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術

印書的時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著，用白紙覆在板上，另外拿一把乾淨的刷子在紙背上輕輕刷一下，把紙拿下來，一頁書就印好了。一頁一頁印好以後，裝訂成冊，一本書也就印刷成功了。這種印刷方法，因為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稱它為“雕版印刷”。

如果說自上古以來約4000年的文化發展，為印刷術的發明創造了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物質材料及圖文轉印術等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大約到公元3世紀都已十分成熟了）。到了唐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時期。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書籍產生了大量的需求。所有這些都為印刷術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唐朝發明雕版印刷術，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早期印刷活動主要在民間進行，多用於印刷神像、經咒、發願文以及曆書等。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機械廠發現雕版梵文陀羅尼經咒單頁，刻印於 704—751年之間，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現收藏在英國倫敦博物館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7張紙粘成一卷，全長488厘米，每張紙高76.3厘米，寬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經文。這卷印品雕刻精美，刀法純熟，圖文渾樸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濃厚勻稱，清晰鮮明，刊刻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824年，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說道：“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模勒即模刻，持交酒茗則是拿著白詩印本去換茶換酒。可見到九世紀初，印刷術的應用已由佛教咒語而擴大到人民喜歡閱讀的詩歌方面去了。835年前後，四川和江蘇北部地方民間都曾“以板印曆日”，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當時有人說民間所印曆書“已滿天下”，可知還不只四川和江蘇兩地印造。883年，成都書肆能看到一些“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的書，和“字書小學”，“率皆雕版印紙”……在印刷術發明后的最初二百年內，它已經是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一種重要媒介。

9世紀唐朝中後期時，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當普遍。五代時期，不僅民間盛行刻書，政府也大規模刻印儒家書籍。自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起，到後周廣順三年（953），前後二十二年刻印了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代雕版印刷更加發達，技術臻於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成都刻印質量為高。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張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經》，費二十二年，計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達十三萬塊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書。

宋代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術。

元、明、清三代從事刻書的不僅有各級官府，還有書院、書坊和私人。所刻書籍，遍及經、史、子、集四部。

彩色套印於北宋初年就在四川流行有“交子”，即用朱墨兩色套印的紙幣。14世紀時元代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兩色刊印的《金剛經注》，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紀末，套色印刷廣泛流行。明代萬曆年間的閔齊、閔昭明、凌汝享、凌初、凌瀛初都是擅長套色印刷術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術又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這種套色技術與版畫技術相結合，便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套色版畫。明末《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都是古版畫的藝術珍品。

根據明朝時候邵經邦《弘簡錄》一書的記載：唐太宗的皇后長孫氏收集封建社會中婦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編寫了一本叫《女則》的書。貞觀十年土長孫皇后死了，宮中有人把這本書送到唐太宗那裡。唐太宗看到之後，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來。

貞觀十年是公元六三六年。《女則》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這一年，也可能稍後一些。這是中國文獻資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從這個資料來分析。可能當時民間已經開始用雕版印刷來印行書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則》印出來。雕版印刷發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則》出版的年代更早。

到了九世紀的時候，中國用雕版印刷來印書已經相當普遍了。

《白氏長慶集》

唐朝時候，詩人白居易把自己寫的詩編成了一部詩集——《白氏長慶集》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八二五年一月二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給《白氏長慶集》寫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說：當時，揚州與越州一帶，有人把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販賣，或換做茶酒。這裡的“模勒”兩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舊唐書》

《舊唐書》還有這樣一條記載，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曆書。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根據另外一些古書的記載情況是這樣：當時劍南、兩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曆書，在街上出賣。每年，管曆法的司天台還沒有奏請頒發新曆，老百姓印的新曆卻已到處都是了。頒布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權，東川節度使馮宿為了維護朝廷的威信，就奏請禁止私人出版曆書。曆書關係到農業生產，農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麼禁得了呢？雖然唐文宗下了這道命令，民間刻印的曆書仍舊到處風行。就是在同一個地區，民間印刷曆書的也不止一家。

黃巢起義的時候，唐僖宗慌慌張張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當然沒有人來管理禁印曆書的事了。因此，江東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編印了曆書出賣。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有兩個人印的曆書，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發生了爭執。一個地方官知道了，就說：“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麼關係呢？”曆書怎麼可以差一天呢？那個地方官的說法真叫人笑掉了牙。這件事情卻告訴我們，單是江東地方，就起碼有兩家以上印刷曆書。

