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華

1929年03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紅4軍32團（團長袁文才、副團長王佐）當過戰士、司號員。

1930年0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紅4軍第12師36團青年幹事。

1931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03月，起任紅4軍12師6團團部支書。

1931年11月，任紅4軍第11師33團團部政治指導員。

1933年06月，任紅1軍團第2師5團連政治指導員、連長、總支書記。

1933年10月，入紅軍大學學習。

1934年01月，任福建軍區汀州教導團政治委員。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榮獲三等紅星獎章。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其間任紅1軍團政治部巡視團主任、第2師6團總支書記。

1935年10月，到達陝北，任紅1軍團政治教導大隊政治委員。

1936年02月，任紅軍河東抗日游擊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7年02月，任陝南遊擊支隊科長。

1937年10月，任八路軍第115師戰士劇團主任。

1938年02月，任八路軍第115師直屬隊政治處主任。

1939年03月，起任魯西軍區第7支隊政治委員。

1940年01月，任黃河支隊政治委員。

1940年11月，任八路軍第115師教導第4旅政治委員。

1941年00月，任八路軍第115師教導第4旅政治委員。兼任魯西軍區湖西軍分區政治委員、湖西區黨委書記。

1944年01月，任中共冀魯豫區第4（直南豫北）地委書記、冀魯豫軍區第4（直南豫北）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4年06月，任中共冀魯豫區第9（直南豫北）地委書記、第9（直南豫北）軍分區政治委員。參加創建魯西、鞏固發展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和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1945年09月，任晉冀魯豫軍區第1縱隊副政治委員兼縱隊政治部主任、第7縱隊副政治委員。

1946年12月，任豫皖蘇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吳芝圃）。

1948年06月，任豫皖蘇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1949年0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第18軍軍長。率部參加挺進中原、淮海、渡江和進軍西南的多次重大戰役戰鬥。

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18軍軍長。

1950年01月，任川南行政公署主任。

1950年01月，下旬離職奉命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進軍西藏，促成了西藏和平解放。

1950年01月，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50年06月至1953年03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2年02月至1955年0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西藏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52年03月，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副書記、副書記、第二書記。

1955年05月至1968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大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56年04月至1965年08月，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副主任委員，1958年1月起兼任西藏公學校長，

1959年06月，任西藏平亂總指揮，指揮西藏平叛。

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

1962年10月20日，指揮對印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共斃、俘印軍7000餘人，被印軍稱為“戰神”。

1965年09月至1967年02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

1965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

1965年10月起兼任西藏民族學院院長。

1965年11月至196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1967年05月至1972年0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68年12月至1972年02月，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1969年12月至1971年08月，任四川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

1971年08月至1972年0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1969年04月至1972年02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72年02月21日因病在成都逝世。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任中央軍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張國華原名張福桂，於1914年10月22日出生在江西井岡山北麓的永新縣北鄉當邊村一戶農民家庭，父親張青雲，母親湯富娥，家境因時局動蕩而漸貧。張國華很小就在田間勞作，讀了幾年私塾和小學就輟學謀生，童年的苦難經歷鍛造了他堅強的意志和體魄。張國華幼年正值帝國主義入侵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全國人民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當時，湖南、江西一帶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共產黨創辦了很多農民夜校，宣傳黨的主張。張國華在永新縣禾水河畔的農民夜校接受教育，為日後堅定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1929年3月，張國華懷著對國家未來的期許，把名字“福桂”改為“國華”，未滿十五歲的他奔赴井岡山參加了王佐、袁文才的部隊，后該隊伍成為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一部。張國華在紅軍部隊先後當過戰士、司號員、基層連隊指揮員，他作戰英勇，在戰鬥中三次負傷，每次都不等傷愈就提前歸隊，投入新的戰鬥；1930年3月，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2月，張國華參加瑞金“紅軍大學”首期培訓，學習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講授的政治、軍事課程，提高了革命軍人的素養。1934年，張國華任福建汀州教導團政治委員，在江西矮子嶺戰鬥中表現出色，榮獲三等紅星獎章。

