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

陶孟和的父親陶仲明是一位塾師，他幼時隨父在近代教育家嚴修（嚴范孫）創辦的家塾中就讀。這所家塾半日讀四書五經，半日讀西學。西學由張伯苓執教，課程有英文、數學和自然科學基本知識。1904年嚴氏家塾改為敬業中學堂，1906年遷址改稱南開學校。

陶孟和成績優異，旋以官費生被派赴日本留學，1906-1910年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歷史和地理。當時，他對中外地理特別感到興趣，曾和同學楊文洵搜集大量資料，編譯《中外地理大全》一書，共兩卷，上卷為中國之部，下卷為外國之部，191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出版后受到讀者的歡迎，在10年中再版7次。

1910年，陶孟和赴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學習社會學和經濟學，1913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歸國後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

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陶孟和起初執教《社會學》、《社會問題》、《英文學戲曲》等課程，以後又增加了《教育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原理》等課程。這些都是新興學科的課程，他也因此成為當時學術界的名流學者。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陶孟和極力支持蔡元培整頓北大的改革主張和措施。在本職工作之外，陶孟和在多方面出力襄助蔡元培的校務工作。

1919年，陶孟和赴歐考察時，特別注意為北京大學羅致人才。當時他在英國見到李四光和丁燮林（丁西林），即盛讚他們為“不多覯之才”，致函胡適說“望與校長一商，如能得兩君來吾校，則大佳矣”。後來李、丁兩位俱被蔡元培延聘至校。他是參與管理學校圖書館的圖書委員，負責英文雜誌的選定工作。由於他知識廣博，盡職盡責，所選的雜誌，非常恰當。他出國時，也要熱心為圖書館選購圖書。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各種文化活動十分活躍，陶孟和積極參與其中。在編輯學校刊物方面，他是《社會科學季刊》的編輯員，《北京大學月刊》的顧問。陶孟和與馬敘倫等發起成立哲學研究會。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曾參加過哲學研究會的活動。1919年冬，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十幾人曾聯合“請蔡子民、陶孟和、胡適之三先生各談話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覆，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毛澤東每次都參加，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陶孟和正是這時與陳獨秀、胡適等相識相知、共同戰鬥的重要一員。他擔任《新青年》編輯，對《新青年》非常熱心，嘗與友人盛讚《新青年》的精神。他在1919年3月致胡適函中說：“設《新青年》之精神得以貫徹，亦可喜也”。在《新青年》雜誌上，從第2卷（1917年）至第8卷（1920年），陶孟和共發表10餘篇文章，有《社會》、《我們政治的生命》、《戰後的歐洲》、《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的人民的分析》、《新青年之道德》、《貧窮與人口問題》、《女子問題》、《論大學教育》、《大學課程問題》、《留學問題》、《論平民教育運動》等。在這些文章中，他極力提倡科學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創新社會制度，提倡研究社會問題和調查社會實際情況，主張改革和發展大學教育以及擁護平民教育運動改革，充分表現了他的科學態度和改革精神。

陶孟和這時還非常讚賞蘇聯的變革與發展。1924年1月24日，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與世長辭，陶孟和表示了深切的悼念。2月26日，他與李大釗、馬敘倫、郁達夫、丁燮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復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期間，受韋伯教授夫婦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響很深。同時最喜歡肖伯納和威爾斯這兩位作家。他們都是費邊社社員，在英國從事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他們認為進行社會改革必須研究近代的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韋伯對於勞工、失業、貧困、老年人等問題，做了很多調查，並從立法上對工時、養老金、工會組織等問題，提出了很多建議。韋伯夫人還在1912年新創了一個“費邊調查部”，從事工業管理等問題的調查。他們針對英國資本主義的種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對當時英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陶孟和對這些非常感興趣，認識到研究社會問題對改革社會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倫敦時，即與同學梁宇皋大量搜集資料，用英文編寫了《中國鄉村與城鎮生活》一書。此書是陶孟和論述我國社會組織和社會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國研究社會學的最早一部著作。當時陶孟和才27歲。但此書表明了他已經是一位學貫中西、卓有識見的學者。

