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毅

孫毅（1904-2003），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十四軍諜報科科長，第四十一師參謀長，紅軍學校教員，粵贛軍區第二十二師參謀長，軍委教導師參謀長，紅軍學校作戰科科長，國家政治保衛團參謀長，紅三軍團教導大隊大隊長、教育科科長、偵察科科長、作戰科科長，紅一軍團教育科科長、軍團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大隊大隊長，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校長，晉察冀軍區參謀長，冀中軍區參謀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校長兼晉察冀軍區訓練部部長和教育訓練委員會副主任，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冀中軍區代司令員、司令員兼晉察冀軍區第七縱隊司令員，河北省軍區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華北軍區副參謀長，中央軍委軍校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外訓部副部長，軍委出版部部長，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總參謀部顧問。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04年生，讀書5年，入河南陸軍軍官學校，後任馮玉祥所率國民軍的團副。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反蔣戰爭。1931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中校參謀。同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走上革命道路，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第十四軍司令部諜報科科長。

1931年12月任紅五軍團第四十一師參謀長。同月至1932年3月任紅五軍團第四十師參謀長。

1932年春至秋任紅十三軍第三十八師參謀長。後任紅十三軍司令部諜報科科長，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員、連長、營長。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春至夏任粵贛軍區獨立第二十二師參謀長。9月至10月任紅一方面軍教導師參謀長。參加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1月任軍委幹部團作戰科科長，不久任國家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團參謀長。

1935年任紅三軍團教導大隊大隊長，軍團司令部教育科科長、偵察科科長、作戰科科長。到達陝北后，任紅一軍團司令部教育科科長。

1936年夏任紅一軍團副參謀長，同年冬至1937年8月任參謀長。參加直羅鎮、東征、西征和山城堡戰役。1937年夏兼任紅一軍團隨營學校校長。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參謀長、師教導大隊大隊長。

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校長。

1939年1月至8月任晉察冀軍區參謀長。同年8月至1940年8月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參謀長。參加過平型關戰鬥和反“掃蕩”。

1940年8月至1944年3月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校長兼訓練部部長（至1943年3月），還擔任晉察冀軍區訓練部部長、教育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因身體力行、從嚴治校，

1942年6月榮獲抗大總校一等獎。

1943年至1944年9月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即第四支隊）司令員。

1944年秋到延安。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9月至1946年6月任冀中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

1946年6月至1949年7月任冀中軍區司令員。

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任晉察冀軍區第七縱隊（冀中軍區兼）司令員。

1948年5月至9月任華北軍區第七縱隊司令員。同年7月至1949年7月任中共冀中區委常務委員。

1949年1月至3月任華北軍區補訓兵團司令員。參與指揮大清河北支援圍攻平津作戰，參加解放石家莊和天津的戰鬥。2月至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石家莊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3月起任中共石家莊市委常務委員。曾任保定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同年8月至1951年1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務委員、河北軍區司令員（至1950年10月），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黨委副書記。

1950年9月至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同年12月至1951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高級步兵學校校長。

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步兵學校校長、黨委書記（1951年11月起）。

1950年12月至1953年4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

1952年9月至1953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副參謀長。

1953年2月至6月任華北軍區黨委常務委員。同年7月至1955年3月任中央軍委軍校部副部長、軍校部黨委書記。

1955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外訓部副部長。

1956年4月至1958年12月任訓練總監部黨委委員。

1957年8月至1958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軍事出版部部長。

1958年12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部部長。

1959年1月至1962年12月任出版部黨委書記。

1963年1月至1966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機關黨委副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75年11月擔任總參舉辦的全軍教導隊長集訓總顧問兼指導。

1978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大軍區正職待遇）。

1980年12月被選為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2003年7月4日13時5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並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87年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1992年被評為全國少年兒童校外教育先進工作者。

1993年被評為全軍先進離休幹部。

1995年榮獲第八屆“宋慶齡樟樹獎”。

1997年被共青團中央、中宣部、國家教委、司法部、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授予“中國保護未成年人傑出公民”稱號。

