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布洛赫

1905年入慕尼黑大學讀心理學。1907年在維爾茨堡攻讀哲學、物理學、音樂。

1908—1911年，在柏林大學就教於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席美爾。在那裡結識了盧卡奇、韋伯等人，並加入和平主義社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避居瑞士，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的腐朽性有所認識，開始同情無產階級革命。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後，他流亡國外，1938年僑居美國，從事哲學寫作，批判法西斯主義，進一步靠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寄希望於“東方之光”。1949年回民主德國，被聘為萊比錫大學教授、哲學研究所所長、科學院院士等職。

1952年發表了《主體——客體》一書，為黑格爾哲學辯護，直接同當時官方哲學觀點發生衝突。1956年蘇共20大后，因公開批評社會主義制度，指責馬克思主義為"狹隘"的客觀主義、“教條主義”，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不能說明社會發展等，受到官方批判。1961年訪問聯邦德國時，留居不歸，在圖賓根大學任教，更猛烈地抨擊“斯大林主義”，宣揚“人道的社會主義”。他在輾轉流徙的一生中寫了大量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有、《本時代的遺產》、《主體——客體》、《希望的原理》、《圖賓根哲學導論》等。

1885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生於德國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城（Ludwigshafen）的一個猶太家庭，其父為巴伐利亞鐵路局的職員。路德維希港城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空氣污濁，充斥著大量的無產階級，在這裡，布洛赫看到了資本主義最醜惡的一面。隔河相望的曼海姆市（Mannheim），歷史悠久、文化繁榮，這裡的古建築群、劇院、音樂廳和圖書館象磁石一樣吸引著他，在城堡圖書館，布洛赫發現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寶藏。一橋之隔，有天壤之別，不幸生長在橋這一端的布洛赫，並沒有受狹隘環境的局限，缺乏文化氣氛的路德維希港城，反而使他對精神世界格外嚮往和偏愛，他和小夥伴們一道，用兒童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賦予路德維希港城以神秘的、精神性的外貌。從小，內心世界異常豐富的布洛赫就愛幻想，對於神秘的未來和廣闊的未知世界充滿了冒險家般的激情，這些富於青春氣息的激情與夢幻為他一生的哲學思辨定下了基調。

雖然他從小受到過一些宗教訓練，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的家庭有文化氛圍，布洛赫的少年早慧只能用“天才”兩個字來形容。13歲那年，他成了無神論者，並在一部名為《根據無神論看待世界萬物》（Das Weltall im Lichte des Atheismus）的手稿中提出了他對於生活意義的看法：不存在非物質性的本質，物質是

萬物之母，世界是一架機器。但是，這種對幻象的拒斥很快就被對神秘之物的追尋取而代之，象那個時代的許多德國青年一樣，布洛赫厭惡工業文明帶來的虛無主義、市儈哲學和唯物主義，受到當時流行的反理性主義傾向的影響，他在早期的另一部手稿中呼喚“感性”（sensuousness）的復興。

1902-1903年，他的興趣主要放在哲學、音樂、心理學和物理學上，並已經與李普斯（Theodor Lipps）、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馬赫（Ernst Mach）這樣一些學界泰斗有通信往來。此外，他已然深深沉浸在黑格爾和卡爾·梅（Karl May，德國探險小說作家）的著作中，這兩個人物對他一生的思想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7歲那年，他又寫了一部手稿：《論力及其本質》（über die Kraft und ihr Wesen），後來，布洛赫在晚年的成熟著作中還引用過手稿中的兩句話作為題頭：“世界的本質是充滿著喜悅的精神，是強烈地要求創生成形的衝動；‘物自體’是客觀的想象”，也就是說，這部手稿已經孕含著他後來的一些主題思想。在如此年輕的時期，布洛赫就已經開始探尋和表達新哲學之輪廓，其思想之早熟和創造力之充沛，令人嘆為觀止；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學者不過是在概括、總結、傳播和複製，他們所依賴的正是象布洛赫這類能綻放出燦爛的精神之花的開創性人物。

