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政變

19世紀末，朝鮮王朝的封建統治風雨飄搖，朝鮮的民族危機不斷加深。1876年，日本以武力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1882年，隨著《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訂立，朝鮮的門戶全面開放，外國勢力開始全面侵入朝鮮，朝鮮半島也逐漸成為資本主義列強的角逐場所。當時朝鮮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實學思想也很發達了，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朝鮮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摒棄舊思想、舊制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為主的“開化黨”就是其中的代表。

開化黨是由實學派中的北學派演變而來，它是受到資本主義入侵的刺激下產生的。在朝鮮被迫打開國門以前，朝鮮就已經形成了開化派的雛形，如吳慶錫、劉大致（劉鴻基）、朴珪壽等。朝鮮開港以後，開化黨的形成加速了。這一時期，開化黨的形成與日本有密切關係。朝鮮開港后的幾年間，不斷有公派或私費的朝鮮青年貴族子弟東渡日本，進行考察參觀，這些貴族子弟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嶄新景象，嘆為觀止，深受感觸。他們對比朝鮮國內泥古不化、死氣沉沉，遂產生了脫離清朝，改革國政，使朝鮮成為“亞洲的法蘭西”的志向。這些貴族子弟便是所謂的“開化黨”。

開化黨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閔泳翊、徐光范、徐載弼、尹致昊等，他們大多直接受到吳慶錫等早期開化派的直接影響和教導，同時又都有出國考察的經歷，接觸過資本主義文明。開化黨以兩班名門出身的貴族子弟為主，如出身安東金氏的金玉均；領議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陽洪氏的洪英植；朝鮮哲宗之駙馬、出身潘南朴氏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王妃閔妃的侄子閔泳翊；領議政李最應（國王伯父）之子李載兢；出身達城（大邱）徐氏的徐光范和徐載弼等。開化黨倡導開化思想，主張“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宣布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因此又被稱為“日本黨”或“獨立黨”。開化黨領袖金玉均更是在甲申政變以前3次去日本，拜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為師，一心想在朝鮮發動一次明治維新式的改革，他曾說：“以茲四百多年積累之頑俗，猝無以化矣，勢不得不有一番大更張，改革政府。”開化黨得到日本的資助，逐漸成為朝鮮國內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與開化黨相對的，就是長期執政的守舊派。守舊派堅持事大主義，一心效忠宗主國清朝，墨守成規，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稱為“事大黨”。1864年—1873年執政的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就是典型的守舊派，他厲行閉關鎖國政策，拒絕與外國通商。1881年守舊派儒生又發起“辛巳斥邪運動”，堅決反對開放國門。所以守舊派也是一股強大力量。1873年朝鮮王妃閔妃發動宮廷政變，奪取了大院君的政權，從此閔妃外戚集團開始統治朝鮮。閔妃集團標榜開放，在1876年和日本簽訂了《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之後又分別派使團訪問中國和日本，實行了一些開化政策，起用金玉均、洪英植、閔泳翊等開化黨人物，形勢對開化黨有利。

在開化黨和守舊派之間，又產生了中間派，又被稱為穩健開化派。他們也提倡開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實行改革，又不像開化黨那麼激進，他們主張維持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因此主張“東道西器”。中間派以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為代表，在當時朝鮮知識界中很有影響力。在後來的甲申政變中，中間派拒絕與開化黨合作，成為了導致開化黨失敗的重要因素。

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以大院君為首的極端保守勢力驅逐閔妃而奪權，開化黨也遭到打壓。但是閔妃集團很快就捲土重來，引入清王朝勢力進入朝鮮。吳長慶率3000清軍進駐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鎮壓了壬午兵變，將大院君逮捕並押往中國天津受審，后拘禁於保定。壬午兵變造成了閔妃集團與開化黨的分離：由於壬午兵變失敗，朝鮮與日本交往的障礙（即以大院君為首的極端保守勢力）基本被消除，開化黨得以公開亮出親日的旗幟；而再次執政的閔妃集團則對清朝充滿感激，所以逐漸成為“事大黨”，甚至連原先的開化黨人閔泳翊，也倒向事大黨了。由此衍生出了開化黨與守舊派（事大黨）的爭鬥。

壬午兵變也是開化黨人開始活躍於朝鮮政壇的起點。壬午兵變本身就是一次朝鮮政局的大重組，壬午兵變被清軍鎮壓，號召“衛正斥邪”的極端保守勢力也遭到清洗而一蹶不振，這在客觀上為開化黨實施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在壬午兵變后昭告朝鮮八道百姓，宣布他將痛改前非，斷行改革，“思與一國更始”。在國王的親自倡導下，開化勢力增強，從而形成了推進改革的社會氛圍，“開化”一詞也為人津津樂道，成為當時朝鮮社會的流行語；同時，在壬午兵變后，清朝洋務派引入了一系列洋務運動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鮮設立內外衙門，開辦外交、通商、海關等事務，代購洋槍洋炮，代訓新軍，培養朝鮮的軍事人才，有利於朝鮮的近代化，給開化運動的展開奠定了基礎。除了以上客觀條件促使壬午兵變后開化勢力壯大以外，日本對開化黨的公開支持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壬午兵變以後日本透過《濟物浦條約》獲得了在朝鮮京城的駐軍權，這為後來開化黨發動政變提供了支援。不僅如此，壬午兵變后開化黨人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時，日本政府對他們熱情款待並給予一系列優惠和讓步，還“動員朝野有影響的人士”引導他們走開化自強的道路，使開化黨人對日本進一步產生好感，金玉均等經過此行，“遂傾意依賴於日本”。