1913年回國后，陶孟和就立志開展社會調查研究活動。他在《社會調查（一）導言》一文中曾說：“我向來抱著一種宏願，要把中國社會的各方面全調查一番，這個調查除了在學術上的趣味以外，還有實際功用。一則可以知道我國社會的好處，例如家庭生活種種事情，婚喪祭祀種種制度，凡是使人民全體生活良善之點，皆應保存；一則可以尋出吾國社會上種種，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發達之點，當講求改良的方法。”

這個宏願終於在1926年開始實現了。2月間，陶孟和提出社會調查計劃，得到國內外人士的贊同。美國的一個社會宗教團體通知設在北京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構），願捐贈專款三年，委託該會辦理社會調查事業。該基金會隨即決定接受此項贈款，在該會之下增設一社會調查部，從事社會調查工作，並聘陶孟和主其事。這個機構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項研究課題，一為對“社會調查方法”進行系統的研究，二為對北京工人生活費的調查研究，三為對北京郊區農民生活費的調查研究。經過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會調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1928）；李景漢的《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導下，由王清彬、林頌河等編了《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1928）。這些工作的完成，為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開啟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1929年，經過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同意把社會調查部改組為獨立機構，改名為社會調查所，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社會學研究機構之一。

社會調查所成立后，開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國近代經濟史、政治制度、經濟理論、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對外貿易、財政金融、勞動問題、人口問題、統計，共10類。有研究員12人，研究生10人。在這些研究科目中，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勞動問題、人口問題、工人生活費統計、近代經濟史等是重點。農業經濟的主要調查研究工作有：（1）河北、山東棉花販運調查；（2）河北深澤縣農村經濟調查；（3）河北清苑縣農村經濟調查；（4）定縣集市調查；（5）安國縣藥材市場調查；（6）華北糧食生產、運銷、消費調查。工業經濟的主要工作有：（1）編輯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叢書，如“鐵、煤及石油”、交通業等；（2）調查全國重要工業，先從輕工業棉紡織業開始。勞動問題方面的項目最多，這與從1926年起開始此項工作有關。計有：（1）續編《第二次全國勞動年鑒》；（2）《國際勞工組織》；（3）河北及平津勞資爭議之研究；（4）塘沽工廠工人調查；（5）上海工人家計調查；（6）華北鐵路工人工資調查；（7）天津麵粉工人工資調查；（8）華北紡織工人工資調查；（9）山東中興煤礦工人工資調查。人口問題方面，主要是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對於中國人口的估計和研究各省人口統計。統計方面，主要是編製《北平生活費指數》和《月報》（這是我國最早編印的生活指數），編著《指數公式總論》等。近代經濟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宮文獻檔案資料，系統地研究過去200年來經濟發展狀況。以上這些調查研究，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由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所提出的課題。陶孟和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從學術上繼續研究這些社會問題為社會改革提供依據，這是很自然的。

為了將社會調查所的當時工作推到國際上去，1931年陶孟和與林頌河撰寫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國之工業與勞工》一文提交在荷蘭海牙召開的世界社會經濟會議。同年，陶孟和又撰寫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中國勞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會議。以後此項國際學術交流，繼續不斷，於是使社會調查所的成就蜚聲海外。

1930年初，社會調查所創刊了《社會科學雜誌》，主編是陶孟和與曾炳鈞。這也是國內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創舉。該所還創辦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主編是陶孟和與湯象龍。這也是研究我國近代經濟史的最早刊物。

1934年，中央研究院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經過商議后，決定將社會調查所併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45年1月改稱“社會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長。合併以後，調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計劃進行。

抗日戰爭期間，研究所幾經轉移，終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頓下來。此時研究人員雖然不多，條件十分艱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則的帶領下，仍然作出了幾項受到有關方面重視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因為陶孟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各方面的損失估計以及和會談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應該早日進行研究，將為以後抗戰勝利和談判賠償問題時提供資料準備。這是一項很有預見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復交談判中，周恩來總理曾派人了解過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過的抗戰損失估計。雖然後來我國放棄了賠款要求，但在談判時仍證明這項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義的。