1905年（20歲），布洛赫進入慕尼黑大學，師從移情心理學的代表人物李普斯。通過李普斯，布洛赫接觸到新浪漫主義的現象學和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礎上的心理學，還與現象學大師胡塞爾（Husserl）和舍勒（Scheler）有過聯繫。1907年，布洛赫去烏茲堡大學（Würzburg）學習哲學、物理學和音樂，在那裡，他跟著當時在實驗心理學和認識論領域最有權威的學者屈爾佩（Oswald Külpe）幹了六個學期，深受其批判現實主義的影響。在烏茲堡，經一個擁護猶太復國的朋友介紹，布洛赫對卡巴拉（Cabbala）和猶太神秘主義產生了興趣，後來他指出，神秘主義中包含著濃厚的烏托邦精神。

22歲那年，布洛赫完成了一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手稿：《論“尚未”範疇》（über die Kategorie Noch-Nicht），獨具一格的新哲學誕生了！新哲學的核心範疇是“尚未”，“尚未”是主客觀世界發展變化的樞機，就主觀意識而言，“尚未意識”是一種向未來可能性開放的期盼意識[在中文裡，“未來”一詞本就意味著“尚未”]，它是烏托邦意識的心理基礎。22歲那年，布洛赫的烏托邦理論找到了出發點和堅實的基礎。

主要是為了追求一個女生以及放蕩不羈的波西米亞生活方式，布洛赫於1908年轉學到柏林，跟從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 Simmel）學習。布洛赫對西美爾的形式主義以及缺乏系統性不太滿意，但西美爾對不可見的直接性（“生活的瞬間”）的強調、關於靈魂的一般解釋學的計劃以及有關“或許”的學說，多多少少還是對他產生了影響。布洛赫雖然對老師的批評哲學持批評態度，但西美爾廣博的興趣以及哲學要與真實生活相結合的想法，倒是與他不謀而合。在柏林，布洛赫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之一盧卡奇成為好朋友，他們隔三差五地在一塊熱烈討論，兩人都很左傾，[布洛赫從少年時代起就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培培爾和羅莎·盧森堡的書]都對德國古典哲學有濃厚興趣，都受到過新康德主義、生命哲學等等的影響。

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年）的核心概念“無產階級意識”、“總體性”中，可以看出布洛赫思想對他的影響，但這兩個人顯然錯誤地估計了對方，後來盧卡奇走上了理性主義的道路，做了很講究實際的半官方哲學家（儘管官方對他並不很滿意），布洛赫卻從很早起就對非理性的幻想和體驗更感興趣，後來在1930年代的表現主義論爭中，他們的這一分歧充分暴露出來。就哲學和藝術而言，盧卡奇顯然是一個沒有多少才分和才情的人，他自始自終都沒有超過黑格爾和馬克思，現代哲學對他幾乎就沒有起任何的影響（雖說他寫過長篇大論的文章對之進行批判），他的著作枯燥、平板，沒有什麼突出的、吸引人的觀點。布洛赫則不同，他很有天才，思想敏銳，富於現代性，雖然也繼承古典哲學的傳統，但絕對不會重蹈覆轍，再走前輩的老路，他是一個有自己獨創性思想的人，對於文化遺產，他總是從自己獨特的哲學視角出發重新進行闡釋，信手拈來，卻又絕非炒現飯。布洛赫的書象迷宮、象色彩斑斕的多稜鏡、象多聲部的大合唱，充滿了神秘、充滿了魅力。阿多諾曾說，哲學有兩種功能，一種是說理，另一種是表現。很少有哲學家做到第二點，布洛赫卻做到了，他的哲學和表現主義是同調的。

1911年，布洛赫移居加爾米西（Garmisch），沉浸在自己的哲學研究之中。為了與朋友盧卡奇討論問題，布洛赫往返於加爾米西和海德堡之間。在海德堡，布洛赫加入了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小圈子，韋伯的夫人評價這個年輕人說：“最近新來了一位猶太哲學家──一個留著長長額發的男孩，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樣，他顯然把自己看成是宣講新彌賽亞福音的先知，並希望別人也把他看成這樣”，韋伯也有類似看法，對他的神秘思想敬而遠之。1913年，布洛赫與雕塑家艾莎·凡·斯特里茨基（Elsavon Stritzky）結婚，她諾斯替式的（gnostic）基督教神秘主義大大感染了他。