1934年10月，由於“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指揮，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離根據地，時任紅一軍團第二師六團總支部書記的張國華，踏上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路。1935年6月，在翻越險峻的夾金山時，為鼓舞紅軍戰士們的士氣，張國華口佔一首“天空飛鳥絕，群山獸跡滅，紅色英雄漢，飛步碎冰雪。”詩句，表現出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概；其後，紅軍進入沼澤密布的茫茫草地，張國華所在的部隊經歷了饑寒交迫、艱難困苦、時常要投入作戰的行軍歷程。張國華在長征中先後參加了包座戰役、突破臘子口等多次戰鬥。經過長征洗禮，青年張國華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1936年10月，各路紅軍會師陝北后，東渡黃河上前線，張國華任紅軍河東抗日游擊支隊政治部主任，在戰火硝煙中奮戰不息，特別是在孤懸敵後的武裝鬥爭中，歷經磨難，堅韌不拔，忠於革命忠於黨，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貴品格。

1937年3月到8月，張國華入陝北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聆聽了毛澤東主席講授的《戰略學》、《矛盾論》、《實踐論》等理論課。抗大的學習生活，成為張國華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他在此汲取了寶貴的經驗、提高了理論素養。1937年8月，張國華抗大畢業後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戰士劇社社長。他率領宣傳隊活躍在山西前線的廣大城鎮鄉村，宣傳群眾、發動群眾，激勵民心，鼓舞士氣，顯示出較強的工作魄力和領導才能，很快就調任一一五師直屬政治處主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全國軍民奮起抗戰。1938年，八路軍挺進敵後抗日戰場，張國華隨一一五師率部縱橫於晉冀魯豫廣大地區，面對日偽頑的瘋狂進攻，勇猛奮擊，屢建戰功。張國華在建立運西抗日根據地、鄄北抗日根據地和領導魯西抗日根據地的戰鬥和工作中迅速成長，成為獨擋一面的軍政幹部，先後擔任了八路軍一一五師黃河支隊政治委員、一一五師教導第四旅政治委員、中共冀魯豫區第九（直南豫北）地委書記和第九（直南豫北）軍分區政治委員等軍政職務。

抗日戰爭勝利后，上級委派張國華在豫皖蘇三省樞紐地區領導建立新的豫皖蘇根據地，任豫皖蘇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張國華作為該根據地主要負責人，率領全區軍民在兩年又三個月的戰鬥歷程中，開闢了沙南、泛西、淮上等地區，將三個分區發展到八個分區，建立和鞏固了三省之交的解放區，全區武裝由最初的1.4萬人發展到7.7萬人，配合陳粟大軍經略華東和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作戰，同時，提供了大量兵源、軍需和支前民工，為第二、第三野戰軍會師中原，勝利進行淮海戰役做出了特殊貢獻，在解放戰爭的史冊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在這一時期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張國華團結帶領豫皖蘇黨政軍民建立人民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組織財經活動，開展統戰工作，整固各級武裝，連續粉碎敵人優勢兵力的“拉網清剿”，鞏固發展了豫皖蘇解放區，不斷壯大了人民軍隊的力量。在戎馬倥傯之中，張國華還動員吸收大批知識分子參軍，后解放軍接管南京等大城市時，豫皖蘇部隊輸送的文化幹部就有幾千人，劉伯承聞之，把張國華叫做“地主”，以誇其部隊人才眾多。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根據毛澤東主席“解放全中國”的號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統一整編，張國華任第二野戰軍十八軍軍長，率部參加渡江戰役、衡寶戰役、貴陽和成都戰役等，從中原腹地一直打到大西南。1949年7月底，張國華率十八軍向江西開進，解放永新。當地群眾奔走相告，解放軍部隊的軍長就是當年上井岡山當了紅軍的張國華。在江西期間，張國華為部隊籌集給養時巧遇多年未見的父母，在當地傳為佳話。解放戰爭時期，張國華率領的部隊作戰勇猛、攻防兼備、講政治、顧大局，多次受到各路大軍領導的讚揚。新中國成立后，張國華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49年11月23日，開國大典不久，成都戰役還在進行，毛澤東就十分關注那片積雪的高原，他致電彭德懷：“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不只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1950年1月2日，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又從莫斯科致電中央、德懷並轉告小平、伯承、賀龍：“西藏人口雖然不多，但國際地位極其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現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這封信是附有四個“A”的緊急電報形式傳到北京的。