2003年5月解放軍總參政治部曾發出通知，號召總參離退休幹部向這位“百歲將軍”學習。

吳志菲長壽：得益於是共產黨員

孫毅的身體好是全軍出了名的，當年八九十歲的時候，每天還走十幾里甚至二十里路。出去辦事，專車不坐坐公共汽車，還給老幼病殘孕讓座，帶動了他常乘坐的那路車良好的風氣。

孫老將軍的右腿患有嚴重的靜脈曲張，經解放軍總醫院專家的再三會診研究，報請軍委總部批准，決定對他的右大腿進行截肢手術。聽到這個消息，平時很少流淚的老將軍抱著右腿號啕大哭。但孫老畢竟是久經沙場，有頑強戰鬥意志的老將軍，加上軍委領導的悉心勸說，孫老很快恢復了平靜，於2000年10月毅然進入手術室。

孫老因患胃穿孔，曾兩次做手術，醫生擔心其時已94歲的他做不了胃鏡。但孫老以頑強的毅力順利地完成了胃鏡檢查，成為做胃鏡年齡最大的患者。

1993年孫毅過90歲生日，時任國防部長的遲浩田上將對孫毅說：“我要交給你一個光榮的任務——希望你帶個頭，成為全軍的第一個百歲將軍！” 2002年5月12日，孫毅將軍在自己家裡愉快地度過98歲生日。再過兩個生日，孫老就會完成遲浩田上將交給他的任務了。他笑眯眯地說：“我快100歲了，這得益於我是共產黨員。”大家都有些詫異。孫老接著說：“作一名共產黨員，我心情愉快。雖然現在不能像以前那樣天天走十幾里路了，但我坐在輪椅上也要天天在院子里轉。再有就是我每天都寫字。”

在當年的長征路上，他作為軍委教導師參謀長本應該騎馬，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卻以“孫毅是白軍過來的”為由而取消了他的騎馬資格。面對如此歧視，孫毅一笑置之：“沒有了四條腿，我還有兩條腿嘛！”就這樣，他毫不介意地憑著自己的一雙鐵腳板走完了長征路。每當有人提起這段不愉快的往事時，孫將軍總是豁達地調侃道：“我還真要感謝那位李德先生，他使我鍛煉了兩條腿，為健身打下了基礎。”孫老的言語間始終流露出樂觀、自信與自豪。

誰也料想不到，早在60多年前，他曾被白求恩大夫診斷為“生命前途不佳”。那是在1938年深秋，在太行山上，諾爾曼·白求恩這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國際主義戰士、加拿大著名外科醫生，受聶榮臻元帥之託，為病情和身體狀況不佳的抗大二分校校長孫毅做了一次全面檢查。白求恩大夫坦率地說：“孫校長你太疲勞了，應該立即放鬆身體，減輕身體的負荷量，否則你難以完成將來的重任。”“白大夫你是對的，可我是校長，時刻都要堅守在崗位上。”孫毅堅定地說道。白求恩大夫雙眼緊盯著這位倔強的中國軍人，翹起拇指連聲說道：“That's Great!Great!”體檢后，白求恩大夫親筆寫了一封信給聶榮臻元帥：“孫毅校長工作時精神高度集中，過度勞累，患有嚴重的胃病，他的生命前途不佳。”並懇請對孫毅同志的工作進行適當的調整。然而，白求恩大夫恐怕沒有想到，60多年後的今天，孫毅將軍依然健康地活著。

孫老每天只睡六七個小時，堅持收看新聞，讀書讀報寫字，生活很有規律，心情也很愉快。他用實際行動驗證著自己“生命在於運動，鍛煉能抗百病；刻苦鍛煉，保持康健；健康生快樂，快樂生健康；名利、地位觀念打破了，精神才能真正愉快，思想上才能獲得真正解放”的那段名言。

孫毅出生於河北省大城縣城內一個貧農家庭，原名孫俊華。1920年10月，高小還沒畢業，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孫毅就離開家鄉出去找事做。就在那個時候，他把自己原來的名字——孫俊華改成了孫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取“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的意思。

外面的世界到處都是軍閥混戰，孫毅飄泊了兩年多，從北轉到南，到過上海、廈門、潮州，還是沒有找到一個安身之業。他只好又從南轉回北，投奔在河南開封做事的哥哥。哥哥在相國寺街警察所當教員，生活也很窘迫。孫毅在開封呆了半年多，好不容易找了一個差事又丟掉了。哥哥終於也忍不住了，一次和他吵起來，衝口說：“你拉個洋車去，也比在我這兒閑呆著強呀！”

