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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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4年,北京印刷學院課題組完成了“畢昇活字術發明實證研究”課題。本課題的醞釀,起於上個世紀後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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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在立項和研究過程中,得到了學院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的熱情幫助和支持。以實證研究方式獲得的課題成果,不僅集中反映了同一領域目前的最新進展,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廣度方面有所突破。此成果,以實證為依據,對畢昇活字術的發明予以科學解析,反駁了國外某些學者否定該項發明的支撐依據,從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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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印刷學院“畢昇活字術實證研究”課題的研究重點是:對畢昇活字術發明的工藝和技術做全面復原。用實證的方法證明:按畢昇原法,刻製成的泥活字是可以使用的;按畢昇原法排版,泥活字完全可以用來印刷。同時,證明沈括的記述是正確的。而關於畢昇活字的字體和書法風格究竟如何的問題,不在本研究之列,這或許應是本課題的後續研究,或是其他同仁要解答的另一問題吧。此外,本課題組根據沈括《夢溪筆談》所記和自己的實踐體會,繪製出的《畢昇活字術工藝圖解》儘管在藝術方面還有欠缺,卻填補了活字術自發明以來僅有文字記載而無圖錄的空白。

活版印刷術


背景與緣起

眾所周知,關於印刷術發明權之爭的問題,中外學界已有不少的印刷史專家、學者通過大量的史料考證和文物研究成果,對國外某些學者的不實之說,逐一予以有力地批駁;維護了中國古代印刷術發明——這一知識產權的尊嚴。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被譽為文明之母。其中,包括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和活版印刷術的發明。一般認為,雕版印刷術發明并行用於隋末唐初。活版印刷術則發明并行用於公元1045年或其前後。據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記載,活版印刷術的發明人是與作者同時代的布衣畢昇。這是世界各國印刷史料中,有關活版的最早文字記錄。活版印刷,中國早於歐洲朝鮮半島數百年。因為畢昇首創的活字術所使用的制字原材料是膠泥,所以其活字一般稱為泥活字。此前,畢昇曾研究並採用過木活字術印刷工藝。畢昇的偉大發明,開創了活版印刷的歷史新時代,影響世界印刷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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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版印刷 由於畢昇原創的活字術實物沒有流傳下來,因此某些外國學者對畢昇的泥活字及其印刷術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近些年來,有人甚至在中國期刊上發表文章,對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記錄的畢昇膠泥活字及其排版術予以斷然否定,其支撐依據主要是:⑴畢昇使用膠泥制字,泥活字易碎,不適用於印刷;⑵用“松脂、蠟和紙灰”排版,固字不牢,印刷時活字會脫落;⑶畢昇的發明,只是一種想法,並未在實際中應用,而把活字印刷變為現實的是他們的祖先。
針對某些外國學者對印刷歷史的曲解,為弘揚中華印刷文明和傳承民族的創新精神,北京印刷學院課題組在各界專家、學者已取得的印刷史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於2002年開始對畢昇的制字工藝和泥字排版技術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側重以工科的研究模式,力求對畢昇活字術做全面復原,為畢昇正名。