根據毛澤東指示，當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迅速致電西南局，“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戰軍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配合下，於4月向西藏進軍”，並指出，西南局應立即抓緊布置，派出部隊迅速佔領康定，以康定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進藏兵力需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1個充足軍或4個師左右。

鄧小平、劉伯承接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電報后，於1950年1月6日在駐地重慶曾家岩召集各兵團領導人會議，傳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進軍西藏的重要指示，商討選將問題。劉鄧反覆思量，不約而同想起了第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張國華自井岡山投身革命后，參加過中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中，歷任一一五師獨立旅第二團政委、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黃河支隊政委、一一五師教導第四旅政委兼魯西軍區湖西軍分區政委、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勇）第四軍分區政委兼地委書記。日本投降后，調任晉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第一縱隊副政委、第七縱隊副政委、豫皖蘇軍區司令員、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第十八軍軍長。從林聶身邊到劉鄧手下，張國華始終能征善戰，是軍政兼優的幹才，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本領。

名單報上去后，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一看，便大筆一揮：同意。

1950年1月7日，張國華前往川南擔任主任的途中，突然接到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西南軍區司令員）聯名簽署的命令，要他迅速趕赴重慶，接受新的任務。

軍令如山，張國華只得半路返回，與政委譚冠三趕至重慶。在西南局會議室里，劉伯承向張國華、譚冠三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關於進軍西藏的戰略決策后，鄧小平語重心長地對張國華、譚冠三指出：“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對於我們進軍西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政策就是生命。必須緊密聯繫群眾，依靠群眾。要用正確的政策去掃除中外反動派的妖言迷霧，去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和成見，把康藏廣大僧俗人民和愛國人士團結到反帝愛國的大旗下來。”

張國華、譚冠三隨即馬不停蹄地趕回樂山，當即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傳達毛澤東主席和鄧小平、劉伯承的指示。張國華語氣鏗鏘地說：“進軍西藏，解放水深火熱中的西藏農奴，完成祖國大陸的統一，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全軍上下，必須從政治動員、物資準備等各個方面做好一切準備工作，必須迅速動員起來，開展‘生活高原化、康藏化’的大練兵運動，以實際行動堅決完成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交給我們的這一光榮使命。”

就在張國華準備召開會議的當天早晨，突然接到秘書打來的電話：“難難病了，高燒不退，您是否回去看一看？”難難是張國華夫婦的第一個孩子。一聽孩子病了，他不覺怔了一下：“什麼病？”秘書報告：“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張國華說：“今天我要開會，就請你去醫院幫我照看一下。”會議進行當中，張國華的警衛員又慌慌張張跑了進來，對張國華說：“難難病情十分嚴重，夫人、醫生請您馬上去醫院。”張國華火了：“3萬多人馬上要進藏，百事都得有個輕重，今天這個會，我當軍長的能離開嗎？”晚上，張國華才抽空驅車趕往醫院，他想告訴難難，爸爸要帶他去西藏看火焰山，找孫悟空。可當他走到病床前時驚呆了，難難已經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了中共西藏工委領導名單：十八軍軍長張國華任書記，政委譚冠三任副書記，副政委王其梅、副軍長昌炳柱、參謀長李覺、政治部主任天寶為委員。至此，進藏的人事工作就緒。為了策應十八軍進藏，劉伯承和鄧小平命令第十四軍抽一個精幹團，從滇西北經德欽、科麥溯雅魯藏布江西進，作為十八軍解決西藏問題的後備力量。

1950年3月18日，十八軍先遣隊由副政委王其梅、參謀長李覺率領，如期從樂山出發。出發前，張國華一再提醒王其梅和李覺：“部隊進藏一定要堅決執行毛主席‘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別要尊重當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保護寺廟，不住寺廟，不住藏民家中的經堂，即使風雨交加，冰雹亂舞，也不要進寺廟干擾喇嘛誦經，最多到寺廟的房檐下暫避一下’。”王其梅和李覺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受到了當地族人和活佛的擁護。後來鄧小平給毛澤東彙報進藏情況時說： “連康區藏族頭人夏格刀登都說，下大雨，不讓進就不進，不讓住就不住，你們的政策太寬了。”毛澤東聽完彙報后，久久不語，最後決定批准購買30架高空運輸機，支援進藏的十八軍。

