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

梁方仲出身於這個書香之家，從小與其弟梁嘉彬(現任台灣省中國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台灣地區考試機構顧問，著有《廣東十 三行考》等書)同入私塾讀四書五經，並得到一位歷史，詩文造詣頗深的教師指導，使他從小奠定了良好的古文基礎和對詩文的愛好。但梁方仲在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不滿於封建的傳統教育，熱烈追求新學。1922年夏，他終於說服了家長，與弟嘉彬先後到北京讀新書。梁方仲初入北平匯文小學讀三年級；1923年一月入北平萃文中學讀初中，九月轉入北平崇實中學讀初中三年級，1925年九月考入天津南開中學讀高中，1926年夏跳級考入清華大學農學系，1927年九月轉讀西洋文學系，1928年秋轉讀經濟系，1930年畢業。獲經濟學士學位，同年九月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生，1933年冬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29年入北京上中學，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農學系，次年轉讀西洋文學系，1928年再轉讀經濟系，1930年畢業於台灣清華大學經濟系本科，同年考入清華研究院經濟系，主修財政學，專攻明代田賦史，撰寫《明代田賦制度》碩士論文。1933年冬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即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組，開始了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術生涯。

1934年，梁方仲與吳晗等人成立“史學研究會”，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開闢《史學》副刊，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這是中國第一份以“社會經濟史”命名的刊物。

1937年，梁先生赴日本考察。

1943年赴美國考察，被聘為哈佛大學經濟史研究員。

1946年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以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的身份，出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一次大會。

1947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次年任代理所長。

1948年九月，解放軍南下，中央研究院長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意旨，命令全院各所作遷往台灣的準備，並將各所的書刊資料先期遷運上海。但梁方仲敢於違抗朱家驊的命令，組織全所十多個研究人員拒絕遷往上海，表示要留在南京等待解放。

1949年，應嶺南大學邀請，任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嶺南大學撤銷之後，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兼任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和廣州市政協委員。

梁方仲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史，代表作有《一條鞭法》、《明代糧長制度》和《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等。

1943年初，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給中國學者一筆科研資助獎金，包括陳寅恪、聞一多、梁方仲等10名著名學者得 到資助。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學經濟系聘為研究員。1946年9月離美赴英，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曾被聘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專員前往法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第一次大會。1947年4月離英回國，即被台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邀請來校做學術講演。

梁方仲回國后，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8年因所長陶孟和患病，被任命為中央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代所長。1949年2月，梁方仲母親患病，請假回廣州省親。3月間，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教務長馮秉銓和文學院院長王力教授等邀請，就任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52年10月院系調整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經濟系中國經濟史課程。

經濟史

梁方仲在清華大學經濟系讀書時，就以財政學為主修課程，以田賦問題為研究中心，進行學習和研究。進入社會科學研究所后，在摯友吳晗的鼓勵和幫助下，決心專攻明代田賦史。此後一直沿著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術道路不斷前進，不斷擴大研究領域。在研究生時代，他就努力寫作論文。

1933年在《清華周刊》和《地政月刊》分別發表了《明代田賦初制定額年代小考》和《明代魚鱗圖冊》的論文。後文運用了正史、實錄和許多地方志的資料，論述了魚鱗的由來，內容和作用，並闡明它與黃冊的關係。論文發表后，便得學術界的好評。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研究員仁井田升，稱它為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明代田賦制度

1934年2月，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仍以明代田賦 制度為研究課題。同年5月，與吳晗等人在北京組成史學研究會，並出版《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梁方仲任《集刊》主編。他組織發表了一批以新方法研究經濟史的具有相當高學術水平的經濟史論文，表現了當時研究經濟史的進步傾向。他於1935年在《集刊》發表長篇論文《明代戶口、田地賦稅統計》，運用經濟計量學方法研究明代社會經濟史；

1936年又發表了對明代田賦史帶有總結性的論文《一條鞭法》，該文被譯為日文、英文，在日、美髮表，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1937年6月，梁方仲到日本進行學術考察；

1944～1947年又到美國、英國去研究和考察，被哈佛大學聘為專職研究員。在這期間，他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獨特看法。他認為，社會經濟史發展的總趨勢是：一方面分工越來越細；另一方面各學科間互相滲透，需要進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才能發現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他後來回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雖著眼於某一具體經濟史專題，卻是把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等學術研究冶為一爐，進行綜合的多學科的研究。

深入研究

1950年後，梁方仲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重新分析所掌握的史料，進一步深入研究一條鞭法。

