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肅反運動

● 國際形勢動蕩不安，尤其是納粹黨上台，使蘇聯明顯感受到顛覆的威脅，納粹黨在許多國家培植“第五縱隊”，蘇聯也滲透進不少敵對分子。

● 在俄國歷史上，沙皇專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初，俄國人民若干世紀來一直處於專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當淡薄，這種慘痛的狀況限制了人們對民主的追求。

● ● 株連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捕和處決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兄弟，他的母親和三個姐妹被關進集中營，母親和一個妹妹死在裡面。夫妻一起被處決的例子舉不勝舉。在當時，株連是有法律依據的，1934年《關於反革命與叛國罪》的法令規定，軍職人員逃往國外，家庭成員集體承擔責任；對於叛國行為，不論已成事實還是僅僅預謀，知情不報，嚴懲不貸。

● ● 揭發、告密的例子也很多，如：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書記帕維爾·彼得羅維奇·波斯特舍夫就是由於一個與他鬧矛盾的女人告密誣陷而被處決（當然還有政治原因）。

●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任何經驗可供借鑒。關於黨的領袖與政黨、群眾的關係，列寧曾有明確論述，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確指出，領袖是一個集體，是一個集團，而不是一個人。但具體實行時，往往達不到領袖是一個集體的要求。斯大林違背了列寧集體領導的原則，將個人置於集體之上，形成個人決定一切的局面，黨內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發言權。在整個大肅反運動中，只有一個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對斯大林講述自己對大肅反運動的看法，這個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時代的朋友阿維爾·耶努吉澤，但他講完后不久，就被處決。

● 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大清洗年代擔任蘇聯總檢察長的維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即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當撇到一邊。”他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反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而1935年4月7日頒布的法令，則將死刑的年齡降到12歲。

● 蘇聯內部存在濫用職權的現象，斯大林借肅反打擊政敵鞏固權力，斯大林個人性格獨斷、猜疑、冷酷。

列寧捷爾任斯基為首的政治警察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縮寫名稱中譯為“契卡”），根據契卡的官方檔案統計，1918-1920年間，有12733人被處死。

初，林勝反派，掌握權，躊躇志。黨強黨器；伏羅希洛夫指揮紅軍，通過亞戈達指揮安全機構；並通過宣傳機器把任何功績都與斯大林聯繫起來。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聯國內出現了近乎迷信般的個人崇拜現象，斯大林儼然已經成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歸於斯大林，因為他是黨和國家的象徵。

林五壽辰舉辦盛慶祝。刊“偉”甚“”領袖導林祝賀。擊敗反派參林歌功頌合唱，季諾維、米涅、布哈林，及領導章，承錯誤，談“偉領袖”林志確。

但是與此同時，另一種傾向也是存在的，並形成一股潛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來越依靠由他挑選提拔的年輕幹部。老一代布爾什維克黨絕不會有青年一代人對斯大林的熱情、忠誠、崇拜。因此斯大林對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輕蔑態度逐漸轉變為仇恨。他堅信必須把那些不同意或懷疑自己政策的人趕下歷史舞台。這些人對他所設計的偉大社會主義事業是有害的，起妨礙作用。

聯共十七大

另外，聯共（布）在十七大形成了共產黨中央書記組成的秘密聯盟。據猜測，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一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斯大林。從後來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運動中命運來看，斯大林通過秘密渠道知道了這項談話的內容。對斯大林個人來講，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幾年擊敗反對派一樣，他要消滅、清洗新的一批敵人，雖然這些人曾幫助他戰勝反對派，但這些人已對他統治構成威脅。從政治經驗來講，他知道歷史給每一個人一次機會。假若沒有戰勝對手，對手就要利用這個機會打倒自己。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稱：1934年1月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共有1961名代表，代表著187.4488萬黨員和93.5298萬候補黨員。聯共（布）總書記斯大林作了“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了“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通過了新的黨章。大會總結了黨在過去一段時期的工作，指出了社會主義在一切經濟和文化部門中都已獲得了決定意義勝利的事實，指出黨的總路線已經獲得全面勝利。所以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