當時，開化黨人為了展開活動，一方面尋找機會進入宮廷，接近國王與閔妃，企圖獲取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朝鮮高宗非常喜歡聽外國的消息，於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時常出入宮中，向高宗講述國際形勢和各國的政治制度，力陳改革與自立之刻不容緩。高宗李熙生性懦弱，自即位以來政權就一直掌握在自己的父親或妻子手中，正欲藉助開化黨實現親政，也對開化黨表示讚許，而依靠國王進行改革也是開化黨深信不疑的手段。另一方面，開化黨人利用他們的政府職位，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設立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郵政局等近代設施和機構，引入西方農場和先進農業技術，派遣留學生赴日，並創辦《漢城旬報》，宣傳開化思想。同時，開化黨也意識到了武裝力量的重要性。朝鮮政府曾經派出100多名子弟去日本學習軍事，稱為“士官生徒”，開化黨對這些士官生徒進行廣泛動員，並由申福模、鄭蘭教等士官生徒在廣州南漢山城組建一支1000多人的新式軍隊。這些士官生徒後來成為了開化黨發動政變的主要力量。

然而，由閔妃集團把持的朝鮮政府，雖然在壬午兵變后也宣稱要開化改革，但一切目的都是為了鞏固自身權勢，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改革，因此開化黨人對此非常不滿，抱怨閔氏政權“名曰開化，實無開化之效”；而且，隨著開化黨的勢力不斷壯大，掌握政權的守舊派閔妃集團也對其產生警惕，兩派迅速勢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這段時間，開化黨和守舊派明爭暗鬥，新舊兩派的鬥爭遠遠超出了朝鮮內政的範圍，成為中日兩國外交爭端的前台戲。以閔台鎬、趙寧夏等閔妃集團大臣為主的守舊派以清朝為後援，同清政府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使清朝在朝鮮獲得了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特權；而清廷也不斷在朝鮮政府機構中安插中國官員，如陳樹棠、馬建常（馬相伯）、穆麟德（德國人）等，並幫助朝鮮訓練軍隊。開化黨雖然得到國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實力遠遜於守舊派，只能在有限的職權範圍內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一些小的改革。而後守舊派將原外衙門參議金玉均被調任為東南諸島開拓使兼管捕鯨事，原漢城府判尹朴泳孝也被外放為廣州留守兼守御使，後來被免官，開化黨的新式軍隊也被改編。1883年夏，閔妃集團的外籍顧問穆麟德鑄造“當五錢”，引發通貨膨脹，金玉均強烈反對，並獲得國王高宗的委任狀前往日本借款300萬元，以紓解朝鮮的財政困難。金玉均到日本前，日本政府就許諾過他只要有國王的委任狀就借款300萬元，但金玉均到達日本后，一向支持開化黨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絕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對待他的態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活動了10個多月，一籌莫展，最後在1884年5月兩手空空回到朝鮮，鑒於自身處於弱勢地位，他被迫“暫退田舍，以弛其禍，以圖展后之策”。

守舊派閔妃集團的輪番攻擊和日本當局的態度變化，使開化黨舉步維艱，處境日益險惡。據一位參加過甲申政變的人士回憶，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開拓國運，然毫無建樹。終於計劃即使採取強制手段也要救國王於宮廷迂腐的環境之中，以頒發敕令，革除一切因習弊風。”於是，金玉均以傳統結社形式組織了以軍人為核心的敢死隊——“忠義契”，自任契主，將開化黨的各色支持者團結在“忠義契”的名下，醞釀發動武裝政變，推翻守舊派政權。關於忠義契的宗旨、章程及活動情況，尚無據查考。據參加者李喜貞追述，它系“為國而設”，而且似乎組織嚴密，為單線聯繫。這支名為“忠義契”的敢死隊也就是開化黨的政變隊伍。

開化黨起事的時機很快就到來了。1884年時，清廷和閔妃集團的蜜月期已經結束。先是清廷發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罷免了恭親王奕訢而起用醇親王奕譞來輔政。醇親王是清德宗（光緒帝）的生父，而閔妃集團認為這是清廷釋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預兆，便開始對清朝離心。這一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南方形勢危急。5月，吳長慶奉調率領1500名清兵回國駐防，依靠清朝的事大黨守舊派勢力有所削弱。8月以後，清軍福建水師在馬尾港遭法軍偷襲，幾乎全軍覆沒，法國軍隊也攻佔基隆、澎湖等多處地方，直指舟山群島。清廷在朝鮮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託庇於清廷保護的朝鮮國王和閔妃也開始動搖。駐朝清軍將領袁世凱對此深有感觸，曾在政變前夕向北洋大臣李鴻章報告說：“朝鮮君臣為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潤於王，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啟釁俄人，欲乘此時機，引強鄰自衛，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獨金允植、尹泰駿、閔泳翊等意見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遠。似此情形，竊慮三數載后，形跡必彰。……自中法兵端既開，人心漸歧，舉止漸異，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這裡並非反映的是開化黨勢力壯大，而是事大黨不斷分化、朝鮮統治者與中國離心的狀況。不僅是官方，朝鮮民間的反清情緒也逐漸產生。當時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鮮藥房店主被槍殺，兇手身著清軍軍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開化黨的支持者）主筆的《漢城旬報》大肆報道和渲染這一事件，企圖勾起朝鮮官民的反華情緒。此時又發生了李范晉案，原來朝鮮貴族李范晉違反合同，與華商發生房產糾紛。依據朝鮮法律，兩班貴族不經國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員私自處置李范晉，引起朝鮮各方的不滿。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判斷清廷在中法戰爭期間無暇東顧，國內又出現了反清情緒的苗頭，因此這一年是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的絕好時機。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對美國駐朝公使福特說：“清佛（法）方爭，我國獨立機會盍在此時？”說明最遲在這時，開化黨人已決意起事了。

