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伯希和

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1878年5月28日生於巴黎，中學畢業后開始就學於巴黎大學，主修英語，后入法國漢學中心學習漢語，繼入國立東方語言學校(Eco1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歷史。曾從師法國漢學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學習，志力於中國學研究。

利用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動於中國甘肅、新疆一帶，對新疆的喀什地區和庫車圖木舒克的脫庫孜薩來以及甘肅的敦煌石窟，進行了廣泛的考察。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后，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里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里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現在讀的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

伯希和從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餘種文書，此外還有二百多幅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製品、木製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伯希和的漢學研究精湛淵博，於我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論著。後期致力於蒙元歷史研究。但其《元朝秘史》研究與《馬可·波羅遊記》註釋二書皆未能完成。其著作單行本極少。大多數見於各種學術期刊中，如《河內遠東學報》、《通報》、《亞洲學報》等。考古學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 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筆記》(1981—1984)。

1932 年底，伯希和為調查中國文史學的發展，並為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採購普通應用書籍，再度來華，經香港、上海到達北平。在平期間，他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營造學社、與學術界關係密切的《北平晨報》館以及當地的學者名流，陸續舉行歡迎宴會或約其講演。

隨著地位的提高和聲望的增長，伯希和除了繼續與中國學者交流學術外，還致力於促進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學為加強學術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在促進該機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攜夫人最後一次來華，所負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舉行的法國公益慈善會向東方圖書館贈書典禮，二是以1936 年初將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中國藝術展覽會選擇委員身份，到上海選定準備運英的古物。1945年10月29日伯希和去世。

伯希和本人曾寫過一批敦煌學論文。他一生中始終注重於其著作中徵引敦煌文書。但他生前未出版過一部專著。自從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五十多年間，其弟子和其他學者們，共出版其遺作十卷。

1878年5月28日在巴黎誕生。曾就讀巴黎斯坦尼斯學院。畢業后入法蘭西學院師從漢學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和印度學家烈維（Sylvain Levi）。

1899年被選為印度支那古迹調查會的寄宿生。

1900年法蘭西學院為拓展法國學人對遠東諸國文化之研究，將原有的法屬安南考古團改組為法國國立遠東學院，總部設在河內，研究範圍起自印度、中亞、東北亞、東南亞到東亞諸國的古今各種學問，1956年該院遷至巴黎。伯希和就任職於這個學院。

1901 年，年僅22 歲的伯希和受聘為遠東學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個東南亞歷史地理的同時，潛心漢籍目錄版本的檢討，開始嘗試使用歷史語音學的比較考證法來研究用漢語轉寫的外國人名地名，並關注中國的外來宗教和異教派別，以後又鑽研中國佛教的起源與道教的關係，由此注意到中國與印度、西域的聯繫。其成果很快為漢學界所矚目。

1902年伯希和第三次到中國考察，收羅大批書籍和雕刻藝術品。

1903年伯希和將元周達觀著《真臘風土記》翻譯成法文並加註釋在巴黎出版。

1900-1903年間，伯希和三次受該校派遣前往中國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並與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後人等有所接觸。

1904年離越南回國。同年在巴黎發表《交廣印度兩道考》。

1905年，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中亞考古新發現的消息傳人歐洲后，1906 年伯希和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的委派，進行中亞考察。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與軍醫Louis Vaillant和攝影師Charles Nouette一起從巴黎出發前往中亞探險。3人乘火車經莫斯科和塔什干進入了中國的領地新疆。探險隊8月末到達喀什，在俄羅斯總領事館逗留了一陣子。中國的官員對伯希和流暢的中文感到吃驚，並為探險隊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方便。探險隊離開喀什，第一站到達了圖木舒克村，然後前往庫車。

1907年探險隊在庫車發現了用婆羅米文書寫的久已失傳語言的文件。這些失傳語言後來被伯希和的老師烈維譯解為乙種吐火羅語。探險隊在同年9月先行到達烏魯木齊，伯希和到焉耆調查，10月抵達烏魯木齊。伯希和在烏魯木齊獲得瀾國公贈送的沙州千佛洞寫本一卷。

1908年2月，為了查閱敦煌出土的法華經古抄本，探險隊到達敦煌。英國的探險家斯坦因在前一年（即1907年）已經從敦煌的莫高窟竊取約七千餘卷古文書。伯希和與保護莫高窟的王道人談判進入藏經洞的事項。這裡伯希和流暢的中文又一次發揮了作用。伯希和經過3周調查了藏經洞的文件，並選出最有價值的文件約二千餘卷。伯希和與王道人談判，計劃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後同意以500兩銀子（約90英鎊）的價錢把這些文物賣給伯希和。因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帶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沒有價值的東西，相反通曉包括中文在內的13國語言的伯希和選出的文件全都是絕品，其中也包括新發現的唐代新羅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同年伯希和在《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發表《敦煌藏經洞訪問記》。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直隸總督端方和一些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等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中國學界的注意。伯希和發表《中國藝術和考古新視野》向歐洲介紹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果。