1950年7月初，張國華率領的十八軍部隊全部抵達甘孜。部隊所到之處，秋毫無犯。這一切，都看在格達活佛的眼裡。於是，格達活佛主動接待了張國華。他說：“我認識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張軍長需要，我本人願意去拉薩勸和。”張國華覺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報告西南局，建議格達活佛以西南軍政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前往拉薩談判。劉伯承和鄧小平接到張國華的電報后，立即請示中央。中央很快複電同意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達活佛抵達西昌后，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唆使下，西藏當局軟禁了他，並於1950年8月22日將其殺害。消息傳來，張國華立誓：“堅決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讓幸福之花開遍西藏！”為此，張國華向西南局和中央軍委建議，進行昌都戰役：“只有打開昌都的大門，才有可能和平解放西藏。”

昌都是進軍西藏的必經之地。中央軍委接到電報后，十分重視。毛澤東認為，“解放昌都有助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9月初，張國華正式接到中央軍委有關昌都戰役的作戰命令。

接令后，張國華立即進行了“對昌都南北兩線鉗形作戰”部署：南線由十八軍五十三師一五七團擔任，北線由五十二師擔任。整個作戰重點放在北線，主力部隊分為左、中、右三路：中路部隊正面進攻，左路部隊迂迴昌都以南，配合中路作戰，右路由一五四團和師騎兵偵察連、炮兵連等組成，由師副政委陰法唐指揮，直插昌都西面20公里的恩達，對昌都實施千里大包抄，斷藏軍退路。

昌都戰役在張國華的指揮下，於1950年10月7日發起。

10月18日，右路部隊如期抵達並搶佔了恩達，封死了昌都的藏軍退路，正面部隊快速進攻昌都，於10月 24日拿下昌都，殲滅了藏軍6個代本（相當於團）全部、3個代本各一部，計5738人，其中斃傷180人，俘虜898人，爭取一個代本投誠起義4317 人，活捉了英國特務福特。

進軍西藏的大門被打開，和平解放西藏的曙光突現。劉少奇稱讚說：“昌都戰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戰役。”西藏地方政府終於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和談代表團到北京談判。1951年5月15日，張國華奉命回京參加談判。5月23 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志遠三人，以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的身份，參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的簽字儀式。西藏地方政府參與簽字的代表是：阿沛·阿旺晉美、凱黑·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

1951年5月25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下達了《關於進軍西藏的訓令》，要求西南軍區和西北軍區進藏部隊分路進駐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協議簽訂后，掃清了進軍西藏的障礙。1951年10月，進軍西藏的部隊在張國華和譚冠三的率領下全部部署到位。紅旗順利地插到了世界屋脊上。1952年2月，以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為基礎，成立了西藏軍區，同時撤銷十八軍番號。西藏軍區為軍級級別的軍區，歸西南軍區管轄。司令員由張國華擔任，政委由譚冠三擔任。1955年5月，西藏軍區由軍級上升為大軍區級，直接歸中央軍委領導，張國華、譚冠三分別升任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1955年9月，中央軍委授予張國華中將軍銜。至此，人們開始稱張國華為“佛光將軍”。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為阻撓人民解放軍執行和維護《十七條協議》，明裡暗裡施展陰謀，趁解放軍剛進入拉薩立足未穩，拼湊起偽“人民會議”，公然衝擊中央代表駐地，公開反對《十七條協議》，要求撤走人民解放軍。張經武、張國華等西藏工委領導執行中央決策，堅定沉著地與分裂主義分子展開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偽“人民會議”非法，予以取締，並撤銷了兩司曹職務，取得了鬥爭的勝利，在政治上沉重地打擊了西藏上層反動勢力，有力地支持了西藏愛國力量，使許多中間人士向愛國力量靠攏，擁護支持解放軍。通過與分裂勢力鬥智斗勇，進藏軍政機關爭取到了有利的工作條件，形成了數年相對穩定的西藏局勢，為貫徹《十七條協議》和開展各項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氛圍與環境。