開化黨利用形勢變化決心發動政變，而欲在中法戰爭中渾水摸魚的日本認為有機可乘，又重新對開化黨十分熱心了。1884年6月下旬以後，金玉均回到朝鮮政府中任外衙門協辦，日本駐朝代理公使（原為一等書記官，即公使館參贊）島村久開始嘗試接近金玉均等開化黨人，他表示在中法戰爭的情況下，“君輩（指開化黨人）如能為國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為不可。”於是開化黨人與日本公使館的關係日益親密。1884年10月30日，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歸任朝鮮，他一改先前對開化黨的消極態度，極力攛掇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起事。金玉均雖然已經在借款事件中領略了日本人的狡猾無常，但他仍對日本抱有幻想，將日本視為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開化黨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謀發動政變。美國也在道義上支持開化黨改革，但建議謹慎行事。除了日本公使館，前《漢城旬報》編輯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師福澤諭吉等人也為開化黨購買日本刀、炸藥和步槍等武器，並以走私方式輸入。又有總島和作等4名日本人“壯士”加入政變隊伍，藏身於金玉均家中。竹添進一郎在11月12日就朝鮮政變問題擬定了甲、乙兩案上報日本政府，甲案為日本煽動開化黨作亂，由開化黨引入日軍，以此擊退清軍，而乙案則為不干涉政策，竹添還在“附言”中極力主張甲案。後來的政變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記錄顯示竹添進一郎是受到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變態度，與朝鮮開化黨接觸並支援其發動政變。

除了尋求日本等外國的支援外，金玉均等亦希望“密賴君意而以力從事”。1884年11月29日，金玉均入宮，對國王高宗遊說稱中日如果交戰，清朝必敗，朝鮮當自圖萬全之策，並誇口說會得到日本的全面協助。高宗為其所動，乃親書密旨交給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權”。而開化黨動員發動政變的力量除了數十人的敢死隊“忠義契”和外援日本公使館守備隊以外，還有親軍前營的軍人和褓負商。壬午兵變后的朝鮮軍隊分為親軍前、后、左、右四營，左、右營為清軍訓練，前、后營為日式訓練，其中前營為開化黨人在廣州南漢山城組建的新式軍隊改編而成，開化思想比較濃厚，且與親清的左、右營水火不容，故更傾向於開化黨；又有100餘名褓負商參與，由出身負商統領的開化黨人李昌奎將褓負商管理機構——惠商公局的印信盜出交給金玉均，以便調集褓負商。但親軍前營和褓負商都只起協同的作用，不是開化黨發動政變的核心力量。在起事的大義名分的方面，開化黨的旗號顯然是“開化”與“獨立”，但這與開港以來諸多大小起事（包括李載先謀逆事件與壬午兵變）以“伐倭”、“屠倭”為大義名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無法引起朝鮮民眾的共鳴，沒有群眾基礎，成為開化黨的一大敗因。

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以後，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等政變骨幹經過多次密談，又頻繁與日本公使館聯絡，設想了三種方案，一是派穿清朝服裝的刺客深夜暗殺閔泳穆、韓圭稷、李祖淵等守舊派大臣，然後將罪責轉嫁到閔台鎬、閔泳翊父子頭上，製造守舊派內部矛盾，趁機奪權；二是收買京畿道監司沈相薰，讓他在僻靜的白鹿洞亭子舉行宴會，即席暗殺守舊派大臣；三是決定在洪英植開辦郵政局時起事。開化黨人最終決定在1884年12月4日郵政總局開業之際發動政變（定為12月4日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對竹添甲、乙兩案的訓令將於12月7日左右由“千歲丸”郵輪送抵朝鮮，開化黨人害怕日本方面變卦，因此決意提前舉事）。他們的計劃是在郵政局設宴款待大臣時放火，然後趁亂將閔泳翊、韓圭稷、尹泰駿、李祖淵等四營營使刺死，又入宮謊稱清軍作亂，讓國王寫下求助日本的教旨後去日本公使館搬救兵，再將國王轉移至景佑宮（景佑宮是供奉朝鮮純祖生母綏嬪朴氏的祠堂，為漢城“七大宮”之一，其地狹窄，易於守衛），並由開化黨的政變隊伍——“忠義契”和日本軍負責守護景佑宮。他們還命令申福模率士官生徒40人在朝臣入宮的必經之地金虎門埋伏，準備狙殺進宮問安的閔台鎬等3名守舊派大臣，然後宣布改革。

有中國野史（如《容庵弟子記》）記載甲申政變之前兩天開化黨人曾邀請袁世凱、吳兆有、張光前三名駐朝清軍將領赴宴，藉此將其全部殺掉，結果只有袁世凱單刀赴宴，期間其氣場震懾開化黨人，最後安全而返。此事雖屬杜撰，但據袁世凱後來報告說：“洪英植等謀請吳統帶、張總兵與卑職夜飲，伏士官生徒於庭中。二鼓開筵，四鼓起事，先別遣將官部勒前、左兩軍分攻張總兵營壘；而以日軍攻吳統帶營壘；以後、右兩軍攻卑職營。參贊島村久未（謂）卑職等所統帶三營皆久經戰場，赴宴時侍從必多，若起事坐中萬一不敵反受其害，此議隨就寢。”事後被捕的開化黨人的供詞中也提到“軍號屠戮清陣之說聞之，而未曾行之矣”。可見這個袁世凱“單刀赴宴”的故事亦非沒有根據的。

