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之治

完顏雍任人唯賢唯才，不重資歷。完顏雍按照資歷用人，只是對待一般的人來說，對於才幹過人者，怎麼還能拘泥於常例呢！按照這種思想，在他統治期間，朝中任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剌道，原來不過是個都督府長史，完顏雍得知他的政績，建議大用。但按他的資歷最高只能為翰林直學士。完顏雍認為這樣不足以盡其才，就派他去擔任中都路的轉運使，后又升任宰相。

官吏的升遷以政績為準，反對苟且因循。有一次，完顏雍去上京，一路所過州郡，都徵發眾多的民夫，大修橋樑馳道，以博得完顏雍的歡心。唯獨同知北京（今遼寧凌源西）留守劉煥，只派少量的人把道路修得平整些。完顏雍認為劉煥做得好，就升他為遼東路轉運使。正是由於他以政績好壞來選拔升遷官吏，因此，在他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政治上有作為、正直清廉的官吏。

官吏到了一定年齡，就應當辭官。他認為人到晚年，精力總是不足的，因此他規定朝中大臣“許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許六十歲辭去官職。他在吏治方面的改革除上述幾點外，還有對官吏賞罰分明、中央和地方官經常交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吏治改革，保證了金世宗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

在改革吏治的同時，完顏雍在官制、法制方面，也進行了改革。完顏雍新訂的官制，以尚書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為宰相官，左右丞、參知政事為執政官。宰相增員，可以分散宰相的權力，以集權於皇帝一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官員參預政事。

在法制上，完顏雍主張擇善而從。他認為舊的法律條文有不合適的地方，應當更改，唐朝、宋朝的法律有可用的，就用。他還對臣下說：“一制定法律條文，不要只局限於按照舊律，而且一些條文還很難讓人看懂。歷代的法律都在不斷地修訂、補充。文化低的百姓，常因不懂法律而違法。如果對那些難懂的條文，加以刪改，讓百姓一看就明白，不是更好嗎？應當修訂法律，務必讓大家明了。”大定年間，金朝的法律經過修訂，更加完善了。

為了與民休養生息，安定社會秩序，完顏雍頒發了免奴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他還採取了重視農桑、獎勵墾荒，進一步開弛禁地，實行增產者獎，減產者罰等一系列措施，發展了農業和畜牧業。對於遇有水旱災害的地區，實行減免租稅的辦法，減輕人民負擔，穩定了生產情緒。完顏雍本人又提倡節儉，注意興修水利，鼓勵民間發展手工業生產。因此，從大定年間開始，金朝的經濟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

完顏雍試圖繼續維持計口授田制，保護女真猛安謀克戶的特殊權益。自完顏亶以來在中原推行對女真猛安謀克戶的計口授田制度，因中原舊有封建生產關係的影響和以戰爭俘虜補充奴隸來源的徹底斷絕，逐漸向封建租佃制演變。一些猛安謀克戶開始出賣奴隸，致使耕田者減少，只得將所授之田出租給漢人農民耕種。另一些女真猛安謀克戶，在戰爭結束后不再回到所授之田上耕作，直接將其轉租給漢人農民。也有一些貧困的女真戶將所授之田出賣給“豪民”。女真猛安謀克戶發生了階級分化，那些坐收地租的女真戶便轉化為封建地主。而女真貴族和官僚地主多佔或冒占官田的現象也日趨嚴重。

完顏雍企圖制止生產關係向封建租佃制的轉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他頒布禁止中原猛安謀克戶出賣奴婢轉租田地的詔令。次年（1182年），他又規定：一旦查出有不自耕種的猛安戶，杖六十；謀克杖四十。

對於貴族地主多佔冒占官田，完顏雍在大定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先後派員到各地拘括官田。括田的本意是將所括之田分給貧民，繼續對無田少田的猛安謀克戶實施計口授田的舊制。但在實際執行中，一些小地主和農民的土地都被強行拘括，田地更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貴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反而加速了封建租佃關係的發展。