1951～1952年連續發表了《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明代一條鞭法年表》、《易知由單研究》、《明代糧長制度》等論文和專著，基本上完成了以一條鞭法為中心的明代田賦制度的科學研究。以後，他在湯明檖的具體幫助下，全力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1962年完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至1980年才出版發行。這本七十六萬字的巨著，是中國自前漢迄清末二千一百多年曆代人口、田地、田賦的大型歷史統計專書。他從中國的正史、政書、方誌、文集、筆記和檔案等兩百多部文獻史料中，搜剔出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的大量數據，加以科學的考核測算，綜合編輯製成二百四十二個統計表格和六個統計圖表，使讀者一目了然，獲得國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

愛國青年

梁方仲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科學處理數據，客觀評價問題，一生共撰寫經濟史論文七十多篇，約一百二十多萬字，專著兩部，約八十七萬字。這 些論文已整理成《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三冊，分別由中華書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和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7年6月，被日本學者稱為“少壯學者”的梁方仲，受研究所長陶孟和派赴日本作為期一年的學術考察研究。因“七七”事變發生，他謝絕日本學者挽留，於8月中旬回國，同人民共赴國難，堅持社會經濟史研究。1939年他到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個半月，回所后，“他對延安共產黨人廉潔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樸素，工作認真和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倍加稱頌”，而“對國民黨貪污腐化，則深表不滿。”“在此前後，他設法營救被捕的地下黨員，為前往延安參加革命的同志進行聯繫，體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為黨的企望。”這期間，研究所幾度遷徙，他仍作了許多實地調查訪問，發表了《明代銀礦考》、《明代的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條鞭法之經過》、《明代的戶帖》等論文。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開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術生涯。是年5月20日，他與吳晗，湯象龍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學研究會”。該會在天津《益世報》、南京《中央日報》開闢《史學》副刊園地，編輯出版《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學》副刊和《集刊》的積極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編，組織和發表了一批較高水平的社會經濟史學術論文，成為我國第一個以社會經濟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於明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36年5月，他在《集刊》第4卷第1期發表《一條鞭法》的論文，受到我國與日本許多學者的高度評價和讚揚。

招收研究生

新中國成立后，他積極為祖國建設培養人才。在嶺南大學，1949年與1950年，他招收了兩屆研究生，親自為經濟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中國經濟史和西洋經濟史課程。“在講課和指導學生學習與研究時，耐心細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導的研究方法”。他說“選題不要太大，要從小題入手，但在研究時，卻要‘小題大作’”。“後來經過實踐才體會到，這些教誨是梁方仲先生半生從事研究工作所獲寶貴經驗的結晶”。“他研究的課題，表面看來，都不大。但是，通過先生廣泛搜集史料，細緻地研究，科學地剖析，卻能概括出帶規律性的認識來。”

在中山大學歷史系，他為本科生講授中國經濟史，他那嚴謹務實的學風和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斷進取

60年代初，他率先在中國綜合大學同時培養四名明清經濟史專業的研究生（按當時國家規定一位教授不能同時指導5名研究生），成為當時引人注目的一位研究生導師。他指導研究生，“從我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出發，注重發揚我國教育的優良傳統，同時善於吸取國外教育中的先進經驗，並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逐步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指導研究生學習的方法”。即：“採取多種學習形式加強專業知識和基本理論的學習”；“通過開展各種教學和學術活動進行專業基本技能的訓練”；“在科研實踐中培養創新意識與求實的精神”。

梁方仲一生致力於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撰寫了二百多萬字的經濟史著作。這些著作具有資料翔實、釋證嚴謹、論斷中肯、富於創見和不斷開拓的特點，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會“與時俱滅”。這同他獨特的治學方法密切相關。

1956年，梁方仲積極 響應黨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以他於1935年編成的《明代戶口、田地及田賦統計》為藍本，利用幾十年來積累的豐富資料，系統地整理中國歷史上的戶口、田地及田賦的統計數字，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在湯明燧(現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具體參加幫助下，於1962年完成了書稿，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拖至1980年才正式出版。這是一部有關我國自西漢到清末二千一百多年曆代戶口、田地和田賦的大型歷史統計書，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基本建設的巨著。它的出版不僅為學術界研究中國歷史、經濟史、財 政史和社會史提供有價值的數據資料，而且也為當前有關經濟管理部門研究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人口問題、土地問題和財政問題提供歷史的借鑒。

梁方仲教授的學術成就是巨大的。他“圍繞明代一條鞭法研究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直到今天，仍然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該領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柄棣教授稱他為‘明代賦役制度的世界權威’”《明代糧長制度》，《中國歷代戶口、土地、田賦統計》等論著“功力深厚，見解獨到，是建國以後中國史學界為數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擾而能垂之久遠的經典之作。”

1955年3月，學校成立《中山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時，梁方仲教授被許崇清校長聘為編委之一。1957年度起，他陸續被聘為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校科學委員會委員、並連任校第二屆校務委員會委員及校社會科學學術委員會委員。

1988年，為繼承和發揚梁方仲教授的優良學風，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暨南大學歷史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明清經濟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了“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來自中國（含香港）的學者參加了這次學術盛會並出版了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