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椿

徐永椿，字介群，1910年11月26日生於江西省新建縣賜福鄉，祖籍江西省龍南縣。父親徐紹師，稅卡職員。徐永椿從小念了10年私塾，能背誦四書五經，並且學會了珠算。1927年春，始入小學讀書，后入南昌市第一中學，畢業后報考了中央大學森林系。

森林系是中央大學學生較少的系，徐永椿那一班只有3個學生：徐永椿、朱濟凡、袁同功。因學生少，師生接觸較多，關係比較密切，得到老師的教導與幫助也比較多。當時教樹木學的是樹木學家鄭萬鈞教授，楊銜晉是助教。1935—1936年，徐永椿利用晚上的時間，在楊銜晉指導下，把中央大學森林系標本室的標本都看了一遍，有時還到鄭萬鈞工作的中國科學社去看標本，系統地學習了樹木學。1938年徐永椿畢業后，經鄭萬鈞介紹到中國木業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在一年的時間裡，除全面了解公司所在地峨邊彝族自治縣的森林垂直帶及樹種分佈外，還為公司改進了運輸木材的滑道，解決了闊葉樹材的水運問題。1939年7月，徐永椿應我國第一代林學家張福延（字海秋）教授的邀請，到昆明參加籌建雲南大學農學院，從此開始了50餘年的教學生涯。1939年8月1日雲南大學農學院宣布成立。該校森林系是我國成立較早的森林系之一，是雲南林業高等教育的開端，也是西南林學院的前身。徐永椿除1948—1949年在台灣台中農學院任教半年外，一直在該校從事教學和教學領導工作，先後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長、院長等職。該校歷經抗戰時期的搬遷，50年代的院系調整，60年代的下放疏散和70年代與北京林學院合併、分離等多次變遷，直到1983年改為西南林學院。徐永椿從30年代開始籌備建校，直到80年代該校成為初具西南特色的、培養多層次林業專門人才的高等林業學府，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歷盡坎坷，矢志不移，始終熱愛林業教育。在50年的教學生涯中，直接教過學生1000多人，為國家培養了大量林業科技人才。徐永椿是雲南林業高等教育的創始人之一。為表彰他為林業教育作出的貢獻，1985年6月，昆明電視台曾拍攝他的事迹專題片，並相繼在雲南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播映。1985年，中國林學會給他頒發了“從事林業工作50年”榮譽證書。1988年中國植物學會給他頒發了“從事植物學工作50年的科學家”榮譽證書。

徐永椿是老一輩樹木學家，對中國樹木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1939—1949年，他雖講授過許多課程，但以樹木學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一直從事樹木學教學。在長期的教學工作中，為滿足教學需要，他曾主編過華南、西南協作區樹木學教材，參加了南京林學院、北京林學院分別主編的樹木學教材的編寫工作，並多次編寫校內使用的樹木學教材。我國幅員遼闊，地跨熱帶、亞熱帶、溫帶，樹種豐富。基於這一情況，為使樹木學教材更好地適應教學需要，更具針對性，徐永椿於1985年春與南方几所農林院校的樹木學教師共同倡議編寫樹木學教材南方本。這一倡議後來得到林業部批准。

徐永椿培養了許多樹木學專門人才，這是他對樹木學的一大貢獻。他除了給大學生講授樹木學外，還帶進修生、研究生。他的學生遍及各地，可謂“桃李滿天下”，不少人成為科研、教學、生產骨幹。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譚沛祥、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任憲威、雲南大學教授孫必興、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趙儒林、曾任昆明市園林處處長的胡秀荃等皆為徐永椿的學生。他對學生言傳身教。學生業務上凡有所求，他都樂於指教，百問不厭。他針對研究生的課題，把自己多年教學和研究中收集的書刊資料提供給他們參考。他對學生要求很嚴。要求研究生“學樹木學，不但要學好理論，而且要從實踐中學習，經常到野外去，多做調查，多採集標本，這樣才能學得好，學得紮實”。一次，他閱完研究生的考卷后說：“大家的成績都很好，但字寫得不很好。希望到你們畢業時字寫得比現在好一些。”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使研究生們深受教育。多年來，徐永椿每年都帶學生去野外實習，除滇中地區常來常往外，還先後到過麗江雪山、景東無量山、賓川雞足山、雲龍天池、保山、文山、河口等地，足跡遍及雲南的大部分地區。他在75歲高齡時，還帶領4名研究生去西雙版納、瀾滄、孟連、臨滄等地考察實習。

由於徐永椿對樹木學所作出的貢獻，1985年11月在湖南大庸市舉行的中國林學會樹木學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全體與會代表一致推舉他為中國樹木學專業委員會首屆主任委員（1988年11月選為名譽主任委員）。

幾十年來，徐永椿既努力搞好教學，又致力於科學研究。40年代末，他就開始殼斗科的研究，並著有《昆明地區櫟屬的研究》。70年代以來，他與助手任憲威一道，對雲南、西藏的殼斗科植物進行了進一步研究，發表了《雲南殼斗科的分類與分佈》等10餘篇論文，編寫了《雲南植物志》第二卷、《西藏植物志》第一卷中的殼斗科和《中國樹木志》第二卷中的殼斗科三個屬。受中國植物志編委會邀請，編寫了《中國植物志》殼斗科的三個屬（三棱棟屬、櫟屬、青岡屬）。通過對殼斗科的研究、整理，發表了該科的新種20餘個，新組合20餘個，種的新分佈記錄10餘個，屬的新分佈記錄1個。其中，《雲南植物志》第二卷於1980年獲雲南省科委集體二等獎；《西藏植物志》為青藏高原綜合考察研究課題，該課題1986年獲中國科學院集體科技進步特等獎。

