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鴻烈

胡鴻烈，浙江紹興人。巴黎大學法學博士、英國大律師，曾任香港樹仁學院校監，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校監。少時就讀於省立紹興中學、省立杭州高中，以優異成績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後任職國民黨外交部亞西司、駐蘇聯塔什干總領事館。1952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55年定居香港任執業大律師，歷任香港聯合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成員之一）董事、院長，香港市政局副主席、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香港房屋協會執行委員，香港社會服務聯合會主席，香港革新會副主席。1971年與妻子鍾期榮傾囊所有，創辦了香港私立大專樹仁學院（2007年2月14日正式更名為香港樹仁大學），任校監。華僑大學董事。1998年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的紫荊花獎。發現於2001年9月10日，編號為34778的小行星被命名“胡鴻烈”。

夫人鍾期榮1920年7月生於湖南長沙，抗戰爆發不久，她考入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1944年，她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

夫婦二人青年時代已經是民國司法外交界的青年才俊，1953年兩人回香港后，一直是執業律師。因感於許多年輕人沒錢上大學，1971年他們自籌資金創辦樹仁學院，鍾期榮女士任校長，胡鴻烈任校監。35年來，鍾期榮、胡鴻烈夫婦為學校拼盡心力。

胡鴻烈的強烈使命感：“要對青年和國家有交代”

他是香港資深大律師，樹仁學院校監，曾連續多年擔任香港市政局、立法局議員，從1987年起，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他覺得，他要做的，是對青年有交代，對國家有交代。

當記者來到香港寶馬山上的樹仁學院拜訪胡鴻烈校監時，87歲的老人最高興談的就是樹仁學院要成為大學的事。他興緻勃勃地告訴記者，“樹仁”已經接受了哪些評審，哪些報告已經順利通過。而且滿懷驕傲地說，“樹仁”成為大學，那將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家私立大學”。因為優異的教育質量和良好的社會聲譽，2006年12月，樹仁學院被香港教育統籌局宣布升格為樹仁大學。

“樹仁”的確值得胡鴻烈驕傲。35年來，靠著自己和太太鍾期榮博士一點一滴的努力，“樹仁”已經成為香港高校中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很多人告訴胡鴻烈：我們就要你們的學生，因為你們的學生道德修養好一些。這讓胡鴻烈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當 初創辦“樹仁”，就是為了要發揚中國文化，按照中國教育思想去做，在道德修養上勝人。

“樹仁”的校訓是“敦仁博物”。胡鴻烈說，“敦仁”是指做人的態度要積極，要學會幫助人家；“博物”是指做學問不能馬虎。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而如今走過了35年，這四個字早已經成為校風，師生都非常尊重這個概念。他認為，一個大學，需要硬體，比如校舍和地址，更需要軟體，校風很重要，並不是用錢就可以買到的。

1971年7月，當成和道81號亮出了“樹仁學院”的牌子時，胡鴻烈把70萬積蓄買下的跑馬地成和道三層高的小洋房做課室。之後在開學典禮儀式上，他以校監的名義剖白了自己的心聲：“目睹本港青年有志深造而失學者日眾，心中不安，覺得應給予上進的機會。”他們夫婦辦學，不是為了牟利，而是為了樹人，為了發揚中國優良文化傳統，培養出有理想有作為的人才。

但這35年的歷程走得並不輕鬆。

“樹仁”從一開始就堅持四年制，不要政府津貼。興建一幢29層高的康樂及宿舍大樓時，胡鴻烈仍要拿出律師樓的收入。1955年他從倫敦拿了大律師資格來香港執業，初出道時，生意已很不錯，小單案件收500，大的1000。而當時買一個麵包也只是一、兩毛。執業的第二年就可以買車買樓買別墅請司機。但夫婦倆一直不買私家車，自己走路，坐計程車；節衣縮食，每日家庭用膳不搞高標準，把多年積蓄全部“倒”在“樹仁”。

目睹今日“樹仁”成就，看到“樹仁”學子活躍在香港各界，為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自己的貢獻，胡鴻烈只有開心：我們的教育理想終於實現了！

身份之二：胡大律師

提起胡鴻烈，人們更喜歡用另外一個稱呼“胡大律師”。而老人也向記者“炫耀”：我是香港資格最老的大律師！

這 個“資格老”可謂名副其實。在他的訴訟生涯中已經接手了4000多個官司。如今老人已經87歲高齡，還會代人打官司，但是很多都不要錢。採訪當天，記者就看到老人手上有個發生在1970年的婚姻方面的案子，當事人今天還希望能聽到他的意見。

