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

《小學》完全是選錄現成的文獻編成的。全書6卷，凡分內外篇。內篇包括《立教》《明倫》《敬身》和《稽古》，以選錄儒家經書為主，“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則有《嘉言》和《善行》，輯錄歷代賢德之士的嘉言和善行，“采十七史之領要”。明代學者薛瑄在論及《小學》一書的結構時說：“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的《立教》、《明倫》和《敬身》，說的是道理，《稽古》則舉的是具體事例；外篇的《嘉言》說的是道理，《善行》則講的是具體事情。“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由此可見，“朱子《小學》一書，詳於義理。” “理”或“義理”在《小學》中佔有很大的分量。

《小學》在淳熙十四年（1187）成書之後，對中國傳統啟蒙教育乃至整個教育和學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朱熹本人就對這部書偏愛有加，他曾說：“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個是做人底樣子。”當一些“磋過”小學教育的成人向他請教時，他也建議讀《小學》，以“補填前日欠缺”，從而“栽種後來根株”。他的學生大都遵其所教，在《小學》上頗為用力，《朱子語類》中有很多他們師生討論《小學》的記載。

小學序

小學題辭

立教

明倫

敬身

稽古

嘉言

善行

宋代政府的“崇文抑武”政策促成宋代教育事業的興盛，宋代社會重視兒童教育蔚然成風。此為朱熹編撰兒童啟蒙教材《小學》的大背景。朱熹重視教育，強調兒童人格的塑造乃是針對南宋教育的種種弊端。朱熹崇尚“聖賢”人格，提出了“全人”的人格塑造目標。所編《小學》一書既介紹了孩童的日常行為規範，又著重強調封建倫理綱常。形成從胎教起步，在兒童成長中，既要抓“五倫”的行為規範，同時注重內在氣質的提升之“內外兼修”兒童人格塑造模式。《小學》在封建社會有很強的影響力，堪稱蒙學經典教材。對於今天的兒童教育來說，其教育思想的某些方面仍有值得我們借鑒的積極因素。

歷代學者對於《小學》，更是“尊若六經”，推崇有加。元代著名學者許衡，在給自己兒子的信中這樣說：“《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汝當繼我長處，篤信而好之也。”明代著名學者章懋，強調要將《小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都要考究清楚，除了使其道理貫徹於胸中，還要身體而力行。即便已經考中了進士的人向他請教“為學之方”時，他的意見是依然要讀《小學》。清代學者張伯行，更是把《小學》和作為《四書》之一的《大學》等同看待：“孔子以前，大學未有書，自孔子作之，而入德之門在是矣。朱子以前，小學未有書，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樣子在是矣。”在他看來，讀孔子之書，應該以《大學》為統宗；而讀朱熹的書，則應該以《小學》為基本。他所輯錄的《小學輯說》，輯錄宋元明清四朝18家68則有關小學的論述，其中大都是對《小學》的頌讚溢美之詞。

元明清三代政府也十分推尊此書。明朝初年，“高后嘗命女史誦而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真聖人之教法。”建議明太祖朱元璋推廣此書。朱元璋如其所言，令親王、駙馬、太學生講讀。“由是內而京師，外而郡邑，莫不家藏人誦，而聖賢之教，復明於天下矣。”清朝政府在《十三經》和《四書》之外，對《小學》最為推重。“凡童生入學，複試論題，務用《小學》，著在律令。”明確規定童生入學考試要用《小學》。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