70年代，徐永椿參加了《中國主要樹種造林技術》一書的編寫，該項成果獲林業部集體一等獎。

徐永椿對殼斗科分類研究幾十年，其主要特點是應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把生態學原理引用到樹木分類中，密切注意不同生境對樹木的影響及所引起的形態差異，從而澄清了許多歷史上沿用已久的同物異名。他通過《雲南植物志》第二卷的編寫，第一次系統地整理、研究了雲南的殼斗科，使其種數比原先名錄的種數少了許多。並且發現那些被歸併的種，問題多出在如何看待模式標本上。徐永椿認為殼斗科有些種的分佈範圍很廣，包括亞洲大部分地區。在這樣大的範圍內，山有高低，坡向有陰有陽，環境有林內林外，再加上人為的干攏，一個種的不同個體在形態上會有較大變化。若把一個種的所有個體都看作與模式標本完全一樣，那是不科學的。換言之，就是要用生態學的觀點認識模式標本。植物分類工作者要有生態學知識，要有野外工作經驗，聯繫不同的生長環境來認識植物的變異，從而做到認識自然，掌握自然界的規律。否則往往會把某種植物在形態上的一點變異當成新種而造成混亂。此外，某種植物在分佈範圍內，對環境因素，主要是氣溫、濕度的適應，有一個最小、最適、最大的關係。分佈於最適環境內的個體最能代表該個物種，分佈於最小與最大適應範圍內的所有個體，越接近兩端的環境，個體的形態變化可能越大，但仍然是該種的個體。超過最小與最大值，該種的個體便不能生存，這是一般規律。

其次，徐永椿認為，模式標本是分類單位的名稱所依附的分子，但不能絕對化或迷信模式標本。種內的不同個體是有變異的，環境變化越大，個體形態上的變異也就越大。模式標本只是某物種在分佈範圍內的“隨機取樣”而已，而不是某物種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分子。如果盲目迷信模式，看見某個個體與模式有些差異，就認為是新種或變種，這對植物分類不但毫無益處，而且十分有害。

雲南是舉世矚目的“植物王國”。在雲南要教好樹木學課程，首先就要收集雲南的樹木標本，建立樹木標本室。徐永椿到雲南的第一年冬季，就跟隨張福延到滇西採集標本。后與廬山植物園秦仁昌、馮國眉一同到麗江雪松村及黑白水一帶採集，又步行到鶴慶、劍川，金華山、滿賢林，再經牛街、鄧川、大理、下關沿途採集。共採得標本約200號，做了4個標本櫃。這就是西南林學院樹木標本室的開端。

1940年，鄭萬鈞從法國帶回標本約40號，徐永椿接下了這批標本。1946年西南聯大離開昆明時又接下副號標本數百份，同期還從昆華農校倉庫里收集了吳中倫、蔡希陶、俞德浚、王啟無採集的標本約百餘份。1947年，結合大姚縣誌的編寫，徐永椿帶領森林系兩個年級的學生和幾位年輕教師到大姚、賓川、大理等地進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採集活動。採得標本400餘號。這次採集一行10人，途經盜匪出沒之地，師生們只好雇馬幫馱著標本，每人杠一根木棍作武器防備盜匪。在大理上蒼山採集時無乾糧可帶，以土豆充饑，白酒禦寒，十分艱苦。

抗日戰爭勝利后，徐永椿應台中農學院教務長之聘，於1948年7月到達台中農學院擔任副教授，講授樹木學，為期半年。他在教課之餘，克服困難，不失時機，迅速開展了對台灣樹種的調查與採集。每周除了兩天上課時間外，經常帶一個藤包外出採集，曾兩上阿里山，看到完整的氣候帶和相應的不同層次的森林垂直帶，并力所能及地採到一些標本，如紅檜、扁柏、台灣杉及台灣華參等。還曾親臨八仙山林場，冒著乘運材的架空索道的危險，採到了台灣鐵杉的標本。在嘉義的熱帶果樹試驗場，採集了一套果樹標本約40餘種。在台灣期間前後共採集樹木標本400多種，1000餘號，這些標本均收藏於西南林學院樹木標本室，成為大陸上收藏台灣標本較多的標本室之一。

幾十年來，徐永椿在教學實習、科學考察活動中，還從全國各地採集了大量標本。即便是出差或開會，也要順便採集標本，每次外出，幾乎都有標本帶回。

在徐永椿領導下，通過其他教師的共同努力，西南林學院樹木標本室已具有一定規模，收藏標本近10萬份，包括全國各地尤其是雲南的喬灌木樹種約5000種，積累了一定的文獻資料。為教學、研究及編寫《中國植物志》、《雲南植物志》《雲南樹木圖志》等創造了條件，作出了可貴貢獻。歷年來，它接待了許多來參觀、研究的國際、國內各類參觀人員，為西南林學院的對外交流作出了貢獻。

