追悼會上享受到了應有的哀榮，而且還經胡耀邦同志的批准，追悼會的消息由新華社發通稿，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刊登。黨和人民終於還張維翰一生以公正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