《家訓》

當時跟著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訓》的序里也說，他在成都的書店裡看到好多關於陰陽、雜記、占夢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書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見當時成都的印刷業比較發達，不但印曆書，還印其他各種書籍了。

唐代刻印的《金剛經》

唐朝刻印的書籍，保存下來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剛經》。咸通九年是公元八六八年，距經已有一千多年了。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是怎樣保存下來的呢？這裡還有一段故事。

甘肅省墩煌東南有坐鳴沙山，早在晉朝的時候，有一些佛教徒在這裡開了山洞，雕刻佛像，建築寺廟。山洞不斷增加，佛像也跟著增多，人們就把這裡稱為“千佛洞”。一九零零年，有一個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密閉的暗室，打開一看，裡面堆滿了一捆捆紙卷，其中有相當多的紙卷是唐代抄寫的書籍，還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剛經》。

這部《金剛經》長約一丈六尺，高約一尺，是由七個印張粘連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畫，上面畫著釋迦牟尼對他的弟子說法的神話故事，神態生動，後面是《金剛經》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說明是咸通九年刻印的。這本書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圖畫也是雕刻在一塊整版上的，也許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畫。

印刷術的錯誤理解

到了五代時候，有個封建官僚叫馮道。他在短短的五個朝代中做過四個朝代的大官，是個卑鄙無恥的傢伙。他看到江蘇、四川等地人民販賣的印本書籍，各種各樣都有，單單沒有儒家經典，就在後唐長興三年向皇帝建議雕版印刷儒家經典。當時共印九種經書，經歷了四個朝代，直到後周廣順三年，先後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才全部刻成。因為這次刻書影響比較大，後來竟有人認為印刷術是五代時候馮道發明的，這當然是錯誤的。

北宋《大藏經》

到了宋朝時候，印刷業更加發達起來，全國各地到處都刻書。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經》，刻板十三萬塊；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機構——國子監，印經史方面的書籍，刻板十多萬塊。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書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種，而且字體整齊樸素，美觀大方，後來一直為中國人民所診視。

板材劃分

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銅板雕刻。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版，可見當時也掌握了雕刻銅版的技術。

說起印製書籍，雕版印刷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一種書，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寫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這種方法，印一種書就得雕一回木板，費的人工仍舊很多，無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書籍，有些書字數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萬一這部書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麼，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沒用了。有什麼辦法改進呢？

到了十一世紀中葉（宋仁宗慶曆年間），中國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活字印刷術在宋朝從來沒有普遍使用。唐朝中後期開始普遍使用雕版印刷術。宋朝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術。

畢昇用膠泥做成一個一個四方長柱體，一面刻上單字，再用火燒硬，這就是一個一個的活字。印書的時候，先予備好一塊鐵板，鐵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蠟之類的東西，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密密地排滿活字，滿一鐵框為一版，再用火在鐵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蠟等熔化。另外用一塊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壓一壓，把字壓平，一塊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樣，只要在字上塗墨，就可以印刷了。為了提高效率，他準備了兩塊鐵板，組織兩個人同時工作，一塊板印刷，另一塊板排字；等第一塊板印完，第二塊板已經準備好了。兩塊鐵板互相交替著用，印得很快。畢昇把每個單字都刻好幾個；常用字刻二十多個碰到沒有予備的冷僻生字，就臨時雕刻，用火一燒就成了，非常方便。印過以後，把鐵板再放在火上燒熱，使松香和蠟等熔化，把活字拆下來，下一次還能使用。

這就是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這種膠泥活字，稱為泥活字。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事，僅見於沈括《夢溪筆談》技藝門的記載。