然而1956年以後，關於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有了一些新的說法，最可靠的說法是：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期間曾召開一次非正式的會議，對國家情況特別是對農業擔憂的代表們出席了這次會議，在舉行秘密投票時，斯大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數之多，超過了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說，斯大林根本沒有當選，只是在最後決定增加中央委員的名額時，他才勉強當上中央委員。”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最受代表歡迎的中央領導人是基洛夫，在他發言結束的時候，代表們向他鼓掌歡呼，掌聲和“列寧格勒無產階級萬歲”等口號聲持續了數分鐘之久。1962年蘇聯史學界也披露了這件事。

基洛夫190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1923年當選為中央委員，1926年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員，在1934年1月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被選入書記處，任中央書記。

基洛夫遇刺

1934年12月1日傍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走進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所在地斯莫爾尼宮，向州委第二書記的辦公室走去。當他在走廊里停下腳步開門時，一顆子彈射中他的脖子。他搖晃一下，轉了半個身子，就一頭栽倒在鑲木地板上。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鮮血從傷口向外冒。

兇手尼古拉耶夫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曾被開除黨籍。有證據表明，在這項謀殺之前，他曾幾次企圖暗殺基洛夫。此人以前曾兩次在斯莫爾尼宮附近被保安人員扣留過，並從他身上發現過武器，但兩次都被釋放。當他向基洛夫開槍時，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遠遠地落在基洛夫後面。

基洛夫喜歡在斯莫爾尼宮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細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線，企圖靠近基洛夫卻被警衛人員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處開口地方，可以不打開皮包就能抽出手槍，上了子彈的手槍就放在此處，裡面還裝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線圖。尼古拉耶夫被帶到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審問他的是委員會助理負責人扎波羅熱沃，但不久之後奉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之令釋放了他。

這引起基洛夫警衛人員的警惕。但內務人民委員會告訴他們，這件事用不著他們去管，並以收繳個別警衛人員黨證相威脅。最後尼古拉耶夫帶著武器潛入斯美爾尼宮，在基洛夫要通過那條走廊時向他開槍，慘案就發生了。

暗殺基洛夫的兇手被當場抓獲。當基洛夫的警衛隊長被提交去接受審訊時，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車接走的，裡面還有幾個手持鐵棒的契卡人員，一人坐在司機身旁。在沃伊諾夫大街，當汽車駛過倉庫的一面高牆時和司機坐在一起的人員突然轉換一下方向盤，使汽車朝一座房屋衝去。司機抓回方向盤矯正了汽車方向，汽車的側面碰到房屋牆上，避免車禍發生。但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已被人用鐵棒打死了。當時醫生作了假鑒定，指鮑利索夫是因車禍而死，他們當中有些人活到蘇共“二十大”時說鑒定書是被迫做出的，鮑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屬鐵棒打在頭上致死的。後來，兩個押送警衛隊長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也被殺掉了。

基洛夫事件至今是一個案情撲朔迷離的歷史疑案。兇手尼古拉耶夫雖然當場被捕，並由當天趕到列寧格勒的斯大林親自審問，但審訊記錄始終沒有公布，尼古拉耶夫當月即被槍決。無論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點十分清楚，即這個事件給斯大林提供了徹底清洗一切反對派（包括潛在的對手）、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機會和採取種種非法手段以達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當天，斯大林等領導人趕到出事地點，親自過問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殺是白衛恐怖分子乾的，並處決了104名白衛恐怖分子。半個月後，蘇聯報紙宣布，暗殺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策劃的。

基洛夫被暗殺的當天，斯大林在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和批准的情況下，對蘇聯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 ● 各司法機關應加速審理被控告犯有策劃或採取恐怖行動的罪行的犯人。偵察恐怖活動案件不得超過十天。

● ●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不會考慮這類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請。判決一經作出，不得上訴，不得赦免。

● ● 內務人民委員會應在這類罪犯被判處死刑以後立即予以執行。

以上條文在西方被稱為“基洛夫法”，它的出現為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歷時四年之久的大肅反運動開始了。

開始

從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法”公布起至1936年，這是大肅反運動的前期，這一段時間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從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肅反的對象還僅僅是“謀殺基洛夫的兇手”，被清洗的“謀殺基洛夫的兇手”據有關資料透露達50多萬人。這是第一階段。1936年是第二階段。

1934年12月1日晚，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規定對各個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法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下修改：凡屬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的案件，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給被告；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不接受判決上訴書和赦免請求書；極刑判決被宣布后立即執行。

當時很多幹部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個嚴酷與專橫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是斯大林戰勝敵方，清洗大批黨內幹部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什麼能保護他們自己了。斯大林指揮內務人民委員會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任何人都可以說成是人民敵人，是陰謀集團的成員。限期十天內可以使用酷刑強迫被告屈招，沒有上訴。

