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強

1925年參加革命。192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任湖南平江縣獻鍾工人糾察隊區隊長，平江青年義勇隊區隊政治指導員。

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革命軍，擔任平瀏游擊隊宣傳隊組長。

1930年8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第3師第7團連政治委員。

1931年春至1932年4月任紅3軍團第5軍第1師第2團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32年8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警衛營政治委員。

1933年3月任中革軍委警衛團政治委員。領導的所在團被授予“紅軍模範團”稱號。同年春至6月任瑞金衛戍區模範團政治委員。6月至8月任紅9軍團第3師第7團政治委員。9月任粵贛軍區第22師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1月起任中共粵贛省委員會執行委員。率部參加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同年12月至1935年7月任中央軍委縱隊幹部團總支書記。

1935年9月奉命隨總司令部南下川康邊。

1936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會師。11月奉命編入西路軍，參加西征作戰。同月至1937年3月任紅軍西路軍第9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7年4月西路軍失敗后，在突圍中被俘。在獄中組織黨支部，任 支部書記，堅持鬥爭，后領導組織被俘人員脫險歸隊返回陝北。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8月至12月任八路軍第129師第385旅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至1941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38年12月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黨務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1939年初任中央軍委華北戰地工作考察團團長。

1941年3月至9月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留守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任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區警備司令部副政治委員。

1942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補委員，6月起任西北局民兵工作委員會成員，8月起任西北局友軍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2月至1946年8月任合江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分區（亦稱依蘭軍分區）司令員（至1946年4月），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任合江軍區黨委副書記，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任合江軍區政治委員。

1945年底至1946年6月任中 共合江省工作委員會委員、軍事部部長，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任中共合江省委常務委員、軍事部部長（至1946年8月）。

1946年10月至12月任佳木斯衛戍 司令部政治委員，同年12月至1947年2月任司令員。

1947年5月至8月任東滿獨立師師長。同年6月至1948年2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員。

1947年9月至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第10縱隊第30師師長，11月至12月任師黨委委員。

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任東北野戰軍第10縱隊第141師師長、師黨委常委。

1948年3月至11月任第10縱隊副司令員。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任東北野戰軍第13兵團第47軍副軍長、黨委常委，1949年3月兼任第141師師長。4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15兵團第44軍軍長、黨委常委。參加創建和鞏固東北根據地的鬥爭，參加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廣東戰役。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4軍軍長、黨委常委。

1950年10月至1951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廣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臨時黨委書記。

1951年6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2月至6月任基地黨委書記。同年3月至195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三副司令員，1953年至1960年7月任海軍黨委常務委員。

1954年到蘇聯伏洛希洛夫海軍指揮學院學習。

1957年10月至195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59年1月至1965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政治委員。

1960年1月至9月任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61年底至1969年12月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副主任（1962年11月起）兼秘書長。

1963年9月至1967年5月任國務院中共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

1963年10月至1964年10月任第六機械工業部黨組書記。

1964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第六機械工業部委員會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

1973年9月至1977年9月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

1975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核心小組組長。

1979年5月至1982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

1981年5月至1982年12月任海軍黨委常務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 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是中國共產黨第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均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是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著有《紅軍戰士話當年》、《為祖國而戰》、《為國防而戰》、《留蘇學習筆記》、《赤誠集》等書。

[方強：長征路上歷經磨難 一把鍋灰治好痢疾]

舞劍、背詩，是方強將軍離休后每天雷打不動要做的事。“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只要聽到有人提起毛主席詩詞，方強總會很興奮地告訴大家，毛主席這 首《清平樂——會昌》，寫的就是他的部隊。

雖已95歲高齡，方強說起長征往事來仍如數家珍。與絕大多數長征倖存者不同的是，方強是背著一口政治“黑鍋”踏上漫漫長征路的。

長征前，方強因為堅決貫徹毛澤東軍事路線被關進了國家保衛局。“大概我年紀還輕，出身好，是師級幹部等等，算是僥倖地把我帶上長征了。”方強所在的國家政治保衛營，隨國家保衛局行動，被編入第2縱隊第4梯隊。