過程與結論

1.貫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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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組在研究的全過程中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大印刷史觀,首先對沈括《夢溪筆談》記述的有關畢昇活字術工藝的幾個主要環節,做了貫通性的研究,並把研究思路嚴格置於畢昇所處的活版印刷歷史時代,在尊重歷史本來面目的前提下,求解懸疑。如:就畢昇制字工藝中的“膠泥刻字”、“薄如錢唇”、“火燒令堅”及其製版工藝中使用的固版粘葯“松脂、蠟和紙灰之類”的關鍵環節,經逐一考證后,獲得完全可以反映畢昇活字術各工藝原貌的研究結論,並經實驗積累相關數據、予以量化后,得到一致性的實驗結論。期間發表的論文,既是本課題組做貫通性研究的理論指導,也是課題成果的一部分。此外,對現知的國內古今泥活字術實踐和學術研究各類成果,通過考察、調研和訪問等方式消化吸收,並整理、歸納進行貫通性再研究,從而獲得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和科學的結論。對於一時難以定論的問題,則存疑待後續研究。
上述貫通性研究的結論是: ⑴各地粘土,均可用來製作泥活字(請注意:可用於印刷的成品泥活字的製成,必須按相關工藝規範操作);⑵畢昇原創泥活字,為手工刻製法逐字刻成(非模壓法工藝制字);⑶畢昇原創泥活字,字高當在1厘米左右(“薄如錢唇”非指泥字胎體高度,而指被刻字體高度,其高1毫米左右);⑷畢昇法“火燒令堅”膠泥活字,是由傳統窯燒結的(一種俗稱的“饅頭窯”,通常用於燒制泥盆、泥瓦類陶器);⑸《夢溪筆談》中所說的“松脂、蠟”之蠟,應是“蜂蠟”,三者配藥的成份比例至關重要;⑹古今泥活字製作工藝,主要有“手刻法”和“模壓法”。模壓法制字,是後來者對畢昇法工藝的繼承與發展。此二法,依規範製得的泥活字,均可以用來印刷;⑺國外某些學者,否定的是畢昇原創性活字術工藝,而不是他的發明理念。
2.科學實證
為證明歷史上的每項重大科技發明,國際上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進行實證研究。在理論與史料研究的同時,課題組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採集到十多種各地粘土樣品,做出相關化學分析,測得數據,進行對比,並做出在不同燒結溫度下的變化實驗,取得樣品;按傳統練泥方法,把北京大興粘土及外地部分土樣練製成細膩而純凈的可用膠泥,交由農民刻工手工刻出單個泥字;經室內和戶外試燒,在活字吸水率測試及試排版印刷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將刻好的泥字分批次送往北京延慶,入傳統盆窯取燜窯法燒結,溫度控制在800℃左右。如此,共製成成品活字3000多枚;活字型號規格有:大、中、小三種。其中:大號字(1.1×1.2cm)主要是依據《夢溪筆談》的相關內容而刻制燒成,目的是為突出沈括的史料重要價值;小號字(0.5×0.6㎝),是為探尋今日刻工泥字刻技所能達到的極限程度;中號字,字大0.8×0.9㎝。活字胎體全高主要有兩種,其中薄者:胎體高0.6cm(用於大號字),這主要是為尊重學者們對史料“薄如錢唇”的不同理解。余者泥字皆高1.2㎝。
課題組在研究、實驗過程中,得到各地許多志士仁人、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由此緩解了因課題經費不足而造成的巨大壓力。如:⑴ 國家圖書館全桂花同志、北京大興消防中隊,積極配合本課題組查找急需資料,分文不取;⑵ 化工部橡膠工業研究院李和平先生及上海華龍測試儀器有限公司,免費為我院做泥活字的壓縮強度檢測;⑶ 寧波考古專家林士民老先生,在繁忙的學術活動之中,特地寄來有關古窯的最新發現信息和圖片、資料;⑷ 唐山市衛生陶瓷廠何立剛先生,設法安排專業人員對我方送檢的土樣和活字做理化分析(如:化學成份、燒結溫度及變化、吸水率等);⑸ 武威學者孫壽嶺先生和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在泥活字研究或實踐方面各自都有成功的經驗,課題組與他們交流,他們毫不保留,熱情相授;⑹ 北京榮寶齋水印專家王麗菊同志,為保證本課題進度不受影響,於2004年大年初五甘願閉門謝客一天,義務進行泥字版刷印極限實驗;並數次光臨學院傳授刷印知識及其技能技巧,不取報酬;(7) 印刷史專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潘吉星先生、韓琦先生和溫州博物館館長金柏東先生等,都給予過我們不同形式有益的幫助和學術指導。
活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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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正當本課題運行到實質性操作階段時,一場“非典”不期而至。課題組顧問魏志剛教授及課題組成員團結合作,克服“非典”帶來的困難,及時調整課題運行計劃,從而保證了研究課題如期完成。課題實物成果——依畢昇古法研製成功的泥活字的吸水率和壓縮強度,經現代科技手段測試,完全可以滿足印刷要求。至於有學者就“泥字易碎”問題的提出,究其原因大概有二:⑴活版印刷憑空想象或道聽途說。⑵ 或練泥、或刻字、或窯溫,抑或排版及刷印的某一環節,操作不規範。實證檢驗結果還證明:遵畢昇原法用“松脂、蠟和紙灰”排版,固字效果並不差,活字不會掉下來。國外某位學者所稱遭受“活字脫落之苦”的問題(如果言者真的有過此種經受或言出有據的話——筆者注),大概是他們或是他們的祖先在排版時,固字的松脂、蠟、紙灰的使用配比不合理,或是配製工藝非畢昇原法而導致的結果。簡而言之:“其苦”,是因為使用了不合理的配藥。
有趣的是,課題組在配製固字粘葯的實證階段中,由於開始缺少經驗,松脂、蠟和紙灰的用量比例掌握不好,粘葯粘度過大致使拆版取字增加了難度。這一意外的發現,恰恰從反面否定了某些外國學者關於“畢昇法固字不牢”的論據。實驗證明:粘葯不同的配比便會產生不同的粘度。國外某些學者在不了解正確的工藝方法的情況下,便貿然全盤否定中國泥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反映出其在這一學術領地學識確顯淺薄;若非如此,可能就是別有用意了;至少研究態度是不嚴肅的。
顯然,粘葯的粘性並不是越大越好,粘性過大也有負面效果,正確掌握粘葯的配製工藝方法是畢昇活版印刷術的關鍵技術之一。

