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海盜

當年的香港亦是海盜的出沒地區之一。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實現全國統一后，清朝步入和平發展時期，國力日漸鼎盛，加上康熙帝為了增加人口而承諾“永不加賦”，經過清初康、雍、干三位皇帝百多年的社會穩定發展，中國整體人口急劇增加。乾隆三十二年間，廣東人口接近七百萬，至嘉慶十七年，更增加至近二千萬人口。田地的增長無法應付人口的持續上升，對土地構成沉重壓力。百姓因此無法從田地獲得生活所需，轉而往海上當漁民，當中不少生活困苦的漁民甚至轉而成為海盜，謀取生計，搶劫來往廣州外海水域的外國商船。漸漸，這些海盜聯合成為不同規模的小股海盜。

早期的江坪小股海盜，多為江坪一帶的漁民和商人，他們因經濟困難走投無路而當起海盜，海盜的行事方式多是採取“短促快捷的行動方式”，他們多從越南起航，突襲華南一帶的海船，事成後會逃回越南，避開清廷水師的追捕。小股海盜行事往往是偶然發起，沒有組織，行事亦以謹慎為宗旨，其採用的武器亦是十分的簡陋，如匕首、刺刀等，他們很少有興趣再干成一兩次以後繼續幹下去。

18世紀晚期，越南爆發西山政變，西山叛亂軍奪得政權，然而仍急需海上戰力以對付越南南部的阮氏家族以及北方的鄭氏家族以鞏固剛建立的西山政府，亦急需物資以應付軍事開支。於是便以授與官軍頭銜為誘因，賦予海盜為西山軍募集勢力的權力，在各取所需的情況，華南海盜陳添保、莫官扶、鄭七等人受聘與西山軍建立伙佯關係。在西山政府的認可下，海盜具有封官贈銜的能力，成了吸收兵員的重要手段，小股海盜勢力亦因此日漸壯大，成為一個個包含盜首，頭目稱謂的有龐大組織，建立了一個海盜活動體系，懂得了怎樣在海上使用武器和建立據點。雖然中國官員對華南海盜勢力的增長有所警惕，但由於海盜當時的活動範圍多圍繞越南水域，又鑒於清廷和西山軍的外交問題，清廷與華南海盜的直接衝突尚未白熱化，越南成為華南海盜強而有力的避風港。

時而勢逆，西山軍於1802年為南方阮軍所敗，為了向清廷釋出善意，阮軍開始對華南海盜趕盡殺絕，莫官扶、鄭七等海盜魁首被殺。頓失西山政權依靠的海盜唯有回到廣東沿海地區發展。鄭七死後，鄭一繼其位。盤踞越南之海盜回歸，致使華南海盜的勢力競爭白熱化，海盜各自形成大小規模不同的組織，彼此互相攻擊，華南海盜數量因此曾一度減少。1805年，為了避免海盜集團自取滅亡，七位海盜領袖結成海盜聯盟，分成六旗（紅、黃、青、藍、黑、白旗），並立下合約，其內容主要為了防止更多的內部衝突，規定各旗的海上行為。當中香港著名海盜張保仔便隸屬於紅旗鄭一旗下。當大部份的華南海盜組織因此結合成一個單一聯盟，勢力大增，他們的行動亦從小股勢力時的隨意搶掠，改變成有計劃的劫掠行動，1805年後被攻擊的華南海域商船數量因此有明顯的增加。

華南海盜勢力崩潰的原因眾說分雲，其中之一歸咎於其內部組織不和，當中直指黑旗盜首郭婆帶與紅旗盜首張保仔之爭。張保仔因鄭一和鄭一嫂的信任，日漸從一名被擄掠的漁民之子爬上紅旗盜首的位置。而黑旗盜首郭婆帶原是紅旗前盜首鄭一的重要手下，後來因日漸強大而另立黑旗，與紅旗素來交好，清廷實施海禁后，兩旗經常合作搶掠沿岸地區。然而，對郭婆帶而言，自己既為叔公輩，其地位卻與張保仔相等，甚至有時因鄭一嫂關係而受制於張保仔之下，故郭婆帶一直心存不憤。

1809年11月為期八天的赤鱲角戰役，把張保仔和郭婆帶之間的紛爭表面化。當時鄭一嫂與張保仔為廣東水師及葡軍圍困於赤鱲角（今香港國際機場所在），張保仔因怕不能突圍，曾向停泊於東面海域的黑旗海盜集團求援，可是，郭婆帶卻不前往援助，希望借清軍之手除去紅旗以取代紅旗在海盜聯盟的領導地位。從此紅旗和黑旗反目成仇，張保仔和郭婆帶於匈洲相遇，並爆發一戰，張保仔一隊因疲於奔命而敗於黑旗手下。

縱然黑旗稍勝紅旗一場，但黑旗整體勢力並不比紅旗為大，加上紅旗在海盜聯盟中的地位，郭婆帶恐怕受到清廷及海盜聯盟的兩面夾攻，力不所及為紅旗所吞併，於是主動聯絡兩廣總督百齡商議投降一事，並於1810年1月至2月期間率一百二十八艘船艦，八千部眾歸順清朝，改名郭學顯，因曾敗張保仔大功而授與官職。

鄭一嫂見郭婆帶投降而得官位，因而勸張保仔投降。張保仔見郭婆帶投降，不但不計前罪，更授與官位，令其堅定了投降之念，何況紅旗集團比黑旗集團規模為之更大，清廷又急欲解決華南海盜的問題，天時地利人和兼備，張保仔於是委託周飛熊作中間人，並於1810年4月10月正式投降。

張保仔原本出身於漁民之家，其父親的漁業規模並不小，本應當繼承父業，但後為紅旗首領鄭一所擄。既被擄，為求生存，取信於鄭一及鄭一嫂，成為紅旗領導人物。張保仔投降以後，協助廣東水師清剿餘下的海盜聯盟，同年6月，最後一支黃旗大幫率眾投降，擾亂了廣東沿岸長達二十年的華南海盜問題終於解決。張保仔的仕途，亦官運亨通，初投降之時，已被授權千總職銜，並充許保留一支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隊。張保仔像郭婆帶一樣，投降后改名張寶，並於道光三年死於福建閩安協副將任內期間，官至二品，若非林則徐上奏皇帝要求停止對張寶一切的陞官，張保仔更可能成為總兵。

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72。

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頁27。

穆黛安、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2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29至31。

穆黛安、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20)》，頁33。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頁35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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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頁59至61。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頁82。

(清)袁永綸著，《靖海氛紀》，上卷，頁5。

(清)袁永綸著，《靖海氛紀》，下卷，頁8。

(清)袁永綸著，《靖海氛紀》，下卷，頁8。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頁146。

(清)袁永綸著，《靖海氛紀》，上卷，頁5。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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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全著。〈清代嘉慶時期的海盜與廣東沿海社會〉。《史林》，2002年2期。頁57至68。

(清)袁永綸著。《靖海氛紀》。蕭國健、卜永堅箋注。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46期，2007年1月15日。

葉林豐著。《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香港：上海書局，1970年。

鄭廣南著。《中國海盜史》。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蕭國健著。《粵東名盜張保仔》。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