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政府管轄區域為通州、灤縣、臨榆、遵化、豐潤、昌黎、撫寧、遷安、密雲、薊縣、玉田、樂亭、盧龍、寶坻、寧河、昌平、香河、三河、順義、懷柔、平谷、興隆計二十二縣和察哈爾的延慶、龍門、赤城3縣，此外還管轄唐山市、塘沽、大沽、秦皇島港等地。

1938年2月1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被併入北平王克敏組建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日本語：ちゅうかみんこくりんじせいふ）后，原自治政府管轄地區改為“冀東道尹公署”，又增設“燕京道尹公署”，“燕京道尹公署”政治中樞為北平，轄大興、宛平、通州、昌平、順義、懷柔、密雲、平谷、良鄉、房山、薊縣、三河、香河、固安、涿縣共15縣，冀東道尹公署（政治中樞是唐山）轄地比原先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有所減少，轄撫寧縣、寶坻縣、遷安縣、玉田縣、灤縣、寧河縣、興隆縣、遵化縣、盧龍縣、昌黎縣、豐潤縣、樂亭縣、臨榆縣、塘沽、大沽、秦皇島港。延慶等地併入蒙疆自治政府。

1935年11月25日，大漢奸、河北省「薊密區」兼「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軍唆使下，在通縣宣布獨立，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為軍政最高負責機關，實行會議制，以張慶余、張硯田、李海天、李允聲、王廈材、池宗墨、殷體新、趙雷等八人為委員，殷汝耕自任委員長負軍政一切責任。並通電全國，發表《自治宣言》，宣稱：“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舉聯省之先聲，以謀東洋之和平。”

同日，殷汝耕還宣布，該會自即日起辦公，所有薊密、灤榆兩區行政專員公署同時停止辦公，限月底結束，並將薊密區專員公署牌撤換，換成「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牌匾。

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下設四廳三處二局，其設置及負責人如下：秘書長（池宗墨）、財政廳（廳長趙從懿）、教育廳（廳長劉碩援）、建設廳（廳長王廈材）、民政廳（廳長張仁蠡）、外交處（處長崔實，一說霍實）、保安處（處長張慶余）、稅務管理處（處長未定）、鐵路管理處（處長未定）。

12月25日，根據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發表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組織大綱》，正式宣布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州為政府所在地。殷汝耕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政務長官（主席），池宗墨任政府秘書長，池宗墨、王廈材、張慶余、張硯田、霍實、李海天、李允聲、殷體新等八人為參政。偽“政府”下設三處四廳，即：秘書處兼外交處（池宗墨為處長）、保安處（董鳳祥為處長），民政廳（張仁蠡為廳長）、建設廳兼教育廳（王履材為廳長）、財政廳（趙從懿為廳長）。戰區保安隊改編為偽自治政府軍隊，原保安第一至第五總隊也改稱第一至第五師，張慶余、張硯田、李海天、趙雷、李允聲分任師長。各廳、縣都聘用了日本顧問及秘書，一切大權都操縱在日本顧問或秘書手中。各隊偽軍都聘有日本教官、軍隊指揮大權全操縱在日本教官手中。

鑒於「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后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聲，殷汝耕此時心虛了許多。在12月2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聲稱：”本府決修明庶政，貫徹初衷，但不脫離中華民國，故不自製國旗，僅於二十六日通告各國，宣布成立，不要求他國承認，亦不承認他國；唯『滿洲國』因接壤故，事實上不能不發生外交關係。這是個名副其實的偽政權。

1937年7月29日，駐守通州的偽軍冀東保安隊對日軍發動了攻擊，冀東保安隊搗毀了日軍機關，逮捕了殷汝耕等人，殺死了500多個日本官兵、顧問、僑民和日韓浪人，史稱通州事件。這次攻擊沉重打擊了日軍，之後偽政府遷移至唐山。

七七事變中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隊（實際是皇協軍）因不願投靠日本，趁著中日兩軍交戰時從日軍背後發動了次突然襲擊。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7月7日22時，日軍演習營地方突然響起一陣槍聲。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並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