這個後來被稱作“特別程序”的規定為政治清洗中採用非法手段羅織罪名、迫害異己打開了方便之門，成為斯大林隨心所欲清洗政治對手的工具。此後，肅反運動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對所謂“列寧格勒總部”的審判。

全面展開

依據這個“特別程序”，審判開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審判的幾十個和基洛夫謀殺案沒有任何關係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審理，幾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當時斯大林的一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在1937年3月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一邊。他又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會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蘇聯政府發表偵查基洛夫案的通報，首次提到有一個名為“列寧格勒總部”的恐怖組織，說尼古拉耶夫即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該組織主要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成員組成。12月27日，蘇聯政府公布關於“列寧格勒總部”的控告結論，確認基洛夫被殺是該組織指使所為，並說謀害基洛夫是該組織謀害斯大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長遠計劃的一部分。

在立即處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對“總部”主要成員進行了審判，季諾維也夫等人堅決否認自己與基洛夫案有任何牽連，儘管拿不出證據，法庭仍判處季諾維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1月18日，聯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殺案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深挖敵人。信中說：“必須肅清機會主義的泰然自若，這種態度是從這樣的錯誤假定出發的：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敵人似乎會變得愈來愈馴服和不傷害人。這種假定是根本錯誤的。它是右傾的死灰復燃，它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悄悄地爬進社會主義，他們最後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不應當高枕無憂和粗心大意。我們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須記住，敵人的處境愈是絕望，他們就愈想把極端手段作為他們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垂死掙扎的唯一手段。必須記住這一點，必須保持警惕。”根據這一信件的要求，各級黨組織都開展“坦白和承認錯誤的運動”，由此開始了遍及全國的大逮捕，製造了無數冤案。許多人承認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敵對分子’有聯繫”，不少人被開除黨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對派分子。在這期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所有黨證進行了一次審查。清洗名單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據。保安機構要負責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單，並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他們加以分類。根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名單都是經過斯大林親自過目，由他或者他的最親密的同事，例如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或者伏羅希洛夫，來決定名單上那些人的死活。

1936年7月29日，聯共（布）中央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了《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的間諜恐怖活動的問題》的密信中，再二次號召各級黨組織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敵人偽裝得如何巧妙，都要善於識別人民的敵人。信中說：“現在已經證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惡魔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把我國勞動者的一切最兇惡的不共戴天的敵人——間諜、挑撥離間分子、破壞分子、白匪、富農等等都糾集在一起；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兩者之間已沒有任何區別了。我們的一切黨組織、全體黨員都應當了解，共產黨員隨時隨地都必須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條件下，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必須具備的品質就是，要善於識別黨的敵人，不管他們偽裝得如何巧妙。”

在1935至1936年初，鎮壓與逮捕在國內與黨內並沒有遇到明顯的反抗。雖然這些鎮壓引起了一些黨員極大不安，但沒有發生任何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這種情況使斯大林更加大膽地實行他的清洗計劃。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亞戈達的內務人民委員的職務。在這前一天，斯大林與日丹諾夫曾從索契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如下：“我們認為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國家政治保安局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所有黨的幹部和大多數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

隨著恐怖大清洗的加劇，作為鎮壓專政機關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變成為一個重要政治部門。斯大林把它變成自己的權力工具。葉若夫接管內務人民委員會後，它的機構擴大了人員編製。在1936年8月1日至24日審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至30日所謂反對“托派中心”案之後，斯大林於1937年2、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為他的鎮壓清洗制定了一個理論依據。在這次全會上，斯大林提出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日益激化。他宣稱黨內仍有隱藏的日本、德國和托派姦細陰謀集團。在這次全會上，除已有的破壞分子“代理人”、“叛徒”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個新的涵義不清的字眼“兩面派”，從此在處決黨幹部時，就常常使用這個字眼。

大肅反運動中，曾在莫斯科進行過三次審判，受審的主要角色都是黨和政府前領導人。這三次審判被後人稱為“莫斯科大審判”。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有16名被告。莫斯科大審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劇目，另外兩次是1937年1月23日開庭的“平行總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審判”。三次大審判的被告人數分別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獲有期徒刑外，其餘被告全部槍決。