1884年12月4日（農曆十月十七日），朝鮮漢城郵政局落成，在當晚6時舉行的郵政局落成儀式上，開化黨骨幹、郵政局總辦洪英植舉行宴會款待朝廷大臣，準備藉此將守舊派大臣一網打盡。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稱病缺席，駐朝清軍將領袁世凱察覺氣氛有異，也推託不去，只有中方總辦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守舊派大臣閔泳翊等18人出席。金玉均與日本公使館參贊島村久坐在宴席上，他們頻繁用日語小聲交談。開化黨的“忠義契”隊員和一些日本浪人則準備在郵政局附近之別宮（世子李坧與世子嬪閔氏（純明孝皇后）行嘉禮之處）點火，將守舊派大臣引誘至此並逐一殺死。開化黨人以“天天”為接頭暗號，在別宮縱火，但沒有成功。他們請示了金玉均以後，只好焚燒隔壁民房。接著，他們高呼失火，右營使閔泳翊帶頭沖向失火處救火，誰知開化黨過早行動，將他砍成重傷。閔泳翊負傷掙扎回郵政局大廳，在場的大臣和賓客見狀大驚，遂逃之夭夭。開化黨企圖在郵政局全殲諸大臣的計劃落空。金玉均對此過程記載道：

酒至數巡，有人忽言自紅峴（即余家）有人來訪余。余即出戶外，朴齊絅喘息不定而言：“別宮放火，用盡伎倆，萬不可得。事已急矣，此將奈何？”余答曰：“別宮既不成，則雖他所擇草家易於延燒者，即圖之可也。”匆匆入席，島村問：“有何故？”余以實告之。島村亦色變曰：“將君之何？”余曰：“更有方便，勿慮也。”又候半時頃，進饌凡了。余不勝燋灼不堪，出戶外四望，忽見柳赫魯急來言：“又數所放火，皆不如意。初因別宮事覺，巡捕四發，危險不可言，諸壯士皆願欲殺入此席，未知如何？”余止之曰：“事至於萬無道，此亦一策。然恐有雜遝，而誤傷外國公使之慮，必向巡捕不到處更圖下手可也。”又入席。閔泳翊輩頗有疑忌之色，島村大有不安之意。方進茶果，忽聞外間人聲混雜，言有“火事，火事！”余驚起，開北窗，郵局咫尺，火光亘天。座中亦紛還起坐張看。韓圭稷先言：“吾輩以將任，不可不急赴救火”云云。言未已，忽見閔泳翊從戶外入，血流遍身……外間喧鬨騰沸，余因與朴君（朴泳孝）、徐君（徐光范），同自北窗跳出，直出郵局前門，人皆逃散不見，即口號暗號（即“天天”，以朝鮮俗語譯之，即徐徐之意）而疾行。路見李寅鍾及徐載弼，使之率諸壯士來待於景佑宮門外，日人則使之陰（隱）身於吾家後園。……

開化黨領袖金玉均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仍決定按原計劃將國王轉移至景佑宮，然後將原定於在郵政局刺殺的其他三名營使在騙到景佑宮中殺掉。金玉均先讓宮女某氏（人稱“顧大嫂”，忠義契成員，據考證名叫李禹石，1885年末被發現並處死）在王宮昌德宮埋了炸藥，后又和朴泳孝、徐光范趁著夜色闖入昌德宮，向國王高宗報告說：清軍作亂，郵局失火，形勢十分緊急，請國王去易於防守的景佑宮避難。正當國王高宗猶豫不決時，傳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火光映紅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閔妃、世子、世子嬪、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員立刻隨金玉均前往景佑宮。

途中，金玉均建議請日軍來保護，驚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鉛筆寫了一道教旨，上書“日使來衛”四字（關於對該教旨的真偽之爭參見漢城條約詞條）。金玉均把教旨交給朴泳孝，讓他到日本公使館搬救兵（竹添進一郎則稱送來國王親書的是宦官柳在賢，可能是他事後為了撇清與開化黨人的關係、強調是國王的求救而故意安在宦官頭上的）。

這時，從郵政局逃離的前營使韓圭稷、在宮中值班的后營使尹泰駿和京畿監司沈相薰以及大殿宦官柳在賢一同來了。柳在賢告訴高宗說，外面並無變故。眼看事情就要暴露，金玉均等人急得滿頭是汗。突然，從仁政殿方向傳來兩響爆炸聲。金玉均抓住這個機會，怒斥柳在賢矇騙國王，理應斬首。其餘三名大臣爭辯不過，只好跟著高宗來到景佑宮。

高宗一行剛在景佑宮安頓下來，竹添進一郎率領的200多名日軍也趕到了，和開化黨的武裝力量——尹景完率領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守衛，把景佑宮內外圍得嚴嚴實實。隨後洪英植和列入開化黨暗殺名單的左營使李祖淵趕到景佑宮。李祖淵、尹泰駿、韓圭稷三人察覺事態不妙，竊竊私語，“密謀通知於（清軍）駐防營”；朴泳孝看到后對這三名守舊派大臣說：“今當變亂，要日本公使率兵護衛，而三營之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操兵以來？面面相看，只有偶語，何故也？”尹泰駿便聲稱出宮招兵，走到景佑宮小中門外被開化黨人李圭完、尹景純刺殺。李祖淵、韓圭稷要求面見國王，遭徐載弼拔劍阻攔，於是兩人被迫出景佑宮，在後門被黃龍澤、尹景純、李圭完等開化黨人所殺。然後，金玉均假傳王命，召守舊派大臣海防總管閔泳穆、知中樞府事趙寧夏、左贊成閔台鎬速到景佑宮議事。這三人在宮門被開化黨刺客逐一殺死。