7月8日晨2時許，日軍由丰台增派的部隊在第三大隊隊長一木清直率領下與清水節郎所部會合，按計劃佔領了宛平東北的沙崗。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為防止事態擴大，同意雙方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

實際上，日方那位“失蹤”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離隊，返回時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誤了歸隊時間，20多分鐘(一說約3小時)后悄悄歸隊。冀察當局與日軍談判之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日軍不但隱而不報，而且蠻橫無理地要求我守城部隊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軍進城調查“失蹤”士兵，還一再恫嚇中方人員，若10分鐘內還無法解決，嚴重事件將立即爆發。

5時許，雙方還在談判之際，日軍的炮彈就接二連三地呼嘯著飛進城內。駐紮在丰台的日軍第三大隊主力部隊已氣勢洶洶地向宛平城開來。天大亮后，東警戒線方向出現大隊日軍。

5時30分，日軍第8中隊開始向中方軍隊進攻，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中日兩國全面戰爭就此開幕，史稱七七事變。打了3個多小時，日軍在金振中第三營官兵勇猛反擊下傷亡慘重，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而接近城牆，龜縮在原地待援。戰鬥持續2個小時后逐漸沉靜。

上午9點半，中方提出停戰，雙方進入僵持狀態。僵持階段持續到7月9日凌晨2點左右，此間雙方互有射擊，但並無重大衝突。7月9日凌晨2點，中日交戰雙方對“日軍佔領永定河東岸，中方佔領永定河西岸，日方撤走交戰軍隊”達成一致，開始撤軍，直到當日12時20分撤軍完畢。之後國軍開始退兵，但日軍卻按兵不動。

7月10日日本撕毀9日的協定，重提三點協定，要求29軍道歉。

7月11日雙方簽訂秦德純——松井協定。然而日本近衛內閣已經決定向華北增兵。

7月12日獨立混成第11旅團，從古北口出發。

7月13日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旅團從公主嶺出發。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宣布守土抗戰的決心。宋哲元到天津與日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談判停戰。獨立混成第一旅團到達指定地區。朝鮮軍第20師團從朝鮮龍山出發。

7月18日朝鮮軍第20師團到達預定地區。

7月19日宋哲元兩手空空回到北平。獨立混成第11旅團抵達指定地區。以18日日軍偵察機遭射擊為借口，22時發表聲明要求日軍不得自由行動，撤去37師，並取締排日運動，23時29軍張自忠、張允榮簽字同意。

7月20日，雖日本中國駐屯軍所屬部隊集結於密雲、高麗營、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區，宋哲元以19日秘密協定下令37師向西苑集結。第29軍令132師在永定河以南集結，另該師獨立第27旅進入北平擔任城防。日軍卻突然炮擊宛平縣、長辛店，致使遭受損傷，吉星文亦負傷。

7月21日，37師集結完畢。

7月22日，37師開始撤退。

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但它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遲緩了第29軍應戰的準備，給平津抗戰帶來極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陸續集結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日軍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大批軍用品，用40輛車日夜不停向丰台運送，此時，華北日軍共集結了十萬多人。隨即，日軍20師團77聯隊11中隊侵入廊坊(38師113旅226團駐地)。

7月26日廊坊淪陷，守軍退至通州，下午，日軍向第29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29軍撤出。19時，日軍第一大隊乘車經廣安門向北平城內開進，受到守軍獨立27旅阻擊。后因奉到綏靖公署的命令，不準擴大事態，並准許日本領事收容殘兵，敵傷兵亦准領回，並由日本領事保證不再發生此等事件。這場戰鬥令冀東保安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部隊）觸動很大。