為了給“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一次公開審判，被告是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6人，罪名是組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陰謀暗殺以斯大林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基洛夫就是他們策劃暗殺的。審訊中，法庭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認”上，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情況下，被告的“供詞”被作為定罪的依據。法庭最後宣布、季諾維也夫等與已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結，主使謀殺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處16名被告死刑並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判決后不到24小時，報紙即報道：死刑已經執行。這項審判稱之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這項審訊對所有被告都處以極刑的作法導致了以後更大規模的鎮壓。

在第一次“莫斯科審訊”過程中，負責大肅反運動的、以亞戈達為首腦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犯了一些技術錯誤，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恐怖中心”的一個代表曾在1932年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塞多夫在丹麥哥本哈根布利斯托爾旅館會見。16名被告被處決的一個星期後，丹麥《社會民主報》指出，那座旅館在他們會見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時還在柏林技術學院參加考試。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諾夫指示政治局委員：“亞戈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亞戈達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主持了大肅反運動后，清洗、鎮壓的規模迅速擴大。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蘇聯大肅反運動最黑暗的時期。

對“聯合總部”的審判帶動了新一輪逮捕浪潮，根據審訊中被告的“供詞”，又挖出了一個所謂的“托洛茨基平行總部”，其成員有皮達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劃恐怖行動（其中一條就是暗殺基洛夫），從事間諜活動，企圖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國、日本的戰爭，并力求在這次戰爭中打敗仗。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平行總部”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二次公開審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皮達可夫、拉狄克、索科爾尼科夫、謝列布里亞科夫。這些人過去是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國家出名的活動家，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和蘇俄國內戰爭，在二十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為此被開除黨籍。在三十年代初，他們實際上和托洛茨基斷絕了關係，並恢復了黨籍，並在各人民委員部出版機構及其他單位中任領導職務，但還是被指控“接受託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國，從事偵察和軍事破壞工作，實行恐怖和暗害勾當”。與第一次公開審判的程序一樣，17名被告中皮達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處十年或八年監禁。

由於拉狄克在受審時交代他與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惡的聯繫”，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會時被捕。3月初，聯共（布）召開中央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夥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任務進行活動的。”斯大林提出了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會日益激化。在這次全會上，斯大林指出黨內還有著日、德和托派姦細；莫洛托夫指出軍隊內部有“人民公敵”；葉若夫作了關於“間諜活動”的專門報告。

1937年2月23日，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開除出黨。次年3月2—13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以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所謂“右派托洛茨基聯盟”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三次公開審判。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會革命黨人芬妮·卡普蘭刺殺列寧，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高爾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布哈林被迫承認了這些罪行。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口供的情況下，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烏爾里希以“叛國罪”判處布哈林等被告死刑，亞戈達也在其中。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謀害罪”和“叛國罪”起訴，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19人被判處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幾天給黨的幾位領導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就要離開人間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下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大量地炮製有組織的造謠、誹謗。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粉末，把他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這個機構也會立即找到證據的。”

布哈林是在審訊人員威脅要把他的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殺死才開始交代並承認自己“罪行”。到1937年底，實際上所有反對派成員都被捕了，不管他們被捕時持什麼觀點。

三次公開審判都是肅反運動中為欺騙國內外輿論而精心炮製的假案，這幾次審判所涉及的對象也只是肅反運動中無數被冤屈者的極少數代表。實際上，肅反運動所製造的冤假錯案遠比公開審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對象從中央到基層幾乎包括所有的社會領域和各個階層。

黨內清洗

由於存在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領袖的意志可以凌駕於法制之上，在這次肅反運動中，許多人無辜遭到迫害。據估計，在誣陷為與人民敵人同謀，破壞間諜活動，預謀進行恐怖行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這次大清洗使500萬人受到牽連，30—40萬人被處決。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黨員，即120萬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數以上）被捕，聯共（布）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處決。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殺。十一大上選舉的中央委員會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名被處決或流放。

蘇維埃和政府機構也遭到“大清洗”運動的沉重打擊，1937—1938年間被捕並處決的部人民委員就有17人，加上他們的副手和下屬，數量還要翻幾倍。從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人慘死。在中央委員地區和省一級的黨委書記以及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中，這類情況更是嚴重。被捕的大多數黨員未經公開審判，甚至未經任何審判，就被處死或流放。

出席聯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39人，其中80%的委員被逮捕，並且全都被處死。列寧在世時的最後一屆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後選舉產生的7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列寧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將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於死地。1919—1935年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說：“列寧創建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