《雲南樹木圖志》

徐永椿對雲南地理和氣候的劃分，山地立體氣候的情況和不同環境下生長的樹種知之甚詳。為了總結雲南樹木學研究成果，並把這些成果用於雲南的林業，近年來，他主持編寫了《雲南樹木圖志》。該書對雲南以及西南地區的林業生產、教學和科研，以及資源開發利用具有很高價值，在全國範圍內也有一定意義。該書分上中下3卷。前論部分從森林生態的角度闡述不同環境下生長的樹種；各論部分記載了雲南的樹種2500餘種，從樹木分類的角度介紹識別樹種方法，並提出了各樹種的林業生產技術知識，使林業工作者易於應用，做到適地適樹地發展林業。該書最近通過評審鑒定，認為是目前較完善、較適用的地方樹木圖志。

《雲南樹木圖志》的編寫人來自許多單位，其中有植物分類學界卓有成就的專家，也有中青年工作者。年逾70高齡的徐永椿仔細審閱了近500萬字的文稿及每一張圖稿，字斟句酌，反覆推敲。遇有問題，就查閱大量參考書和到標本室查找標本，直到問題完全清楚為止。文稿、圖稿達不到質量要求者，不論編者是誰，一律退回請其重寫。有些圖稿重繪或修改達兩三次之多。從而保證了該書的質量。在植物分類研究中，徐永椿從來不爭先發表新種，在發表時也持慎重態度。有一次，雲南林學院一位教師在海南島尖峰嶺撿到一個錐形果臍的青岡果實，徐永椿確認為新種。但為了慎重起見，他又派專人去海南島採到這種樹的完整標本，而後才正式命名為錐臍青岡。但是，後來他在華南植物研究所的青岡屬標本中，發現了一張這種樹的枝葉標本，陳煥鏞和譚沛祥在台紙上寫了一個名字 Cyclob alanopsis litoralis，就決然放棄了自己定的名字，而採用了他們定的名字，並代為發表。徐永椿多次說過，我們從事植物分類研究，編寫植物志，目的是查清我國的植物種類，給予正確的名稱；發現了新種當然要發表，但目的不是為了發表而發表。

他在編寫《雲南植物志》時，也是如此。強調以標本實物為依據，對那些只有文字記載而未見實物的種類，作為存疑，暫不寫入植物志。譬如文獻記載雲南有生長於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多花櫟，而未見到產於雲南的該種標本，故未將該種編入《雲南植物志》。後來，在北京植物所標本館見到英國愛丁堡植物園寄來的交換標本中，有1913年G. 福雷斯特（Forrest）采自雲南金沙江邊的10341號標本，該號標本原被定名為多花櫟。經徐永椿反覆鑒定，該號標本為鐵橡櫟而非多花櫟，同樣未被採納。

1983年，徐永椿還主持編寫了《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樹種分支，該書已於1989年出版。

1987年10月10日，學院人事處通知徐永椿退休。他沒有為自己提任何要求。在交給學院各級領導作為備忘錄的《退休后的意見》中，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為了使本人（用）畢生精力建立起來的森林植物研究室及碩士學位授予點能不斷興旺發達，懇請我院各級領導將已分配給本學科的研究生按照黨的政策把他們安定下來，並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他的一位同事給他的評價是“輕個人進退，重事業興衰。”實際上，他退而不休，仍勤勤懇懇地工作。《雲南樹木圖志》工程浩大，該書的大部分工作是他在退休后完成的。他退休后，還經常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學術會議等。徐永椿50餘年如一日，在林業教育園地辛勤地培育，在林業科研工作中勤奮地勞作，為培養林業專門人才，為開發邊疆林業事業作出了貢獻。

1910年11月26日　出生於江西省新建縣。

1938年　畢業於中央大學森林系。

1938—1939年　任中國木業公司四川分公司技術員。

1939—1948年　任雲南大學農學院助教、講師、副教授。

1948—1949年　任台中農學院森林系副教授。

1949—1951年　任雲南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副教授。

1951—1958年　任雲南大學林學系教授、系主任。

1958—1970年　任昆明農林學院教授兼副教務長及圖書館長。

1971—1972年　任雲南農業大學林學系教授。

1973—1978年　任雲南林業學院教授。

1979—1979年9月　任雲南林業學院教授兼副院長。

1979—1983年11月　任雲南林學院院長兼圖書館長。

1981—1986年　任雲南省科學技術協會常務委員。

1983—1986年　任雲南林學會理事長。

1983—1987年　任西南林學院教授。

1985—1988年　任中國林學會樹木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5年　任雲南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

1988年　任雲南生態學會名譽理事長。

1993年8月15日　病逝。

1　徐永椿．四川沙坪森林之分佈與現時採運．西南邊疆，1940（10）．

2　徐永椿．昆明附近櫟屬的研究．中山大學學報，1948，7（1—2）．A study of the Genus Quercusin Kunming and its vicinities，Sunyatsenia，1948，7（1—2）．

3　徐永椿．昆明附近森林生態的初步研究．美國達德利標本室刊物，1950，（4）A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orest ecology of the Area about Kunming，Contr．Dudley Herb，1950（4）．