身背一個小背包，肩挎一條米袋子，腰掛一隻從戰場上繳獲的搪瓷缸，方強心情抑鬱地邁開了萬里長征第一步。作為一個失去行動自由的人，方強每天的任務就是跟著部隊向前走。

在搶渡湘江后，紅軍突然改向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進軍。按照原先計劃，紅軍應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方強感覺到有些不同尋常，悄悄地問保衛營營長吳烈這是誰的主張。

“是毛澤東！”方強說，“我當時脫口而出。”

方強重新看到了希望。方強說：“一個晴朗的下午，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把我們被關押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鄭重地向我們宣讀了遵義會議決議。第二天，我們被放出來，我被分到中央軍委幹部團工作。”

卸下了政治“包袱”，方強隨幹部團在劉伯承、宋任窮的率領下，偽裝 成國民黨部隊，兩天一夜趕了幾百公里的路，強行渡過金沙江的皎平渡。“一路上儘管是羊腸小道，崎嶇不平，有時還要攀登懸崖峭壁，但部隊絲毫沒有減低行進的速度。”方強回憶起奪取通安州的情景。

“敵人從山頭上不時向我們打冷槍、推滾石。尖刀連的學員有的中彈犧牲，有的被滾石砸傷。後續學員就利用地形地物，貼著懸崖、死角躍進，才避免傷亡。”

幹部團一接近通安州，便和剛從西昌、會理方向趕來的川軍一個旅遭遇。敵軍有兩個團和一個迫擊炮連，佔據易守難攻的地勢，企圖搶佔通安州，阻止紅軍北進。幹部團只有三個營，與敵力量對比懸殊。

衝鋒部隊在迫擊炮、重機槍的火力掩護下，插入敵陣，與敵人展開肉搏戰。方強和周士第率領偵察排出擊，衛生隊長也參加了，一舉打下火焰山陣地，殲滅了數倍於幹部團的敵軍。

奪取通安州的勝利，保證了中央紅軍主力順利渡過金沙江，使紅軍跳出了數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

方強隨幹部團抵達懋功后，因食青稞引起腸胃消化不良 而拉肚子。儘管如此，他還是強打精神，隨中央紅軍縱隊接連翻過了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一座座雪山，到達了川西北的卓克基。

卓克基是個藏民居住區。在紅軍到來之前，藏民聽信了國民黨的宣傳，把糧食藏到山裡，人也躲進了山裡。部隊得不到補給，只能向毛兒蓋行進。

此時方強的腹瀉已經轉為痢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擔架上，由醫護人員抬著向前轉移。一路上找不到糧食，只能挖野菜和摘豌豆葉充饑。在長征途中，染上痢疾就只有等死了。方強找炊事員把燒飯鍋的鍋底灰刮下來，用開水調好后當葯灌進肚子里。一天三次，一連三天，大把大把的鍋灰喝進去，痢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我病癒出院后，便轉向阿壩尋找朱德、劉伯承和五、九軍團。”方強不知道張國燾已經和中央產生了嚴重分歧，在找到總司令部后，方強將沿途所見所聞不利於紅軍團結的事情，向劉伯承作了詳細的彙報。

此時劉伯承已經喪失了對部隊的指揮權，處於張國燾的軟禁中。“劉伯承對我說，要注意口緊，黨內現在有鬥爭，你趕快到五軍團去，隨五軍團行動。”

但劉伯承沒有能夠保護方強，方強第二次被關進了保衛局。不久，方強被一根繩索綁住雙手，在警衛人員的押送下，再度翻越千年積雪的夾金山……方強“政治犯”的身份一直持續到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前夕，幾乎在一夜之間，方強就由“政治犯”躍升為川康省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兼內務部長。

後來又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方強，歷經磨難。上世紀80年代，方強從海軍副司令員的崗位上離休。每當方強鍛煉身體時間長了點，受到警衛人員的勸阻時，他總是倔強地說：“這算什麼？在我們老家，90多歲了還有人下農田，挑稻穀。我一點也不累。”

2012年2月8日凌晨3時58分，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開國中將、海軍原副司令員方強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方強同志在北京西城區的家中弔唁。方強之子、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方勤學對記者說：“父親把一生都獻給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國家軍隊建設和軍工事業，共和國鮮紅的旗幟上有過他的鮮血，建國後為創建人民海軍和發展造船工業付出了畢生心血”。

另外，根據方強同志本人遺願，喪事從簡，只在家中設靈堂，不在八寶山舉行遺體送別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