政府機關也遭到無情的清洗。列寧主持的第一屆人民委員會由15人組成，其中就有9人被鎮壓，托洛茨基在國外被暗殺。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過這場災難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進入人民委員會的委員中，有20人被處死，活下來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安德列耶夫和李維諾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員會28個成員中有20人很快就被鎮壓。隨著人民委員和副人民委員的被鎮壓，他們的下屬多被牽連。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約有2000名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被逮捕。國防部、重工業部、外交部，以及國家計劃委員會遭到毀滅性打擊。

這些僅僅在是高層清洗中有據可查的數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鎮壓的。

即使作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機構——內務人民委員會自身也無法倖免，其成員被不斷更新，以維持對領袖的忠誠或被當作替罪羊。肅反運動前期領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亞戈達因不能滿足斯大林的要求而於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葉若夫取代，不久亞戈達被捕並於1938年被處決。葉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肅反運動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樣下場，1938年7月被貝利亞取代，並在1940年4月1日被毫無根據地以“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槍斃。

軍隊清洗

1937年6月11日，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級將領被槍決，他們被指控為是“反蘇軍事中心”。由於圖哈切夫斯基是這批高級軍官中最有名的一個，所以史稱為“圖哈切夫斯基案件”。

1945年戰勝國繳獲了大量德國文件，方才弄清“圖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圖哈切夫斯基是蘇聯紅軍中最有才幹和威望的元帥，納粹德國蓋世太保的二號頭目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蘇聯大肅反內幕，便偽造了一份文件，試圖借斯大林之手除掉圖哈切夫斯基。1922年蘇德簽訂拉巴洛條約后，蘇德開始互派軍官去上軍事訓練課，圖哈切夫斯基這樣的軍事家當時也被派往德國。在柏林軍事學院，圖的一個同事、德國人，後來當上德國將軍。1937年海德里希偽造一封圖哈切夫斯基給那位德國軍官的信，信的內容是計劃推翻斯大林。德國的蓋世太保將這封信賣給柏林的一個捷克斯洛伐克間諜，這個間諜獲得的情報最後到了捷總統貝奈斯手中，貝奈斯又將此信轉交給了斯大林。在審訊圖時，這封信隻字未提，而是在事後才作為檔案里的佐證。

1937年6月11日，《真理報》稱，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8名將帥因叛國罪被捕，6月12日，報道稱，圖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槍決。

1937年5月26日，圖哈切夫斯基被捕，接著在全國各地大規模逮捕軍隊其他領導人，在這一浪潮中，紅軍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馬爾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殺，而被逮捕的圖等許多人則在1937年6月11日被處決。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基輔軍區司令員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亞基爾、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伊耶羅尼姆·彼得羅維奇·烏博列維奇、曾於1925-1932年任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羅伯特·彼得羅維奇·埃德曼、1935年任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的科爾克、駐英國武官普特納以及其他高級軍官。20世紀30年代，蘇聯有5名元帥，3名遭鎮壓。海陸空三軍有3.5萬名軍人遭到從清除出軍隊到判刑、處死的迫害。

社會清洗

1936年至1938年間，蘇聯除四個大的審判案外，在整個肅反運動中，黨、政、軍各部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其中冤殺和錯殺了許多人，鑄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從1922年至1928年，蘇聯公安和安全機關總共槍決了11271名各類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達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數字是326818人。1939年驟降到了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0年開始，政治保衛局逮捕了2.08萬人，創下了新的“紀錄”。這與剛剛開始的農業集體化有直接關係，許多農民因為反抗強制集體化，被當局遷往人煙稀少的地區，開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時，蘇共黨內的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應數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肅反運動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結果，到1937年1月1日為止，共有不少於180萬人關在監獄、勞改營或是住在強制定居點。1939年進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現示，相應數字達到26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是農村來的強制移民。

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領導層向公安部負責人以及後者向斯大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材料說，1940年，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的中央檔案里保存了800萬人的個人資料。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員；刑滿釋放人員和死於服刑期間的人員。自1921至1953年間，總共有1000萬人曾於不同時間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蘇聯全國各勞動營在營人數為17500人，1933年達到33.4萬人。1937年達到119.6萬人，1940年達到166萬人。1941年達到了230萬人，新增加的犯人來自波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大批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蘇聯當局在三十年代末以嚴刑峻法對付工人，上班遲到或無故曠工會受到刑事處罰）。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蘇聯全國各勞動營的自然死亡人數為96.21萬人。1937年死亡2.5萬人，1938年死亡9.5萬人，1939年死亡5.5萬人，1940年死亡4.67萬人，1942年猛增到24.89萬人。