4　徐永椿．昆明各種重要木材天然抗腐力試驗報告．中國林業，1952（4）．

5　徐永椿，任憲威．雲南殼斗科的分類與分佈（一）．植物分類學報，1975，13（4）．

6　徐永椿，任憲威．雲南殼斗科的分類與分佈（二）．植物分類學報，1976，14（2）．

7　徐永椿，任憲威．中國栗屬Quercus分類與分佈．西藏農牧學院院刊，1978（1）．

8　徐永椿，任憲威．殼斗科新種與新組合．雲南植物研究，1979，1（1）．

9　徐永椿，任憲威．西藏殼斗科（Fagaceae）志．西藏農牧學院院刊，1979，（1）．

10　徐永椿，任憲威．中國青岡屬Crclobalanopsis分類和分佈．西藏農牧學院院刊，1979（2）．

11　徐永椿，任憲威．雲南植物志第二卷（殼斗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12　徐永椿，吳征鎰，李錫文，王從皎．我國山毛櫸科植物中一個新分佈的屬——三棱櫟屬 Trigonobalanus (A. Camus) Forman．雲南植物研究，1981，3（2）．

13　徐永椿，任憲威．西藏植物志第一卷（殼斗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4　徐永椿，孫必興．雲南殼斗科的幾個新種．雲南植物研究，1983，5（4）．

15　徐永椿，任憲威．雲南殼斗科分類與分佈．中國植物學會50周年年會論文（單行本），1983年．

16　徐水椿，王從皎．雲南樺木屬一新種．雲南植物研究，1983，5（4）．

17　徐永椿，任憲威．中國樹木志第二卷（三棱櫟屬、櫟屬、青岡屬）．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5．

18　徐永椿．三棱櫟的分類與分佈．西南林學院學報，1986（1）．

19　徐永椿主編．雲南樹木圖志．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上卷1988，中卷1990，下卷1991．

20　徐永椿主編．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樹種分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

21　徐永椿，姜漢僑，全復主編．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綜合考察報告集．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1987．

22　徐永椿，姜漢僑主編．哀牢山自然保護區綜合考察報告集．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8．

記徐永椿、曹誠一教授

西南林學院有四位德高望重、在學術界頗負盛名的老教授，他們是：徐永椿、任瑋、曹誠一、薛紀如。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有自己獨特的貢獻，但很多外界人士不知徐永椿、曹誠一是相濡以沫廝守了一生的恩愛伉儷，也鮮有人將他們一起進行介紹。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兩位老專家是如何度過自己既平凡而又崎嶇的一生的，也許會有一些更有益的啟迪。

在抗日烽火正烈的年代，他們分別從中國的腹地來到西南大後方。他先到昆明參與籌建雲南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兩年後，她來了。一個沉穩內斂的江西老表，在雲大農學院迎來了一個活潑開朗的湖南妹子。大約是三生石上有約，月下老人用一根紅線把兩人的心拴到了一起。讓我們回溯一下他們相遇前的歷程。

1910年11月26日，辛亥革命前夕，徐永椿出生於江西南昌市新建縣灣里區烏晶村。原籍江西龍南縣，曾祖父徐思庄（號柳臣）是著名書法家，曾做過滿清的主考、知府、臬台、兵備道、按察使等職。他在烏晶村一帶買了一些田地，在這裡建屋而居。到其父徐紹師時，家境已遠不如前，但家中藏書甚豐，專請私塾先生到家給徐永椿七個兄妹授課。他跟著私塾先生背誦四書五經，一讀就是10年。其父辭世后，又到南昌讀了6年中學，故考取大學時，年已24歲。

徐永椿決定報考南京中央大學森林系的原因有二：其一，家境不濟，報考森林系可以不花錢；其二，自小在風景秀美的林區長大，對森林懷有濃厚的興趣。入學時，徐永椿所在的班僅三個學生，後來均有建樹。一個是地下黨員朱濟凡，后曾任南京林學院黨委書記；另一個是袁同功，後為福建林學院教授；徐永椿對教樹木學課程的著名樹木學家鄭萬鈞教授甚為欽佩，學習特別投入，付出的精力也特別多，因此也成了著名的樹木學家，西南林學院首任院長。

學完4年課程，徐永椿於1938年畢業，由鄭萬鈞推薦到四川峨邊中國木業公司工作。1939年7月，應林學家張海秋教授之邀，到昆明參加籌建雲南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從此開始了他在雲南的林業教育生涯。

曹誠一走到雲大農學院並與徐永椿相遇的途程，更為起伏跌宕。

1916年6月20日，曹誠一出生在湖南長沙縣鹿芝嶺一個小學教師家庭。父親對女兒要求很嚴，凌晨5時就催她起床，認真磨墨。一邊磨墨，一邊背誦唐詩宋詞。古代練書法，磨墨也是一種功夫，要不緊不緩，不輕不重，順時針不停研磨，直到濃度適當，方可提筆書寫。墨磨好了，詩詞也背誦得差不多了，便坐下認真練習寫字。她隨父親在長沙修業小學讀了六年書，於1929年考入湖南素負盛名的長沙市第一女子中學。她在少年時代除練得一手好字和背誦大量唐詩宋詞外，還樹立了獻身自然科學，報效國家和民眾的志向。1935年中學畢業，以湖南省高考第一的成績考入武漢大學生物系，隨張挺教授學習植物分類學，對她一生影響大的有在校任助教的方毅和金善寶教授（解放後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此時正當民族存亡之秋。北平學生髮起的“12.9”愛國運動，很快波及全國各大城市，武漢大學學生也積極響應。曹誠一是一個19歲的熱血青年，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號召鼓舞，毅然決然，奮不顧身投入這一場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中。1936年10月加入中共外圍組織“武漢大學青年救國會”。1937年11月參加鄂豫皖邊區由中共湖北省委負責人方毅主持的青年訓練班，並於1938年1月由方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日寇不斷南侵，武漢岌岌可危之際，她參加了“保衛大武漢”的戰鬥，是周恩來安排的年輕黨員之一。他們的任務是做南下教授和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