從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領導組織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親身參加了社會調查研究工作，曾先後在北平、天津、江寧、蘭溪等縣、市從事社會調查，后又在江蘇、安徽、浙江、河南、陝西、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的若乾縣、市進行專題調查。編著有《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費之分析》、《中國社會之研究》、《歐洲和議后之經濟》、《中國勞工生活程度》、《社會與教育》、《公民教育》、《社會問題》、《中國之縣地方財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會所時，錄用了一些大學和大學研究院畢業的年青人員，如巫寶三、彭澤益、劉國光等，經過積極的培養，都成為經濟學界的學術帶頭人。

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評議員。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陶孟和在青年時期，曾對蔣介石抱有幻想，因此與之有過往來。但隨著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蔣介石反動面目的逐步暴露，陶孟和的幻想也隨之破滅了。特別是1946年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刺殺后，陶孟和義憤填膺，為此曾寫信給邵力子，揭露蔣介石的無恥行徑。有一次，他參加國民參政會後，從重慶回到社會所，就在同事面前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還引用周貽春（抗戰前任清華大學校長，當時任農林部長）的話，說“國民黨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就是說不可救藥了”。

抗日戰爭勝利后，社會研究所從四川遷回南京。沒過多久，全面爆發內戰，1948年，國民黨政府面臨崩潰，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是奉令準備南遷，後來又要求遷往台灣。陶孟和冒著風險，正義凜然地發動社會輿論與之鬥爭。他的言論起到了揭露國民黨政府陰謀和穩定人心的作用。當得知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以及故宮博物院的珍藏文物，都被先後搬往台灣時，陶孟和非常不滿，立即在《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圖書》（1949年3月6日）。他說，對於這種搬遷，“我們積極的反對，我們嚴厲的予以斥責。我們主張應該由政府儘速將它運回”。他所列舉的“最根本的反對理由”是，“這些古物與圖書決不是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族的，屬於一切人民的”。

中央研究院當時在南京有地質所、氣象所、數學所、物理所、天文所、歷史語言所、社會所等。在這些所的所長中，出現了兩派，一派以傅斯年為首，主張隨國民黨遷往台灣；一派以陶孟和為首，主張堅決不遷，留守南京，等待解放。他想，即使不能阻止整個中央研究院南遷，至少也要把社會所和儘可能多的研究所保存下來。陶孟和其時患心臟病，他不顧年老體弱，單身住在研究所辦公室，照常主持所務，給所中工作人員以精神上的支持。陶孟和當時還對大家說：“朱家驊（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會把我怎麼樣。”陶孟和極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遷的鬥爭，也對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各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時，中央研究院的多數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會所工作人員，個個堅守崗位，護院護所，沒有一個人跟隨國民黨去台灣，所中財產，包括圖書資料沒有絲毫損失。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極為興奮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將軍身著灰布軍服，帶一位警衛員，來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辦公樓看望陶孟和。由於陶孟和事先不知道，著長袍至會客室相見，互道姓名以後，乃知是陳老總。陳毅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學讀書時，曾讀過陶孟和發表的某些文章，受到啟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了解陶孟和在解放前夕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抨擊國民黨政府的義舉。這也是兩個月後，陳毅向黨中央力薦陶孟和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原因。

5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管會文教會派趙卓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召集員工聯誼會理事會，陶孟和等積極支持軍管會的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中國科學院接管之前的一段時間裡，根據南京軍管會的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務委員會，維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有14位委員，以陶孟和為主任委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於當年9月在北京召開，陶孟和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出席會議，並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19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為了確定辦院的方針、任務和組織機構，陶孟和認真地搜集和研究各國科學院的歷史及其近況資料，分析中外的異同。他在1950年6月20日第一次擴大院務會議作的報告中說：