1952年胡鴻烈順利獲得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之後轉赴倫敦考獲英國倫敦大律師。1955年回到香港執業。在上世紀50年代的香港，他已經是具有相當知名度的人物，當時香港只有10名大律師，他是其中之一。他的業績和演講，在同業中間影響較大，1964年全英法案判例報告中，還收錄了他的一些見解。他的著作，如《香港的婚姻與繼承法》、《香港的少年犯罪問題》（以上為他和太太合著）、《人權與國籍》等，在香港立法的重要時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裡，記者僅轉述一個半世紀前的故事。1957年的香港，納妾還是被法律允許的。出於人權的考慮，胡鴻烈夫婦認為，妾應當享有作為人的權利，人身應當有一定法律保障。

對於當時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可以比照大清律，男人可以隨意休妻的主張，他們反對說，既然是家庭一員，應該與其他家屬一樣，享有為維持生活所必需之扶養。但胡鴻烈指出，納妾是“封建餘孽，畸形之社會制度，遺留在此而未斂跡”。

1971年，香港取消了允許娶妾的法律。

做了多年大律師，胡鴻烈對法治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在他看來，政府立一項法規、一項禁令，需要經過充分討論、經過一定立法程序通過了，還要有一個宣傳過程，使得家喻戶曉。而執法的過程，也應該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

1965年，香港市政局的議員席位共26個，其中10名是民選議員。胡鴻烈就是這10名之一。民意的推選，昭示的是他對大眾利益的關注。

1964年在 競選中，胡鴻烈的重要綱領之一，就是大力提倡中文成為官方語言，因為他認為，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1965年8月，他擔任議員的第一年，就在一次市政局會議上就此提出質詢：26名議員中，多數是中國人，為什麼不許用中文表述自己的意見，轉述中國眾多居民的意見？之後他又連續幾次提出建議。到1970年10月，在市政局的議席上，他的關於在市政局會議中使用中、英文的動議，終於以17人支持，5人棄權獲得通過。隨後他又提出，政府應在一切機構中，一切公共場合推行中、英文，二者並重，以加強政府與市民的聯繫。客觀地說，胡鴻烈的這些提議和推動，為中文、國語在香港社會的暢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選市政局民選議員的第二年，在香港市政局大會上，胡鴻烈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香港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就是小販問題，我們應當認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處理好。小販有益於街道過客、鄰近居民，大家稱便，而他們自身卻遇到不公的對待，輕者受罰，重則判刑，這恐怕也是香港社會的特殊現象。我在這裡負責地說，這樣對待他們是不公道的！”

上世紀50年代，香港“流動小販”

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其中青少年問題尤為突出。1953年至1954年九龍裁判署判為有罪的12000多名青少年中，有11000多人的罪名是“販賣”。而到了1963年左右，因“販賣”罪名受罰、被判刑，仍然是青少年犯罪項目前列。

對此胡鴻烈建議，市政局應對越來越多的小販採取合理的對策，而且鑒於青少年從業者眾，小販持有的牌照使用有效期應適當放寬，人口多的人家，可以多發幾個小販牌照。他還建議，在一定區域劃出“小販市場”，讓小販們得其所哉。這些建設性的建議，很快得到社會和政府當局的認可，而胡議員因為為眾小販說了公道話，從1974年起，擔任全香港小販政策委員會主席，1975年市政局進行選舉，又以明顯優勢當選為市政局副主席，兼任小販政策委員會主席。

1993年起，陸續擔任全國政協第八屆、九屆常委會常委。16年裡，他積極參政議政，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正確實施，對於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以及對於引曹娥江水到紹興河渠以整治污染等，他都發表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

在多次發言 中，胡鴻烈都強調要熱愛祖國，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反對對中國文化傳統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他說："哪個民族沒有缺點？哪個國家沒有缺點？兒女不能因為母親窮，生了病就嫌棄她。我們應當愛中國，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要幫助國家解決難題，渡過難關。沒有必要醜化自己的母親，那解決不了問題！""不是說要發揚'五四'追求科學的精神嗎？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民族，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採取虛無主義，就違背了科學的精神。我常想，中國能在這個地球生存五千年，沒有亡國，沒有消失，與她同期誕生的幾個古國卻早已不存在了。我們中國靠什麼支撐到現在？我想，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明是富有生命力的。"

對這16年的政協委員經歷，胡鴻烈說，這讓他有機會領略祖國的秀美山河，了解祖國的發展和進步。而作為政協委員能發揮自己的作用，也讓他至今引以為傲。

1991年全國政協會議港澳委員小組討論會上，在委員們討論大會"政治決議"初稿時，胡鴻烈極力主張在決議中有關香港問題必須加上"平穩過渡"一詞。經過委員們認真、激烈的討論，他的意見被正式反映上去。第二天，全體大會上正式通過的政治決議中加上了"平穩過渡"的表述。第二年，胡鴻烈在政協全會上再次重申："以目前情勢而論，平穩過渡，應列為對港政策之首要。"1993年，作為常委，他再次強調，"如果沒有平穩過渡，香港就沒有繁榮與穩定。"如今香港回歸路已經走過9個年頭，胡委員當年對這四個關鍵字的強調，更顯出充分的政治智慧。