金初對人戶三年一籍，清查其人口、驅奴、土地和資產，據以排定戶等，徵收物力錢（財產稅），徵發差役。但貴族、官僚和地主以各種方式隱瞞財產逃避稅收，而貧苦人戶卻負擔重稅。

為改變賦役不均現象，大定四年（1164年），完顏雍下令分路通檢天下物力，因標準不一，諸路不均，百姓不堪承受。次年，頒布“通檢地土等第稅法”，統一各路標準，輕重不均的現象始有所改變。

大定十五年（1175年），離上次通檢已經十年，但賦役仍有不均，完顏雍再命分路推排物力錢，手續較通檢簡化。而隨著猛安謀克戶內部的階級分化，地主和農牧民的賦役也開始嚴重不均。大定二十年，從中都入手在猛安謀克戶內也實行推排，兩年後推廣到全國，方法是清查各戶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為上中下三等以均賦役。

大定二十六年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金朝還進行過這種推排。儘管在通檢推排中，不無官員上下其手苛增物力的擾民現象，但對均平全國賦役，保證國家收入，緩和社會矛盾，畢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完顏雍在位時，在文化上延續金熙宗、海陵王以來的漢化政策。他即位之初，有許多大臣勸他還都上京會寧府，但由於李石、張玄素、獨吉義等人的勸說，完顏雍最終還是決定以中都為首都，仍舊堅持漢地本位。他對以石據等漢官委以重任，令他們依照唐宋制度繼續對金朝的典章文物進行改革。同時完顏雍還重視人才培養和科舉取士，大定四年（1164），完顏雍下令：“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大定六年（1166年），開始置太學，學生最初只有160人，后發展到400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設置府學十七處，有學生上千人。完顏雍對狀元、進士，不僅要求其有才，而且要求人品要好。他規定，狀元品行不好的，要除名。對中狀元的人，先要訪察他在鄉里的品行，品行好的，才能按狀元的待遇對待。全世宗一朝，科舉制從人數到考試科目、到中舉的質量，都有了發展和提高。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科舉考試。完顏雍一朝的科舉考試極為嚴格，由女真士兵對考生“解發袒衣，索及耳鼻”，嚴防作弊發生。科舉制的發展，為金朝政府廣招人才，進一步充實了統治集團。

除此之外，完顏雍本人也熟讀漢文典籍，治國理政皆尊奉儒家思想，他崇尚“民本”，體察民情，愛惜民力。“每當食，常想貧民飢餒，猶在己也”。每次春水秋山，外出巡狩，完顏雍都嚴禁隨從擾害地方，所需物品不許向民間索取，徵發人夫，以錢和雇。大定一朝，黃河累年決口，災害連年，世宗始終能堅持賑貸，不遺餘力。他推崇儒學，遵奉禮教，嚴於律己，崇尚節儉。“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人之行，莫大於孝弟。孝弟無不蒙天日之佑。”“昔唐虞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唯恐過度”。他“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令群臣百姓“有言即言”，“敷奏勿有所隱”。完顏雍曾經這樣講：“朕以萬機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從諫如流的唐太宗與耿直敢言的魏徵，一直是他為政治國常常提起的榜樣。他熟讀史書，注意以史為鑒，修明政治，經常與臣下談古論今，論史事興咎，評人物得失。“朕於聖經（儒家經典）不能深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在他的倡導下，金朝文化不斷漢化，他的皇太子完顏允恭便“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