我對於科學院的條例與規程，作一簡單的報告。中國科學院在人民政協組織中，是一個亟重要的部門，中國科學院的組織與國外者不完全相同，例如東德研究（科學）院系由研究員與院士組成的。又如英帝國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為一集團，按期集會。蘇聯科學院有研究所，一方面又與英、美、法相近，不同的是研究員約有萬人。中國科學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調整後有16個研究單位，這是與蘇聯相同的，但是，中國科學院本身是行政機關，不與外國者相同，而是有雙重任務的。中國的科學是落後的，例如中國的地質學者僅不過三百人，化學家的人數更少，中國科學院首要任務為獎勵、促進及加強科學研究工作，把科學研究機構推進，使各研究人員發揮最高才能，為中國人民服務。按照共同綱領，中國科學院要為全國發展學術。過去中央研究院雖然為各所服務，多少做了點工作，但是，對於發展全國學術方面，並沒有做到。現在，中國科學院要借重全國人才，完成這種任務，科學院絕不採取關門主義、宗派主義，也不採取命令主義，而是要採納各地方的意見。

陶孟和在建院之初時，兼任聯絡局局長。聯絡局承擔國內外的科學聯絡工作。為了能進行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陶孟和關注搜集世界各國及各國際性學術機關團體，包括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資料。注意為赴蘇聯及東歐國家實習及考察人員選送科學書刊，以利進行國際交流。陶孟和文字修養很高，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都精通。他對發往國外的重要文件都仔細地審批才發出。他經常教導聯絡局工作人員一封信該怎樣表述恰當，一封電報該怎樣用字簡練。他對運詞用字十分考究，從不馬虎。工作人員為了通過他這一關，每次寫信都要查幾次詞典，或參考英文函牘範例，覺得沒有紕漏了，才敢列印出來送他審批修改。經他批改過的函件，文字確實標準、流暢。

根據副院長領導各所的分工，陶孟和負責社會、歷史、考古和語言4個研究所。他本人還兼任社會研究所的所長。在他的建議下，社會所於1952年由南京遷北京，隨後他辭去了所長職務。從1953年起，該所更名為經濟研究所。

從建院開始，陶孟和就分工主管編輯出版工作。為了加強這一工作，他推薦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出任編譯局局長。鑒於過去許多科研論文及著作都是用外文在國外雜誌上發表或出版的，國內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也出版過一些學報和刊物，但一直沒有全國性的權威刊物，院領導首先決定出版綜合性刊物《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以及供國際交流的英文刊物《科學記錄》。同時作出了扶助國內各重要專門學會、研究會等發行科學期刊的規定。除此之外，對審定自然科學名詞，翻譯介紹蘇聯及其他國家科學著作，以及出版科學普及讀物等作了安排。

隨著科學研究工作的積累，著書立說者日漸增加，中國科學院決定於1954年成立科學出版社。陶孟和對科學出版社特別關心，從出版的方針、任務和工作都作了指示。

1956年, 在遴選《中國科學》、《科學記錄》編委會成員時，大家認為這兩個刊物是科學院主辦的的綜合性刊物，陶孟和作為副院長分工領導出版工作，本身又學識淵博，擔任主編是適當人選。但陶孟和從全局出發，堅決謝絕。他說，自然科學刊物要由自然科學家主管領導。陶孟和雖不擔任《中國科學》、《科學記錄》兩刊的具體領導，但對這兩個刊物十分關心，經常到編輯室給工作人員講編輯刊物應注意些什麼，應具備哪些必要的科學知識，要他們看《自然》、《科學》、《發現》等英文科學刊物，學習它們用詞的準確性、科學性，要把好文字關。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中國科學》準備刊登十年科學成就的文章，陶孟和還曾親自建議編輯部向周培源和斯行健約稿，他們的文章不但有水平，外文也寫得精采，這使工作人員深受教益。

為加強編譯出版工作的統一領導，避免組織重疊，1955年12月27日，中國科學院決定撤銷編譯局，成立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科學出版社、院圖書館以及後來成立的科學情報研究所都歸屬該委員會領導，由陶孟和擔任主任委員。根據陶孟和的指示，院編譯出版委員會積極組織領導所屬各單位，密切與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聯繫，努力地為科學研究工作服務。