一句話刺痛了孫毅，他一賭氣直奔開封南關招兵處，報名當了兵。1923年夏末，被編入河南陸軍開封補充營第一連。在舊軍隊中混了四五年，孫毅結識了一位後來對他的一生有重要影響的朋友——趙博生。那時孫毅在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參謀處做少校參謀，而趙博生是26路軍的參謀長。趙博生常常以老大哥和知心朋友的身份和孫毅聊天，有意無意間談起工農紅軍的事。1931年6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中校參謀的孫毅在舊軍隊已經奔波11年，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禍國殃民、反動腐敗，更認清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當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人發動暴動，第26路軍17000人在駐地江西寧都縣，舉行“寧都暴動”，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這是當年發生的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當時孫毅所在的25師師長李松昆拒不參加起義，帶著一個團逃跑了，師部也亂作一團，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該跟著哪頭走。孫毅由於聽到過趙博生的多次暗示，心裡已經有了底。他看見總指揮部樓頂上的青天白日旗已換成了鮮艷的紅旗，全副武裝的隊伍正浩浩蕩蕩向南進發，就催著參謀處長說：“大部隊都集合了，我們也趕快出發吧。”就這樣，孫毅同師部和警衛排的人一起追上了南進的隊伍。

孫毅趕上了趙博生，立即上前大聲說：“參謀長，我們跟上來了！”趙博生看見孫毅也十分高興，說：“好啊，我們真的要當紅軍了！”直到這時，孫毅才知道，趙博生已經在兩個月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孫毅隨部起義後任紅14軍偵察科長，后調任紅14軍第41師參謀長。

有人說，大凡留須的人個性都強。但凡見過孫毅的人，都會對他的高爾基式的鬍鬚留下深刻的印象。孫毅的鬍子是在21歲上蓄起的。那時他在馮玉祥的西北軍當兵，作戰負傷接著一場大病，卧床兩月險些喪命。瘦成一把骨頭的他終於站了起來，在主人危難時一刻沒有停止生長的鬍子也跟著留了下來。參加紅軍后，有一天孫毅在路上遇到策馬而至的朱德總司令和軍委參謀長劉伯承。他停下腳步，向兩位首長立正敬禮。朱德勒韁下馬，操著一口四川話風趣地說：“你就是那個關共產黨員禁閉的孫毅吧？我可是從你的鬍子看出來的喲。你可曉得，紅軍的條令規定不能留須。難道你不怕我來關你禁閉嗎？”

“不怕！總司令。”孫毅一臉嚴肅地回答。“那你告訴我，為啥子要留這鬍子？”朱德問孫毅。“人遇到危難時，身上的油跑了，肉掉了，就這鬍子不跑，還一個勁往上長。這鬍子義氣，像是人的精氣神，剃不得！”孫毅也不知怎麼就冒出了這樣一番高論。朱德聽罷好一陣開懷大笑。分手時他囑咐孫毅，好好留著這鬍子，別人有意見，你就說是我朱德和毛澤東破例讓你留的。

孫毅在紅軍學校擔任訓練部俱樂部主任。每逢重大節日，學校都要舉行文藝演出，葉劍英校長常常親自拉二胡。有一次，校俱樂部主任趙品三編了一個話報劇《活捉敵師長》，因為敵師長陳時驥蓄著小鬍子，所以，挑演員時犯了難。正在這時，李伯釗突然說：“孫毅不是留著鬍子嗎？”於是，孫毅生平第一次登台演起了節目。演出很成功，趙品三半開玩笑地跟他說：“你千萬別剃掉鬍子，下次演節目還要找你！”孫毅的鬍子也果真再沒有剃，一直伴隨了他一生。從此，孫毅有了個綽號——“孫鬍子”。不管他擔任什麼職務，人們不再叫他的官職，背後稱他“孫鬍子”，當面則省去“孫”字，直稱“鬍子”。紅軍中“孫鬍子”的外號也就傳開了。