1938年8、9月間，武漢大學內遷四川樂山，曹誠一是隨遷的三名黨員之一。同年11月，她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農藝系，擔任支部宣傳委員，繼續參加抗日宣傳活動並積極發展黨員。她在中大的同學，不少在解放后也很有成就，如水電部長李銳，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朱九思，著名經濟學家陶大庸等。

1940年畢業后，曹誠一根據黨組織安排，先到成都前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後於1941年秋到雲南大學農學院任教，從此便結識了徐永椿。

徐永椿與曹誠一生長於荊楚之地，均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都與前中央大學有淵源，畢業后都是先分到四川工作一年才來到雲南，一道效力於雲大農學院，有志同道合的理想和抱負，有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他雖性格內向，卻是心胸開闊，樂觀放達，善解人意，像一個和藹可親的大哥哥，她覺得這是一個完全可放心託付終身的人。而他也覺得她性格開朗，熱情大方，青春靚麗，是理想的伴侶。兩人心心相印，從相識、相知到相伴，終於1943年喜結連理。從此牽手前行，在順境中相扶互助，在磨難時相攜互勉，甘苦共嘗，憂樂共分，白頭偕老，無怨無悔。

徐永椿從事樹木學研究，要弄清樹木的分類、分佈，要廣泛採集標本，收集資料，經常跋山涉水，穿林破霧，鳳餐露宿；曹誠一先攻農業害蟲，繼攻林業害蟲，再搞昆蟲分類，也為獲取資料四處奔波，廢寢忘食。兩人涉獵的領域不同，聚散不定，各自西東。但他們都理解、支持對方的工作，不給對方以牽絆。“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故兩人都在各自領域有突出建樹，徐永椿成了國內樹木學的權威，曹誠一則是昆蟲學界的女中豪傑。

徐永椿為建立樹木標本室，付出一生心血，歷盡人間艱辛。早在雲大農學院森林系創建之初，他就與張海秋一道，遠赴麗江採集標本。1947年，他帶領10多個學生和年青教師到滇西進行一次規模較大的採集工作。先乘車到大姚龍山采標本。那時大姚附近的姚安一帶土匪猖獗，只好租用馬幫馱著標本擇路而行，每人都扛著一根木棍作防身武器。一路步行經南華上賓川雞足山，再到大理點蒼山。在點蒼山上，乾糧告罄，衣服單薄，只好以土豆充饑，白酒禦寒。此行共採得標本400餘號。

徐永椿對採集樹木標本如痴如醉。他得知“世界有名”的台灣阿里山海拔近4000米，有完整的氣候帶，樹種豐富，有沿海的海岸林，山麓的熱帶雨林，往上依次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溫帶落葉闊葉林，紅檜林、台灣杉林，寒溫帶雲杉、冷杉等。對一個執著於事業的人來說，真有如磁石對鐵的吸引，嚮往之極。他通過台中農學院教務長李達才（去台前曾在雲大森林系任教）的引薦，得以到該校任教。那時老大明遠只5歲，老二聲遠僅3歲，託付妻子照管，妻子囑他放心，便別妻離子而去。1948年7月下旬，徐永椿抵台北，利用開學前的時間，先到台灣最大的標本室——林科所標本室看標本，熟悉台灣植物；繼到八仙山、淡水、北投、烏來等地採集。他不畏險阻，有時要乘坐搖擺不定、隨時可能滑落的空中索道，有時要冒著淤泥沒頂的危險進入採集點。

1948年8月底，徐永椿到台中農學院森林系任副教授。在每周兩天的授課時間外，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標本採集工作中。他幾度上阿里山，還到過高雄、台南、基隆、宜蘭、蘇澳、竹山、恆春、嘉義、屏東、四重溪、鵝鑾鼻、彰化、大甲、苗栗、浦里等處，歷盡艱辛，共採得樹木標本400多種，1000餘號。按照初始的設想，他要在台灣待上一年，方能如願。但看到大陸時局發展很快，又十分惦念家中妻兒，加之雲大校長熊慶來訪台時，亟請他回校任教，他便於1949年2月返回昆明。

在台所采標本已彌足珍貴，后成了西南林學院標本室的寶貴財富，為大陸收藏台灣標本較多之處。

收集樹木標本，成了徐永椿的職業習慣。除專程採集外，每逢出差或開會，都要順便採集，幾十年來從未間斷。自己也頗為欣慰地在宣紙上寫下了這樣兩句話：“從事教育五十年，收集標本十萬件”。這一幀蒼勁雄健的書法，如今還保存在西南林學院標本館。

這10萬件標本，是一個浩大工程，沒有堅韌不拔、堅持不懈的毅力，沒有日積月累、集腋成裘的精神，則很難為之。靠著這種毅力和精神，他在攀登科學高峰的途程上，留下了一行行堅實的足跡。