此時景佑宮內亂作一團，宦官、宮女幾百人擠在狹小的宮中，閔妃和大王大妃趙氏（神貞王后）等人嚷著要回昌德宮，宦官、宮女們也議論紛紛，抱怨不止，毫無懼色。天已漸亮，金玉均見此混亂局面，便令徐載弼抓來國王、王妃所信任的大宦官柳在賢，以企圖引爆火藥、燒毀王宮為由將他當眾斬殺。當時“血濺壁上，聲聞御座”，國王高宗連呼“勿殺”，但無人聽從。這一招果然見效，殿上滿座皆驚，所有人都嚇得不敢說話，然後金玉均就將無用之宦官、宮女通通趕走。至此，守舊派大臣全部被開化黨剷除，為開化黨的改革鋪平了道路。在開化黨主導下成立了新政府，王室宗親李載元被推舉為右議政，洪英植為左議政，金玉均為戶曹參判，朴泳孝為前後營使，徐光范為左右營使，徐載弼為兵曹參判前營正領官。此外，中間派（穩健開化派）中的金弘集、金允植等人也被吸收進來。1884年12月6日，開化黨宣布了十四條政綱，開始著手進行改革。其內容包括：要求清朝釋放大院君回國，並且斷絕與清朝的宗藩關係，打破門閥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懲處奸吏，革罷冗官，改革租稅，整編軍隊，限制國王和宮廷的權力，等等。

註：括弧內內容為政綱原文，摘自金玉均著《甲申日錄》。“事”是條文內容后的助詞，無實義。

1.立刻交還大院君歸國，廢止對清廷的朝貢；（大院君不日陪還事。朝貢虛禮，議行廢止）

2.去除門閥，樹立全民平等權，登用人才；（閉止門閥，以制人民平等之權，以人擇官，勿以官擇人事）

3.改革地租法，杜絕弊政，充裕國庫，保護窮民；（革改通國地租之法，杜吏奸而救民困，兼裕國用事）

4.廢止內侍府，選用其中人才為官；（內侍府革罷，其中姑如有優才，通同登用事）

5.嚴懲貪官污吏；（前後奸貪病國尤著人定罪事）

6.豁免各道的欠納糧款；（各道還上永永卧還事）

7.廢除奎章閣；（奎章閣革罷事）

8.確立警察制度，以加強社會治安（急設巡查，以防盜賊事）

9.廢除惠商公局；（惠商公局革罷事）

10.受流配禁錮刑者，酌量減刑；（前後流配禁錮之人酌放事）

11.合併四營，設置禁衛隊；（四營合為一營，營營中抄丁急設近衛事，陸軍大將首擬世子宮）

12.命戶曹統轄國內財政，廢止多餘的財政衙門；（凡屬國內財政總由戶曹管轄，其餘一切財簿衙門革罷事）

13.各大臣、參贊每日在議政所集合，議定並執行政令；（大臣與參贊課日會議於閣門內議政所，以為稟定而布行政令事）

14.罷除議政府、六曹以外的一切冗官，政令由大臣、參贊商議后施行；（政府六曹外，凡屬冗官盡行革罷，令大臣參贊酌議以啟事）

甲申政變后開化黨公布的十四條政綱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要求的目標。在第一條開化黨首先試圖打破朝鮮半島與中華帝國上千年的藩屬關係，建立獨立的近代國家；開化黨還全面打擊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規定一切政令由大臣、參贊商議后得以施行，將議政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並且限制君權，從而實現類似西方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政體，又分別廢除了管理封建社會特有產物宦官和儒林的機構——內侍府和奎章閣。開化黨還宣布廢除門閥，四民平等，不分貴賤登用人才，否定了朝鮮長期以來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乃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民權思想。在經濟上，開化黨提出統一財政管理，以限制王室的揮霍以及官府的貪污，並改革地租法，廢除人民對國庫負有的實物債務——還上米，以及懲辦貪官污吏等，都有緩和社會矛盾，打擊封建經濟制度的作用，其中廢除惠商公局則是廢除了保護官商和封建行商（褓負商）的溫床，有利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開化黨還設立近代警察制度，縮編封建舊軍隊，以加強近代國防力量。這些政綱都體現出了這次改革的類似於西方的資本主義性質及開化黨人要求建立獨立、文明、富強的近代國家的願望。

開化黨頒布的政令不止這14條（金玉均在記錄時只說“略錄如下”），據徐載弼回憶當時宣布了80多條政令，包括國王自稱“朕”，旨意稱“敕”，尊稱由“殿下”升為“陛下”；廢除科舉考試；設立宮內省，將宮廷事務與政府事務相分離；發行內外公債；派遣留學生及斷髮易服等。另外，開化黨奪權以後，還以國王諭旨的形式函告各國使節，日本、美國、英國、德國公使先後晉謁朝鮮國王，向其表示祝賀。國王高宗說：“據說一國欲破舊日陋習，而進開明之境，大都經歷變亂，美、英兩國其例當不少。”美國公使福特答道：“誠然，開國之際，此類事例不少，敝邦亦屢有經驗。”政變似乎大功告成。