雕版印刷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將書稿的寫樣寫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貼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將木版上的反體字墨跡刻成凸起的陽文，同時將木版上其餘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板面所刻出的字約凸出版面1~2毫米。用熱水沖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過程就完成了。印刷時，用圓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勻刷於板面上，再小心把紙覆蓋在板面上，用刷子輕輕刷紙，紙上便印出文字或圖畫的正像。將紙從印板上揭起，陰乾，印製過程就完成了。一個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張，一塊印板可連印萬次。刻板的過程有點象刻印章的過程，只不過刻的字多了。印的過程與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紙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過程，有點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陽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陰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紙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由此可見，雕版印刷既繼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術，又有創新技術。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發現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剛經”末尾題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樣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日期記載的印刷品。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開始只在民間流行，並有一個與手抄本並存的的時期。唐穆宗長慶四年，詩人元稹為白居易的《長慶集》作序中有“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燁賣於市井”。“模勒”就是模刻，“燁賣”就是叫賣。這說明當時的上層知識分子白居易的詩的傳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1944年，發現於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五代時期開始印製大部儒家書籍馮道始印“五經”。以後，經典皆為版刻本。宋代，雕版印刷已發展到全盛時代，各種印本甚多。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棗木。因此，對刻印無價值的書，有以“災及梨棗”的成語來諷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棗樹木。可見當時刻書風行一時。雕版印刷開始只有單色印刷，五代時有人在插圖墨印輪廓線內用筆添上不同的顏色，以增加視覺效果。天津楊柳青版畫仍然採用這種方法生產。將幾種不同的色料，同時上在一塊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於紙上，印出彩色印張，這種方法稱為“單版複色印刷法”。用這種方法，宋代曾印過“會子”（當時發行的紙幣）。單版複色印刷色料容易混雜滲透，而且色塊界限分明，顯得呆板。人們在實際探索中，發現了分板著色，分次印刷的方法，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幾塊印刷板分別載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於同一張紙上，這種方法稱為“多版複色印刷”又稱“套版印刷”。“多版複色印刷”的發明時間不會晚於元代，當時，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縣）所刻的《金剛經注》就是用朱墨兩色套印的，這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多版複色印刷在明代獲得較大的發展。明清兩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設立經廠，永樂的北藏，正統的道藏都是由經廠刻板。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龍藏，都是在北京刻板。明初，南藏和許多官刻書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後，到16世紀中葉，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內藏大量唐五代的文獻，除有大量的寫本外，也有不少印刷品，從而使人們能看到當時印刷品的風貌。藏經洞發現后，先後有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俄國人來到這裡，盜走了大量珍貴文獻，其中印刷品幾乎全部被外國人盜走，國人無不痛心。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率考察隊來到敦煌，盜走了大量文獻，其中就有著名的印刷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原件現藏倫敦大英圖書館，這是印刷史上十分珍貴的一件印刷品。它為捲軸裝，前有刻工精美的插圖。後有刻印年代和施印者姓名，文字雕刻嫻熟精美，印刷墨色均勻而厚重。一般認為它是印刷術發展到很高水平的產品。從落款可知，其刻印年代為唐咸通九年（868年），為王玠出資施印。該經全長5.25米，由7張印紙連接而成卷裝，每張紙高26.67厘米，寬75厘米。藏經洞發現的唐代印刷品中，還有乾符四年（877年）曆書和中和二年（882年）的曆書，以及字書《大唐刊謬補缺切韻》。藏經洞的印刷品。約有幾十件，反映了唐代中後期的印刷，已經發展到很高水平。不但刻印精良，而且品種齊全。

