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聲

1890年出生於泰安城內聖泉街（今北新街），其父馬仁德，祖籍德州，清光緒年間隨母逃荒來到泰安定居，曾在泰城西門外（即大關街東頭）開設一個包子鋪。起初因資金緊張，常靠賒借維持，但窮人相求均能儘力相助，因此鄰里贊其“慷慨好義”稱其為“馬善人”；其母性格溫和，為人厚道，既能和睦鄰里又能勤儉持家。馬伯聲從小受到伊斯蘭教熏陶和家庭影響，對父母很是孝順和敬重（後來創辦的學校和麵粉廠均用其父名諱），對社會具有強烈責任感，其妻溫良賢淑，多次在危難的時候幫其渡過難關。

馬伯聲在十歲左右父母送他進泰城西關“天書觀”上小學，後由回族拔貢楊茂洲資助轉入“楊氏義塾”免費讀書，但因家庭貧困而不斷輟學，至18歲讀完小學課程，父母因無力供其繼續學習而發愁。他卻勸父母說：“別犯愁，我先找個活干，掙點錢，等將來我混好了，有了錢就辦教育，到那時您二位老人就可以享福了。”於是，父親託人在當地清真寺小學為他謀了個差事，在該校任教。

1911年，馬伯聲結識了泰城耶穌教會華籍牧師汶萊泰，文將其介紹給泰安翠英中學校長美籍教師韓培瑞（Perry·O·Hanson）。1912年馬伯聲辭去教師職務，來到這所學校上學。他學習刻苦，上進心強，每次期終考試成績均為優秀，因成績突出，他三年就讀完該校舊制四年課程。期間，他一方面輔導美籍教師中文，另一方面又向美籍教師學習英語。同時，還擔任外籍人游泰山的翻譯和導遊，籍以獲得一定的資助。後來，馬伯聲回憶這段情景總結出：“勤則發達，懶則貧乏”八個字的座右銘，並常講“恆心”“毅力”諸語，以之自勵。

馬伯聲中學畢業那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在華招工赴歐參戰，馬應募考取翻譯，於1915年9月由青島搭輪船，經過加拿大、倫敦，1917年到達法國博朗城，參加搬運軍糧和伐木等勞務，歷時三年，備嘗艱辛。旅歐期間，馬伯聲結識了一個曾僑居青島七年，回歐參戰而被法國俘虜了的德國人斯密特，詢以德國富強之因，斯密特答：“我在中國很久，深知中國教育的傳統觀念是‘學而優則仕’為原則。政府之設教，學生之求學，均不外陞官發財之一途。所以培養成的人才都是社會上的分利分子，均不為生產著想，而德國則不然，凡到初中畢業之學生，當局即令其以‘將來的我’為題，以各種生產部門為範圍，述其志願。然後按其志願分各種職業學校學習，以便畢業后各有所長，均能致力生產，如此做法，國家怎能不富強呢？”馬伯聲深受斯密特創辦生產事業，提高職業教育國家才能富強的影響，立志辦教育，興實業，為振興國家出力。

1919年12月，29歲的馬伯聲由歐洲回國。第二年三月到濟南，他以自薦的方式致函英美煙草公司求職，該公司命其管理山東高級捲煙工作，月薪30元。1921年英國在華經營的永明人壽和南英商兩家保險公司，濟南經理處物色華人營業員，馬伯聲認為保險業在中國是新興產業頗有發展前途，於是經別人介紹辭前職而入保險界。於是馬伯聲選擇濟南繁華區經二緯四路“裕元和”洋廣雜貨店作為活動陣地，掛出了代理保險業務的招牌，先由該店投保三萬元，從中扣除20%作為馬的傭金（即經手費）。馬伯聲認真努力勤勤懇懇，善於交際又恪守賠償信用，從而業務日益發展。但馬伯聲生活儉樸，在做保險工作時與其愛人租住一間小屋，吃鍋餅喝白水，僅在外出聯繫業務時，穿上一套西裝。他白天跑業務，晚上用自己唯一的財產，英文打字機列印“合同書”。生活樸素而工作效率甚高，深得該公司經理英人施孟士賞識。兩年後施孟士回國探親，將該公司的全部業務及債權債務手續全部委託馬伯聲辦理。施孟士回國后病逝，馬伯聲便升任該公司經理。到二十年代中後期，其保險業務擴展到南到長江，西至太原，北達瀋陽，隨著業務範圍的擴大，馬也成為工商界巨子。此間濟南惠豐麵粉廠曾發生一次火災，在馬伯聲的通融下，保險公司給予了很優厚的賠嘗。該公司為酬謝馬伯聲遂贈股票作為他在惠豐的股貲。當時，馬伯聲認為保險事業是服務性行業，應該由華人經營以挽回利權。於是，積極扶植濟南金城銀行創辦“太平保險公司”。而後，馬伯聲因興教育，搞農場，辦紗廠等事繁任重。乃將保險事業交其三弟馬一青經營管理。