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至1944年12月止，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釋放了334萬人。僅從1941年6月12日至當年10月24日止，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就釋放了60萬人，其中17.5萬人被徵招入伍。被釋放的人主要是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和不太嚴重的經濟犯，以及軍官和各類技術人員。1939至1944年止，在監獄的犯人數量徘徊於350.5萬人（1939年1月）和15.52萬人（1944年1月）之間。

與此同時，蘇聯全國各勞動營接收了255萬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敵和為德軍工作的人員。1948年新的運動使古拉格的人數在1950年達到了256.1萬人，創最高記錄。

此外，這場鎮壓運動波及到各個領域。科學家、歷史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藝術家還有普通民眾數以幾千計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民間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錄，得靠師徒代代相傳才能將歌曲傳下去。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曾出席過對右派分子的審判。據他親眼目睹大多數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極。這些人用機械的語言交代，沒有本人所特有的語調與風度。因此有人猜想，葉若夫可能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了被告的口供，因為這些人畢竟是曾經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1953年斯大林剛去世，蘇共中央主席團（即蘇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門提供有關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數的詳盡資料。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魯登科、公安部長克魯格洛夫、司法部長戈爾申寧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連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377738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員中，對大約290萬人的判決是由政治保衛局工作組、“三人審判組”和特別專案組等非常規司法機關做出的。剩下的90萬人是由一般的法院、軍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54年，蘇公安部制訂了一張詳細的歷年安全部門抓獲和隨後被判以各類刑罰人員表。按照這份表格，剛結束內戰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數是35800人，這裡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為初期的蘇俄公安、安全部門是不分開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應數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萬人。這裡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經濟犯，如走私犯、貪污、受賄分子，反映了當時蘇共黨內的劇烈鬥爭。大大小小十幾個派系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帶有火藥味，一些反對蘇共中央多數派政策的黨內幹部被捕、被判刑。

1992年，當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登記處處長向輿論界通報了蘇聯時期的全部“政治犯”資料。這些資料證明，從1917年1990年，總計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國事罪）被判以各類刑罰，其中827995人被判處死刑。但是這裡有一小部分死刑判決沒有被執行，而是改判為其他刑罰。另外，對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處罰是以政治罪名進行的，這主要牽扯到國內的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搶份子。

結束

葉若夫大肆逮捕和處決他認為是敵人的人，以至於他的偵察員的文件袋中藏有卡岡諾維奇、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揚、伏羅希洛夫、加里寧等人從事敵對活動的證據，在中央內暫未算作“敵人”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本人。此事被貝利亞知道，他雖是葉若夫的副手，但此時卻立刻從梯比利斯（今第比利斯）飛向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彙報。葉若夫的政治生命從此完結。

1938年12月，葉若夫本人也被處決，他的職務由貝利亞繼任。這時，大肅反運動已經擴大到漫無邊際的地步，連加里寧、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岡諾維奇的兄弟都遭到了逮捕或處決。1937年大清洗高潮期間，斯大林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的弟弟亞歷山大，曾是斯大林親密戰友，被逮捕，並於1941年槍斃，他的妻子瑪麗亞和他的妹妹、也就是斯大林的妻妹瑪麗科，後來也被當局槍斃。

1938年末，因考慮到蘇聯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極限，同時肅反運動的目的也已基本達到，所以大規模的捕殺浪潮總算逐漸平息下來，也在不同程度上糾正了一些錯誤做法。

1939年初，聯共（布）中央已對肅反的嚴重後果有所覺察，1月，聯共（布）中央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命令，要他們不要“過分警惕”，要接受無辜者的申訴。此後，肅反運動有所緩和。以貝利亞為首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則把肅反的矛頭對準了內務人民委員會內的“機會主義者”、“野心家”、“毀謗者”和“說謊者”，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這樣，肅反運動變成了“清洗清洗者運動”，不過時間不長，規模不大。