徐永椿的科研方向是殼斗科樹種。在我國森林中，有相當大的面積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和溫帶落葉闊葉林，殼斗科樹種是其中主要樹種之一，弄清了它的種類，也就弄清了這兩類森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為此而付出。他應用淵博的樹木學知識，加上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有所發現，不斷超越前人。上世紀40年代末，他開始了對殼斗科植物進行分類學研究。70年代以來，相繼寫出《雲南殼斗科的分類與分佈》，編寫了《雲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中的殼斗科部分。通過研究、整理，發表了殼斗科的新種20餘個，新組合50餘個，種的新分佈記錄10餘個，屬的新分佈記錄1個，並對我國殼斗科研究做了很多訂正補充工作。80年代主編《雲南樹木圖志》，全書分上、中、下三卷，500餘萬字，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也是他一生研究工作的集大成者。該著作於1989—1991年陸續出版。1993年榮獲第二屆中國林學會梁希獎。同年，英國劍橋傳記中心授予他“二十世紀有傑出成就”的獎章。他在中國樹木學界有崇高威望，1985年首屆中國樹木學學會上被選為理事長，後幾屆擔任名譽理事長。

曹誠一從事昆蟲學研究。早期主要研究棉花害蟲、蔬菜害蟲及煙草害蟲等，代表作《雲南的煙潛葉蛾及其近似種煙草癭蛾》曾列入國家級研究成果。上世紀70—80年代，主要研究林業害蟲及昆蟲分類。10餘年間發表有關論文和專著50餘篇（冊），摘譯昆蟲學外文文獻資料40餘篇。參加編撰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榮獲第六屆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後主要致力於研究農業害蟲及其重要天敵瓢蟲科昆蟲。曹誠一的研究成果屬國內先進，達國際水平，被國內外有關專業雜誌引用或摘錄。她的事迹被《華夏婦女名人詞典》、英國劍橋國際名人中心的《國際名人傳記詞典》和美國傳記中心的《世界五千名人》等收錄。

徐永椿教授、曹誠一教授攜手並進，勤奮耕耘，各自都在自己的科研領域中澆灌出了艷麗之花，享譽海內外，是西南林學院歷史上的雙子星座，耀眼明星。

夫妻倆感情真摯，婚後一直相親相愛，和睦相處。他們在政治上、業務上、生活上都互相關心，互相幫助，患難與共，執手偕行。

曹誠一22歲入黨，徐永椿入黨時已年近古稀。這是一個極大的反差。但一個中共黨員與一個民盟盟員的“家庭統一戰線”卻相處融洽。其實，徐永椿早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時就傾向進步，到書店閱讀《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之類的書，對紅軍的英勇事迹心儀不已。他的同學朱濟凡是地下黨員，當面臨查抄危險之際，將秘密文件託付他保存。解放后，兩人相遇時，提起往事，朱還深表讚賞。1978年，朱濟凡到昆明開會，還專把這事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交給雲南林學院黨委。

丈夫雖不是黨內同志，卻非常支持黨員妻子的活動，甚至在解放前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也是如此。而妻子也鼓勵丈夫要堅定信念，不要動搖入黨的決心。

徐永椿的入黨問題遲遲未能解決，主要是因為他在解放前去過台灣，組織上一直存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政治氣候終於變了。 1979年，徐永椿的入黨問題得以順利解決。他對此毫無怨言，襟懷坦蕩。他說：“現在看來，考驗的時間長是有好處的。我在做雲南林學院院長4年當中，不僅沒有做過以權謀私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事情，而且對以權謀私，做違反黨的原則的事情的同志，我就當著上級組織，當面進行批評。敢於與不良現象作鬥爭的精神，是黨組織長期教育的結果。”肺腑之言，擲地有聲！那些為私利而入黨或是入黨后謀私利的人，聽后當無地自容。

曹誠一在“文革”中受的衝擊更大，因為她擔任昆明農林學院植保系主任職務，被指控“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受到嚴厲批判，在隔離室被關押8個月，下放勞動5年，肉體上、精神上受到極大摧殘。

她怎麼也想不通：自己很早就入黨，對黨忠心耿耿，努力工作，哪怕付出生命代價也在所不惜；而現在卻被排斥到黨的“對立面”去了。這樣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

就在她心灰意懶，萬念俱灰，對前途茫然，不知所之之時，丈夫給了她極大的精神慰藉。“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徐永椿堅定地鼓勵妻子：“你對自己應有一個自我估計，你這輩子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即使你承認犯了錯誤，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只是一個執行者。不要灰心，要樹立信心。”

這些真誠、中肯而發自內心深處的話，使妻子倍受啟發，也倍受感動。在那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氛圍中，夫妻反目成仇或被迫離異者司空見慣。事過之後，曹誠一感慨萬端：“如果當時永椿不是安慰、鼓勵我，而是與我劃清界限，那我也許活不到今天。”

政治劫難過去不久，身體又遭病魔襲擊：她患了肺癌。她在50歲時曾做過子宮癌切除手術，1977年冬，又做了左肺切除手術，真是雪上加霜。1984年又患上糖尿病，多次住院，健康每況愈下，嚴重時生活不能自理。

丈夫一如既往，給妻子以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妻子以前身體健康時，他也主動多承擔家務事，讓妻子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工作。現在妻子患病，更是承擔了一切家務勞動。要外出參加學術會議或其他活動時，也要安排好妻子的生活，方才外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陳介先生深表敬佩：“徐先生品德高尚。”有人說他是“模範丈夫”，他坦然道：“希望人人都做模範丈夫。”