7月27日凌晨三時許，侵華日軍和通縣日軍守備隊突然向駐守在通縣新城南門外（今通州糧食加工廠址）29軍143師的一個營發動進攻，這個營的官兵奮力反擊，殺傷日軍百人，然而埋伏在舊城南門及東總屯擔任截擊任務的冀東保安隊，並沒有截擊突圍轉移的29軍，只是對空鳴槍、打炮，佯裝阻擊撤退的29軍，同時在雙方激戰中也沒有給日軍任何支援。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對保安隊產生了懷疑。日軍先擬攻下廣安門而佔北平，因受我軍嚴重打擊，故於上午五時攻團河，由132師之第四團猛烈抵抗，但在日軍飛機十八架，騎兵四五百名，步兵千餘名，大炮十餘門聯合進攻下，全團官兵生還者僅五百餘人，余均壯烈犧牲。軍分別退至南苑及北苑。發現和平無望的宋哲元，拒絕日軍一切要求，急令29軍各部集結平津一帶，派人星夜赴保定，催促孫連仲北上支援，日軍參謀總長下達武力佔領平津的命令。恰巧在這一天日軍飛機誤炸了冀東保安隊，激起了他們公憤。

7月28日8時，日軍在司令香月清司指揮下向北平地區第29軍發動總攻。主攻者為第20師團，在飛機、炮兵支援下，對駐守南苑的第29軍特務旅、第38師第114旅、騎兵第九師等部發起攻擊。南苑守軍在日軍攻擊之下，指揮失靈，各自為戰。位於丰台的日軍駐屯旅團主力，前進到大紅門地區，切斷南苑到城內的道路，阻擊向城內撤退的第29軍，戰至13時，南苑陷落，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殉國，此時，第29軍第37師一部向丰台日軍發動攻擊，被日軍增援部隊擊退。隨後日軍獨立混成旅攻佔清河鎮。該地守軍冀北保安部隊第2旅退守黃寺。日軍獨立混成第1旅團佔領沙河。下午，宋哲元委派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長，於當日晚離北平赴保定。第37師奉令向保定撤退。

就在這一天還發生了個意外事件，28日下午，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隊長張慶余在“自強社”門口遇上了細木繁。細木繁質問道：“張隊長你怎麼槁的，為什麼沒把29軍截住？”張慶余覺得一個堂堂的中國人被日本人如此訓斥，是奇恥大辱，他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憤怒，說：“我保安隊是維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著！”“我撤了你！”“我是中國人任命的，你細木繁算個什麼東西。”兩個人互不相讓，同時拔出手槍，怒目對視，直到有人上來阻攔勸解，兩人才不歡而散。張研田聽到南京的廣播稱在平津取得大勝，即將日軍趕出華北（本是宣傳），兩人本來就和二十九軍有聯繫，這時遂醞釀起義；此時當地日軍萱嶋聯隊奉命出擊南苑，留在通州的日軍力量薄弱，給了他們起義的機會。

事後張慶余和第二總隊隊長張硯田、教導總隊隊長沈維干秘密集合，認為事己至此，不能坐以待斃，應該儘快採取行動。於是決定28日夜12時舉行保安隊武裝起義。起義指揮機關設在縣城北關，規定以午夜進攻日軍兵營的槍聲為起義信號，兵分三路同時行動。午夜，起義的信號槍聲大作。起義部隊迅速佔領了長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機關。殷汝耕聽到槍聲，連忙呼喚衛隊長，衛隊長早已被起義部隊架到了指揮部。殷汝耕聽無人應聲，便藏身櫃頂。起義部隊官兵迅速撲進殷汝耕的卧室。但見被單。衣服散落在地，不見人。廁所、壁廚、立櫃都搜盡，還是找不到人。從廂房搜出一個僕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處，僕役不情願地指向櫃頂：“長官您出來吧！”此時，殷汝耕嚇得屁滾尿流，渾身篩起糠來，哪裡還能動彈？幾個保安隊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來。隨後，將他押解到北關呂祖詞指揮部監禁起來。主攻日本守備隊和特務機關的一路起義官兵，以裝備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隊為前導，乘敵不備解決了敵崗哨，然後摸迸了日本特務機關和守備隊住所。細木繁聽到動靜，率隊沖了出來。他持短槍高聲喊道：“你們速回本隊，勿隨好人搗亂，否則皇軍一到，你們休想活命！”起義官兵哪聽他的嚎叫，一槍將他擊斃。

