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版

用活字印刷的這種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詔書，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古代的印章對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啟示作用。關於活字印刷的記載首見於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畢升用膠泥制字，一個字為一個印，用火燒硬，使之成為陶質。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鐵板上放鬆香、蠟、紙灰等的混合物，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擺滿就是一版。然後用火烘烤，將混合物熔化，與活字塊結為一體，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進行印刷。用這種方法，印二、三本談不上什麼效率，如果印數多了，幾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為了提高效率常用兩塊鐵板，一塊印刷，一塊排字。印完一塊，另一塊又排好了，這樣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製成20多個字，以備一版內有重複時使用。沒有準備的生僻字，則臨時刻出，用草木火馬上燒成。從印板上拆下來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內，外面貼上按韻分類的標籤，以備檢索。畢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實驗發現木紋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漲變形，與粘葯固結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膠泥。

畢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發明並未受到當時統治者和社會的重視，他死後，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流傳下去了。

畢升（約1051）北宋布衣，淮南路蘄州蘄水縣直河鄉，即今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人。初為印刷鋪工人，專事手工印刷。他在印刷實踐中，深知雕版印刷的艱難，認真總結前人的經驗，發明活字印刷術。其方法，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有具體記載。畢升創造發明的膠泥活字，是中我國印刷術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的改革，是對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對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作出偉大貢獻。

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費力又耗料耗時，不僅存放不便，有錯字又不易更正。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簡單靈活，又方便輕巧。其製作程序為：先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統一的單字，用火燒硬，使其成為膠泥活字，然後把它們分類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備用幾個至幾十個，以備排版之需。排版時，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一個個從備用的木格里揀出來，排進框內，排滿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烤。等藥劑稍熔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待藥劑冷卻凝固后，就成為版型。印刷時，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紙，加上一定壓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藥劑烤化，輕輕一抖，膠泥活字便從鐵板上脫落下來，下次又可再用。

畢升的膠泥活字首先傳到朝鮮，稱為“陶活字”。後來又由朝鮮傳到日本、越南、菲律賓。十五世紀，活字板傳到歐洲。公元1456年，德國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聖經》，這是歐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國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術經過德國而聲速傳到其他的十多個國家，促使文藝復興運動的到來。十六世紀，活字印刷術傳到非洲、美洲、俄國的莫斯科，十九世紀傳入澳洲。從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傳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稱畢升是印刷史上的偉大革命家。畢升於1051年（宋仁宗皇 右三年）逝世，與其妻李妙音合葬於今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睡獅山之陽。1052年（宋仁宗皇右四年）二月初七日，其子畢嘉、畢文、畢成、畢榮，其孫文顯、文斌、文忠為之立碑。

1990年畢升墓碑在英山盤地五桂村家坳發現，墓地西3公里處為畢家鋪，南一公里處的肖家大屋傳為原畢宰相府，東十五公里處有宰相畢翰儒墓。經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博物館籌委會、湖北省文管會等單位委託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等28名專家者鑒定，確認無疑。

1965年在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鑒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裡學來了畢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葯熔化，但銅板比鐵板價格貴，這對一個公爵來說就算不了什麼。

元代的姚樞（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升以後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升原有技術。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戶，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活字）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東泰安人徐志定製成陶活字，印《周易說略》。他將泥土煅燒后製成活字用以排版印書，採用的仍然是畢升用過的方法。

19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事30年，制泥活字10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制的泥活字數千枚。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1962年發現於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與楊古同時代的王禎（1271~1368年）創製了木活字。王禎是山東東平人，是一位農學家，做過幾任縣官，他留下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關於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這本書內。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 萬多個，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試印了6萬多字的《旌德縣誌》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輕質木材作成一個大輪盤，直徑約七尺，輪軸高三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一個個格子里。他做了兩副這樣的大輪盤，排字工人坐在兩副輪盤之間，轉動輪盤即可找字，這就是王禎所說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是排字技術上的一個創舉。元代木活字印本書雖已失傳，但當時維吾爾文的木活字則有幾百個流傳下來。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採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余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製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於推廣。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於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200萬個。

描寫活版印刷的《活板》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五代時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為一帖，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作者：沈括。

早在西元前十七世紀，一本名為"Phaistos discus"的書，是用個別符號，一個接一個的蓋印成螺旋形狀，至今仍然可以辨認。另一項重要的印品是在十二世紀時，位於累根斯堡(Regensburg，現德國南部城市)附近一所Pruefening修道院里的一份祈禱文，使用我們熟悉字母的單獨木塊字印成。

後來，羅馬軍區也使用過單獨的木刻字；今天我們仍然能夠找到他們烘乾的泥土官印。早期，字母不止蓋進潮濕的泥土裡；而且也刻在堅硬的金屬上所形成的鋼印，在許多方面與顧氏的型態甚為相似。