有丈夫的悉心照顧和真心撫慰，讓妻子感到“夕陽無限好”，意志更堅定，樂觀放達對待病痛，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要讓生命發出更多的光和熱。她在日記中寫道：“下定戰勝疾病的決心，生命只有一次，最後的光和熱更要珍惜！怯懦和絕望不屬於奮鬥一生的人！”“人生真正的快樂，在於把每滴血都消耗光才鑽進黃土裡。”“共產黨員最大的快樂是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這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誓言！她同丈夫一道，用盡生命的分分秒秒，完整地詮釋了這些誓言。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人們常把這兩句詩用來比喻為教育事業無私奉獻終生的園丁。從這個角度說，我們也可把徐、曹夫妻倆看作是照亮他人而燃盡的蠟炬，為他人掏盡心血的春蠶。

兩人從事林業高等教育50餘年，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林業專業人才，可說是桃李滿天下，人才遍神州。其中，許多人都是業務骨幹或學術帶頭人。如學樹木學有成就者：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譚沛祥、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任憲威、雲南大學教授孫必興、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趙儒林、昆明市園林處處長鬍秀荃，等等。兩人的學生在西南林學院任教授、副教授者則比比皆是。他倆既教書又育人。他們嚴謹治學的精神都給受教育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讓學生更為敬佩。

徐永椿教授樹木學，不僅重視課堂教學，同時重視野外考察實習。他對學生說：“學樹木學，不但要學好理論，而且應該經常到野外去，多做調查，多採集標本，這樣才能學好。”他告誡學生：要用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去做研究工作，既要重視室內標本鑒定工作，文獻工作，也千萬不能忽視野外的觀察比較工作，要盡量掌握生物變化的規律。“世界上生物是最富於變化和具有完美性的”，不到大自然中去，又怎麼能夠領略呢？怎麼能夠掌握呢？

他帶領學生到野外實習，跑遍了雲南的山山水水。除滇中地區常來常往外，還先後到過麗江玉龍雪山、景東無量山、賓川雞足山、雲龍天池及保山、文山等地。在75歲高齡時，還帶領研究生去西雙版納、瀾滄、孟連、臨滄等地，行程1500多公里。

野外考察，時有風險。1981年，他與兩位老師帶著兩名研究生到雲龍縣考察，所乘汽車剎車失靈，駕駛員緊急處置，把方向盤打向山體一邊，車頭擦山而停，幸無人員傷亡。大理州政府派小車把他送回學校。學生們勸他，年紀大了，不要再到野外山區奔波勞累了，可以在學校指導指導就行。但他對這次事故不以為然，反而笑著說：“沒什麼，你們看我還是好好的嘛。”兩個月後，他又帶著研究生陪同來華訪問的國際樹木學考察團到西雙版納去了。

徐先生輔導學生不遺餘力，有求必應。他擔任雲南林學院院長期間，行政事務繁忙，只能利用晚上休息時間對研究生進行輔導和講解，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徐先生常對他的研究生說：學習上碰到問題的話，隨時都可以來敲我的門。但同學們看到導師那由於經常熬夜、缺乏休息而布滿血絲的雙眼時，除非萬不得已，真不忍心再去打擾了。

徐先生還對學生說：“我們這一代人老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們年青人身上。我現在的願望就是為你們當好一把梯子，好讓你們登上新高峰。也希望你們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聽到這話，內心直感到一陣熱血涌動，望著先生那慈父般的面容，竟一時說不出說來，為老一輩教育家對下一代的殷切希望和為國家培養人才的真切而樸實的感情激動不已。

徐先生對他的學生嚴格要求，一絲不苟。一次，他去聽曾經指導過的碩士生李鄉旺上課。其間，發現講課者蹲下去拿標本的時間長了點，課後便與其交談，在肯定成績后，便嚴肅指出問題：“在講台上，老師的一言一行對學生都有影響。我們要講好每一句話，寫好每一個字，就如戰士在戰場上要打好每一槍一樣。”這些話對李的影響很深：“以後，每當我走上講台，我總會想起徐老的教導。它鞭策我去上好每一節課。”

徐先生對學生的文章都作認真審閱，逐字逐句、逐個標點地加以修改。看到有的研究生入學考試字寫得不好，便語重心長地指出：你們的成績都很好，但字寫得不好。希望你們能在畢業時寫出一手好字來。

說到文字書寫，曹誠一先生對學生的要求也很嚴格。她常說，字不在好壞，但書寫必須認真，做到一筆不苟，這樣才便於別人看，同時也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她看到學生的字寫得不夠認真，便要求重抄，直到寫好為止。這和她從小受父親嚴格要求的精神一脈相承。

曹先生對學生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要求同樣嚴格。她經常說：要做一個立志攀登本專業高峰的青年，首先必須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做一個正直的人，要具有為祖國科學事業獻身的精神。在政治上要樹立正確的方向，分清是非。她對學生思想上存在的問題，總是積極幫助他們尋求解決的辦法，及時加以解決。對他們的錯誤則嚴肅批評，絕不姑息遷就。