在整個採訪中，有一個主角是缺席的。她就是鍾期榮博士，樹仁學院的校長，胡鴻烈的愛侶。幾年前，她因腦出血中風。胡鴻烈記得，那時在學生飯堂，幸虧自己及時抱住了妻子，不然就"沒救了"。不過，在採訪中，每個故事中記者都聽得出：他們各自都在對方的生命中寫下了濃重的色彩。

1944年在重慶全國高等文官考試中，在外交官考試中位居榜首的胡鴻烈，結識了在司法考試中名列第一的鐘期榮。第二年的11月12日兩人在重慶舉行婚禮。自此，從受命重慶"中央政府"到塔什干總領事館工作，到前往法國攻讀博士，再到回歸香港創辦"樹仁學院"，"大律師"和"鍾博士"（夫婦倆的互稱）始終相攜相隨，給對方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自我定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當記者問，胡鴻烈如何給自己做個定位，是教育家，還是大律師，還是社會活動家？老人回答，“榮譽是別人給的，如果說我教育家、大律師、社會活動家都是，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我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愛國家，愛社會，熱愛生命。我只要對青年有所交代，對國家有所交代就行了。”

而當記者聽完他和鍾期榮的故事，知道他們已經結婚60周年時，講了一句“您是一個有福氣的人”。聽到這句話，老人笑了：“你的觀察很準確，我是一個有福氣的人！”說話時，鍾期榮正在隔壁的辦公室。雖然身體不太好，但她依然堅持每天到學院來，這裡有他們共同的理想和牽掛。正如在樹仁學院20周年的慶典上，鍾期榮作為校長發表的感慨之文：“在香港，私人辦學原非易事，辦大專更是困難多多。我和外子胡鴻烈大律師為什麼要自討苦吃辦出這個‘樹仁’來？因為我倆均受中華文化熏陶，都是一介書生，都有一腔熱血，報國無門，慕古思賢，憂時憂國，咸信興教育，振人文，乃大丈夫應有之作為。”

感動中國組委會授予鍾期榮 胡鴻烈的頒獎詞：

獅子山下的愚公，香江邊上的夫子。賢者伉儷，本可錦衣玉食，卻偏偏散盡家產，一生奔波。為了學生，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做。我們相信教育能改變社會，而他們為教育做出楷模。

感動中國推選委員陳淮，對鍾期榮、胡鴻烈兩位老人這樣評價：作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作好事，始終不渝的作好事，把一件好事做到終生！

感動中國推選委員王曉暉，在推薦兩位老人的時候這樣寫：他們的信仰觀照了許多社會無力的角落，當我們每個人都去彌補社會缺位的時候，其實也彌補了更多缺位的人心。他們為百年樹人，更樹仁義於百年。

感動中國推選委員王振耀，在推薦兩位老人的時候這樣寫：我想到了中國的武訓。胡鍾夫婦本為青年才俊，意氣風發，但感於貧困學子，即拋家舍業，投身教育，一座樹仁學院就是一座豐碑，永遠感動中國。

鍾期榮 胡鴻烈 香港教育界的傳奇夫妻

兩位均已89歲高齡，香港樹仁大學創辦人。1987年胡鴻烈獲委任為第六屆的全國政協委員。1993年第八屆開始，他連續兩屆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常委。

胡鴻烈及鍾期榮夫婦青年時代已經是民國司法外交界的青年才俊， 1953年兩人學成回香港后，一直是執業律師。因感於許多年輕人沒錢上大學，1971年他們自資創辦樹仁學院，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為香港社會培養數以萬計的人才。

35年來，胡氏夫婦為學校拼盡心力，生活非常節儉。胡鴻烈更不惜以遲暮之年，回律師樓工作，出入法庭打官司，為學校大樓掙工程費。據估算，兩人創立樹仁學院，奉上畢生積蓄估計至少4至5億元。

1979年，胡博士獲邀回大陸，出席中國國慶三十周年紀念，獲鄧小平接見，成為第一位踏足內地的立法局議員，並在1987年獲委任為第六屆的全國政協委員。

2008年獲頒香港特區政府大紫荊勳章

在香港回歸祖國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1周年之際，華僑大學董事會董事、香港樹仁大學校監胡鴻烈先生日前獲頒香港特區政府大紫荊勳章。

香港特區政府在刊憲公報中說，樹仁大學校監胡鴻烈多年來投身公共及社會服務，成立了香港首所私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增加了本地年輕人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胡鴻烈一直不遺餘力，為大學付出了龐大的財政資源和個人心血，貢獻卓著。