和平解放時，西藏沒有一條現代意義上的公路，不僅嚴重遲滯著西藏的發展，也給西藏軍民建設新西藏造成巨大困難。1951年9月，毛澤東給入藏部隊下達了“生產與築路並重”的方針。進藏部隊組織1800餘人，參加康藏、青藏兩條公路的修建。張國華率領全軍指戰員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一面進軍，一面修路”和“為了幫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築路”的指示，在進軍西藏的同時承擔起修築公路的重任。經過西南、西北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十餘萬軍民通過兩年極其艱苦的奮戰，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通車，創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張國華、譚冠三、范明、慕生忠等率領西藏軍民在築路中，鑄造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頑強拼搏、甘當路石，軍民一家、民族團結的兩路精神”。康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車，對推動西藏實現社會制度歷史性跨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鞏固西南邊疆、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兩條公路通車，基本解決了駐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糧食物資補給供應短缺和交通運輸困難問題，使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徹底在西藏站穩了腳跟，“兩路”也成為民族團結之路、西藏文明進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

張國華始終重視西藏的教育事業。1951年3月，在張國華的支持下，剛剛解放才5個月的昌都設立了小學。同年3月，拉薩小學成立，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的張國華兼任董事長和名譽校長。此後，以拉薩小學為藍本，在日喀則等地陸續建立了一批新型小學。1956年9月，拉薩中學成立。1958年9月，西藏第一所高等學府——西藏公學（今西藏民族學院前身）成立，張國華親任校長。

在執行維護《十七條協議》的那段艱難困苦的歲月里，張國華等西藏工委領導帶頭開展統戰和影響群眾工作。他和工委其他領導多次登門與西藏上層人士溝通交流，講解黨的方針政策，申明解放軍的紀律，共勉執行維護好《十七條協議》；進藏軍政人員幫助群眾生產勞動、修橋補路、改善貿易、發放農牧生產工具和無息農牧業貸款、免費送醫送葯、模範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群眾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舉動，深深地影響了廣大群眾，也在多方面教育和影響了西藏上層進步人士。1954年7月17日，江孜遭受特大洪水，170多個村莊被淹，受災群眾3萬餘人。張國華立即指示駐江孜部隊和江孜分工委機關工作人員要全力救災，號召駐藏部隊、軍政機關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救濟災民，幫助災后重建。無數次艱苦細緻的工作，爭取了人心，擴大了黨的影響。在執行維護《十七條協議》的過程中，西藏人民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日益認識到共產黨、解放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質，認識到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與三大領主有天壤之別。得民心者得天下，共產黨和解放軍在西藏廣大人民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群眾思想認識上的飛躍，成為後來推動西藏社會變革的巨大動力。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進藏軍地機關先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西藏軍區，並按照協議組建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張國華先後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副書記、西藏軍區（二級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副主任委員，發揮了主要領導作用。歷經千難，輝業初成，共產黨、解放軍在西藏站穩了腳跟，實現了中央既定的目標任務。

自古以來，中印兩國人民之間就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隨著近代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中印之間出現了裂痕。1914年3月，在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印代表背地裡炮製的“麥克馬洪線”，將中國藏南地區9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划入英佔印度版圖，這個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被歷屆中央政府承認。1947年印度獨立后，繼續推行舊英印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1950年我國政府決定和平解放西藏時，印度政府就曾竭力阻撓，並謀划向中印傳統習慣線中國一側的蠶食行動。1961年後，印度政府指使印軍不斷在中印邊境挑起軍事衝突，製造流血事件。中國政府本著友好協商精神多次提出和平談判解決邊境爭端建議，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絕。

1962年印度政府違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公然推行入侵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不斷挑起事端。10月上中旬，印軍悍然在中印邊境全線發動了大規模武裝入侵。10月20日，中國軍隊被迫進行邊境自衛反擊作戰。10月中旬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張國華從北京返回拉薩，立即召開會議安排部署對印作戰任務，他以過人的膽略提出和完善作戰方案，報中央軍委得到批准。

張國華指揮的18軍，在國共內戰時與國軍的五大主力“整11師”和“181師”都展開過血戰。181師是西北軍的精銳，於1947年被18軍的前身部隊所殲滅；整11師是18軍的死對頭，曾捉對廝殺多次，最後整11師在淮海戰役中被殲。18軍雖沒參加抗美援朝，但1951年還跟藏軍會戰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 1960年底。可以說它是一支打仗年頭最長的部隊。但18軍也不是沒有弱點。初入藏時，毛澤東親自許諾過駐軍“三年一換”，不止一個“三年”過去了，絲毫不見換防的意思。加上內地家鄉大飢荒，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駐藏官兵軍心浮動已非一日。中央軍委對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會上，賀龍元帥說：“如有臨陣脫逃的，要象內戰時期那樣，抓回來，執行戰場紀律！”徐向前元帥說：“要選兵選將，幹部不但要軍事上行，還要有政治頭腦，要勇敢。”劉伯承元帥則說：“要明確，這次不是和他們的邊防警察打，是和他們最好的、曾經參加過二次大戰的正規軍打。要告誡部隊，不要驕傲。”