後來相繼成立了院圖書館的上海分館和蘭州分館以及二十多個所的圖書館。當時，院圖書館同它們的關係是業務領導關係。1956年以後，許多新的科學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全院圖書館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全院圖書館分為三級，即院圖書館（又稱總館），分院圖書館和研究所（包括所、室、台、站、隊、校等）圖書館。院圖書館對分院圖書館和研究所圖書館的關係改為業務指導關係。在上海、蘭州、武漢、成都分院圖書館的和一些研究所圖書館的建設中，在制訂方針任務和規章制度方面，在搜集、交換、整理、供應書刊和培養幹部方面，院圖書館做了許多工作，為建立全院圖書館系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陶孟和從領導圖書館工作以來，就一直兢兢業業，為之傾盡心力。他指出，過去的老路有兩條，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圖書館類型，一種是藏書樓，是封建時代傳下來的；另一種是所謂新式圖書館，是從外國輸入的。但這些老的路子都不能走了，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這就是按著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和要求來辦圖書館。他還指出，開門辦館，是辦好社會主義圖書館的方針，我們的圖書館要面向廣大的科學技術人員，工農知識分子，使需要我們圖書的人都能得到圖書，而且是主動的供應。圖書館工作人員要以人民的勤務員自居；主動地、殷勤地、千方百計為讀者服務。一般說來，院圖書館可以面向全國，分院圖書館可以面向全地區，對於院內外讀者可以一視同仁。門開得大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但開門也應該採取一些措施，既要發揮圖書的最大效能，也要保障圖書不受損失。至於各研究所、室的圖書館，主要服務對象是本所、室的研究工作。對外開放的對象，只能是性質上鄰近的研究機構及生產戰線上的同行。

陶孟和提出的這種辦館思想，在1958年9月召開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工作會議上得到了確定。

陶孟和一貫提倡圖書館要為科學家服務。他曾於1956年72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題目就是《圖書館要為科學家服務》。他指出：“黨和政府向科學大進軍的號召，進一步加重了圖書館為科學工作者服務的任務。圖書館歡迎這個光榮的任務，應該用一切力量準備充分的科學文獻資料，足以隨時供應科學工作者的需要。”“目前重要的世界各國過去出版的科學典籍、期刊儘可能收購齊全，以供應用”，同時“由於今日科學的不斷進步，由於我們要爭取趕上國際先進科學水平，科學工作者尤其需要現在發行的科學書刊，就是今日正在陸續出版的圖書雜誌”。為了收購全部過去和現行的科學書刊，陶孟和提出“應該向兩個方面發展。一方面是全國應該成立兩個或三個綜合性的科學圖書中心，儘可能地將各種科學的書刊收購齊全。”“另一方面是發展專業圖書館。專業圖書館專收專業範圍以內的書刊，選擇精，取捨嚴，因之它的收藏對於一定的科學工作者最為便利，最為有用。”“全國有兩三個科學圖書館中心和散在各地的各研究機構、專門學院、專業部門、生產部門等的專業圖書館結合起來，通力合作，有無相通，就可形成一個供應科學文獻的大圖書館網。這個大圖書館網對我國科學研究工作，一定可以起巨大的作用。”1957年8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採納了這些建議，成立了圖書組，聘請陶孟和為組長。接著，國務院頒布《全國圖書協調方案》，在北京、上海建立第一、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在各省、市、自治區建立地方中心圖書館委員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採購協調、集中編目、編製聯合目錄、培養圖書館幹部等，對促進向科學進軍，為科學家提供書刊資料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孟和在主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期間，積極主張依靠科學家辦圖書館。他認為“要辦好圖書館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由於領導抓緊，監督其進行；2、有科技工作人員的經常予以協助；3、工作人員須有一定的科學或文化水平和外文知識水平。”因此先後成立了三個委員會，聘請科學家協助辦圖書館。

第一，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圖書委員會”。其任務是：（1）規定圖書館的發展方向，協助館長解決圖書館的重大問題；（2）指導圖書館如何配合院內外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3）指導圖書館採購圖書；（4）討論圖書館的基本建設事項。先後聘任的委員有錢三強、葉渚沛、張景鉞、王淦昌、傅鷹、嚴濟慈等。

第二，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書委員會”，按數學、力學（包括自動化）、物理（包括電子學）、化學、生物、地學、技術科學等領域分別聘請專家參與工作。

第三，成立了“中國科學院科學圖書分類委員會”，目的是研究指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編製工作。其中：（包括）（1）編製圖書分類法的指導思想；（2）圖書分類法的體系結構；（3）起草各類的細目。