但是，完顏雍反對全盤漢化，他認為吸收過多的漢文化，會使女真族腐化墮落，喪失尚武本性，因此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以後，完顏雍頻頻強調維護女真舊俗，掀起一場“女真文化復興運動”。完顏雍曾向右諫議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過這種想法：“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金世宗完顏雍是一位女真民族傳統的堅定捍衛者，他為保存女真文化可謂苦心竭慮，不遺餘力。完顏雍經常像這樣諄諄告誡女真貴族說：“女直舊風最為純直……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一次，完顏雍與太子允恭等人前往宮中睿思殿，命歌者用女真語唱歌，隨後對皇太子及諸王說：“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拳拳之心，溢於言表。最令世宗擔憂的是，自海陵南遷以後，新一代女真人已經漸漸遺忘了本民族傳統，他曾對朝廷宰執吐露過這種憂慮：“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後來完顏雍果真實踐了他的這一夙願。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親率諸皇子皇孫回上京會寧府尋根，並在太祖完顏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勝陀頌碑》，以弘揚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此外，完顏雍還大力倡導人們學習和使用女真語、女真文。興辦女真字學，創立女真進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譯儒家經典，是完顏雍時期復興女真文化的幾項重要措施。完顏雍大定初，在全國各地大興女真字學，“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製“每謀克取二人”。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創女真國子學，后又創建女真太學，各路廣設女真府州學，“其學大振”。完顏雍興辦女真字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廣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傳統。完顏雍還於大定十三年（1173年）創女真進士科，以女真大字試策，以女真小字試詩，取徒單鎰以下27人。女真進士科的創立不僅是為了保全女真文化，還含有完顏雍將女真文化發展為一種能與漢文化匹敵的文化體系的意圖。他曾對左丞相完顏守道說：“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後人議論。”守道回答說：“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

將儒家經典翻譯為女真字文本，這是完顏雍致力於女真文化建設的又一貢獻。自大定四年（1164年）完顏雍下詔翻譯漢文典籍始，先後譯出《周易》、《尚書》、《論語》、《孟子》、《春秋》、《孝經》、《老子》、《文中子》、《劉子》以及《史記》、《漢書》、《新唐書》、《貞觀政要》等十餘種，這些譯著被作為女真字學的教科書頒行到全國各地。以女真字來翻譯儒家經典，這種做法最能體現完顏雍的文化主張，他一方面積極倡導學習女真語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讚賞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在他看來，女真人樸實無華的傳統美德與儒家的價值觀念非常契合，他曾這樣對人說：“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從這個角度考慮，完顏雍很樂意接受儒家文化，他曾“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並對宰執說：“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讓女真人拋棄本民族文化來接受漢文化。此外他還禁止女真人使用漢姓、模仿南人（宋人）裝束、提倡騎射等等，都可看出金世宗為復興女真文化、防止全盤漢化的良苦用心。

完顏雍在位時，著手對金朝的軍事制度猛安謀克制進行改革。大定七年（1167年），完顏雍鑒於過去省並猛安謀克和海陵時無功授猛安謀克者皆被罷去，因此而失職的很多，乃根據思敬的請求，以“量材用之"的原則又重新恢復一些猛安謀克，作為擴充猛安謀克的方法。大定十五年（1175年），由於猛安謀克內部領戶制的混亂，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戶，其規定“每謀克不過三百戶，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另外，自熙宗、海陵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政治后，往往猛安謀克是充任別職的，因而於大定十七年（1177年）對承襲制也作了些新規定， “制世襲猛安謀克若出仕者，雖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孫襲者，聽” 。另外對“父任別職”，其子承襲猛安謀克規定必在二十五歲以上。這種規定也是從鞏固猛安謀克的地位與作用出發的。

大定二十年（1180年），一方面“以祖宗平定天下以來，所建立猛安謀克，因循既久，其間有戶口繁簡，地里遠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後，所授無度” ，另一方面，因為“大定間，亦有功多未酬者” 。於是對猛安謀克又作番“新定”工作，同時命“新授者，並令就封” 。並規定功授世襲謀克的許以親屬從行： “猛安不得過十戶，謀克不得過六戶” 。 “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子宮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為了“大重其權”，以猛安謀克之號授給諸王，想以此來維護其女真舊俗。此外在經濟組織方面也進行整頓，限制出賣土地、奴婢，禁止限外占田，加強對猛安謀克生產管理，獎勵“聚種，“自種”，下令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者，互易之” 。從而使猛安謀克不得與民相混雜，以達到軍事力量的聚集。

完顏雍注重盛世用“重典”，大力整肅官風，在大定年間開展了以“反三風”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

反賭博風。金朝賭博之風盛行，為禁止官員賭博，大定十八年（1178年），完顏雍制定了“品官犯賭博法”。該法規定：“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也就是說，對初犯且賭博數額不大者，判處杖刑，但可以用財物贖罪；再犯者不允許贖罪，要執行杖刑。