1939年3月，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在會上作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亞基爾、圖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惡棍之類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他又說：“決不能說，在進行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遺憾的是，所犯的錯誤竟比原來預料的還多。毫無疑問，我們今後已不再需要採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終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次清洗基本上產生了良好的結果。”由於斯大林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肅反運動的錯誤，而是繼續把它當作鞏固集權體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肅反運動的餘波一直延續到戰爭前夕和戰爭初期，並在戰後再掀高潮。

肅反運動的後果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這場政治運動給蘇聯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各個領域的社會精華均受到摧殘，人們在生命安全和行動自由得不到法律保護的環境中精神受到極大壓抑，而且，在保安機構濫用非法刑訊手段和特務手段的情況下，誣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會道德水平嚴重滑坡，其消極影響禍及幾代人。在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后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其二，這場運動最終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體制的極端形式——斯大林個人專制。由於用持續數年的大規模鎮壓清除了從老布爾什維克到年輕一代幹部中可能構成對自己權力挑戰的對象，特別是整肅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滿的代表和中央委員會，斯大林終於穩固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登上了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憑藉保安機構這一專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黨和政府機關的制約，完全將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在黨和國家的名義下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他手中不僅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而且把經濟全部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使他能夠不受監督地，隨心所欲地支配全國的物質資源與財富。斯大林個人有權決定對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領導文學藝術和科學的權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從這個意義上說，肅反運動是蘇聯確立“斯大林模式”體制的最後一步。

第三，大規模的恐怖鎮壓給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障礙。由於成千上萬的幹部被鎮壓，生產在無組織狀態下進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連續二年鋼鐵產量處於停滯狀態。此時國際形勢越來越險惡，蘇聯面臨被侵略的危險。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這場運動間接加速了蘇聯在戰爭前期的接連失利。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肅反運動對蘇聯紅軍的打擊最為沉重：空軍司令雅科夫·伊萬諾維奇·阿爾克斯尼斯，裝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等許多優秀將領遭捕殺。大肅反運動前，蘇聯紅軍共有五個元帥，他們是：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前三人均在大肅反運動中遭處決。蘇共二十大以後恢複名譽。

大肅反運動使蘇聯喪失了一大批職業革命家：

● 列寧遺囑中提到了6位蘇共領導人，最後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審判中被處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但后被刺殺）。此外，領導十月革命的第6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被槍決；11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有20人被槍決；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槍決或暗殺；第1屆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槍決。1936年至1938年間，蘇共一半的黨員（約120萬人）被逮捕。如：參加指揮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帕維爾·葉菲莫維奇·德邊科、國內戰爭時期曾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武裝力量總司令的約阿基姆·約阿基莫維奇·瓦采季斯、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之一庫恩·貝拉、十月革命時期以“軍事人民委員兼總司令”身份率軍進攻俄軍大本營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克雷連科、領導十月武裝起義的革命軍事總部成員布勃諾夫等等均遭處決。

● 列寧建立的第一屆政府（人民委員會）共15人，其中有8人被處決或死於獄中，1人（托洛茨基）在國外被暗殺，4人在大肅反開始前就已經病故，只有柯倫泰和斯大林兩個人活下來。

●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1934年）選出的71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殺外，只有19人活下來，其餘均被處決或自殺。出席1939年“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參加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不到2%；1935年黨員人數是235.8萬人，儘管補充了新黨員，但1938年還是減到192萬人，減少44.5萬人。

大肅反運動使蘇聯喪失了大批專家和學者：在大肅反運動中遭到清洗的不僅包括黨和軍隊的幹部，而且還包括工業專家、科學家、藝術家、廠長等；據估計，企業中上層管理人員中有50%至75%的人遭到清洗；工業界中，軍事工業、化學工業和機械製造業所遭受的打擊特別慘重。大清洗時期，不僅在人文領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脫厄運，世界聞名的育種學家農業科學研究院第一任院長瓦維洛夫、植物學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醫生科赫、坦克設計師扎斯拉夫斯基、無後坐力炮發明者庫爾切夫斯基、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第一批火箭發動機的研製者火箭科學研究所所長克列伊梅諾夫、喀秋莎火箭炮的發明者朗格馬克、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設計師科羅廖夫、實用礦物學創始人費多羅夫斯基等等都被處決或逮捕。

大肅反也使相當一部分人得到提升：大肅反使黨內、政府內、軍內和經濟部門出現了許多空缺的職位，許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個名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師在三年內便當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州委書記；一個名叫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的小廠長當上了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副總理；一個名叫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庫茲涅佐夫的巡洋艦艦長成為蘇聯海軍司令。

