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芳

鍾芳幼年喪母，寄居外親黃家撫養，又名黃芳。自幼聰穎好學，10歲入崖州州學。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鄉試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年）殿試賜二甲進士第三名，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一時名動京師，蓋謂丘文庄后又一南溟奇才”，時人敬稱“鍾進士”、“鍾崖州”。曾任代理吏部稽勛司郎中，考功司郎中，漳州府同知、知府等職。任寧國府推官時積極清理積案，嚴懲貪贓枉法者。十六年（1521年）任浙江提學副使，致力革除科考弊端，堅持“德才兼優”選用人才，使當時學風煥然一新。嘉靖二年（1523年）任廣西布政司參政，及時消除虎患，百姓念其功德，為他雕塑石像。不久調任江西右布政使。九年（1530年）升任南京太常侍卿，翌年兼任國子監祭酒。十一年（1532年）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第二年改任戶部右侍郎，奉旨總督太倉，奏請朝廷賑災撫民，緩和了災民因乾旱引起的困苦。十三年(1534)年告老退鄉，遷居原籍瓊山縣，以讀書為樂。家居十餘年，有干以私者，謝曰：“吾豈晚而改節哉”！

鍾芳著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醫學、軍事等領域，其哲學著作《春秋集要》、《學易疑義》兩書，提出“知行本自合一，知以利行，行以踐知”的哲學觀點，是當時考生的輔導書籍。文學著作《筠溪先生詩文集》，分歌、賦、詩、詞等，有“雄、渾、精、深、氣隨理昌”的美譽；史學著作《皇極經世圖》秉筆直書，修正了不少訛漏。《春秋集要》（12卷）和《鍾筠溪家藏集》（30卷）被收入《四庫全書》。其他著作有《續古今經要》、《少學廣義》、《崖州志略》、《養生經要》、《皇極經世圖》、《讀書札記》等20卷行世。被譽為“上接文庄下啟忠介”的“嶺海巨儒”。卒后追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葬於瓊山縣東山鎮鍾宅坡。

鍾芳才華出眾，學識博而精，對律法、歷史、醫藥、卜算等書籍，無不貫通，寫出的文章“雄渾精深，氣隨理昌”。他在國子監講學，“胄子莫不感動”。他的詩文作品形式多樣，風格獨特，功力深厚，文采新奇，是海南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

鍾芳一生為官清廉，公正無私，寬政愛民。任寧國府推官時，他理清了許多民間冤案，深得民眾讚揚。任廣西參政時，他想盡各種辦法平息了當地的虎患，百姓刻寫石碑作紀念。任浙江學使時，他革除作了浙江學科舉考試的弊端，同時向朝廷提出科舉取士應以才德兼優者為上的建議，並親自實施，使浙江的學風為之一新，生員“斐然向學”。任兵部左侍郎時，鍾芳親自帶兵，多次到邊境征討外患，軍功卓越。任戶部右侍郎時，他竭盡才智為國管理財政，取得顯著成績。他廉潔自守，對貪贓枉法、行賄受賄行為尤為痛恨，一旦發現，立即嚴加懲處。鍾芳晚年辭官居家10多年，有人曾求他代謀些私利，均遭回絕。他說：“我守志，猶如寡婦守身，豈可晚而失節！”

鍾芳-宦海生涯

25歲中舉人，32歲中進士，鍾芳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算得上暢通無阻，比起他的恩師紀綱正先生來，不知幸運了多少倍。考中進士二甲第二名后，鍾芳隨即被選為“翰林庶吉士”、“編修”。周濟夫先生說：“作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進身之階，這對鍾芳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但其後卻並未一帆風順。”

不久，鍾芳便因不合流俗而被貶為寧國府“推官”。但是由於他精於吏治事宜、能破陳年積案，再度遠近聞名。正德七年（1512年），鍾芳升為漳州府“同知”，不久代理知府。其敢作敢當，在平定漳州寇亂、整治考核官員和捉拿豪強惡霸等方面都有所作為。

正德九年（1514年），鍾芳升為南京戶部“員外郎”，后又到南京吏部任職，然後轉為“考功”，負責甄別官吏的優劣。他的上司劉春、羅欽順當時都很聽從他的意見，並因此授予其實職。