激戰進行6小時，直打得黑夜變成白晝，第一總隊日本顧問渡邊少佐，教育廳顧問竹騰茂。憲兵隊長何田。通縣顧問申茂及冀東銀行行長等均得到了與細木繁同樣的下場。同時，搗毀日偽組織各機關，燒毀了日軍守備隊火藥庫。憤怒的保安隊將當地日本僑民一併統統殺死。當夜，駐順義保安隊蘇連章團根據張慶余指令，舉行起義，殲滅日軍200餘人，於29日上午10時開進通縣，與通州起義隊伍匯合。時近中午，日軍派飛機20餘架輪番對通州城轟炸，起義部隊傷亡甚重。張慶余得知形勢危急，當機立斷，命令部隊分成兩路向平西方向轉移與29軍匯合。當起義部隊行至北平安定門與德勝門之間時，突然遭到日軍截擊，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日軍衝散，殷汝耕乘機脫逃，被日軍劫走。隨後，有裝甲車20餘輛掩護日軍截擊起義部隊，保安隊教導總隊長沈維干、區隊長張會明帶隊突圍中相繼陣亡。危難中張慶餘下令化整為零，分頭突圍，經門頭溝奔保定集合。

7月29日8時，日軍獨立混成第11旅團攻擊北苑和黃寺。黃寺守軍冀北保安部隊戰至18時撤退。隨後日方派人勸說防守北京城的獨立27旅投降，因已被敵人層層包圍，如不延長空間，爭取時間，以為充分準備，恐怕突圍是不可能，如與敵作無謂之犧牲，於事無補，於是虛與委蛇。改編為保安隊維持治安。當日駐防天津的29軍38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發起天津保衛戰。第38師攻擊天津火車站、海光寺等處日軍，斬獲頗眾，但遭日機的猛烈轟炸，傷亡亦大，遂奉命撤退。

7月30日，天津陷落，駐通縣偽冀混成第1旅團進佔長辛店西面高地。

7月31日，獨立39旅被解除武裝。駐屯旅團佔領大灰廠附近地區。

8月1日22時，獨立27旅從北平突圍到察哈爾回歸143師序列，至此平津完全淪陷。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要訴求為「華北自治」、「防共緩衝自治」，統治的區域也不斷推行奴化教育，冀東各類學校的教科書，刪去一切帶有民族意識的內容，增設日語，鼓吹「王道文化」。

偽政府成立后，殷汝耕獨攬了整個冀東地區的軍政大權。他勾結日商，對日本的走私活動予以掩護。他對日本運來的砂糖、石油、雜貨與鴉片只徵收象徵性的進口稅，使得日貨源源不斷地由冀東流入內地。這對於天津海關的收入與中華民國的貿易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很快摧毀了華北的關稅壁壘。據海關統計，僅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間，經由冀東偷運入境的日貨計有9000多萬噸，偷漏關稅合國幣3460多萬元。由此造成三分之二的工廠倒閉，三分之二的店鋪停業，物價飛漲，失業人數與日俱增。

冀東各縣均設日本顧問，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鎮駐守日軍，鄉村實行五家連保制度，偽政府還大力推行吸毒、賭博、娼妓「三毒」政策。日寇大量掠奪冀東地區的物質財產，據不完全統計，掠奪長蘆鹽上億噸、開灤煤2862萬噸、糧食166億斤等，致使冀東地區的寶貴資源大量流失，冀東人民祖祖輩輩積累的財產被洗劫一空。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作為一個獨立的偽政權；易幟為五色旗，並於1936年11月設立“冀東銀行”，資本定為500萬元，實收半數250萬元。總行設在天津，發行面額為5角、1元、5元、10元及100元五種紙幣與貳角、壹角、伍分、壹分、伍厘共五種金屬輔幣，到1937年「七七事變」時發行額為830餘萬元。1938年2月1日，該政府與北平王克敏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合併。同年3月1日伴隨著“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日本語：ちゅうごくれんごうじゅんびぎんこう）的開業，冀東銀行停發紙幣，清算後轉為普通的商業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