除了這類形式外，尚有用泥土、木塊或金屬做成的圖章，同時也有極多鑄字的例子：幾乎所有鍾鈴上的字都是用單個木模鑄於其上，同時也有很多錢幣與獎牌用鑄造的方式做成。

(一)活字版的發明

早在1409年，第一本使用活字印刷的文件是由市立印刷所印成的，花費相當大。在韓國的漢城與中國，甚至較顧氏更為早期，在韓國有印刷術前的幾個世紀，就有用分離字型印刷的紀錄。

中國古代的文獻指出，由於中國字形結構複雜，雕刻木版工作一直非常緩慢而費時，在1041年時(宋仁宗慶曆年間)，杭州冶金鍛工畢升發明用膠泥做成活字，再用火烘烤而成堅固的膠泥活字，排成印刷版，這便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

然而，至今雖未保存任何這種脆弱的活字遺物。無疑的，在中國與韓國用活字印刷確實是早在顧氏時期之前。

於1430-1440年間，由西歐金銀匠們對刻模技術非常精通，而原為德國緬茵茲市(Mainz)的約翰，顧登堡(J. Gutenberg )解決了金屬活字的鑄造技術，到1450年時，他成功的以83%鉛、15%銻、2%錫熔成合金鑄成個別活字，經檢字、排版后可得一致高度的印版，如此鉛字可一再使用，省時又省力。為了解決印刷問題，他也製造了第一部實用的印刷機。

顧登堡氏(J. Gutenberg)綜合了西歐的冶金、金藝、雕刻、金屬品製造與活版印刷所的需求，加以巧妙的安排，解決了鉛字、墨水、紙張和印刷機的各種技術問題，結合而成一項綜合的工藝。

他的發明恰逢其時，使十四和十五世紀在知識上增進了廣面的發展，在城鎮、大學、文藝復興和學者中吸引了一群廣大的讀者。從十四世紀起，歐洲紙張產量的普遍增加且能充分供應，圓滿解決了紙張問題，與羊皮紙相比，則是便宜得太多了。活字版

(二)顧登堡時期的檢排術

自顧登堡氏(J. Gutenberg)發明鑄字術后，直到自動行鑄機發明期間為止，在排版史上大約有四百多年沒有多大變化，這段期間印刷廠均是使用手工方式做鑄字、檢字、排版等工作。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其速度真是相當的緩慢。本文特對當時的各項作業狀況，敘述如下：

銅模－做銅模前，先在一根鋼棒上用銼刀、鑿子、與其他工具雕刻，做成一個反紋字模，再將凹下部份用鑿子鑿掉，這支鋼棒便成凸字母模。用鐵　將之衝壓在一塊銅塊內，再用銼刀在擠出的銅胚上細心研磨，即成銅模。

原來活字版古籍是中華印刷術一脈相承的經典。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關於“布衣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是小學課本中就有的內容，為何不將歷代活字版古籍作為專題收藏，非要等其身價萬倍后才來唏噓？收藏一行肯定有人先知先覺，而這早人半步的悟性，必然來自深厚的版本學知識。將歷代活字版古籍作為專題收藏並非始於今日。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國東南銀行襄理趙元芳先生積畢生巨資集藏明代、清初銅活字版古籍，並因此躋身藏書家行列。天津市原副市長、紅色實業家周叔先生晚年也致力於明清活字版古籍專題收藏。他在謝世時立遺囑將400餘種歷代活字版古籍捐贈給天津市圖書館。今天的天津市圖書館能以活字版古籍、方誌等善本奇多而名列於世界名館之林，周叔先生的捐贈是功垂名史的。1981年，天津市圖書館將館藏曆代活字版古籍編印了《館藏活字本書目》，成為研究活字古籍的專著。惜這部收錄700餘種活字版古籍的書目為油印線裝本，只印了200冊，市面上極難見，拍賣場上拍過三次，均以千元成交，足見珍視。

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術對世界文化的影響極大，而最早效仿中國活字印刷的是日本和古朝鮮。古朝鮮盛產精銅，歷代高麗王室把印刷中國典籍奉為文化盛事。高麗本漢籍歷來受到國內學者重視，不僅因其字大悅目，尤為可貴之處在於其錯訛較少，接近古本原貌。故高麗銅活字本價格近幾年上升幅度更大。活字本書籍市場上能夠見到的多為乾隆年擺印，清初活字本尤為稀見。清代雍正年內府銅活字本《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出版印刷史上輝煌的高峰。活字本《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的零本在2000年之前平均每冊售價500至800元，近幾年已逐步漲到每冊2000至3000元。2005年以後，此種內府銅活字本書籍大有直衝5000元一冊的趨勢。清乾隆帝因“活字”稱謂不雅，統一改稱“聚珍版”，並在宮內“武英殿”專設印刷出版機構，成為中國印刷史上的奇迹。但史載清乾隆年“武英殿聚珍版”發行不久，即有以木活字仿製翻印此書者，愛好者不得不防。

顯而易見，將歷代活字版古籍作為專題收藏，其史證價值遠超出其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