蘇聯紅軍內部的大清洗，給後來的衛國戰爭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圖哈切夫斯基和另外一些將領提出的大縱深作戰理論和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的理論，曾遠遠領先於西方的同行。這些人被全數槍決。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海德里希炮製的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案材料，到底是德國人主動使用的反間計，還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蘇軍將帥不和，給他們一個製造反間計的機會，目前並無確切答案。

由觀點不同的舊同志參與審判，是大清洗最常見的情形。參與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帥，他們分別是伏羅希洛夫、布瓊尼、布柳赫爾、葉戈羅夫。在審判書上簽字的人當中，思維停留在內戰騎兵時代的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活了下來，布柳赫爾、葉戈羅夫則同在1938年被槍決。布柳赫爾死後，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槍決，蘇聯人一直以為他隱姓埋名在中國作戰。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餘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大清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沙波什尼科夫倖存並晉陞為元帥）、12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397名旅長中的221人。

蘇軍將領格里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了臉面。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開戰1年半的時間裡，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中，蘇聯損失了1/7的人口，只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總和。

斯大林死後，蘇聯開始重新審查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攻擊斯大林時報告說，過去兩年裡已有7679人被“恢複名譽”。他們中間大多數都已死去。在1934年號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4名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98人，即佔全部委員的70.9%，多數在1937—1938年期間被逮捕和槍斃。

1956年2月14-25日蘇共舉行了“二十大”，2月25日，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第一次在黨的會議上透露了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戰後清洗的一些情況，並且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在大肅反運動和戰後清洗中所死去的著名人物，生動地描述了斯大林的粗暴以及大肅反的總的機制，但他把這一切歸於斯大林的性格上的缺陷和不相信人的變態心理，後來甚至歸於貝利亞的殘暴。

1958年底，第二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第51卷（最後一卷）出版了，上面有一些在大肅反運動中喪生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記，這是第一部為受害者恢複名譽的官方文獻。

1959年1月蘇共二十一大、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以後，為受害者恢複名譽的工作前進了一大步，出版社大量出版追述三十年代事件的回憶錄。

1962年出版的蘇聯科學院《世界通史》第九卷把大肅反運動納入“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不良影響”一題中，對之進行了否定的論述，但把斯大林的專橫歸結於他的性格。

對於蘇聯的肅反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評述是：“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間在蘇聯發生的那些過火行為的全貌，也不能夠恰當地評斷其責任。不知確數的人，無疑地有好幾萬人，在沒有預先得到通知的情況下被捕，並且不經審判被送到北部和遠東的罪犯營中去。成千上萬的人被處決，他們的遭遇甚至連他們的朋友也不通知。”

“反蘇報紙找到了容易的結論，它硬說社會主義的本性就是‘集權和殘暴的’。凡是了解21世紀初蘇聯人民的創造性和他們對他們自稱的‘自由’的熱愛的人，都不會接受這個看法。赫魯曉夫和另外一些人幾乎作了同樣簡單化的解釋，即斯大林和‘個人崇拜’應該負責。斯大林自然必須負責，但是宣布他的錯誤並不就是最後答案。因為斯大林是通過組織途徑辦事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全體會議支持了從1937年2月開始的行動。牽涉到的有一整個掌權的機構。而且赫魯曉夫自己也說，斯大林在所有這些行動中，‘認為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了保衛革命果實，必須這樣做’。”

10月30日是俄羅斯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日，俄羅斯總理、統一俄羅斯黨（簡稱統俄黨）領導人梅德韋傑夫在彼爾姆邊疆區會見統俄黨代表時，對斯大林及同時期的其他蘇聯領導人提出嚴厲批評，自1991年10月30日起，俄羅斯開始紀念1937—1938年之間的政治鎮壓受害者。每年的這一天，俄羅斯全國各地都會舉行悼念活動，學校也要給學生們教授以此為主題的課程。

200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普京是對大清洗歷史正式表態的第一位國家元首，俄羅斯人為此已經等了整整70年。在現場感傷得聲音顫抖的普京說，大清洗導致幾百萬人被迫害致死，“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他們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現在終於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是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永遠銘記這一歷史教訓並使之不再重演，這是所有人的責任。”普京在紀念大清洗受害者時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應當記住這一歷史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為我們應該清楚，為了國家發展和進步，選擇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需要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