母校的栽培永誌不忘

載於2009年6月23日《光明日報》

在外地生活了很多年，對故鄉的思念沒有停止過，甚至可以說，與日俱增。

多年後，當踏上氤氳著芳香水氣的故土時，我的內心興奮而快樂，就像是母親的愛驀然湧上心頭，內中有難以名狀的、複雜的感受。在這片日新月異的土地上，交織著所有我熟悉或陌生的事物。我竭盡耳目所及，捕捉著眼前的、耳邊的一切，而在這所有的一切中，最牽動我的或許是那此起彼伏的鄉音和一個個年輕的生命。

走入母校――紹興一中，一種自豪感伴隨著心切與愛憐油然而生。這是我的夢想起步的地方。時遷歲移，舊時的校址已經全然變貌，新的校園坐落在了同一條街的另一端。漫步在綠草茵茵的校園，呼吸的空氣中似乎也浸透著先人興賢育才的殷殷期盼。整齊的校舍中傳來琅琅的讀書聲，這正是我所喜悅的。

當今，流行於中國教育界的恐怕是公辦教育。殊不知，私人興學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對教育的實施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歷世歷代有目共睹的。興辦私學雖不是從孔子發軔，卻在孔子手中發揚傳承。不以家世、門第而論，“有教無類”，凡“自行束修以上”者，即可入門求學。由貴族把持和壟斷的教育聖殿轟然坍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由是漸興。而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精髓，尤其是“仁”的思想，亦作為孔子教學的主要內容在這裡生根發芽，欣欣向榮。宋代，書院成為私學的靈魂。宋興之初的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四書院，培養了一代代經世濟民之才，其勢大、日久，時至今日，依然讓人讚嘆不已。而紹興一中的建立，正可謂繼承了這一樸實、愛民的傳統。十九世紀末，我的故鄉人徐樹蘭先生，視興辦學校為興賢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計，積極籌措公款，又個人捐資千金，借古貢院之山會豫倉（大通學堂）創辦了紹郡中西學堂，開創了紹興近代教育的先聲。這，就是我的母校的來歷。這，與我內心的聲音遙相呼應。

此後，在這片並不廣袤的土地上，在這個略顯局促的校園裡，一位位名聲響徹寰宇的仁人志士踐行著他們愛國為民的理想。“學界泰斗”蔡元培，力挫守舊勢力，改革教育，慧眼識才，大膽用人，衝破舊式書院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為紹興一中的發展開創了一個大膽革新、勇於追求的風貌。近代中國的民族脊樑――魯迅先生，舉斧鑿，開越學，在他擔任紹興一中監學時，以充實師資隊伍為途徑中興教育，馳書邀來許壽裳共同開拓這項育人事業。當這一頁頁的歷史被翻開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在我的心中不斷回蕩，召引著我一生的作為。那就是作為一個渴望報效祖國的知識分子，可以且應該擔負起的使命――樹人。我想，我的血液里，也早已流淌了如他們那般的激情。

遙想當年在紹興一中的讀書經歷，一股青春的活力洋溢於身，彷彿身處其時。那時，東北三省在“九一八”事變后落入敵手，國難當頭，時局維艱。“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聲和救亡聲，響徹校園內外。當時紹興一中的校長是我們尊敬的沈金相先生。先生深記國難，以紹興人歷來就有的卧薪嘗膽的精神和才智勵精圖治，振興教育，帶領全校的老師全身心地投入教學，鼓勵我們這些孩子努力學習，立志救國、報國。那份拳拳的愛國之心，日月可鑒。校園內充溢的愛國情，深深地感染並激勵著我。在他的帶領下，已經具有多年歷史的紹興一中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連續幾屆獲得全省會考團體和個人總分第一，一時譽馳浙江。這些更激發了我的學習熱情，樹立了我的學習信心。讀書救國的願望也銘刻在了我的心裡，鞭策著我每天的學習。終於，1935年的那次會考，我沒有辜負老師和母親對我的諄諄教誨和殷切期望，在眾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名列榜首。

2006年，隨香港有線電視的採訪團，我回到了闊別半個多世紀的母校。走進母校的校史陳列室，出乎意料地看到自己當年的照片竟然也展覽其中。看著當年稚氣未脫的小男孩形象，我喜不自勝。母校，沒有忘記我。母校對我的栽培，我又怎能忘卻呢？

喜聞紹興一中多年來碩果累累，令我頗感欣慰和驕傲。紹興一中已經走過了百年的歷史，百年樹人的理想和信念會在這裡繼續。衷心地祝願我的母校能培養出更多優秀的、立志報國的、有用於社會的人才，為同一個教育理想而奮鬥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