1929年，馬伯聲在泰城創辦第一家機器工廠——“仁德麵粉廠”。同年，他與桓台苗氏資本集團合資籌建“宏源紗廠”，不久苗氏退出，另組建“成通紗廠”。馬伯聲又與穆伯仁、崔景三等合夥在濟南組建“仁豐紗廠”（即濟南國棉三廠前身）。

據當時，英國孟卻斯德城調查團發表的來華調查實業的報告說：“青島日本紗廠開辦以來，每年除一切費用凈得純益金50%”。馬伯聲感慨萬千的說：“山東是產棉區，每年銷售紗布四五千萬元之巨，日本在青島辦廠，利用我國的煤、棉、廉價勞動力，輾轉產銷、瞬息萬利，實無異瀝血肥虎”。

當時世界性經濟危機，九·一八以後，東三省淪陷，日本進入華北。中國紡織業處於不景氣的地位，紗價猛跌，產品積壓。12磅細布由每匹7.5元落到6.2元；16支紗由每件190元落至160元以下。日本企圖擠垮中國企業，霸佔整個中國市場，當是在華北擠垮的有：唐山的華新，天津的裕大、裕元、寶成等。而濟南則是淪陷區，資本家都有後顧之憂，一般都裹足不前，濟南的棉紡織業更是局面嚴重，別說辦廠，就是維持現有的生產狀況都很困難，馬伯聲開辦仁豐紗廠困難頗多。

創辦仁豐初期，他同“桓台幫”苗家（苗蘭亭，苗海南家族）展開了爭奪股份的鬥爭。當時，創辦紗廠至少集資一百萬元，而馬僅有三萬元，因此馬伯聲打算藉助桓台商人的雄厚資金，集股經營，而苗家卻聯合濟南其他資本家，另辦“成通紗廠”（濟南國棉二廠的前身）。因此馬伯聲大膽向外省招股六十萬元，並憑個人信譽賒來機器，邊建廠邊投產，由於資金不足，生產經營中的運作處處捉襟見肘，開工不到一年股東之間便發生分歧，董事長穆伯仁辭職，部分股東相繼離去，馬為謀求企業發展，實行常年招股的辦法維持生產。

雖然面臨重重困難，經馬伯聲的積極活動和艱苦經營，“仁豐”逐漸成長壯大，至1934年6月“仁豐紗廠”有紗錠1260枚，工人570名，生產16支棉紗。到1935年生產棉紗規格增加至10、16、20、32支4個品種，是年4月購進織機240台，染色機28台，增設織布和染色廠房。“仁豐”所產的“蜘蛛美人牌”12磅原白布，物美價廉，能與日本在青島出產的大五福布競爭於國際市場。

舊中國民族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是十分艱辛的“仁豐紗廠”的發展壯大引起了豪強和銀行的覬覦。由於擴大企業規模需要資金，1937年初由劉尊五介紹中國銀行和金城銀行投資100萬元於“仁豐紗廠”。1937年3月5日舉行股東大會，最後決定接受該資本，改組領導班子。崔景三當選為董事長，兩行代理人巧取豪奪的漢奸殷同為該廠總經理，馬伯聲聯合“仁豐”眾股東，據理力爭，最終保住了經理職務。

七七事變以後，馬伯聲主張遷廠西安，而殷同極力反對，8月，玉符河決口，北商埠被淹，遷廠之事擱淺。9月15日，洪水漸退，日本侵略軍已經逼近黃河北岸。10月下旬，馬伯聲攜眷繞青赴津避居，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后經天津東亞毛紡織廠經理宋裴卿保釋。11月16日，仁豐紗廠遣散工人停產。