12月4日夜，中國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從郵政局逃回公署，將目睹的情況迅速通知了清軍駐防營總理營務處袁世凱。袁世凱即帶隊至郵政局，寂無一人。駐防營提督吳兆有接到袁世凱的報告后，也派出哨官至宮門巡視，宮中亦無動靜。清兵四處巡視，漢城街道、宮牆四周亦無一人。天將破曉，清兵收隊回營。後來袁世凱、陳樹棠等人透過在穆麟德住處見到受傷的閔泳翊，這才明白政變業已發生。1884年12月5日上午，駐朝清軍方面得到更確切的消息，開化黨勾結日軍發動政變，劫持國王，殺事大黨大臣多人，事情的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袁世凱開始還較為謹慎，認為宮中有日本軍隊，懼生釁端，遲疑未發，同提督吳兆有、總兵張光前聯名致書國王，請求入宮護衛，金玉均等矯旨拒絕。當時，中朝間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門，往來一次需要好幾天時間。如果按常規請示，重大事變的應對決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層來拍板，時間的延誤也就無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機會就可能失去了。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頭，袁世凱表現出了勇於任事、處事果斷的心理素質。

在開化黨公布新政府的成員名單時，駐朝的清軍將領們也在磋商對策。吳兆有和張光前兩個將領均表示“沒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輕舉妄動”。袁世凱強調情況緊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陳樹棠則向眾人轉達了美、英、德三國使節要求清軍暫緩行動的勸告，並表示自己意見相同，認為這樣可以避免師出無名，釁自我開。朝鮮大臣金允植也來函請求清軍按兵不動，認為“有投鼠之忌”，以免傷及被日本人挾持的國王。

會商的結果是，清軍暫不出動，由陳樹棠、吳兆有緊急函告北洋大臣李鴻章朝鮮發生政變的消息，請求增兵並指示應對策略。袁世凱則在1884年12月5日下午和夜間做好粉碎政變的準備，他首先聯絡爭取由他編練的朝鮮親軍左、右營。當晚，袁世凱向親軍左、右營發放上等成色的黃金六百兩，與左、右營指揮官金鐘呂、申泰熙（申泰休）秘密約定次日入宮，共同護衛國王。袁世凱還尋找出兵的名義，他要求朝鮮右議政沈舜澤寫信求援，於是沈舜澤以朝鮮政府名義致函袁世凱等清軍將領，懇請其出兵鎮壓開化黨，解救國王，袁世凱由此得到了出兵的充分理由。

此時開化黨的形勢已發生微妙的變化。朝鮮的實際統治者——王妃閔妃在金玉均等人的欺騙和恐嚇之下來到狹小的景佑宮，本來就十分不爽，當時，另一名守舊派大臣沈相薰成了漏網之魚，他利用在宮中值勤的機會，在1884年12月5日早晨將閔台鎬等六大臣被殺的事情寫成密信，放入御膳中，開化黨人徐載弼掌管御膳進出，但沒有察覺到藏在御膳底部的密信，因此密信落入閔妃手中。閔妃由此得知自己的族人閔台鎬、閔泳穆已被開化黨殺死，最寵愛的侄子閔泳翊也被砍成重傷，所以她對金玉均等人恨之入骨，決心剷除開化黨。她利用宮女要求沈相薰火速出宮，與閔妃集團官員和清軍取得聯繫。而閔妃自己則竭力慫恿高宗搬回寬敞不易防守的昌德宮。儘管開化黨人堅決反對，但在苦不堪言的王室成員和宮女宦官的強烈要求及竹添進一郎的許可之下，1884年12月5日中午，高宗、閔妃等王室成員從景佑宮搬出，在桂洞宮（李載元之府邸）稍作停留，於當日下午回到昌德宮。

而宮外的情況則對開化黨更為不利。1884年12月6日上午，開化黨政府發布改革政綱，卻沒有因此得到人心。開化黨本來就沒有群眾基礎，如今又與日本兵勾結，劫持國王，殺害大臣，所以社會上流言四起，說王妃已被開化黨殺害，國王生死未卜，開化黨將擁立被閔妃逐出宮外的8歲王庶子李堈為新王。漢城市民並不認同開化黨的政綱，反而不滿其犯上作亂的作為，紛紛聚集起來，號召殺盡倭寇，解救國王。未遭開化黨清洗的中間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紛紛跑到清軍大營，“痛哭乞師”。袁世凱也在眾人猶豫不決的情況下，果斷決定率清軍入宮鎮壓開化黨。

當時袁世凱與吳兆有商量后，先派一名叫周得武的軍官前往昌德宮要求謁見國王，遭開化黨所拒，此外還派留在清營受命求援的京畿監司沈相薰返回王宮，讓其伺機向國王傳遞清軍將入宮的消息。又在12月6日上午10時由袁世凱、吳兆有、張光前聯名致函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告知將率兵入宮之事，至下午3時未有回復。袁世凱認為事態緊急，間不容髮，力主入宮戡亂。為了打消眾人的疑慮，袁世凱承諾“如果因為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當，決不牽連諸位”。見眾人首肯，袁世凱立刻率一營官兵及朝鮮親軍左、右營趕赴昌德宮。