五代十國只有53年，朝代更迭頻繁，各地割據，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但在印刷方面，並未受很大的影響，而是在唐代的基礎上，持續發展，證明了胡應麟關於雕本“擴於五代”的論斷。五代印刷中，最為著名的是馮道（882—954年）主持刻印儒家的《九經》，是印刷史上劃時代的創舉，也是歷史上由政府主管的第一次大規模儒家經典的刻印。這次刻印工程是在國子監進行，也稱監本《九經》，它開創了國子監印書的歷史。這對以後歷代國子監印書有很大的影響。五代時。另一項印刷工程是駐守於甘肅西部一帶的軍事首領曹元忠（905—980年）主持的刻印佛像、佛經。曹元忠所印的佛經、佛像早已失傳。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后，這些印刷品才大白於天下。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盜走文物五千件，其中就有曹元忠主持刻印的《觀音菩薩像》（5件），《大聖毗沙門天王像》（11件），《文殊師利菩薩像》（11件），《阿彌陀菩薩像》（5件），《地藏菩薩像》等。在1907年斯坦因的盜品中，也有同樣的印品。這些佛像印品，多為上圖下文的單頁。大都有刻印者、刻印年代，有的還有刻工姓名。例如在《觀世音菩薩像》下部就刻有“弟子歸義軍節度、瓜沙州觀察；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為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游路開通；時大晉開運四年（947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月記。匠人雷延美”。曹元忠刻印的《金剛經》為折裝，也有刻工雷延美的姓名。其刻印年代為天福十五年（949年）。雷延美是我們現知最早的刻版工匠。曹元忠組織刻印的一批佛像、佛經有兩件刻有他的姓名。其他的五代敦煌印刷品大概也是由他和他的弟子所刻印，刻印都達到很高水平。五代時，由私人出資進行印刷活動的以蜀相毋昭裔（902—967年）最為著名，也可稱為歷史上第一個私家刻印書籍者。據《宋史》記載，毋昭裔印的書有《文選》、《初學記》和《白氏六帖》等。這些書都是自己出資刻印的。五代時，以杭州為中心的吳越。經濟文化十分繁榮。以吳越國王（929—988年）為首的統治者，虔誠信奉佛教。刻印了較多的佛經。1917年浙江湖州天寧寺塔發現一件佛經印刷品《寶篋印經》，高7.5厘米，長60厘米，每行8—9字，卷首有圖像，圖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在寶塔內供養。顯德三年丙辰歲記”等文字，可知為公元956年所印。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塔磚孔中發了另一件吳越國印佛經《寶篋印陀羅尼經》，框高5.7厘米，長205.8厘米，每行10—11字，圖前印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乙亥年為975年，已為宋開寶八年，但宋的統治還未達及吳越。魯迅的《論雷峰塔倒掉》一文，記述了這件事。當時人們為了尋找印經，幾乎將塔磚全砸碎了。1971年於浙江紹興塗金舍利塔中發現另一件吳越國印的《寶篋印陀羅尼經》，當時置於10厘米長的竹筒內，其刻印年代為“乙丑”年，即965年。除了發現的上述幾件印刷品外，據記載，當時杭州的靈隱寺高僧延壽（904—975年）也印過十多種佛經和佛像，總數達40萬份。首府設於江寧（南京）的南唐，據史載也印了很多書，著名的有劉知幾（661—221年）的《史通》和徐陵（507—583）所編的《玉台新詠》。

繼五代之後，從公元960年至1279年，為宋、遼、金時期，除了宋以外，在北方先後有契丹建立的遼國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在西北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國。在這一時期。印刷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印書量大增，印書品種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等各個門類。在印刷史上稱這一時期為印刷的成熟鼎盛期。宋代翻開了印刷史上輝煌一頁印刷術經過唐、五代幾百年的發展，技術已日逐成熟，進入宋代后，由於政府的重視和提倡，印刷業大興，揭開了印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宋版書流傳至今者已為數不多。歷代藏書家都以擁有宋版書為榮。素有“一頁宋版書，一兩黃金”之稱。因為宋版書不僅年代久遠。而且校勘精細。刻印精良，紙墨上乘。這都表現了當時高超的印刷技藝。

宋代以文治國，幾代帝王都十分重視文化的建設，宋代建國不久，就組織編寫了《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三部大型叢書，共計2500卷。隨後又編寫了《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等大型史書，並在國子監刻印了《說文解字》、《十三經》、《十七史》等大型叢書。宋代民間印刷業的興盛，開創了書籍作為商品廣泛流通。在印刷史和版本學上分別將私人刻本稱為家刻本、家塾本、坊刻本、書棚本等。家刻本多為文人及大戶人家刻印自己或祖上所著書籍，也刻印自己認為珍貴的書。這類刻本多為贈送或低價出售，不以營利為主。例如，詩人陸遊之子多次刻印其父的詩集，以贈親友。在民間印刷業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書坊刻書。宋代的書坊類似於現代的出版社，它集編書、印書、賣書為一體。它的特點是以營利為目的，由於有著市場的競爭，也很重視質量。宋代民間書坊印刷最為著名的有河南開封、福建建陽、浙江杭州、四川眉山以及江西等地。在唐、五代時期，佛教印刷品所佔的比例很大，到了宋代。則以“經、史、子、集”四大類書為主體。印量及品種都大大超過佛經。但與前代相比，佛經的印量、規模等都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據史載，僅佛經總集《大藏經》就有六次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