1938年1月24日，日軍管仁豐紗廠，委託日本鍾淵紡織株式會社青島日商公大紗工務主任岩崎豐次郎接管。鍾淵派戶川武雄寺本仁太郎等三十二人到廠任職，原職多被解聘。馬避居天津時，1938年12月30日，被日本人林龜喜脅迫來濟南參加股東會議，在經四緯六路設立“仁豐紗廠”辦事處，於壽亭任主任，處理遺留問題。1942年3月20日，馬伯聲與陳佑安主持股東臨時會，呈報實業總署登記，領取營業執照。日方由鍾淵所屬天津公大紗廠撥入“仁豐紗廠”200萬元。合作后的仁豐紗廠，馬伯聲為董事長之一，但經營事務由日本人把持。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以後，國民黨山東省收復地區黨政接收委員會和山東省收復地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先後接收“仁豐紗廠”。同年，10月4日，馬伯聲被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指定為仁豐紗廠監理人，接受“仁豐紗廠”。6日，馬向“仁豐紗廠”日本廠長寺本仁太郎提出備忘錄。10月20日，山東省政府委任馬伯聲為“仁豐紗廠”經理。1947年7月15日，山東省政府偽產業處理局宣布“仁豐紗廠”發還原業主。29日，“仁豐紗廠”董事崔景三領取了民營執照，馬擔任該廠總經理。這期間，馬伯聲除了抓緊經營管理使“仁豐紗廠”恢復到戰前水平外，並在該廠舉辦了一個“紡織工業技術訓練班”，從培養人才入手，運用科技發展生產，聘請本廠的工程師任教，招收廠內外有志青年學習紡織、染、電、鐵工技術。解放后，這個訓練班的學生多數被分配到上海、徐州、淄博等地從事紡織工業技術工作。

1948年9月濟南戰役開始后不久，馬伯聲遂因處理“仁豐紗廠”機電五箱被上海海關誤賣而去滬處理訟事，而後又赴台浮住18天處理“仁豐紗廠”所存棉布一批，嗣又到香港居住。

1952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馬伯聲因被懷疑侵吞日偽資產被人民法院拘留審查。1953年2月和1957年8月兩次做出判決：官僚資本，漢奸股權和日本投資占“仁豐紗廠”的86.5%予以沒收，馬伯聲私人資本佔13.5%予以保釋。從此，“仁豐紗廠”即國棉三廠走向了另一個階段。

馬伯聲少年時期，其父教育他說“咱家三代祖宗，貧窮失學，受苦受難，你應該努力求學上進，如有成就，應辦貧民教育”。當初馬伯聲對在英美煙草公司月薪30元的處理是：濟南，泰安兩處安家各用14元餘2元儲備將來辦貧民教育。馬伯聲後來說：“列強之發達，關鍵在工業；工業之發展，首先要有文化。”在經營保險業而發家的基礎上，於1927年在泰城西關回民聚居區創辦了“仁德學校”“平民識字班”和“掃盲夜校”等教育事業，成人兒童皆受其益。

“仁德學校”有校歌，校旗，校歌歌詞是：“教澤普及，仁德厚矣！民智開兮，萬古春”。該校為了照顧學生困難不但免收學雜費，還發給學生書籍，學慣用品，供給學生早餐，統一發制服。雖然條件較為艱苦，但馬伯聲為了保持教學質量竭力延聘曲二師優秀畢業生來校任教。學生考試成績為全縣上游。當時仁德學校不僅習文而且學國術（民族武術）。馬伯聲從濟南請來了知名拳師教練武術，影響所及，泰城群眾練武蔚然成風，該校還組織了當時全縣唯一的設備可觀的“軍樂隊”。在舊社會教育極端落後的情況下，馬伯聲家住草舍，而學校卻是磚瓦樓房。當時泰城群眾贈之以“普沾教澤”匾額。當時教育部頒發了“興學獎狀”；寓居泰山的馮玉祥將軍和夫人李德全讚揚馬的創業興學精神，與之交友，並多次到該校參觀訪問。“七七事變”后，馮玉祥將軍南下任職，行前，在該校講話，勉勵師生“共同奮進，抵抗日寇，保衛國家”，並索取學生製作的飛機坦克模型為紀念。後來，馮玉祥因事北上，與馬伯聲在火車內促膝談心《大公報》記者為之攝影留念。