反說情風。在金朝，官官相護、徇私枉法的現象比較普遍。完顏雍深知此風對統治秩序危害很大，曾多次下令禁止，並親自干預一些突出案件。大定十五年（1175年）十一月，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無語下令追捕。捕獲后，皇姑梁國公主受託為其求情，完顏雍不許，斥責道：“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託至此，豈可貸宥。”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監察御史陶鈞攜妓游禁苑，被監察官石玠得知，準備以“無上下之分罪”糾劾時，陶鈞托石玠的朋友閻恕來替自己說情，事情便壓了下去。完顏雍得知此事後，不僅將犯官陶鈞和徇情失舉的石玠治了罪，而且將受託居中捎話講情的閻恕也治了罪。

反貪贓風。金朝官員貪贓主要有兩種，一是貪污，二是受賄。完顏雍十分重視反貪懲貪，親自主持制定法令，過問懲貪法令和措施是否得到落實。當時對貪官的懲處的確很嚴，不僅處理本人，而且株連子孫及相關人員，即使皇親國戚或女真宗室犯了“贓罪”也絕不姑息養奸，仍然堅持秉公執法，同樣嚴懲不貸。例如：完顏雍的妻兄烏林達暉因貪污官錢五百貫被罷官；太子的岳父徒單貞因貪污被追贓治罪；荊王完顏文在為大名府尹時，以職權將駑馬換猛安謀克良馬，買百姓的東西壓價，貪污公款一萬九千貫，被奪職，降德州防禦使，僚佐亦皆坐不矯正而解職；連他的親娘舅、參知政事李石因“冒領糧食”也被降了職。

在嚴懲貪官污吏的同時，完顏雍對行賄受賄的懲處也同樣嚴厲，如他對完顏守能案的處理就很能說明這一點。守能是金朝宗室，任西北路招討使時曾兩次受賄，雖兩次數量都不足五十貫，但仍落得“杖二百，除名”的處罰。後人因此稱讚他“終不以私恩曲庇”。

完顏雍在作風上還很崇尚節儉。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還是用舊的。據說他吃的也比較儉省。一次他正在吃飯，女兒來了，他竟沒有多餘的飯菜給女兒吃。還有一次，太子詹事劉仲誨向完顏雍請求增加東宮的收入和陳設。他不同意，並且說：“東宮收入已有規定，陳設也都有，為什麼還要增加呢？太子生於富貴，容易養成奢侈的習慣，你們應當引導他崇尚儉樸。”他反對鋪張浪費。對各地進貢的食品，他幾次下詔罷止。

他聽說自己到各地住過的殿堂，都封閉起來，不讓別人住了，認為這樣做太無聊，就讓臣下詔令，這些房屋仍然可以住人。他經常教育太子、親王，要他們節儉，並以自己所穿的衣服為例說：“這件衣服已經三年沒有更換，尚且完好如初，你們應該知道。”完顏雍對臣下說：“前代的君主，享受富貴，不知道耕作艱難的人很多。他們失去天下，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他還說：“遼朝的君主聽到民間缺糧食，就說為什麼他們不吃臘肉呢？這是因為他自幼沒有老師教導他懂得儉樸，等到即位，也就不知民間疾苦了。”

完顏雍時代推行“女真為本”的民族政策，對漢族、契丹族等民族實施歧視與壓迫。他不僅在文化上維護女真舊俗，防範女真被全盤漢化，在經濟上的括戶政策中，也一再拘括漢人的土地為猛安謀克戶所有，導致了漢人與女真人的矛盾叢生。當時的尚書右丞唐括安禮是一個漢化的女真人，世宗為救濟女真屯田軍戶，欲簽漢人佃戶入軍籍，而以其所佃官田分配給女真人，安禮進諫說：“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 ”完顏雍聽后不以為然，責罵安禮說： “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效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說：“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從完顏雍的言論中可知他很明確地將漢人與女真人區分開來，並不一視同仁地當成“國人”，且反映出他偏袒女真的狹隘的民族政策。