探險隊一行於1909年10月24日回到了巴黎。不過伯希和意外地受到了遠東學院的同事們激烈的指責，說探險隊浪費公款並帶回了偽造的文件。他們認為英國的斯坦因已經拿走了敦煌所有的文獻。後來斯坦因於1912年出版了《探險旅行記》，宣布還有大量的文件被留在敦煌，對伯希和的疑惑才消釋了。此後，伯希和發表了《敦煌千佛洞》等多部論文，對漢學帶來很大的影響。

1911年法蘭西學院聘請伯希和主講中亞歷史考古學講座，奠定其漢學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希和曾參加戰役。

1916年奉派至北京法國使館任陸軍武官次官。

1921年被選為法國金石銘文與文藝學院院士。這是其漢學事業的鼎盛期。1921年5月當選為法蘭西金石金美文科學院院士。其後20餘年，除研究講學外，還負責主編歐洲的主要漢學雜誌《通報》。

1923年任《通報》主編。

1927年在《通報》發表《紀念王國維》。

1933年發表長篇論文《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航海上旅行》。

1934年發表《吐火羅語與庫車語》 。

1935年出任法國亞細亞學會主席。

1939年，被聘為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945年在巴黎死於癌症。

對於喀什綠洲的前伊斯蘭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是對三個古遺址作了考察發掘：第一個發掘點是“庫爾干窣堵坡”（ KourgkanTim），伯希和又稱之為“庫爾干牆”或“庫爾干炮台”。第二個考古發掘點是紅山（克孜勒－戴卜，Qyzy1-Debe），位於克孜勒蘇河的故

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蘇與土門河（Tümen）的交匯處只有三公里遠。第三個是“小山”（ Kichik-Debe），位於紅山以西。對於喀什地區的佛教遺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庫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ach）等處。1906年9 月26 日，伯希和探險團離開了汗宮，取道東南方向，前往墩庫勒。那裡是距汗宮有六至七公里的一片小綠洲。9月27日，他們前往阿克噶什，在那裡發掘了克孜爾炮台（Qyzrl-Tim）以及尕哈炮台（Qaqha Tim，Tim本指“牆”或“窣堵坡”）。

經過在喀什地區一個多月的勘察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於1906年10月29日到達圖木舒克，在該地區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伯希和在那裡發現了庫車綠洲西緣惟一的一處佛教大遺址群。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發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畫、陶器和雜物、雕刻品或版畫。

經過在圖木舒克的發掘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於1906年12月15日離開那裡，經阿克蘇和拜城，向他們的另一個重點目標庫車綠洲前進。1907年1月2日到達庫車。他們一行在庫車共勘測發掘了八個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離開那裡，向烏魯木齊前進。1907年12月中旬又從烏魯木齊出發，於1908年2月24日到達敦煌。

他將所劫文物全部運往巴黎，同時詳細查看了所有洞窟，對每個洞窟作了描述，特別是詳細記錄了洞窟中的壁畫題記。正是由於伯希和在敦煌的考查，他所拍攝的莫高窟的照片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此舉使之聲名大噪，對於奠定其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重返河內后，從事初步整理工作及考古報告。

莫高窟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個朝代，是建築、彩塑、壁畫為一體的綜合性佛教藝術寶庫。現尚存492 個洞窟，保存了世界上最好最完整的佛教藝術。伯希和曾說過：“千佛洞(莫高窟) 是中亞及東亞古文化整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敦煌處在中國文化與西方匯合的前沿陣地，因此它使得亞洲古代諸文明與遠東

貫通，正是通過這塊綠洲，昔日最偉大的旅行家橫穿東西……”

1911年法蘭西學院特設中亞歷史考古學講座，聘請伯希和主講。這是伯希和漢學地位奠定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希和曾參加戰役，並於1916年奉派至北京法國使館任陸軍武官次官。1935年出任法國亞細亞學會主席。1939年，被聘為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有人評價說：“如果沒有伯希和，漢學將成為孤兒”。巴黎的Guimet博物館有一個畫廊以伯希命名，伯希和收集的很多文件的被法國國立圖書館保存。

有人評價說：“伯希和不但是法國的第一流漢學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國學專家的祖師爺。”“沒有他，漢學將像是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伯希和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幾代主流學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紀上半葉國際漢學正統與中國國學主流的相互交匯，不僅推動歐美漢學界加深了解認識中國學術文化及學者，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論及“百年來影響中國的六十洋客”，將伯希和列於“七位華風西被的漢學家”的第二位。而以學術造詣論，伯希和無疑位居首席。