為了向仁德學校提供資金支持，馬伯聲將創建的“仁德麵粉廠”每年所得盈利悉數作為辦學經費。

七七事變后，據馬伯聲談，為了躲避日寇的奴化教育，於1937年12月關閉了“仁德學校”和“仁德麵粉廠”，將資金投入到了“仁德農場”。

馬伯聲關心教育事業還體現在他曾經支持並參與郭清圃創辦惠魯惠魯工商學校，在濟南支持美籍人舒榮玉辦黎明小學，繼又開辦仁豐子弟學校，馬計劃在泰山馬蹄嶺一帶建立一所工商高級職業學校，因後來條件所限，並未成形。

1937年2月馬伯聲在泰山南路創辦仁德農場，又在金山腳下的廣生泉附近墾荒150畝，為了管好果園，他聘請金陵大學園藝畢業生孫吉甫先生（曾為山東農學院教授）為該林場技術員。另外，馬伯聲是繼馮玉祥將軍之後從煙台引入金帥蘋果於泰安的第一人，仁德農場由於有高素質的技師，又引進先進品種，到抗日末期，已成活的蘋果、桃、杏、梨、柿子、葡萄等達7千多株。1930年閻馮戰爭中晉軍據守泰安，布防泰山極頂“炊薪濫發森林，饑寒便搜衣糧”戰後非但“古迹毀壞無算”且“山林浩劫，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戰爭對泰安地區森林的摧殘，非常嚴重。為此馬伯聲聯合商人強灝、農民車鴻軒等泰安部分紳士集股在馬蹄嶺一帶投資恢復和發展了“泰山林業公司”后因森林生產周期長，多數人退股，只有馬伯聲一人堅持經營。日本投降后，蔣介石發動內戰，泰安森林遭毀壞，此時馬伯聲去濟南買下日商的“和田木場”改名“俊豐木場”后因戰亂經營不下去，只好派人看管。

馬伯聲除了經營“仁豐紗廠”、“仁德麵粉場”、“泰山林場”，開辦學校以外，1930年投資於濟南惠豐麵粉廠。1937年投資青州永年麵粉廠和永年電燈廠，併兼任該廠總經理或協理職務，為了便於泰城回族群眾進行宗教生活，1920年馬伯聲在泰安聖泉街今北新街建立清真寺一所。至今其手書“清真寺”三字猶在。為了紀念馬伯聲對回族群眾的巨大貢獻，當地群眾立碑紀念其事，該碑刻至今仍在泰安東寺內存在。

另外，八年抗戰中，馬伯聲主要在天津著書立說，先後寫作了《泰安建設計劃》、《仁豐紗廠創辦經過》及《工業管理》等書。（《工業管理》僅僅寫了一半就因日本投降馬返回濟南而擱筆）

解放戰爭時期，馬伯聲在濟南擔任省市政界有關職務。1946年何思源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期間，馬伯聲擔任濟南市商會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王耀武任主席時，1947年1月馬伯聲任濟南市商會理事長，3月濟南市商會物價評議委員會成立馬任主任委員。7月濟南市警察福利事業輔導委員會成立，馬為主任委員。此時，山東軍管區司令部（王耀武兼司令）要從濟南工商界徵兵，工商界恐怕抽走店員工人而影響營業，乃組織“濟南市商團”以代之，馬任團長。同時，馬伯聲還被王耀武加委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部少將高參”和一個“是山東省政府顧問”的虛銜。

1947年9月16日，馬被濟南市商會常務理事會推選為工商界團體參加國人代表選舉的候選人，他以濟南市商會理事長的名義致電行政院長張群，要求增加工商界的代表名額。在競選中（主要與苗海南競爭）當選為候補國大代表。1948年5月國民黨山東當局聘其為戡亂建國會委員會委員。

解放戰爭後期，馬伯聲去了香港，在港期間閱讀了毛澤東、朱德於1949年4月發表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和4月25日發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等文告，並經杜國庠解釋國內形勢。於是於11月回到天津。12月1日返回濟南，“五反”以後馬伯聲定居天津，以定息維持生活，1966年春病故，葬於天津市郊趙家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