戰前，張國華表示有信心打贏。羅瑞卿總長問根據何在？張說：“敵人雖然是印度的王牌軍，但比不上蔣介石的主力。他們長期沒打過仗，我們卻剛剛平叛。他們沒來過高山，我們卻長年駐守高山……”

在反擊作戰中，張國華抱病抵近前線指揮，運籌帷幄，決勝疆場；中國邊防部隊捷報頻傳，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打出了國威軍威，贏得了中印邊境的長期穩定，在新中國對外作戰歷史上書寫了輝煌的一頁。張國華指揮此次作戰的顯赫戰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稱之為軍事政治的勝仗；其在高原實施反擊作戰的精彩戰例，也被國內外眾多軍事專家首肯，稱讚張國華為“喜馬拉雅戰神”。

1963年2月19日，張國華向中央軍委彙報自衛作戰情況，將廣大指戰員在戰鬥中所展現的堅強革命意志總結為：一不怕苦，從上到下沒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赴後繼，倒下一個馬上有人頂上去。毛澤東主席當即肯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後來毛主席又多次強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並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向全黨全軍發出號召：“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從此，這個口號響徹全黨全軍，並進一步成為激勵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的精神動力。

1966年5月，全國性的“文革”開始。身為西藏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張國華，堅決執行中央一系列穩定邊疆的決定和措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減輕內亂傷害，努力維護西藏社會局勢的穩定。他在自身受到衝擊的情況下，仍日夜操勞，調解各派群眾組織的矛盾，勸誡內地來藏學生不要干擾部隊工作、指示學生不要到農牧區和邊境串聯，向周恩來總理提出把阿沛·阿旺晉美等上層愛國人士接到北京加以保護，派出部隊守護布達拉宮等文物古迹，報請中央將西藏重點古迹列為國務院文物保護單位等，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下為西藏穩定盡職盡責；同時繼續推動西藏各項工作，致力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加強國防和邊境地區建設，使西藏工作在曲折中前進。因積勞成疾，張國華進軍西藏時患上的心臟病複發，在周恩來總理的敦促下到北京治病。張國華從接受進藏任務到“文革”初期調出西藏，共十七年，是他在一個地區、一個崗位上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和成就最輝煌的時期。

1967年後，張國華先後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成都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委會主任，全面負責軍地工作。在四川派性鬥爭激烈、生產困難、社會動蕩的艱難形勢下，張國華力撐危局，以極大的耐心和魄力，在消除派性、平息武鬥、恢復生產、緩和局勢、支調糧油保障北京、上海的供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同時，張國華繼續為中央處理西藏問題獻力，表現出大局意識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在接見中多次親切稱呼張國華為“井岡山”，彰顯其革命精神。

“文革”混亂的局面，使得張國華在舉步維艱的環境中要處理大量棘手事務，日夜無休，他的高血壓、冠心病、支氣管炎等病症反覆發作，但他仍為黨和人民忘我地工作。1972年2月20日，張國華主持會議正在作講話時，心臟病突發，倒在會場上。周恩來總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專家組成醫療組趕赴成都搶救，但終未挽回張國華的生命。2月21日，張國華與世長辭，年僅58歲。張國華逝世后，周恩來總理在重大國事活動中專門抽出時間，親往北京西郊機場迎接張國華骨灰，含淚嘆惜：“中央正要用他的時候，他卻過早走了”。毛澤東主席對張國華的逝世深為痛惜，在之後的一次會議安排接見活動時感嘆：“再也見不到張國華了！”

張國華奮鬥一生，南征北戰，一步步成長為軍事政治俱全的開國將軍，主政一方的黨政軍領導，為中國革命特別是為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建功卓著。張國華等革命先輩的不朽勛業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西藏各族人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