一戰爆發后，布洛赫因為身體不合格免於服役，他對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鬥和德國人狂熱的民族情緒十分反感，遂於1917年離開德國，到瑞士參加反德活動。在瑞士，他與小他七歲的本雅明（1892-1940年）相遇，兩位奇才惺惺相惜；那時，布洛赫已是一位沉浸於馬克思著作中的社會主義者。在瑞士，布洛赫還遇到了宗教無政府主義者雨果·波（Huge Ball），波的著作提到閔採爾、魏特林等人，後來布洛赫不僅專門寫過閔採爾，還用革命和烏托邦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宗教與神秘主義。在這段“狂飆”時期，布洛赫身邊儘是一些充滿末世論情懷的畫家、詩人和邊緣知識分子，他積極參與他們的活動，並以表現主義風格寫了一本書：《烏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這本書寫於瑞士，1918年發表於慕尼黑，布洛赫將它題獻給他深愛的妻子艾莎。這一散文風格的書混合了彌賽亞主義、社會主義和改造過的黑格爾主義，是布洛赫前期的代表作。1919年，布洛赫返回柏林，后又到慕尼黑。他寫作了一部關於哲學邏輯的手稿，可惜後來在納粹期間遺失。1921年，他發表了《革命神學家托馬斯·閔採爾》（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一書，一半是從共產主義出發，一半是從千年王國主義出發，布洛赫對閔採爾的神學做了精彩的研究。這部書可以說是《烏托邦精神》一書的尾聲。

1921年，布洛赫的第一個妻子艾莎不幸病逝，這造成了難以愈和的創傷。第二次婚姻（1922年）只維持了一年，整個20年代布洛赫都在四處漂泊，1928年左右布洛赫與來自波蘭的一位年輕的建築系女生卡羅拉（Karola Piotrkowska）邂逅

並相戀，這一戀愛於1934年開花結果。他們的婚姻生活很美滿，兩人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卡羅拉在自傳《源自我的生活》（Aus meinem Leben）中曾描述過他們的幸福生活。在20年代的漫遊時期，布洛赫去過義大利、法國，還到過突尼西亞，在那裡接觸到伊斯蘭教，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感性認識。德國他主要去的地方是柏林，在那裡與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頭面人物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03-1969年）相遇。阿多諾比布洛赫年輕18歲，讀完《烏托邦精神》后登門拜訪作者，由此結下友誼。

阿多諾敬佩布洛赫，布洛赫則在維也納的先鋒雜誌上撰稿稱譽阿多諾的音樂觀。相比之下，布洛赫與本雅明的關係更親密。和布洛赫一樣，本雅明也對神秘主義傳統（尤其是“卡巴拉”）著迷，並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重新思考宗教、烏托邦和末世論，而且在戲劇觀上受到布洛赫的影響；布洛赫則得益於本雅明對細節的敏感，他發現，這一點在盧卡奇身上是缺乏的。1924年他倆一起去度假，與盧卡奇討論文學上的一些問題，經過這次討論，布洛赫清晰地意識到，本雅明比盧卡奇更能理解幻想對馬克思主義的意義。1926年，他倆住在巴黎的同一家旅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熱烈討論，雖然兩人的氣質不一樣，但這些爭論和談話對雙方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本雅明將布洛赫視為能與卡夫卡和布萊希特比肩的、將德語散文推向完美境地的作家，並為《烏托邦精神》寫了評論，布洛赫則為本雅明的《單行街道》寫下了極富洞察力的書評。自1919年相識，他們的友誼持續了20年。和本雅明一樣，布洛赫也與布萊希特交厚，早在1921年，布洛赫就與布萊希特相識，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布萊希特的逝世。在30年代的表現主義之爭中，布洛赫站在布萊希特一邊，支持現代派藝術，批評盧卡奇“把十九世紀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結束乾脆視為其藝術沒落的開始”。在柏林，布洛赫還與"達達派"和其他的藝術圈子有密切往來。在馬克思主義者中，為現代主義和先鋒藝術做辯護的人，要首推布洛赫。