實踐證明，這三個委員會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建設過程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科學書刊資料是科學研究人員不可少的信息源。所以陶孟和特別重視藏書建設。他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嚴格掌握訂購書刊的原則：既要買得精，又要切合實用。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院圖書館採購人員廣辟書源，積極搜集和補充科技文獻資料。短短的幾年內，把近十年國內外出版的重要科技文獻補齊，一些科研工作和生產建設需要的會議記錄、科技報告、政府出版物、專利說明書和技術標準等文獻都在這個時期開始大量搜集和補充，從而改變了原來館藏的面貌，為向科學進軍提供了充足的“糧草”。同時也形成了院圖書館歷史上重要的發展時期。

另一方面，陶孟和親自過問和指導國際書刊交換工作，目的在於宣傳我國科學技術的成就和大量引進國外的科技信息。在交換工作中，他以豐富的國際知識和管理經驗，親自對英、美、日、德、法各國學術機構進行選擇交換對象和選擇雙方應交換的書刊名稱。他對國際書刊交換工作的經濟效益極為重視，他把出版物分為三種類型：高級、中級、一般，有價格的標價，沒有價格的根據書刊質量估價，無論採用哪種交換方式，都盡量做到等價等量，每年工作總結都要把當年交換的經濟效益算出來，估計一年為國家節約多少外匯。同時也注意交換書刊的質量，指示把交換來的書刊進行展覽，請科學家加以鑒定。竺可楨和吳有訓副院長等曾親自參觀展覽會，稱讚這項工作很有成績。

為了充分發揮圖書館的作用，根據陶孟和的指示，院圖書館編製了《新書公告》、《蘇聯期刊論文索引》、《自然科學期刊索引》、《全院化學期刊總目》、《俄文期刊總目》、《專利快報》、《專利文獻索引》以及《科技文獻索引》等。武漢分院圖書館編製了《化學論文專題索引》，蘭州分院圖書館編製了《農田水利及水土保持參考資料索引》，南京土壤所圖書館編製了《土壤學論文索引》等。這些書目、索引都受到科學研究人員的熱烈歡迎。

陶孟和經常教育圖書館人員要千方百計為讀者服務，並逐步提高服務質量。院圖書館建館初期，藏書不多，工作重點放在為各所補充圖書上。由於研究工作需要，從1956年開始擴充閱覽室，1957年增設專利文獻閱覽室和縮攝資料閱覽室。1958年5月，設立西郊服務站，1959年10月中關村書庫落成，即正式成立自然科學服務部，將城內的自然科學書刊遷入，為中關村各研究所科研人員使用，書刊使用率大大提高，當年出借書刊達到136756種276190冊，等於1956年全年借書量的五倍。在服務方式上，院圖書館除了來館借閱外，還開展了信函借書、送書上門，辦理國內外館際互借等項目。此外還注意了加強書刊報導、讀者輔導及參考諮詢工作，舉辦了新書陳列、專題展覽、學術報告會、專題講座等，向科研人員宣傳館藏、輔導讀者掌握查找文獻的方法，受到了科研人員的稱讚。各研究所圖書館在讀者服務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績，普遍實行開架借閱，不少圖書館還開展了代查、代借、代複製和代譯文獻工作，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科研人員的用書要求。陶孟和看到后感到非常滿意。

早在1956年，陶孟和就呼籲：“為了廣泛地供應各方面對科學文獻資料的需要，為了使每個圖書館都能設備充分的復照工具，包括照相機、顯微影片複製機等，隨時做出複製拷貝，以應需要。”到1959年，他更進一步指出圖書館必須向機械化、自動化方面前進。他說：“圖書館工作和情報工作在今天都是管理盈千累萬的文獻的工作，由於文獻的日益增多，手工作業已經逐漸不能適應需要，因此就必須向機械化、自動化這方面前進。我們期待著科技工作者對於文獻的閱讀、搜尋乃至翻譯諸方面的機械化、自動化，多給我們指教和幫助。例如關於顯微片鏡頭的設計和製造，穿孔卡片的搜索機，自動翻譯的電子計算機等，都是我們應該及早趕上國外的進展的。”對於這一觀點，大家都感到陶孟和很有遠見。