日本政府鑒於自己當前還不是清朝的對手，並不支持日軍介入政變而引起中日糾紛。當時，日本外務卿井上馨正在歸省中，由宮內卿伊藤博文代管外務，伊藤得知竹添進一郎的甲、乙兩案并力主甲案的消息后，“令次官發電止之……適電文到公使手，京城之事變已起”。接到日本政府指令的竹添進一郎在12月6日向開化黨人宣布撤兵。金玉均聽到后大驚，連忙請求日本暫緩3日撤軍，並借款300萬元。竹添以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和財政顧問為條件勉強同意。當天，開化黨中掌握兵權的朴泳孝和徐光范也急忙清點武器，結果發現步槍全部生鏽，於是命申福模等士官生徒解開槍支來清除銹跡。還在檢修過程中，清軍和朝鮮親軍左右營共2000多人就在下午3時大舉進攻昌德宮了。袁世凱從敦化門入昌德宮，直接交戰；吳兆有從宣仁門入昌慶宮，包抄左路；張光前殿後策應。清兵一入宮門，便遭到士官生徒組成的“忠義契”和日軍的猛烈射擊。清軍果斷還擊，雙方展開了激戰，宮內頃刻大亂，閔妃攜王世子李坧趁亂逃出昌德宮，在沈相薰、李范晉等人的保護下逃往城北關帝廟（閔妃心腹巫女真靈君的道場），其他宮中女眷也紛紛逃走。高宗在李載元等左右近臣和武監的護衛下從自己所在的昌德宮觀物軒逃出，走到后苑大報壇時被日本人和開化黨發現而劫走，轉移到演慶堂安置。袁世凱攻入昌德宮，直抵觀物軒，發現國王已被轉移，遂與退守樓台的日軍展開新一輪的激戰。袁世凱身先士卒，即使屍體滿路也毫無懼色，奮勇當前。正膠著間，守軍中數百個先前蒙袁世凱督導訓練的朝鮮士兵臨陣倒戈，加入了清軍一方，戰局急轉直下。

此時，正在演慶堂的開化黨和日本人亂作一團，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要求高宗前往仁川並搭船去日本，但高宗堅持留在宮中，哪兒也不去。等到清軍打敗日軍后，金玉均和竹添便挾持高宗逃跑，前後輾轉五次，來到東北角宮牆，遇到了閔妃派來接高宗的洪在羲（洪啟薰）率領的別抄軍（負責護駕的特別部隊），他們向金玉均一行開槍，金玉均高呼“大君主殿下在此”，方才停止射擊，於是金玉均一行繼續撤退。在路上金玉均極力勸說，甚至帶著威脅，要高宗逃到仁川。不料竹添首先動搖，準備違背諾言，先行撤離，金玉均則拚命哀求。竹添惡狠狠地說：“清廷無理出兵，侮辱我們兩國，我國定將以武相待！”而實際上他已決定率領日軍退回公使館。高宗則命人帶他去城北關帝廟避難。日軍要撤回公使館，高宗要去北關廟，開化黨人被迫作出抉擇。金玉均、朴泳孝等開化黨骨幹隨竹添逃跑，洪英植等人護衛高宗出宮赴北關廟。其間閔妃等王室成員因高宗遲遲不來北關廟而轉向漢城東北郊的覺心寺李景夏別莊避難，以致當時傳聞閔妃和世子均死於亂中，後來才知道他們都還活著。

昌德宮內的戰鬥持續了兩個小時，清軍大獲全勝，但遺憾的是仍不見國王的蹤跡。袁世凱重金懸賞打探國王去向，夜間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北關廟搶奪，與此同時，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開化黨士官生徒的當場被朝鮮士兵斬殺。開化黨的“三日天下”宣布終結。

次日，國王高宗移居袁世凱所部軍營，召集原政府成員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議善後，並召見各國使節，告知政變平息。在甲申政變中，清軍有10人陣亡。漢城市民堅決擁護清軍的平叛行動，在清軍得勝回營時“沿路百姓蹈舞，歡聲如雷，至有拆己屋燎火以明道路者”，另一方面“城中軍民，讎視日人，遇輒殺之，毀其所駐營房，並破玉均等第宅”，因而在漢城發生了朝鮮人和日本人互相殘殺的事件。步兵大尉磯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這次政變中被殺死，尹泳觀、朴齊絅、吳鑒等未深入參加政變的開化黨人也被朝鮮人打死，另有38名朝鮮士兵陣亡、95名漢城市民為日軍所殺。竹添進一郎因使館連日遭到成千上萬憤怒的漢城民眾的圍攻，驚懼交加之下，自焚使館，逃往仁川的日本領事館躲避。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載弼等9名開化黨人也斷髮易服，跟著竹添逃到仁川，一路上遭到人民的追打，無一安生之處。最後這9名開化黨人乘坐停泊在仁川港的日本郵輪“千歲丸”號逃到了日本。

1884年12月10日（陰曆十月二十三日），朝鮮高宗從清軍軍營回到昌德宮，次日閔妃、世子、世子嬪、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員也從覺心寺回宮了。隨後組成以沈舜澤為領議政，金炳始為右議政，金弘集為左議政的新政府，政權重新落入事大黨手中。高宗宣布金玉均等“五賊臣，借他國之兵，挾制君父，罪不容誅”，譴責“日公使之信聽其言，黨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測也”。諸大臣也聯名上疏聲討道：“今番玉均等五賊之窮凶極惡，即剖判后所未聞之變也。挾外勢而賣宗國，如秦檜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召外兵而脅君父者；送刺客而賊相臣，如元濟（吳元濟）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倚敵勢而殺宰輔者，至於禁塗血流，乘輿播越。然則玉均等，非但我東方一國之罪人也，即天下萬世人紀之罪人也。”甲申政變最終以清軍獲勝，開化黨和日軍失敗告終。