伯希和是語言天才，精通13 種外語，而且博聞強記。他與中國學者交流，得力於漢語能力強和熟知中國學術。他是傳教士以外，西方漢學界中罕有的能講流利北京話的學者。

伯希和的漢學研究精湛淵博，於中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論著。這也得力於他精通亞洲各種語言，較注意版本校勘及新史料的搜求應用。有人認為他的毛病是過於偏狹瑣屑。但他的治學也有求精確不求廣闊，至專門不求閎道，寧失之狹細，不求其廣泛的長處。

伯希和是歐美公認的中國學領袖，其影響遍及歐美日本及中國。然而伯希和與中國學者交往，開始卻並非友誼佳話，而是以讓炎黃子孫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盜寶為開端。

伯希和沒有一般漢學家對中國當代學術的輕視，充分認識和肯定清初以來的學術發展與成就，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刈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無足怪也。”因此，他對於繼承前賢的當代中國學者，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更為重要的是，伯氏此說並非當面示好，1926 年10 月26 日，伯希和在德國法蘭克福講演中國戲劇，提出：“治‘中國學’須有三方面的預備：11 目錄學與藏書，21 實物的收集，31 與中國的學者接近”；並批評德國的中國學“殊不如人”。

•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是伯希和及其老師沙畹的共同著作 (商務印書館1931，1933)。這篇文章分前、后兩個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疏釋摩尼教的教義；后一部分則是對摩尼教在中國流行始末的論述。在後一部分中，作者搜集了《大唐古域記》、《佛祖統記》、《冊府元龜》、《通典》、《九姓回鶻可汗碑》等眾多材料中有關摩尼教的記敘，按時間順序加以排列並一一加以詮釋。與中國學者王國維、陳垣等人對摩尼教的研究相比，由於此文能夠自如地運用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及梵文等材料，因而顯得研究範圍較為寬闊，成為摩尼教研究中的名篇。

•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通報》，1933，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原名為《十五世紀初中國的偉大海上旅行》，原是一篇書評，書中主要考察了有關鄭和下西洋史實的四部重要著作。即：(1)《瀛涯勝覽》；(2)《星槎勝覽》；(3)《西洋番國志》；(4)《西洋朝貢典錄》。該文詳細考證四部書的版本和流傳。對於鄭和下西洋的史實，漢學家們做過不少研究工作，但伯希和此書有他的獨特之處，對此馮承鈞先生曾評述說，原先的漢學家在地理名物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不少發現，“但是尋究史源勘對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本文的一大半內容，都集中在《瀛涯勝覽》等四部典籍的流傳過程及版本的考證方面，對鄭和下西洋的年代及所經之地也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從而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創造了條件。

• 道教著作

他的道教著作有：《摩尼和（化胡經)》(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 Extréme-Orient，1903年第3期)、《圍繞(道德經)譯成梵語的問題》(載1912年《通報》T’oung Pao，第13期)。伯希和的文章大多為考據性的，故文中常是旁徵博引與細考詳證，篇幅冗長。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法）伯希和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卡爾梅克史評註》（法國外交部資助項目），（法）伯希和著，中華書局1994年版。

《敦煌千佛洞》（法文標題為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共6卷，於1920～1926年間出版。

《馬可·波羅遊記校注》（用英文寫成，英文標題為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此書系由伯希和與英國中國學家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合著，共有兩卷，在1938年出版〔後來在1957年又由慕阿德單獨出版了《行在所（杭州）考，附馬可·波羅遊記校注補》（英文標題為Quinsai；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一書〕。

《元朝秘史》（法文標題為Histoire secrète de mongols），於1949年出版。

《成吉思汗戰役史》（法文標題為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於1951年出版。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法）伯希和等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伯希和庫車地區考古筆記》，（法）伯希和著，《新疆社會科學情報》1987年第5期。

《聖武親征錄》譯註本，與韓百詩聯袂署名，這是對元代佚名著作《聖武親征錄》的法文譯註本，第一卷， 1951年版。

《真臘風土記》譯註本，1951年版，這是對元人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的譯註本。

《金帳汗國史札記》，這是對前蘇聯格列科夫和雅庫鮑夫斯基出版的《金帳汗國史》一書所作的補充，糾誤與評論，1953年版。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1953年版。

《卡爾梅克史評註》，兩卷本，1960年版。

《馬可·波羅遊記註釋》，三卷本，分別於1959、1963和1973年出版。

《中亞和遠東的基督教研究》，兩卷本，1973和1986年版。

《西安府景教碑》，1996年版。

《唐代吐魯番地區的道路》，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