完顏雍對契丹人也採取打壓政策。即位不久就開始積極平息契丹人的叛亂（移剌窩斡之亂）。他改變了完顏亮全力剿殺的策略，而是剿撫並用。他利用了很多契丹族的官員，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對投降的起義者給以重賞，對不肯歸順的堅決鎮壓，終於平息了契丹起義。對於契丹人，他還實施同化政策，令其遷往上京等處，與女真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完顏雍對契丹人的態度，可以從下面這段對話中看得很清楚：一次，完顏雍對朝廷臣僚談及契丹人時說道：“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術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尚書右丞唐括安禮回答說： “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完顏雍又說：“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

完顏雍即位后，由於主要對付契丹叛亂，所以對宋採取守勢。他首先向南宋聲明，南侵是完顏亮的錯誤，希望能重新按照紹興和議行事。其次對南宋的軍事行動保持克制，不予以還擊。等到平息了契丹人的起義，完顏雍重新對南宋採取強硬態度，先是擊潰了川陝的宋軍，又逐步收復了完顏亮南侵后丟失的土地。

大定三年（1163年），完顏雍擊退了宋孝宗的隆興北伐，和宋重新訂立了隆興和議，在和約上作出了讓步，改宋向金稱臣為稱叔，而且將歲貢改稱歲幣，並減少了10萬。但割去了宋的秦州和商州之地。對於後來南宋一直要求的改變宋朝皇帝接受金國國書的禮節和河南土地的要求，完顏雍卻不肯讓步。隆興和議使金宋保持了40多年的和平狀態。

對待北邊的蒙古（韃靼）諸部，完顏雍視為心腹之患，他經常派兵去“減丁”，就是消滅一部分精壯的男子，並且還修築了壕邊堡。但此舉反而加速了蒙古部落的重新分化組合，為蒙古部落走向統一增加了催化劑。

西夏和高麗是分別是金朝東西兩面的屬國，完顏雍在位時兩國相繼發生變亂，金世宗採取不干涉政策，表現出他的外交智慧。

當時，西夏宰相任得敬專權，王室被架空，到大定十年（1170年）時發生任得敬分國事件，西夏仁宗李仁孝為已成為楚王的任得敬求封於金朝，完顏雍就此事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以不干預其國內政事為由，主張允許。完顏雍認為是權臣逼奪，非西夏王本意，為保護西夏國臣屬的完整性，沒有同意，並在賜給李仁孝的詔書中說： “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 。后李仁孝誅任得敬及其黨羽，並上表感謝，此後金夏相安無事。

大定十年（1170年），金朝鄰國高麗發生變亂，武人鄭仲夫、李義方等發動叛亂，大殺高麗百官，廢國王王晛（高麗毅宗），另立翼陽公王晧（高麗明宗），建立武人政權。高麗以王晛讓位於王晧通報於完顏雍，完顏雍洞悉其奸，先不同意冊封王晧，最後仍採取不干涉政策，冊封了王晧，使金麗關係得以平穩發展。當時高麗武人政權內部也不穩定，大定十四年（1174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並上表金朝，“請以慈悲嶺以西，鴨綠江以東四十餘城內附” 。這無疑是擴土充疆的天賜良機，但完顏雍予以回絕，對叛亂採取決不支持的態度。叛亂平定后，高麗奉表感謝。有一次，高麗進貢的兩條玉帶中有一條是石質的，眾臣請求懲罰高麗，完顏雍卻說：“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卻之，豈禮體耶？”正是由於金世宗表現出的大國風範與不干涉政策，使金朝與高麗的睦鄰友好關係未受時局影響，持續發展。

《金史·世宗紀》贊曰：“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

朱熹：“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他豈變夷狄之風？恐只是天資高，偶合仁政耳！”

趙秉文：“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

劉祁：“世宗天資仁厚，善於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樸謹厚之士，故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

楊宏道：“繁華消歇湛恩留，忍見珠宮作土丘。海日西沉燕市晚，塞鴻南度薊門秋。恭光父子三綱絕，安史君臣百代仇。善惡相形褒貶在，世宗更比孝文優。”

阿魯圖：“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

劉因：“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