甲申政變后，朝鮮政府為開脫責任，同時為被殺害的大臣報仇，一方面編寫名為《甲申變亂事實》的小冊子，散發全國並呈送清廷，將責任全部推給金玉均等人，否認國王寫過“日使來衛”的教旨，稱這是金玉均自己偽造的；一方面大力清洗開化黨，當時開化黨的核心人物的家屬無論男女老幼俱被處刑，就算是曾官拜領議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賜死。另有12名開化黨邊緣人物被處死，其後又有多人被陸續處死，受牽連者多達100餘人。作為開化黨支持者的福澤諭吉曾在1885年2月26日寫過一篇《朝鮮獨立黨的處刑》的文章，極寫開化黨及其家屬（尤其是婦女兒童）被殺戮之慘酷，抨擊朝鮮事大黨政權的野蠻，稱朝鮮為“地獄國”。朝鮮政權又落入了以閔妃集團為中心的事大黨手中。朝鮮失去了一次實現近代化的機會，至此經歷了10年的停滯時期。

甲申政變后，日本藉機勒索朝鮮，於1885年1月同朝鮮簽訂了《漢城條約》，向朝鮮索取了謝罪、賠款、懲凶、增兵等條款。1885年4月，日本派伊藤博文與清朝實權人物李鴻章訂立《天津會議專條》（《中日天津條約》），規定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兩國出兵朝鮮須互相通知，因而在事實上在朝鮮確立了同清朝對等的地位，在朝鮮半島構成了中日均勢的格局。

甲申政變后，清政府加強了對朝鮮的控制。袁世凱在鎮壓這次政變的行動中立下大功，因而被封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並時常出入王宮，儼然朝鮮監國，清朝在朝鮮的宗藩關係得到強化。大多數朝鮮官民稱頌清軍平定亂黨、擊退日軍、解救國王的“再造之恩”，甚至“京鄉街路，短碑相續，至有豎石立祠之議，如宣廟時宣武祠故事（指朝鮮宣祖時紀念壬辰倭亂時東援的明朝將領李如松等的祠堂），永示不忘，以頌天朝之恩，而入髓感頌”。不過也有部分朝鮮上層人士以甲申政變為契機，激起了民族意識，展開進一步的自主運動。同時，甲申政變后法國、奧匈帝國等更多的國家也與朝鮮締約建交，朝鮮與外國的交流更為頻繁，基督教和天主教傳播被宣布為合法，甲申政變后的朝鮮雖然處在閔妃集團統治下的停滯時期，卻也在平靜的表面下醞釀著更為重大的變革。

甲申政變是朝鮮半島歷史第一次資產階級改革。它企圖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實現朝鮮的近代化，從而使朝鮮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其政綱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帶有鮮明的進步性，反映了新興的朝鮮資產階級建立獨立富強的國家的願望，其開化思想也促進朝鮮的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識的覺醒。它也為後來朝鮮的第二次資產階級改革——甲午更張鋪平了道路。但開化黨採取的親日態度以及與日本的合作，無疑是與狼共舞。這又在根本上違背了朝鮮民族的利益，所以它沒有群眾基礎，得不到朝鮮人民的支持。如果政變一旦成功，將不可能帶來開化黨主觀期望的朝鮮的獨立富強，相反會大大加快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進程。之後的甲午更張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總的來說，甲申政變推動了朝鮮歷史的發展，是朝鮮近代化的重要一筆。

甲申政變也在近代國際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日本雖然違反國際法，圖謀顛覆朝鮮政權，並且被清軍打敗，但是卻在外交上反敗為勝。日本透過這一事件同清政府締結《天津條約》，實現了自己與清朝在朝鮮半島的對等地位，進一步擴展了自己在朝鮮的勢力，對內則養精蓄銳，準備與清朝在朝鮮半島決一死戰，從而使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成為必然。

關於甲申政變的總結和評價，歷來是史學界的爭論熱點，尤其是對於其性質的論定，更是由於所處時代和歷史觀點的不同而眾說紛紜。當時的朝鮮王朝政府對甲申政變持完全否定態度，將開化黨稱為“逆黨”、“叛黨”。日本學者早期亦多把甲申政變視為朝鮮王朝傳統的年輕士族與外戚權貴之間的“黨爭”，並認為中日兩國的捲入是“兩國官方不明朝鮮政情而被利用罷了”。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第二任總統朴殷植則在其著作《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中將“甲申獨立黨之革命失敗”作為第一章，將其視為韓國獨立運動的開端。

到了現代，朝鮮、韓國和日本的學者在甲申政變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不少問題上達成共識，但分歧也很大。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起初認為甲申政變是貴族階級中的革新分子在外國（日本）勢力的影響下發動的政治陰謀和宮廷政變，但朝鮮戰爭以後，這種看法逐漸發生變化。1962年出版的《朝鮮通史》將甲申政變定性為“朝鮮近代史上資產階級第一次反對封建制度的運動”，“是一場不成熟的資產階級上層改革運動”，這樣評價道“誠然，這次改革運動極不徹底，但它是變封建朝鮮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首次嘗試，在當時朝鮮社會經濟落後的歷史條件下，是起到了進步作用的，這也就是甲申政變的意義所在。”並認為“甲申政變也招致了清日兩國勢力向朝鮮進一步滲透的惡果”。中國大陸史學界的觀點與《朝鮮通史》的觀點大致相同。1970年代主體思想在朝鮮確立后，朝鮮史學界又將甲申政變的性質改為“資產階級革命”，並延續至今。韓國史學界也對甲申政變高度評價，韓國歷史學家李瑄根根據朴正熙時代的“國防史觀”，稱開化黨（獨立黨）為“近代民族主義的先驅者”，韓國歷史學家姜萬吉亦在其著作《韓國近代史》中認為：“‘三日天下’雖然結束了，但是它的歷史意義是很大的，必須給予高度的評價。”但是隨著韓國的民主化，甲申政變的負面評價逐漸增多。所以甲申政變的評價至今分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