20年代，布洛赫已有一定的名氣，定期為柏林有名的報刊（如Die Weltbühne 、Vossische Zeitung和Berliner Tageblatt）供稿。他寫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評論，抨擊後期資本主義的抽象生活，攻擊魏瑪共和國，嚮往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他早期的評論文章收在1923年出版的《穿越荒漠》（Durch die Wüste）一書中。1923年他對《烏托邦精神》一書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訂，更為系統地表述了自己的烏托邦哲學。布洛赫此時已是一位羽翼已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為盧卡奇的寫的書評中，可以看出，他力圖把自己的烏托邦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系統地結合到一起。1930年，他的散文集《蹤跡》（Spuren）出版了，受德國作家黑貝《璣珠集》的影響，這本書採用了一種新寓言體，它立足於對離奇的體驗、短小的神話、傳說以及日常生活瑣事作出闡釋。和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本雅明的《單行街道》類似，《蹤跡》試圖通過文學呼喚人們走出扭曲了的世界。的主題思想是，“世界的秘密”有其“蹤跡”可尋，而世界的秘密在於這個世界是“尚未”完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白日夢與幻想包含著“尚未意識”，這些意識形式透露了世界的秘密。

對於布洛赫等反法西斯主義作家來說，希特勒的上台是件不幸的事情，加之他有猶太血統、信仰共產主義、支持現代派藝術，便只能逃亡國外。1933年布洛赫離開德國到了蘇黎世（Zürich），在那裡與卡羅拉結婚，於次年（1935年）發表《這個時代的遺產》（Erbschaft dieser Zeit）。《這個時代的遺產》

是社會和文化分析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好書，在書中，布洛赫懷著痛楚的嘲諷回顧了“金色的二十年代”，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而且還對詩歌、戲劇、美術（現代派藝術）、電影、建築、哲學、音樂、大眾文化、物理學以及政治學在當代取得的新進展作出了中肯的評價。

布洛赫一直沒有參加德國共產黨（KPD），並曾暗示，黨所提出的無能的客觀主義以及在提供理想目標方面的失敗，應對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興起負部分的責任。30年代，他批評了某種缺乏熱情的共產主義（Cold Communism）將麵包和小提琴隔離開來的做法，他認為幻想、藝術和烏托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少的“暖流”，這使他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導致後者將他視為神秘的非理性主義者。但奇怪的是，在政治上布洛赫竟然為斯大林的蘇聯唱讚歌，而且把現代政治歸結為“要希特勒還是要斯大林？”這種二元選擇。很明顯，蘇聯並不是即將廢除國家和特權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對老百姓施加暴政的新帝國，也許布洛赫和其他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一樣，被蘇聯的對外宣傳和自己一廂情願的幻想蒙上了眼睛？可是，在蘇聯進行大規模“清洗”和屠殺的時期，布洛赫仍支持斯大林，將那些懷疑和動搖的人稱之為叛徒。在《希望的原理》中，他仍然將蘇聯視為一個理想的國度。有時候，一個知識分子是很容易在政治上被矇騙的。

好在布洛赫沒有去蘇聯，而是逃到了美國，在美國至少不會被清洗掉，而且還可以自由地思考。從1938年到1949年，他都呆在美國，在那個遠離戰爭的國度，他寫下了這部成熟時期的代表作的大部分。他一直未能精通英語，對美國有一種反感，他認為美國文化同樣帶有法西斯主義的味道。在美國的反共浪潮中，布洛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到移民局接受公民權審查，最後在美國憲法口試合格后才正是成為美國公民。在美國，布洛赫雖然很關心德國的事情，為反法西斯的刊物撰稿，但他與圍繞在托馬斯·曼周圍的德國流亡知識分子的關係並不太緊密。遷移到美國的法蘭克福研究所沒有聘用他，[這要怪阿多諾沒有盡心儘力]他沒有固定的生計來源，只得靠妻子養活，他的妻子先是當女招待，後來在一個建築師事務所謀得一份工作。關於希望的著作以《自由與秩序，社會烏托邦文摘》（Freiheit und Ordnung，Abriss der Sozialutopien）為題，先後在紐約（1946年）和東柏林（1947年）出版。他的引起巨大爭議的關於黑格爾的研究著作，於1949年在墨西哥和布宜洛斯·艾里斯以西班牙文印行，書名叫《黑格爾的思想》（Il pensamiento de Hegel）。