1989年10月8日，正是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全國婦聯、全國老齡委在政協禮堂隆重舉行“全國金婚佳侶評選發獎大會”。孫毅、田秀涓夫婦被評為全國“金婚佳侶”，一同參會的王平上將與夫人范景新過來祝賀。比孫毅小三歲的王平靠近孫毅的耳朵高聲說：“鬍子，忘了沒有，當年我還鬧過你們的新房呢！”大家都樂得哈哈大笑。

有人認為，軍人出身而性格倔強的孫毅能和田秀涓情深意篤，肯定是田秀涓讓著他。其實不然，孫毅將軍說自己與老伴兒風風雨雨走過了幾十年，正是按照周總理的“八互”為準則的。這就是：互尊互愛、互學互助、互諒互讓、互勸互敬。田秀涓原為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她與孫毅美好的姻緣，竟起源於孫毅魯莽的一掌。

1939年初春的一天，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正在研究作戰方案，參謀長孫毅與司令員聶榮臻爭得臉紅脖子粗，爭到忘形之處，甚至拍起了桌子。聶榮臻回到家對夫人張瑞華說，“這個孫大鬍子，脾氣倔得像頭牛，得找個人管管他。”後來，這對“月下老人”經過精心挑選，為孫毅物色了曾在邊區婦女中以英勇抗日聞名遐邇的“田氏三姐妹”中的大姐——田秀涓。

田秀涓，1917年11月生於河北完縣（今順平縣）城內，畢業於河北省保定女子師範學校。“七七事變”后，她拋棄了教師工作，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同學們，我走了，為了我們的國家！”就帶著兩個年幼的妹妹義無反顧地來到前線，她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主持完縣婦救會工作。

一天，聶司令員對孫毅說，“孫毅同志，交給你一項任務。”“什麼任務？”孫毅以為讓他去前線打仗，精神頭立即上來了，腰板挺得直直的。“去給田秀涓寫封情書，一定要把她俘虜過來！”“......是！”孫毅猶豫了一下，敬了個禮。

當年8月，中共晉察冀邊區黨委在阜平縣城南庄鎮沙河南邊一村莊召開黨代表會議，田秀涓是會議代表。這時，孫毅正準備調往冀中軍區任參謀長，晉察冀軍區首長特意安排他暫住城南庄休息幾天，還安排他出席邊區召開的這次黨代表會議。

會議期間，孫毅親筆寫了一封獨特的求愛信，交給與會的田秀涓。信里開頭就是一番自我曝光：家境貧寒，結過婚，有一孩子，在舊軍隊混事多年......田秀涓接到信后，心裡真是忐忑不安，但當她偷偷看完信，卻被孫毅的坦率和真誠感動了——這個年輕姑娘的心中油然而生一團愛火，她決定答應孫毅。

姻緣一“紙”牽，晉察冀邊區黨代表會議結束，孫毅約田秀涓到城南庄東街住處一談。兩人盡訴各自的經歷，在心心相印的坦誠交流中，增加了對彼此的了解。

1939年9月15日，城南庄一間普通農舍，成了孫毅、田秀涓的新房。聶榮臻、張瑞華夫婦親自操持，王平等一些年輕將領在婚禮后賴著不走，非要聽窗鬧洞房不可。

1991年5月10日，聶帥接見孫毅，第一句話就問：“鬍子，秀涓好嗎？”87歲的孫毅給老帥立正敬禮：“報告司令員，她很好，她問您好！”聶帥笑了，他在心裡稱許田秀涓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給的任務——如今的孫鬍子早不是那個拍桌子的武夫，已經成了一員著名的儒將，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他被史學家們稱為“我軍傑出的軍事教育家”。

1985年的一天，時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的田秀涓從外地開會回北京，下了火車，就往家裡打電話。孫毅正在習書，他放下筆對警衛員說：“我去接她！”警衛員要開車，以清廉聞名全黨全軍的老將軍一擺手，說：“不，這是私事，我走著去！”於是，就拄著拐杖去北京站，把老伴接了回來。老夫妻倆在衚衕里走著，彼此訴說別後的相思，成為左鄰右舍爭看的美好景緻。