社會反響

專家組驗收結題后,《中國文物報》、《北京晚報》、CCTV1晚間新聞》、BTV3《科技全方位》、《北京科技報》、《中華讀書報》、《我們愛科學》、《北京印刷學院》及眾多網站媒體,先後報道或介紹了本課題的研究成果,並給予了很高評價;還有一些專家和學者為此來信或撰文,給予讚揚和鼓勵。一個小小的課題,引來如此廣泛的社會反響,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本課題成果,還參展了2005年“第六屆北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期間,前來參觀的中外觀眾近萬人次。課題組在會間發放資料約三千冊,博得參觀者的普遍好評。有的外賓甚至提出要買我們的泥活字。課題成果的公開亮相,使國內觀眾受到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使國外賓客對中國古代文化與印刷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據悉,一些學校將本課題成果列入教學內容。印度官方權威專業刊物《Punjab Print》則以“History of Printing in China”為專題,介紹了北京印刷學院及其印刷史研究方面的最新信息。

結語

“畢昇活字術發明實證研究”課題結束了。課題原擬目標,基本達到。這一成果,維護了中國活字印刷術發明權,對於弘揚中華印刷文明、傳承民族的創新精神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本課題,得到了北京市教委科研處和北京印刷學院科研處的資助,學院有關教授及領導給予了不少關心和幫助;在研過程中,還得到了各地不少專家、學者和部門的大力支持或參與。作為課題負責人,筆者向學院內外給予本項研究提供過幫助的所有志士仁人及單位表示衷心感謝!感謝課題組骨幹成員趙春英及姜福強,二位同仁克服困難盡了全力參加研究工作。此外,還要衷心感謝我的家人。他們在本課題最需要的時候,給予了最及時的有效幫助和支援,甚至甘願犧牲傳統的節假日休息。本課題的開題、運作及至完成,是一項全新的印刷史研究過程,對筆者更是一次再學習並有所新發現的過程。有形的成果已經展現,而更多的無形收穫——其中包括各種酸甜苦辣,則永存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