陶孟和十分注意圖書館幹部的培養和訓練。當他剛兼任圖書館館長時，就於1951年3月5日召開第一次館務會議，對圖書館工作同志提出具體要求。他說：“該院根據51年第1次院長會議之決議，行政更改方面，各院長分工負責，本人即負責圖書館的任務。現在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各樣的事業都在向前發展。圖書館是促進提高文化水平的一個機構，當然是更重要的事業。其業務之擴大，是必然之勢。……所以我對館內諸位工作同志有幾點要求：（1）在圖書館工作要有為大眾服務的精神，要滿足讀者的要求，要愛惜書本。自己喜歡閱讀當然也是好的現象，不過要做到先公后私，先人後己的精神。（2）科學院的圖書館性質又不同一般圖書館，大概都是供專門科學人才閱讀的書籍多，所以在該院圖書館工作人員特別是各所負責圖書的同志，對於所藏書籍的分門別類要有明確的了解，讀者要參考哪一種問題或哪一類性質的書，可以隨時找出，以供閱讀。（3）各人要精通本崗位的業務，將來龐大的任務來臨，我們應付裕如，不致茫無所措。現在本館已組織了一個業務學習班，這是很好的，我希望把它由淺入深，由簡到繁，成一個規律性的而且正常化起來。”接著指出“院館、分院館在幹部訓練培養上多做一些努力。開辦短期訓練培養在職幹部，是有效的辦法。在工作中也要有計劃地培養年輕的工作人員，一方面給予條件，要他們學習業務知識、語文及科學知識。一方面要大膽地交各種工作給他們做，在工作中鍛煉他們，即可多快好省地培養，”他還說：“在幹部工作中注意培養新生力量。扶持他們，愛護他們，使他們很快成長起來。年長的專家們要把自己的知識經驗無保留的傳授給你們的接班人，青年也尊重前輩，虛心向前輩學習。”根據陶老的指示，解放初期，院館辦過三次講習班。1956年院館又辦一次大型學習班。1959年院館與武漢分院圖書館、上海分院圖書館分別在武漢和上海聯合舉辦三期圖書館訓練班，1960年到1962年，院圖書館又連續兩次在北京舉辦圖書館訓練班，使全院1000多名圖書館幹部受到基本訓練，提高了業務水平。1958年，院編譯出版委員會又組織院圖書館和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院情報研究所聯合舉辦了科學情報大學，翌年併入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科學情報系，培養了一批圖書、情報、出版人才，其中有很多人後來成為業務部門的領導或學術帶頭人。

陶孟和熱愛青年，提攜後學，誨人不倦。他在圖書館，對待青年幹部更是循循善誘，勉勵他們多多學習，鑽研業務，尤其是文獻採訪工作和國際交換工作同志遇到問題找到他時，他總是不厭其詳地為他們解釋疑難，解決問題。陶副院長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時常帶病到館主持工作，親自坐到國際書刊交換組辦公室審核交換的信件和交流的書刊。他的言傳身教，影響至深。

總的說來，在陶孟和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事業在全國解放后短短的十年中發展很快，全院圖書館數量由1950年的17個發展到1959年的200多個，藏書也由1950年的6.3萬冊增加到1959年的600萬冊以上。這些藏書都是國內最有用、最珍貴的科技文獻，對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陶孟和早年治社會學，但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由於社會學被當作偽科學遭到否定，也由此嚴重影響了對陶孟和的公正評價和合理使用。當1957年整風動員知識界鳴放時，陶孟和提出意見，認為“舊知識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國幹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無材者充數，以致釀成許多混亂。”後來在反右鬥爭的高潮中，在批判費孝通等所謂“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政治陰謀”的大會上，陶孟和直言不諱地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相互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當受到敵視。他還有過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遭受“浩劫”這類的驚世駭俗的言論。後來他曾被內定為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地位使他受到了保護，沒有受到多少衝擊。

1960年4月，陶孟和抱衰病之軀赴上海參加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抵上海后第三日，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經搶救醫治無效，於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歲。4月28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舉行了公祭，靈堂中擺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送的花圈。