正德十六年（1521年），鍾芳升任浙江“提學副使”，考核生員以“敦行力學”為上。這很像紀綱正的風格，可見恩師對他的影響何其深遠。

嘉靖二年（1523年），鍾芳升為廣西“右參政”，為官府平定多處叛亂提供了不少計策。尤其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鍾芳親自下文徵召數十隻小客船，打通了當地斷藤峽阻隔近70年的交通，足見其膽識過人。後來，有個部落再次叛亂，久征不下，朝廷命令王守仁（即王陽明）領兵征戰，鍾芳又獻上“分置土官”之策，不動一刀一槍就平定了反叛。

其後的鐘芳在擔任江西“左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兵部“右侍郎”時，都有過人的政績。嘉靖十二年（1533年），鍾芳改任戶部“右侍郎”，調往北京，總督太倉，大舉漕政。當時山西大同軍亂，鍾芳上疏奏請只誅叛逆，招降脅從，但與當道不合，因此遭到貶謫，后才奉旨復職。

綜觀鍾芳的宦跡，先後有北京、福建、南京、浙江、廣西和江西等地，為著政事，鍾芳飄忽四海，其間的勞苦愁煩可想而知。1534年，鍾芳獲准告老還鄉，居家十年後病逝，享年68歲。

鍾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的動亂不斷、百姓的朝不慮夕，而瓊人讀書與出仕的不易，也使得他歷盡了艱難。這對他入仕后形成同情民生疾苦、意欲施行仁政的思想和刻苦砥礪、真知力行的學風，起到了切身操練的幫助作用。

從1508年走上仕途，到1534年還鄉，鍾芳為官將近30年，仁民愛物的為政思想貫串始終，並處處體現在其詩文當中。

“夫政以順民欲惡為要”、“而以惠澤及物為貴”、“夫仁者不負其民”、“非仁民無以伸事上之義”，鍾芳的言論強調治理民眾要施行仁政，並主張仁政的要義在於減輕徭役，精兵簡政，謹慎用刑，“大抵此時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政以敷治，刑以輔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後刑”。

在處理官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時，鍾芳也認為不可多殺。他在《瓊山縣平黎記》中寫到：“予昔參廣西政，每憾多殺不能已亂，徒以長亂”，認為殺人多多並不能制止動亂，只能增加仇恨和動亂。在一些書簡中，他也表現出“善殺不如善懷”、“才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殺之意，則與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的仁者之心。

其他信息

鍾芳父子也是海南七對父子進士中的一對，其子鍾允謙，字汝益，嘉靖八年（1529年）登三甲進士第148名，歷任浙江寧海知縣、刑部主事、福州知府、萊州知府等職。父子先後考中進士，同為朝廷命官，被世代傳為佳話。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鍾芳在家中逝世，終年69歲。朝廷贈為右都御史。

鍾芳和我國著名的“心學”大師王陽明，屬於同一歷史時期的人物。鍾芳考中進士的正德三年（1508年），正好與王陽明在貴州龍場悟道同一年。後來，他們還有過比較親密的交往。

周濟夫研究發現：“除了嘉靖四年在廣西共事，一起平亂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1510—1516年），兩人在江西、南京也應有過交往。所以，王陽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鍾芳曾撰文祭奠他。”鍾芳在祭文中自述“某嶺海末學，忝在交遊，宦跡所經，每親緒論。”

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形成和確立也就在正德五年至十一年這段時間。周濟夫說，王陽明“心學”對程朱學派的大膽異議，特別是它所帶有的思想解放的鋒芒，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反對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贊同和追隨他的人也為數不少。鍾芳作為一名篤信儒學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從《鍾筠溪集》中保留的書簡、贈序和論文來看，鍾芳當時交往的著名理學家並不止王陽明一人，他和羅欽順、王廷相等都有頗深交誼，對當時有爭執的理學問題都曾往複論難。

羅欽順對鍾芳尤為推重，他的理學專著《困知記》就特意請鍾芳作序，而鍾芳寫給他的書簡中也有三封專門討論理學問題；王廷相的《慎言》一書和詩集也是鍾芳作序。周濟夫中肯地說：“這些都說明鍾芳在當時理學界的聲譽和地位，所以，與他同時的海南名賢林士元認為，鍾芳與羅欽順一樣，都是可入選《國朝理學名臣錄》的人物，評價不可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