通過布萊希特，布洛赫與第三國際發起的、籌建自由德國的國家委員會發生了聯繫，這使他得以在恢復和平後到萊比錫大學任教。從1918年開始，布洛赫就盼望建立一個朝向“東方之光”（蘇聯）的新德國，二戰後成立的民主德國正好“符合”他的理想。1949年回東德之後，布洛赫滿懷希望地工作，在講堂上他試圖復興哲學化的馬克思主義，並教出了一批優秀的學生，沃夫岡·哈里希（Wolfgang Harich）是其中之一。起初，由於他譴責美帝國主義是新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並相信東德將在維護世界和平和保存、發揚德國文化方面發揮重大作用，他幾乎被視為擁護現政權的模範。雖然他的妻子已是一名黨員，但他仍沒有入黨，而是試圖去觀察黨的原則。1951年，布洛赫的黑格爾研究的德文本以《主體-客體：評黑格爾》（Subjekt-Objekt，Erl?uterungen zu Hegel）為題在東柏林發表。斯大林主義者們把黑格爾貶低為“反動唯心主義”，不予理睬，布洛赫的這本書無異於向這種觀念提出了挑戰，因而遭至廣泛的批評。1952年，布洛赫發表了一部論阿維森那的專著：《阿維森那與左翼亞里士多德主義者》（Avicenna und Aristotelische Linke），對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概念作出新解釋。同年，還發表了評論17世紀德國法理學家克里斯琴·托馬修斯的專著：《克里斯琴·托馬修斯：一位無憂無慮的德國學者》（Christian Thomasius：Ein deutscher Gelehrter ohne Misere），在這本書中，布洛赫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繼承了自然法的遺產。馬克思的著作缺乏對自然法的尊重，從理論上應該為其後繼者對個體人權的踐踏負責，一向熱衷於烏托邦與幻想的布洛赫能關注自然法，說明他具有理論敏感性和現實感。1954-1955年，長達1800頁的（Das Prinzip Hoffnung）前兩卷在東柏林出版了，布洛赫成為東德公認的著名哲學家，他獲得了國家獎章，並成為德國科學院院士。

但是，受莫斯科控制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容忍真正意義上的思考，一切與官方哲學不同的論調都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遭受鎮壓的反動思想。不管一個知識分子的聲名有多顯赫，意識形態的高壓控制是終究迴避不了的，要麼堅持自由思想、成為被口誅筆伐乃至肉體消滅的異端分子，要麼卑躬屈膝、迎合官方的格調。布洛赫是一個一輩子用自己的腦瓜想問題的人文知識分子，不可能與僵化的官方哲學長期和平共處。

事實上，矛盾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不少人指責他試圖把他主編的雜誌變成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抗衡的陣地，他的一系列觀點遭到批判，有人給他扣上"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帽子。自1956年斯大林內幕被赫魯曉夫暴光之後，布洛赫終於認識到蘇聯的可怕狀況並不是西方製造的謠言。

蘇共20大召開之後，布洛赫對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模式提出質疑，主張各國摸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放棄教條主義和凌駕於無產階級之上的專制，回歸民主集中制。他公開宣稱東德社會主義應進行政治的和哲學的改革，旋即遭到四面圍攻。1957年，他的一批學生被捕，其中有支持鐵托反斯大林專制的哈里希。雖然布洛赫不贊同哈里希用“民主的人道主義”來改革東德的方案，但他還是牽連到"反革命活動"中去了，不過僥倖的是，他逃脫了逮捕。哈里希以與西方共謀的罪名被判十年監禁，布洛赫則被勒令退休，停止授課。黨的領導人瓦特·烏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將布洛赫定性為：過於強調主觀性，其烏托邦哲學忽視了具體的階級鬥爭，唯心主義地追求“遙遠的目標”。1957年，由官方授意出版了一本批判布洛赫的小冊子：《恩斯特·布洛赫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

作為一名修正主義分子，布洛赫被剝奪了參加學術生活的權利，處在一種隔絕的狀態中，只能與朋友們私下往來。但是，他的著作仍在出版，1959年，第三卷在東柏林出版，不過印數不多，1960年，他關於閔採爾的書也再版了。