孫老與夫人鑽石婚（60周年）紀念日的那天，他搬個凳子想讓夫人坐下休息，不小心摔了一大跤，造成大腿骨折。當時，把大家嚇了一大跳，但沒幾天又能獨立走路。正是這些小音符，寫就了孫毅與老伴一生相親相愛的動人樂章。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羅榮桓元帥就稱讚孫毅：“你是青年工作總幹事。”1982年5月，孫毅將軍應邀擔任總參青年工作顧問。但實際上，他開展青年工作不但遠遠超出了總參的範圍，也遠遠超出了軍隊的範圍。

幾十年來，孫毅先後同北京和外地的30多名青年建立了師生關係。這種師生關係，據孫毅自己解釋，就是“雙方保持聯繫，我願幫他們進步、做人，他們也樂意向我說心裡話，這種關係是自覺自願、無拘無束、長期交往建立起來的。”

曾得益於孫毅將軍教誨的青年中，有理髮員、保育員、售貨員、司機和大學生等。不少已是處級幹部了，還有的成為副局級領導。多年來，孫毅一直堅持給他們郵寄書刊，自己買大信封寄，原來一個兩毛錢，後來長到6毛、8毛。每月兩次，每月寄出的書刊達上百本之多。僅寄書、雜誌這一項，當年每月孫老就要拿出200元錢，因為書、雜誌都漲錢了，在要用600元錢。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時候，孫毅都是自己選購、包裝、送郵局發出。每月工資發下來，抽出一千元交給老伴作為伙食費，餘下的錢除交黨費外，全部用於青少年，包括捐助失學兒童。到月底，孫毅口袋裡常常出現“財政赤字”，不得已就找警衛員商量：“我買書的錢不夠了，去賣點舊報紙吧！”有時候乾脆開口向老伴求借，可他心甘情願。

1996年春節前夕，孫老用自己的工資買了大量的書籍，打成若干捆，準備寄給全國各地的一些朋友，結果不小心被絆倒，他的兒子兢兢急忙跑過去扶他，他堅決不肯，硬是自己站了起來，還幽默地說：“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來嘛。”

從20世紀50年代起，孫毅就經常奔走在北京中小學的講台上，為青少年作革命傳統報告，講紅軍長征故事，深得好評。“文革”結束后，孫毅痛切感到十年浩劫給青少年帶來的不良影響。他說，為了這些娃娃，我老漢得放下架子，厚著臉皮自找事做。

一天上午，孫毅走進離家不遠的錦什坊小學，找到劉校長，開門見山說：“我叫孫毅，是你們學校的鄰居，想給孩子們講講革命故事。”年輕的學校校長一時還摸不著頭腦，在老漢的一再要求下，校長不好推辭，就同意當天下午請他給4年級5班講一課。年已古稀的孫毅走上講台，兩手向後一背，氣宇軒昂地講起來：“小朋友們，我今天給你們講幾個中國工農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孫毅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講的故事一個個生動感人，一下子把小朋友們全都吸引住了。下課後，孩子們圍住孫老漢不讓他走，不停地問這問那，有的還讓老將軍簽名留念。劉校長看到這情景，高興得不得了，當即邀請孫毅擔任他們學校的校外輔導員。

用同樣的辦法，孫毅又擔任了兵馬司小學的校外輔導員。消息傳開，北京的許多學校紛紛上門邀請孫毅。從此一發不可收，孫毅擔任了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的顧問，成為了60多所大學、中學、小學的校外輔導員或名譽校長、名譽教授。

1989年2月1日上午，在中國少年兒童活動中心小禮堂舉行全國熱愛兒童頒獎儀式，主持會議的宋任窮請孫毅講幾句話。80多歲高齡的孫毅來到話筒前，用他慣有的熱情，慷慨激昂地講起來：“我們共產黨員有老的時候，我們黨的事業卻永遠不老。為了孩子們，為了祖國的未來，把個人與黨的整體利益融在一起，我們就會永遠感到年輕，就會得到永遠不老的生命，生命的火焰，永不熄滅！”驀然間，只見他手臂高舉，話音停頓，身子直挺挺地向後倒去。

醫院診斷孫毅突發急性腦出血，經過三天三夜搶救，孫老才蘇醒過來。出院時，醫生反覆告誡他要少講話、少激動、多休息。人們勸他：“您老歲數大了，應該休息了。”孫毅回答：“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要繼續奮鬥，哪有停止的道理。”每當有孩子們的活動來邀請，孫老還是忍不住要參加。