曹先生對學生的培養嘔心瀝血，終身不渝。晚年身患重病，經常住院。每當病情好轉，便急著返校，要抓緊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工作。工作起來又十分投入，往往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病人，常要丈夫提醒，才放下工作，稍事休息。即使在住院期間。也抓緊時間指導碩士生寫論文，並反覆修改，使他們能順利完成學業。她指導寫出的碩士論文，受到國內外專家的一致好評。

1985年初，曹先生因糖尿病嚴重致酸中毒，住進醫院。時正值兩位研究生要進行論文答辯。為了不影響他們畢業，曹先生拖著病體，毅然決定在醫院舉行論文答辯會。這一別開生面的答辯會，引起了媒體的關注。雲南省電視台特派出記者到醫院活動室，拍下了這個讓人難忘的場景，並先後在雲南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作了報道。“共產黨員最大的快樂是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她不斷用行動履行著自己的人生信條。

兩位先生一生為革命工作、為科學事業奮鬥不息，探索不止，經挫折而不撓，歷艱辛而愈堅，寬容世事，笑面人生。他們的學術地位雖高，但決沒有那種盛氣凌人的學閥作風，而是謙虛謹慎，真心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對待那些有意無意攻擊、反對過他們的人，以及那些濫用他們的名譽的人，總是以一顆誠懇之心來感動他們。而對幫助過自己的人，又總是懷著一顆感恩之心。

1979年3月末至4月初，方毅副總理率中央慰問團來雲南慰問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歸來的戰士，4月4日到安寧溫泉，特召曹誠一至賓館晤面。對於方毅自始至終的關懷，她激動不已，寫下《感遇》一詩，以表心懷：

墜雨辭雲四十年，殷勤教誨鏤心間。

革命征途非平坦，艱辛倍歷永向前。

1984年，當西南林學院紀念雲南林業高等教育創辦45周年之際，徐先生不禁感慨系之，即興賦詩一首，表達了歷盡坎坷后的喜悅：

林業教育路漫漫，歷盡坎坷不易前。

數度折騰數度衰，幾回興建幾回遷。

今建西林學府旺，已償邊疆民族願。

喜看新秀層輩起，樹木樹人譜新篇。

1987年10月10日，西林人事處通知徐先生退休，並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組織決定。”他未提個人的任何要求，只提了一點意見：“為了使本人（用）畢生精力建立起來的森林植物研究室及碩士授予點能不斷興旺發達，懇請我院各級領導將已分配給本學科的研究生按照黨的政策把他們安定下來，並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對於此事，他的一位同事評價道：“輕個人進退，重事業興衰。”他這時已77歲，本也該好好安排生活，安心度過晚年了。但他退而不休，仍全身心投入工作。工程浩大的《雲南樹木圖志》，大部分是在退休后完成的。

徐永椿、曹誠一夫婦一生勤奮工作，生活卻十分儉樸。常常因工作忙碌，而用開水泡飯，聊以充饑。衣著也很簡樸，走在路上，與普通人無異，看不出他們是大學者，大教授。但買書籍、資料，卻十分捨得花錢。

1993年6月，徐永椿先生病重住院期間，仍念念不忘林業教育事業，與老伴商定，傾其所有捐資2萬元設立徐永椿、曹誠一獎學金，以獎勵學業優異的學生，殷切希望後繼者茁壯成長。8月7日，他還在病榻前與學院領導談論學校的發展與培養青年教師的問題，時刻惦記著年青一代的成長。8月15日，徐先生安靜地合上了雙眼，帶著一身清廉離開了人世。

丈夫去世后，曹誠一先生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除了處理自己的工作外，還要把丈夫來不及整理的標本繼續整理，然後送到標本室。這一工作尚未做完，便病倒住院。三個兒子都未學林，不懂得如何去做，只好把家裡存放的標本捐贈標本館，由專業人員去處理，拉走時裝了整整一卡車。

1993年12月，曹先生把丈夫30餘年的詩作整理成冊，取名《心聲集》同時加以珍藏，同時列印裝訂後分發給親友同事，讓他們也了解徐先生幾十年的思想歷程和心聲。自己也寫了《思念》一詩，表達在金婚之年失去老伴的無限悲苦和至真至情：

五十年來一旦孤，席茵文字兩模糊。

誠知此恨早遲至，同心共名魂飛苦。

夫婦倆生前擔負著大量的行政工作和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抽不出多少時間教育孩子。在孩子們的眼中，父母不分晝夜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父母的一言一行，處世待人，都給了他們以很深的影響。因此，他們都能自強不息，各有成就：老大明遠原為雲南無線電廠總工程師、副廠長，1995年調任昆明理工大學通訊系主任，通訊研究所所長；老二聲遠從1984年起相繼擔任西南林學院基礎部、經管系、計算機系主任，教授；老三光遠任雲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2006年升任留學生院院長。

徐永椿先生辭世一年半后，即1995年2月17日，曹誠一先生也追尋丈夫去了。她是在以頑強的毅力忍受病痛的折磨，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才撒手人寰的。

一位著名林業教育家、樹木學家和一位著名林業教育家、昆蟲學家，度過了自己平凡而又磊落，坎坷但卻豐富的一生。他們沒有帶走遺憾，留給了我們很多財富和很多思考。這些財富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這些思考有人生的、價值的、道德的、處世的……很值得我們去總結，去吸取，以此作為前行的路標，生命途程上的參照，讓自己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一個有作為的人，讓自己度過更加有意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