1961年柏林牆開始修建時，布洛赫正巧在西德訪問，此時他對東方社會主義的希望徹底破滅，向西德政府請求政治避難。他接受了圖賓根大學的邀請，任客座教授，在那兒他依然熱烈擁護社會主義，當然他擁護的是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和其他的德國教授不同，他將很多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學生身上。布洛赫以其資歷、學識和良心贏得了廣泛的尊重，人們將他稱為德國古典哲學在思辨（Speculative）方面的最後一個代表。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德國神學家到他的希望哲學中尋找理論資源，這使他名揚國際；他對基督教的獨到看法，促進了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話，甚至影響到拉美的解放神學運動。60年代，他積極支持學生運動，認為西方反資本主義的力量來自中產階級子弟，在這一點上他和馬爾庫塞有相似之處。在美國，他和馬爾庫塞成了革命學生的精神領袖。一方面，他反對美帝國主義，抨擊越南戰爭，呼喚重振列寧的富於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他猛烈抨擊蘇聯，擁護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支持布拉格之春，支持以色列建國。他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主張吸引了捷克的哲學家和1968年，他與馬爾庫塞一起參加了南斯拉夫的“科爾丘拉（Korcula）暑期學校”，1969年接受薩格勒布（Zagreb）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布洛赫贏得了姍姍來遲的豐收與回報，他的著作被譯為包括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日文在內的多國文字，1975年著名的索爾本（Sorbonne）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晚年雙目失明的布洛赫仍堅持工作，直到1977年夏天溘然長逝。在長達的92年的風雲變幻中，布洛赫充滿激情地生活、鬥爭、思考和寫作，面對這個既醜惡、野蠻又充滿神秘和希望的世界，滿懷好奇心的他，象個孩子那樣興奮地拾揀古往今來的人類生活中湧現的斷片，彷彿總有講不完的故事和寫不完的東西，20世紀90年代，象他這樣博學多才、有宏大而連貫的思想體系的哲學家，恐怕是再也難以發現的了。

布洛赫的哲學以“希望”為本體，用“尚未”範疇把世界描述為一個過程，提倡烏托邦精神，充分發揮想象的創造力去構思未來。在他看來，事物之所以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是因為事物內部具有一種不斷向前的“潛在——傾向性”。這種傾向也就是目的、需要、期待，也就是他所概括的“希望”。“希望”不僅是人的主觀需求，也是“客觀實在整體內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人類歷史是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

在歷史過程中，主客體統一的基礎既不是精神，也不是僵死的物質，而是實踐活動。人的一切實踐活動都是在烏托邦精神，也即在對前面新奇的東西追求、期待、需要的驅使下進行的，因而人對歷史的直接介入對歷史發展方向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現代社會，工人階級在勞動中發現客觀世界不完善，在需要和希望的推動下，通過勞動不斷解決主客體矛盾，使歷史逐步進入更高的境界。人類文明史是由無數烏托邦構成的。馬克思的思想是面向未來的哲學，也是一種烏托邦，不過它不是抽象的烏托邦，是和歷史辯證法相聯繫的“具體烏托邦”。馬克思的後繼者失去了烏托邦精神，忽視主體性，所主張的唯物主義不過是一種庸俗的經濟決定論。他宣稱自己的哲學就是為了重新喚起人們的烏托邦精神，力圖使馬克思主義充滿想象力和生命力。50年代中期，在布洛赫這種哲學影響下，他的一些學生曾付諸行動，試圖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根本改造。民主德國政府及時進行了制止，並把他的哲學看作有害的非理性主義和泛神論予以批判。

在圖賓根，布洛赫曾辛勤地整理自己汗牛充棟的著作與手稿。經修訂后再版的書有：《革命神學家托馬斯·閔採爾》（1962），《主體-客體》（1962），《這個時代的遺產》（1962），《阿維森那與左翼亞里士多德主義者》（1963），《穿越荒漠》（1964），《烏托邦精神》（1923年版，1964年再版）。新版的書有：《自然權利和人類的尊嚴》（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1961），《哲學基本問題》（Philosophisch Grundfragen）（1961），《圖賓根哲學導論》（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963，1964），《文論》（Literarische Aufs?tze）（1965），《基督教中的無神論》（Atheismus im Christentum）（1968），《關於客觀想象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1969），《革命前，布拉格時期，政治評論》（Politische Messungen，Pestzeit，Vorm?rz）（1970），《唯物主義問題》 （Das Materialismusproblem）（1972），《經驗世界》（Experimentum Mundi）（1975），從長達3000頁的《萊比希哲學史講義》（Leipziger Vorles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未發表）中摘選出來的《哲學史中的諸世界之間》（Zwischenwelten in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