80年代以來，退出一線的孫毅擔任幾十所學校的校外輔導員，給青少年做傳統報告900多場。迄今，已有幾十萬青少年聽過孫老的革命傳統報告。

言行：縮短與群眾的距離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實行軍銜制為標誌，進入了建軍新階段。授銜前，曾有一些同志因爭名、爭利、爭軍銜而鬧情緒，甚至哭鼻子。在一些同志的眼裡，肩膀上金星的多少至關重要。而孫毅卻向組織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軍銜足矣。我投身革命不是為了升高官，要俸祿。”最終中央軍委以標準為據，上下評定，全軍平衡，於1955年9月27日，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授予孫毅陸軍中將軍銜。

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經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直到全國解放。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孫毅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想一想入黨時的誓言，渾身就充滿了無窮的力量”。“文革”中，孫毅受到了衝擊，被打成“三反分子”，12年沒有安排工作。“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有失去對黨的信心。我對老伴和孩子們說，任何時候都要相信黨。”

當歷史結束了10年的政治浩劫后，許多人開始為奪回10年的損失而加倍努力時，剛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的孫毅，向組織寫了一封請求辭職的信。這在全國政協的眾多委員中還是頭一個。這一年的秋天，孫毅又在總參黨委會上，對著總參黨委書記、總長楊得志，三次彎下他那一輩子只向黨和人民才彎下的堅挺筆直的腰板，真誠地懇求辭去總參顧問的職務......

孫老經常和一些離退休的老同志談怎麼安度晚年。他說，一定要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心理健康包括：胸懷寬闊，就是思想開朗；家庭和睦；鄰居友好；老友往來；做點力所能及的社會工作；加強體力腦力鍛煉，促進健康長壽；認真學習，提高思想覺悟。

孫毅的家在北京西城的一所老四合院里。自從1971年搬入至今，鄰居只要有困難，都會得到他的幫助。他來自人民，生活在群眾中。清晨，傍晚，老將軍散步時，老年人見了微笑同他點頭示意；青年人見了向他問好；孩子們見了歡快地叫著：“孫爺爺好！”

老將軍走到哪就把好事做到哪，外出散步，看到路面上有磚頭、石塊，總要用腳踢到路邊或用手揀到垃圾箱里。他說：“別看小小一塊石頭，有時可真壞事。我親眼看見過一個中年婦女，因為自行車軋在了一塊石頭上，摔得頭破血流。”走在路上，看見蹬三輪車賣菜的人爬坡費力，老人就在後邊助一臂之力。有人誇獎他：“你老漢真是個活雷鋒啊！”他就搖搖頭說：“不敢當，我比雷鋒還差一大截子呢。”

孫毅發現外地來京的人常常因人生地不熟，不知道乘哪路公共汽車，不知道上哪兒找廁所。於是他用了半年多時間，走遍了住家附近60多條衚衕，記住了100多個公共廁所的準確位置和20多條公共汽車路線，這樣，當有人向他詢問時，他能馬上告知對方最近的廁所、最方便的車站在哪裡。在家裡，孫毅的車是不準私自動用的，可要是街坊鄰居有急用，則隨叫隨到。南鄰馬家的媳婦快要分娩了，行動不便，孫毅告訴他們家人：“如夜裡需要送醫院，敲敲我家的門就行了。”後來，這位產婦果真在一天夜裡坐上將軍的汽車，進婦產醫院生孩子。

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愈新。老將軍用自己的言行，縮短了與人民群眾的距離，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30多年來，他一直在給當年他關心的青年寄書和雜誌。有病住在醫院他仍然不忘這件事。此事感動了新華社《半月談》雜誌，雜誌社領導特批100冊雜誌給他。

對在他身邊工作的人，他也很關心。據孫毅身邊的參謀安學奎介紹：逢年過節時，孫老都給身邊的小戰士發獎金，50元、100元。他讓他們買書、學知識用。對已有小孩的工作人員，他便囑咐，“錢是給小孩買書用的。”孫毅德高望重，為人好，又重感情。講的是奉獻，從不圖名利。小戰士都願到他身邊工作，耳濡目染，靈魂得到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